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情缘》：（26）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岳父岳母在印度

我6月回到印度，像往常一样开始忙于学术。2007年11月开始，王瑶、汉斯和我的岳父岳母与我一起在尼赫鲁大学度过了三个月。12月，王瑶的妹妹和她的一个从日本来的中国女性朋友也来到印度。另外，王瑶的嫂子也来照顾汉斯。我在尼赫鲁大学小小的三居室住宅变得混乱不堪。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岳母起了疱疹。我带她去了大学诊所，但她担心印度的药品不安全。她不太情愿地吃了药，几天后好了起来。然后是食物问题。虽然我们有一个女佣打扫房间、做午饭，但是我的岳父岳母之前从未吃过印度食物，所以觉得印度菜与中国菜大不相同。我的岳父一点也不爱吃姜黄和孜然。在印度，绿叶蔬菜的选择也很有限，他厌倦了总吃菠菜和芥末。这里也没有中国白酒，虽然我存了几箱印度啤酒，我相信这是对他唯一的安慰，因为他也不喜欢威士忌和葡萄酒。总之，他们从中国带来了大量的香菇、酱油、醋等物品。另外，我们还要求学校的蔬菜供应商尽量弄些白菜、芹菜、葱等来，让他们过得舒服一点。

在中国的好处是，周围有许多餐馆，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从这些地方购买肉类和其他菜品。在印度就没有这种享受，而是必须自己做饭，虽然家里有帮手，但他们不擅长烹饪中国菜。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我的岳父岳母的印度签证。他们以为他们签证的停留时间是三个月，从 2007年11月5日到2008年2月5日。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进入印度的时间，签证的有效期其实只有一个月，签证上明确写道：停留不得超过一个月。12月13日，当我看到他们的护照时，我发现他们已经超过停留期限。我带他们去了地区外国人登记处，后来又去了内政部申请延期。我说明了他们超过停留期的原因，然后申请延期两个月。他们缴纳了大约4000卢比的罚款和3000卢比的签证费，但只能延长一个月。但后来我们又想办法延长到2008年2月5日，然后又延到2月8日，在印度一起过了中国新年。

在印度期间，我带他们在德里逛了逛。有一次他们还去了阿格拉的泰姬陵，这是印度最著名的历史古迹之一。事后看来，他们在印度的这三个月一定不好过，但他们从不抱怨，很高兴能与他们的女儿和外孙待在一起。由于冬天太冷，我没法带他们去我的家乡。他们看到我们在尼赫鲁大学的房子周围有如此多的绿色植物和野生动物，感到十分惊奇。岳父开玩笑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完全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并不局限于校园，德里的道路上也是如此！他们惊讶地看见牛在德里繁忙的道路上行走，竟然不会被莽撞的司机撞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不太好，他们觉得这里不卫生、混乱，司机开车很野蛮。他们肯定是在与北京对比，北京在奥运会后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们离开德里后不久，王瑶和汉斯也回了德国。2008年夏天奥运会前夕，我们又重新在北京相聚。

奥运前夕

5月15日，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高兴地迎接王瑶和汉斯的到来。为迎接奥运，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首都机场新建的充满现代感的三号航站楼。政府为了美化北京不遗余力，天安门广场铺设了花坛和进口草皮。当我看到数百名民工如蜜蜂一般种花，让我想起了中国一个逝去时代的群众运动。北京市内及周边地区的工厂都接到严格命令，要求他们从7月20日起立即停止生产，以配合北京奥运减少污染。为了弥补损失，大部分工厂包括我们附近的一座水泥厂日夜生产，让周围居民也夜不能寐。从7月20日起对小汽车实行单双号限行，以避免奥运期间发生交通堵塞和车辆尾气污染。所有的居民区都挂了倒计时时钟，还有支持奥运的横幅和海报。农民工的棚屋和传统的贫民区被拆除，为拓宽道路和新建摩天大楼提供空间。出租车司机要上简单的英语会话课程，这让许多中年出租车司机头痛不已。黄色短袖衬衫配黑裤子是他们专门为奥运设计的着装。当地警察也迅速行动，并提醒外国人不要超期限停留，贴在居民区每座楼房入口处的告示提醒居民，如果房子租给外国人要向附近公安局汇报，如果打算在奥运前后和奥运期间把房子租给外国人，要提前向警察汇报。这些都体现出中国为举办奥运而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付出的努力。

