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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情缘》:(19)

2017-09-27 狄伯杰 中美学者智库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瑶在印度待了45天,当中也发生过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后来想想都是可以避免的。有一次乘火车去焦特布尔的路上,我们因为某些事情争论不休。当时瑶生气地用报纸打我的脸,而我的反应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事后我又是悔过、又是道歉,可惜伤害已经铸成,她对我的行为非常失望。我觉得她生气、失望合情合理,因为她大老远从北京过来当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待遇。另一件事是在阿格拉古堡时,瑶突然拐进一家商店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担心不已,在那些商店里疯狂找她。找到后我直接把她拉出了商店,这让瑶和店主非常不高兴。对于我的行为,她很难理解,也十分恼怒。我努力解释自己有多担心她的安全,但还是很难让她相信周围潜在的危险。

后来她回到中国写的信里的确表达了对我的失望:

 

在印度,好几次你非常生气。我不能想象那会是你。我很失望,也很受伤。那时候我想你根本不关心我……我抛弃一切去看你,除了你,我一无所有。而你当时的表现,有意或无意地,深深伤害了我。有时候你必须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你为什么不对我温柔一些,只要你温柔对我,我愿意在德里和你一起面对困难。

 

我能想象她在德里的困难,大部分和衣食住行有关。虽然我已经为她预定了大学宾馆,但是卫生条件很差劲。她觉得印度食物特别辛辣,只有在尼大的短期食堂和其他地方售卖的“面条”能带给她些许安慰。交通也是一个问题。不像北京有公交地铁组成的发达交通网络,德里没有地铁,而且德里公交汽车的状况也很糟糕。她害怕乘坐那些横冲直撞的汽车、三轮车,最讨厌坐摩托车后座。我知道她一点都不喜欢。

而下一刻,她又开始后悔太早回中国。她写道:

 

如果我一直待到3月28日洒红节会更好一些吧。

 

在香港,瑶受到一位亲友的迎接,并且带她四处游览。当时香港的发展水平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所以我觉得她对香港的印象值得重述。1994年3月24日,她还在香港期间写信给我:

 

晚上,全家带我出去吃饭。食物很棒,但很贵,他们要付1900港币……饭后,他们开车带我四处游逛。香港由九龙半岛和香港岛组成。他们开车带我通过九龙至香港的海底隧道,然后再返回。这真是一片资本主义的热土,摩天大楼和商场鳞次栉比。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但是每个角落都闪耀着璀璨灯光。这里的服装琳琅满目、时尚新潮,可是也太多了吧!不过价格也实在昂贵,一条裙子就要五六百港币。香港很干净,但是路很窄。到处都是私家车,大部分是日本牌子,也有一些欧洲品牌。如果我们能有机会一起游香港就好了。我发现也有一些印度人,一对夫妻手挽着手走路,难以置信!

 

回到中国,瑶继续做导游。同时,她计划九月末去德国深造。档案调离国旅后,她随即申请护照,并且很顺利地拿到了。不久,她成功申请到了德国签证,虽然比预计的晚了一些。瑶原本打算去德国参加9月27日举行的针对外国学生的统一德语考试,但是由于时间限制只能错过了。所有准备工作就绪,1994年10月11日瑶出发去德国了。在登上法航飞机时,她写道:

 

我有两个包裹,每个重20公斤。另外,还有一个13公斤的随身包。向航空公司咨询时,他们告诉我能携带的最大重量是23公斤。因此,我重新打包,拿出不那么有用的东西,因为航空公司说超重要花费180元人民币……这次就像一场梦,和我去印度时完全相反。上一次我去看你,既不担心也不怎么害怕。但是这一次,我非常害怕,因为不知道在德国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没有到那里,就已经开始想家了。

 

瑶在德国

 

在德国,瑶住进了路德维格•安格尔先生位于瑙海姆的房子,离法兰克福不远。瑶是在中国带德国旅游团时认识安格尔先生的,他退休前是西德人民银行的总经理。她特别尊敬安格尔先生,也十分感谢他给予的帮助。我也给安格尔先生写了封信,感谢他的慷慨和帮助。如果她租一间私人住宅的话,要花300到500马克。瑶的第一个任务是通过德语考试,这并非易事。在北京大学积累的语言水平还不够。在一封信中她写道:

 

我的听力很差,跟不上电视和收音机的广播。我很担心,必须更努力一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无所获回到中国,会很丢脸的。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如果失败,延长签证就会有问题。她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并在美茵兹大学报名学习德国语言与文学专业,但是发现这个专业很无趣。刚刚安顿下来,她就和其他中国学生一样,急于开始寻找兼职工作。在一封信中她这样解释:

