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情缘》：（25）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丹麦结连理

2003年9月我完成了博士后课程。王瑶在南京工作已经两年，非常繁忙，但是经常作为公司代表飞回德国。我面临两种选择：一，从尼赫鲁大学辞职，继续在爱丁堡大学教书或找个新工作；二，回印度。我与王瑶一起权衡利弊后，决定回到印度，原因如下。首先，如果继续留在苏格兰，我的学术之路将非常艰难，因为英国不会关注一个在苏格兰进行中印关系研究的印度人。其次，由于印度缺乏中国和中国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印度的大学比英国更需要我。第三，由于中印关系正变成21世纪的重要关系，所以我留在印度或中国更合情理。第四，因为我已经在印度最好的大学之一有了长期工作，还是不要放弃比较明智，所谓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第五，由于尼赫鲁大学坚持要我要么回国要么辞职，所以这也影响着我的抉择。最后一点，由于我和王瑶仍维持着异地恋，所以我在英国和印度也没什么分别。此外，王瑶自己也在南京工作，尽管她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德国，但没有很多假期。因此，尽管王瑶的父母感到很失望，我们还是决定回到印度。

我们的爱情长跑已经持续十年。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常问我们：你们的马拉松什么时候才能跑到头？抗日战争八年都打完了，你们简直太了不起了！王瑶虽然想要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她也告诉我，她像其他女孩一样，想要一个家庭，一个爱她的人，过普普通通的生活。她说她是个简单的人，不是什么职业女性。我相信我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东西让我们选择维持联系并保持单身。我们也曾试图结束这段关系，有一次我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我与一个印度女孩在一起，她还怀孕了！但什么也打消不了我们对自己的爱情长跑的信心。既然如此，我们都认为，为何不结婚，给这段缘分一个机会？

2004年夏天，瑶已经回到苏斯帕总部，我想去看她。那时她已经成为德国公民，她的妹妹长期在德国工作，她的父母也去德国看望两个女儿。我们询问了德国的登记手续，认为很麻烦，可能无法在我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完成注册。与此同时，我们正计划前往丹麦南部的Skærbæk自治区，在这里有一条堤道把德国北部与丹麦连接起来。2007年Skærbæk并入Tonder以后就不再是自治区了。与此同时，我们在查阅旅游信息时，偶然看到Skærbæk市政厅的简单易行的婚姻登记服务。安格尔先生还是和以前一样乐于助人，他联系了有关部门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了解到这里的登记是有效的，所有申根国家都承认，而德国就是申根成员国。

我们提前做好所有安排，婚姻登记变成我们行程的一部分。这还不是全部，登记处还帮我们安排了很好的酒店和行程。我们在Skærbæk订了一个“铁器时代”主题茅草度假屋。王瑶的全家人都来了，还有安格尔先生和我们在柏林的朋友梅耶和吉娜。2004年8月16日，早餐之后，王瑶花了一些时间来打扮。我第一次看到她穿旗袍，头发梳成发髻。她看起来美极了。我穿着深蓝色西装，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一会儿之后，我们八个人聚集在市政厅，受到镇长Svend Ole Gammelgaed的欢迎。过程并不复杂，我们交换了戒指（我和王瑶早就在印度交换过戒指，只是当时没有任何仪式），在一张纸上签了名，我们就是夫妻了！仪式结束后，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吃午餐，席间要了一些酒，庆祝我们结婚！

我们之前计划多待些日子，一起在柏林住一段时间。但让王瑶失望的是，我们从德国去丹麦之前我收到邮件，通知面试副教授职位的日期，这一职位是我从苏格兰回印度后申请的。让我们沮丧的是，面试的日期定于2004年8月18日，王瑶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认为我应该回去。因此，16日晚上赶紧我登上一列夜班车，从Skærbæk到德国边界，然后换乘ICE，赶17日下午从法兰克福飞往德里的航班。我凌晨到达德里，面试前睡了一会儿，然后与8月18日早上10点来到评审们面前。我很幸运地得到升职，有损失也有收获，我这样安慰自己。

虽然我们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结婚，但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王瑶由于工作需要仍留在德国，而我在印度。直到2004年寒假，我才在圣诞期间再次在德国见到她。2005年初她来看了我，我在暑假和寒假又去看她。

适应有孩子的生活

让我们兴奋的是，2006年春天我们即将成为父母。我已经申请了陪产假，那时候只有15天，殷切地期盼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到来。但是，令我失望的是，德国大使馆驳回了我的签证，告知我因为“持旅游签证在丹麦结婚而违反了申根法规”，领事与我谈话后，我出于愤怒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子邮件。让我惊讶的是，我被要求重新申请。我递交了申请，然后获得长期多次入境签证！

我对德国医院的规范化程度印象深刻。剖腹产手术前，我被要求穿上手术服。让我惊讶的是可以给新生儿拍摄视频。整个手术过程不超过30分钟。按照德国的传统，我犹豫不决地剪断了脐带。王瑶出手术室之前，新生儿和我待了半个小时。当我把他抱在怀里，他不时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的联系。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体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许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个爸爸了！