举办奥运会变成了一场运动，在中国的对内与对外政策中都有体现。参加开幕式的所有外国领导人都上了全国性报纸的头条。2008年7月6日的一个标题写道：“布什和福田将参加奥运开幕式”。当法国总统萨科齐把他出席开幕式的可能性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他在中国遭到所有人的鄙视。一些报纸警告萨科齐：“奥运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与乱搞法国女人不同。”暗示他与法国模特的婚外情。萨科齐的插曲与另外一场更大的灾难相比显得微不足道：5月12日四川发生地震，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即便是这样大规模的灾难，也没有阻挠中国人举办奥运会的决心。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救援行动在媒体的注视下进行，关于地震的报告和救援工作的报道有了更大的透明度。各级部门都号召捐助灾民，捐赠者名单张贴在居委会告示栏里。甚至连出租车的后座上都挂着捐款箱，号召大家捐款。难怪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460亿元左右的捐款！群情激昂的中国新贵阶层开着私家车到四川运送物资，结果造成交通堵塞，让本已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

一些社论措辞严肃地写道，地震不会打击13亿人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决心，也不会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世纪梦想的期望。对中华民族来说，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13亿中国人民敞开双臂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到来。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气氛，而我得以亲眼见证。

我没能留下来观看比赛，但一直在媒体上关注赛事。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华丽的开幕式由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于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8分的吉时在国家体育场（也称鸟巢）开幕。这座耗资4.28亿美元的场馆是专门为奥运会修建的。中国花了440亿美元建造体育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地铁网络以及迁移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污染工业。各项赛事受到前所未有欢迎，有47亿观众（相当于全世界70%的人口）在为期三周的奥运会期间观看了比赛。仅在中国，就有8.4亿多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中国成为赢得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而美国位居第二，获得36枚金牌。但美国的奖牌总数是110枚，而中国是100枚。有时，学者会用2008年奥运奖牌总数与中美关系进行对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教授说：“中国在短时期内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将作为一个快乐的改革派排在第二位，满足于2008年奥运会奖牌分布那样的双赢局面：美国获得的总奖牌数最多，而中国赢得的金牌数最多。”

也许是因为奥运会，北京成功修建了一个可与东京等国际发达城市媲美的立体交通系统，地下、地面与高架交通串联运作，每天搭载数以百万计的乘客。多条新地铁线路开放，老的线路则做了延长，设施先进的北京南站使公共交通更加便捷。中国成为第三个举办奥运的亚洲国家。毫无疑问，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能够成功举办这样盛大的赛事都是国家的巨大成就。

中国幼儿园

汉斯两岁多了，我们想送他上灵童幼儿园，是我们住的翠谷玉景小区里的一所幼儿园。这是一所全托幼儿园，每天 8 ： 00至17 ： 00上课，提供一日三餐和午睡的小床。一开始，汉斯不是很喜欢这所幼儿园，常常把它与印度的快乐小脚和他在德国上的幼儿园比较。如果让他选，他更喜欢印度和德国的幼儿园。我想这是因为，印度和德国的幼儿园更自由，而在灵童幼儿园，他得遵守纪律，跟小朋友们一起吃饭，每小时排队上厕所，午饭后必须跟20多个小伙伴一起睡觉。午睡时间，一排排整齐的小床旁，几十个老师齐声拍着几十个孩子入睡，简直是一道景色。看起来，汉斯对周围一大群说中文的大人和孩子感到不适。我每天负责接送他，有时汉斯的外公外婆也来接他，与我们在一起待到睡觉。

德国的幼儿园不像中国幼儿园那样纪律严明。家长们参与到孩子中间，跟幼儿园老师一起玩耍、唱歌。幼儿园不提供任何食物，而是家长们带饭到学校来，午饭时与大家分享。场面会有点乱，孩子们哭号着、抢玩具、自己到处瞎跑。印度的幼儿园居于两者之间，不像西方那样绝对自由，也不像中国那样纪律严格。幼儿园提供早餐和午餐，水果在下午放学之前提供； 也有床，但午睡不像在中国那样是强制性的。