 

国外99.9%的中国学生都做兼职。房租非常昂贵。如果住宿舍,每月房租是300马克。但是,只有 10% 的学生有幸住进这样的房间,大部分学生必须自己找住处。在大城市,最少要花500马克。除此之外,吃饭要花大概100到200马克,这意味着他们每月支出600到700马克。1德国马克相当于5.5元人民币……在德国,做兼职每小时能挣15马克,我认为做总比不做强。

 

在找兼职这件事上,瑶很挑剔。她不想在餐馆或酒吧工作,相反,她喜欢大大小小的公司。后来她真的在离美茵兹不远的威斯巴登一个名叫卡尔施达特的商场找到一份会计工作。为此,她必须早上六点起床,坐火车从瑙海姆到美茵兹,然后再坐汽车从美茵兹到威斯巴登。她还在美茵兹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为了这份工作,她不得不起得更早——早上四点半,五点零四分乘火车到大学。她的工作是整理书籍并放回书架。其中一本1615年出版的《拉丁语字典》引起她的注意,摸着这样一本堪称古董的书籍让她激动不已。

我一直钦佩瑶对生活充满激情、勤奋、节俭。这也许是她从父母和中国社会继承而来的主要文化特征。但是我也很担心瑶的学习,觉得既然她去德国的首要目的是学习,那么兼职太多可能不利于学业。

这个时候,瑶因为对德国语言文学提不起兴趣,转而选择了英语和经济学。她希望我也学习经济学,她觉得这是更有前途的专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虽然她也说并不是要让我改变职业。她列举了中国大学里老师们是如何从事“第二职业”并致富的。可是经济学课程对她而言也不轻松,因为德语不好跟不上老师的讲授。她多希望学习指导的工具是汉语啊!虽然她通过了硕士课程中的八门课,但是完成所有课程的学习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她觉得以她的年龄,这段时间太长了。1996年初,她去探访在荷兰的远方堂姐,得知在尼金罗得大学有一个国际MBA班。她认为这是获得硕士学位最好也是最快的途径,于是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她的英语比德语还糟糕,这个幽灵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她的头顶。

我非常能理解她的困境。她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完成学业安定下来,并且生儿育女。有些人甚至已经博士毕业开始工作了。这让她不时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并且盖棺定论式地认为自己一事无成。有时她会问我有没有可能来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一些印度公司找到工作。还不止这些,她也向我推荐了一个MBA班。

不管怎样,只要一安定下来,经济上宽裕一些,对大学日常生活熟悉起来,瑶就开始尽可能地探索周围的环境。对于德国的干净和繁荣,尤其是当时的西德,她印象深刻,用这样的语言向我描述: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设施齐全,食物、衣服、饮食、住宿和交通都很棒。我住的地方叫瑙海姆,是一个距法兰克福30公里的小镇。交通很便利,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时速一般在140到160公里之间,有时能到200公里或者更快,真的很快!很难发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房子里设施应有尽有,像旅馆一样——地毯、壁纸和各种装饰品……公共汽车非常干净,和旅游巴士相似。每个公交站都标明了各个时间段的公交车时刻表,十分精确。

 

瑶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拜访她在中国带团时结识的德国朋友。她去柏林见了吉娜和迈尔,后来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对她非常友好,带她参观柏林及其他地方,比如波茨坦的无忧宫公园。当她知道仅仅在柏林就有400多家中国餐馆时很是惊讶。但是,味道虽好却不正宗。在马格德堡,她写信来说这里看上去和我的家乡特别像,从寄来的几张照片看确实很有库鲁的风貌。提到科隆时,她说莱茵-鲁尔区是一个工业地区,对德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过去这里曾是德国最脏的地方,但现在是最好的地区之一,干净整洁,绿树成荫。瑶写道,圣彼得和圣玛丽大教堂不仅是科隆的地标,也是全德国最好的天主教遗迹之一。二战中这座城市被英国夷为平地,但是大教堂却幸存下来。

有时候瑶和其他年轻女孩一样,在继续深造和结婚成家之间权衡不定。只是她有些怀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因为她自知不擅烹饪,也不太会打扫房间。丈夫功成名就是所有女孩的期望,瑶也不例外。她听说过印度的嫁妆制度,以及大部分印度女性结婚后愿意做家庭主妇,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就我而言,从不赞同印度的这些封建习俗。我鼓励她好好学习,有时她去拜访朋友我会不高兴。我鼓励她继续坚持,不要因为学科或语言的困难而灰心。我经常对她说,看看我,一个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家伙,战胜一切困难,在印度最好的大学之一拿到了硕士学位!看看你自己!一个城市里长大衣食无忧的女孩,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却这么消极!真是难以置信!她保证会努力学习,克服一切困难。