之后我们转移到医院三楼的单人病房，我的岳父岳母和安格尔先生已经聚集在那里。王瑶一直坚持找个婆罗门给儿子取名字，但因为我不信这样的传统，所以一拖再拖。到达德国时，我建议给孩子取名为Svaraj，是印度神话中三大神祇之一的湿婆神的同义词。但这个名字倒成了问题，我们被威斯巴登新生儿登记处告知，根据德国法律，加入德国国籍的新生儿必须有德国或西方名字。我提议叫汉斯，因为汉斯在德国、北欧、丹麦和印度都有其含义。它在希伯来语里是“约翰”的变体，意为“耶和华有恩惠”，小汉斯是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汉斯和格莱泰》里的人物，而在印度教传统中，它是梵文“天鹅”之意，而天鹅是大梵天（印度教神话中宇宙的创造者）的坐骑。与北欧的联系也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们是在丹麦结的婚。巧合的是，当婆罗门看了汉斯星盘后，也建议取一个以字母H打头的名字，这是我三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五天后，我们办理出院，住到王瑶在美茵兹的妹妹家里。按照规定，我们在附近选择了一个护士来我们的住处给汉斯做常规检查。此外，我岳父岳母和她的妹妹帮了很大的忙。我很快就离开了，于2月底回到印度。2006年5—6月暑假期间我回到德国。那段时间很忙碌，除了照看汉斯，我还要完成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翻译任务。孙玉玺大使问我能不能把《我与柯棣华》一书译成英语。这本书是由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的夫人郭庆兰口述。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这本书将会交给柯棣华的家人，还会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10月访问印度期间交给他们。我立刻应允，并按时完成任务。2006年8月30日，这本书由印度前总理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在大使馆先行发布。我大哥专门从库鲁赶来参加了仪式。与此同时，我之前在德国度假期间申请了亚洲奖学金基金会的亚洲奖学金，以进行中国“三农”问题的相关研究。我被选中，要在7月初前往泰国参加启动仪式和会议。这个奖学金不仅对我的职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促成了我们在北京与家人的相聚。2006年8月31日，我登上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班机，于9月1日到达北京。

这一次，我于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期间在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王瑶和汉斯于10月来到北京与我一起生活。我们买了许多关于教育的书籍，并严格遵守。事后看来，这是件好事，因为汉斯长成一个作息有规律而且很有自律性的孩子。他喜欢看书，会长时间坐着翻书，并对每张图片表现出兴趣。我的岳父岳母都在他身边，给他买书和玩具，有时同一样东西重复买了好多遍。

也有令人苦恼的时候，因为汉斯经常生病。有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对医院里医护人员的态度感到不快。我在2007年1月11日写给汉斯的信里讲述了这一事件：

晚上你被送往附近的医院，结果很吓人。你验完血后，医生们发现你感染了EB病毒。为了确定医生的诊断，你的母亲、阿姨和外祖父母带你去了北京最大的儿科医院。医生又验了一次血，结果显示你的单核细胞数量极高，达到19%，而正常范围应该是2%—8%。你妈妈问医生什么病毒，那个女医生反驳说：“如果我告诉你，你今晚就别想睡觉了。”你妈妈听到女医生的这些话，简直吓懵了。医生建议你立即住院。但我们把你带回家，考虑下一步行动。这事非常重要，因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你的医疗保险在德国；二，据说一天费用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包括床位费、医药费、设备费、医院服务费、食品费等等，与德国相比费用过高；三，你妈妈与一些中国的亲近友人讨论之后，认为中国的医院（包括医生）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不够专业；四，从治疗费用和医生方面考虑，德国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为什么不回德国治疗；五，因为机票和其他手续需要一段时间，何不带你再去另外一家医院确认一下病毒。考虑到这些，我们带你去了协和医院，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传教士医院之一（解放前柯棣华大夫的夫人郭庆兰曾在这里当护士，有关细节可以在《我与柯棣华》一书中找到，这本书由我从中文编译成英文）。我们得知你的血液测试显示EB病毒阴性时大松了一口气，但医生告诉我们，为了确定今天的检测结果，他们需要对你的血液样本再进行一次检测，报告将在一个星期后出来，他们建议我们一边给你吃药一边等结果。这样一切都好，你和妈妈能留下跟我在一起，否则我就得在一个星期后送你去德国。医生是1月16日取的血液样本，这意味着我们得等到1月23日。

谢天谢地，一切都好。王瑶和汉斯跟我待到3月，剩下的时间我用来写报告，并为7月份在泰国的一场研讨会写一篇论文。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奖学金项目非常重要，也很有前景。中国农业和社会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直到我读了陈桂棣和春桃合写的《中国农民调查》（2004）的中文版，以及托马斯•  P.伯恩斯坦和奥布莱恩等西方学者写的几篇文章，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农业部门的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十分担心，这一点可以从发布的一系列“一号文件”中看出。2005年10月8日到11日之间对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的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2004年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农民有组织抗议有7.4万，2005年有8.7万。2006年官方拨款420亿美元用于处理三农问题，可见中国的农村问题形势严峻。国内外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表明，中国农村动荡不安，有可能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9个月的研究期间，我对改革前后中国农业发展和政策、废除农业税的原因和农业税制改革后的情况进行了评估。这包括研究税收对农民造成的负担、城乡差异、农民抗议，对2004年实施直接农业补贴、2006年废除农业税带来的好处和效果的评估，以及对中国政府采取的稳定农村措施是否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是否导致农民请愿和抗议的次数减少的研究。我的发现表明，大多数农村家庭对取消税收表示满意，但也表示对农业成本提高以及政府在农村教育和医疗系统方面的承诺感到失望。我的一些建议是，中国必须创造新的渠道来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土地管理需要改革，补贴资金需要集中，为公共福利项目建立专项基金，进行基层组织改革等等。这一经历让我眼界大开，我必须承认，在中国农村各地广泛走访之后，我感觉到中国太大，我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尽管如此，这项研究还是让我对中国的了解有所加深。就此说来，我将永远对亚洲奖学金基金会、对当时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张晓山教授心怀感激，感谢他的慷慨支持，让我在中国居住舒适、收获良多。我特别感谢杜志雄和朱刚教授，他们代表农村发展研究所负责接待我，为我提供相当大的帮助，以及无数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有用的建议。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负责人邱永辉教授非常慷慨，她在我来中国前和在中国期间为我提供了各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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