在印度安家

我必须承认，我们经常在各地之间来回，旅费花了不少。我和王瑶都厌倦了在新德里、北京和德国之间飞来飞去。虽然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家，但在德国时我们跟王琪挤在她家，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侵犯了她的个人空间。此外，汉斯已经两岁半了，父母总有一方不在身边对孩子的成长不利。自从我们在北京相识，就一直到处漂泊，这样已经超过15年。我们结婚已经四年，但婚姻也没有带来生活的稳定。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做出艰难抉择的节点。此外，由于SUSPA的领导层产生了重大变动，新的领导层并没有为离开工作岗位两年的王瑶考虑。几轮谈判后，她认为辞职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她辞了职。她得到另一家德国公司的工作机会，但由于汉斯太年幼，她没能及时入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 2008年10月搬回印度。

对王瑶来说，搬到印度并非易事，尤其是她在德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中国的一些城市在公共服务和生活基本设施方面已经赶上了西方，但毫无疑问，印度远远赶不上中国在世纪之交经历的那种城市化，差距清晰可见，并且越来越大。但是，虽然有不足之处，同时也有一些优点。一，尼赫鲁大学坐落于一条绿化带上，整体空气质量比德里的许多地方都好。二，它位于德里南部，大多数教育机构都不远。德里还有许多国际学校，教育质量也是别处没法比的。最后，尼赫鲁大学是一个小型学术社区，住在校园里跟住在校外有很大不同。也许是出于这些原因，王瑶同意搬到印度。

然而，一到印度，她就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由于汉斯开始在附近上幼儿园，她在家无事可做。她不用做饭、打扫或者照料花园，因为有专人帮我们做这些事。有时候，她脾气很差，会跟我吵架，虽然我对她的状况也有责任，因为我一直忙于教学和研究。一开始，我们试图联系一些在印度的德国公司，但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几个月后的2009年年初，我们联系到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终于成功了！王瑶开始为电信公司工作。她对自己的职责不满意，于是在2010年跳槽到印度的中兴通讯，是另一家中国电信巨头，也是华为的竞争对手。从她加入中兴通讯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她的职责包括公司事务、企业业务、与中印政府官员、媒体以及印度其他电信客户的公共关系。她在印度中兴通讯公司表现也十分出色。 2012年，她被评为“明星员工”，2013年又被评为全球四个最佳公关经理之一。

2010年10月我们幸运地拥有了第二个儿子，杰伊。这一次，我们不像之前那样研究育儿书了，这种随意性导致杰伊的剖宫产手术晚了3—4个小时，因为王瑶 2010年10月12日早上吃早餐时还完全没有感觉。至于他的名字，杰伊在印地语里是胜利的意思，在英语里是快乐，同时杰伊跟汉斯一样也是一种鸟。生产后，我们没有在医院久住。因为王瑶没有休长产假，只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假期，两个月后就带着杰伊飞回印度。刚一回来，她就立即回到工作岗位，结果杰伊也没有享受到延长的母乳喂养期。2011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由于台拉登的杜恩大学（Doon University）开设了中文的综合硕士课程，当时的校长Girijesh Pant曾要求我从2011年1月起在一年的时间里帮助大学制定和巩固课程。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得到王瑶的嫂子的鼎力相助，她曾经在中国帮忙照顾汉斯 6个月。由于她的签证只有三个月有效期，她不得不回到中国。幸亏我的二哥和二嫂帮我们照料杰伊一整年，直到我们把他送到小珍珠幼儿园（汉斯也在同一家幼儿园上了四年），否则我们的生活一定痛苦不堪。我在德里和台拉登之间乘火车往返，这辈子从来没坐过这么多火车。我常常一周回来一次，有时两周回来一次。虽然我们定居在印度，但是我们仍然固定地在北京跟岳父岳母一起过暑假，冬天则在威斯巴登与王瑶的教父和妹妹一起度过。时不时我们也常抽时间在印度各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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