除了交流彼此个人生活方面的信息,我们也讨论一些像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这样的话题。由于臭氧消耗,会有更多紫外线穿透臭氧层,这让她担心起白人的“日光浴”!她一直建议我在室外阳光下要戴帽子。也许她害怕我会晒得太黑而变得太“印度化”,丢了在中国时养成的一些“中国化”品质。她还建议我每两三周理一次发。然而另一个不变的提醒是“不要长肚子”,因为长肚子的男人看起来像个“孕妇”。我的“任务”可真是不少。

在一些略显严肃的信里,我们也谈论在扎伊尔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和这种疾病的危险程度。根据当时的报道,感染者存活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十。她觉得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卫生条件太差,她担心疫情有可能传入印度。她提醒我1994年苏拉特和古吉拉特邦发生的瘟疫传播,很为我担忧。甚至要求我吃饭时不要用手,如果确实不想用勺子的话必须洗两到三遍手。关于金钱,我强烈反对摩门教,认为钱非万能。对金钱的欲望导致贪婪,这是一种罪。我跟她说,看看前北京市长陈希同,还有他的秘书和副市长王宝森的例子。他们享尽各种便利和舒适,但是贪婪驱使他们侵占百万美元,阿臾奉承,任人唯亲。可能她比我更理解金钱的价值,因为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金钱高于一切,因此才一边求学一边打零工。我上学时也做兼职,但是因为有奖学金,所以不用太努力去挣钱。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想让我学一些经济学知识。

西方国家对性的开放态度让她大吃一惊。她说,一次看电视时有一场关于婆磋衍那所著印度《欲经》(137—209)的讨论,这是一本经常被电视主持人尊为“性圣经”的书。她不理解古代印度对性行为和生活方式怎么会有那么开放的观点。我努力解释印度教有四种被允许的目的——kama(欲)、artha(利)、dharma(法)和moksha(解脱),重要程度依次递增。kama包含人类对激情和情感的欲望,热爱和寻求身体的愉悦是可以接受的。在印度教里,欲神也被称作kama,因此这本书的名字为《欲经》Kamasutra。一般认为,如今的保守主义是因为印度曾经被信仰保守的伊斯兰教、 拜火教及基督教徒侵略。由于印度被这些正统意识形态尤其是伊斯兰教统治了一千多年,印度社会也逐渐适应了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但是,婆磋衍那生活的时期社会究竟有多开放也很难说,因为这部作品可以被当做是一部纯粹的研究作品,而雕像中对性的形象描绘是纯粹的艺术品。我争论说,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学作品,比如明朝的《金瓶梅》,虽然比印度的经典晚了1500年。另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就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或大陆的掠夺和剥削。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即包括德国在内的第一世界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剥削。而且剥削和掠夺的历史有时甚至长达一二百年。我相信,重获自由不过几十年的印度和中国不需要用几个世纪,二十年左右就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当然,我的确同意她关于生存竞争是这些国家实施剥削的另一个因素的观点,因为在亚洲,河谷盛产粮食,足以养活百万人口。不像西方,冰雪覆盖,只知道“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我告诉瑶,正因为这些原因,东方产生了大部分的宗教信仰,而且与自然相处和谐。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模式基础上产生了大部分的伟大发明。

瑶不太喜欢政治。有时候她因为害怕而不愿意谈论印度与中国之间关于边界和西藏的话题,因为她觉得这些问题会扰乱我们的“小世界”,不时地提醒我国家政权超越个人力量或意志。和平共处对人民和国家都是最好的选择。两国之间应该有更高水平的民间联系,而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各个层面促进贸易和经济关系。她担心我可能倾向于印度的某一政党,尤其警告我不要这样做,而且为了说服我,她引用了许多印度领导人被暗杀的例子,从圣雄甘地到拉吉夫•甘地。她还建议我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消除现在两国对彼此的误解。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在各个层面展开对话,讨论包括最棘手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感受,减少分歧。我们两个人都反对两国间的战争。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来自曼海姆的沃尔夫冈和他妻子邀请她去参加他们的五十周年结婚庆典。沃尔夫冈参加过二战,从战争爆发到结束。他说他几次受伤,能活下来是个奇迹。欧洲激战正酣的时候他受伤入院。如果不是在医院的话,他可能会和很多战友一样,被部署到俄国,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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