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情缘》：（29）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中国研究智库的形成

印度各个流派的汉学和中国研究百花齐放的同时，1969年，观点一致的G. P. 德施潘德（G. P. Deshpande）教授、吉利•德辛格尔教授、莫汉蒂教授等人，连同在任或已退休的活跃外交官们一起，组成了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CSG）。据莫汉蒂教授所言，这个运动背后的理念，是运用印度的公众意见，催生关于中国的辩论。但这个阶段也目睹了圣蒂尼克坦运动的萧条。这个运动涉及新近中国研究和区域研究前沿的问题。针对中国研究和政治科学间的结构性鸿沟，试图桥接二者的努力有所不足。此运动并未得到令人称羡的支持。

就预期目标的实现，此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它让印度有相同关怀的人齐聚一堂，并最终为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小组创办的《中国述评》（China Report）是印度唯一一份专以中国问题为对象的学术期刊，到今天仍在发行。然而，它未能处理中国研究和区域研究间的根本难题。置身此运动的学者中，尽管一些人有堪用的中文知识，只有极少数人具备做研究所需的语言能力。

中国研究所集合德大与尼大的教员与研究人才、退休外交官，以及各领域、行业对中国有专业兴趣的人。它接收了《中国述评》的发行，延续了原先中国研究小组的周三研讨班传统。此外，中国研究所也举办定期的研讨班、会议，推动研究计划，以及参与学术交流。一年一度的全印中国研究研讨会（All India Conference of China Studies, AICCS）是中国研究所的王牌活动，已经在全印各地由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过八届，第九届是2016年12月在孟买举办的。研究所进行的一些研究项目引人瞩目，如中印比较研究、边界争端问题、东亚研究和中国经济研究等。2014年起，中国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共同设立了中国研究所-哈佛大学燕京学院（ICS-HYI）联合博士研究奖学金，获得资助的学者可在中国和美国各修习一年。

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中国研究所也积极参与二轨外交，并和中国、俄罗斯及日本的同类机构进行交流，参与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活动、中印俄三方会谈以及博鳌亚洲论坛，并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中国的重要机构，以及莫斯科远东研究所（Institute of Far East Studies）和其他印度国内的研究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中国研究所的成立见证了印度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有了快速成长。很明显的是，对中国兴趣的成长，归功于友好的邻边关系，以及充满活力的贸易、经济、文化和人文交流。中印关系的整体发展也促成、加强学术在内的多层次交流，和中印双边学生至对方国家留学人数的增加。

新热潮和趋势

近期中央政府为加强印度的中国研究，采取了一项措施，即在2009年的国立大学法案支持下，政府除果阿邦（Goa）以外在尚无国立大学的邦设立了16所新的国立大学。其中如古吉拉特国立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Gujrat）、马哈拉施特拉邦沃尔塔的圣雄甘地国际印地语大学（Mahatma Gandhi International Hindi University in Wardha， Maharashtra）、锡金大学（Sikkim University）、德里的安贝德卡尔大学（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贾坎德国立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Jharkhand）、HNB卡尔瓦尔大学（Hemvati Nandan Bahuguna Gharwal University）等，以及新德里国立伊斯兰大学（Jamia Milia Islamia University）、北方邦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等原有老校，都设有中文的学士与研究生学位，并提供与区域研究有关的课程。 一些学位设立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则提供了证书课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大学的学位设计与结构是以尼大为范本。这当然有其优点；但它们也忽略了现存范本的不足之处。遗憾的是，在24所2009年以前成立的国立大学中，多数都未提供中文课程。不过，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得到改善，从国立伊斯兰大学和北方邦的阿里格尔大学可见一斑。

同样应注意的是，国立大学实未能满足已扩大的需求，许多邦立和私立大学则起而填补这项不足。邦立大学中，台拉登的杜恩大学（Doon University）已经开设了全日制五年的硕士研究生项目。我很幸运，自该项目课程设计和师资招聘阶段便加入其中，现在担任客座教授一职。加尔各答大学、旁遮普大学、马拉特瓦达大学等一些其他国立大学，也纷纷开始提供汉语课程，学生修习合格后可以获取相应证书或学位。私立大学方面，亚米堤大学（Amity University）和金德尔国际大学（Jindal Global University）是为本科生、研究生和工商管理硕士（MBA）提供中文课程的先驱。这些大学的课程计划得到台湾清华大学设置的台湾教育中心（TEC）的帮助。台湾教育中心最近也与新德里国立伊斯兰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并选送两名中文教师至该大学。中国大陆则借助孔子学院进行类似计划，但即便尼大在2005年便与之签署了第一份谅解备忘录，迄今仍未见成果。韦洛尔科技大学（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即便它有数以百计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此合作计划仍面临困难。孟买大学应该是第二所挂牌孔子学院的大学，但孔子学院究竟如何发挥作用还不明朗。尼大错失了这个挂牌机会，因为我们学生涌向加尔各答、韦洛尔甚至尼泊尔去参加孔子学院组织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人们不仅不认可汉语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建设，甚至质疑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教职工，对他们在中国进修究竟受益多少持负面态度。

此外，对在中国经商，以及任职于与中国、香港、台湾有经贸往来的企业的人来说，印度国内众多研究所和商学院也能回应他们的需求，例如JK商学院（JK Business School, Gurgaon）、加尔各答中文学校（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Kolkata）、新德里的印度汉语与朝鲜语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New Delhi）、新德里的汉语语言学院（The Chinese Language Institute）、班加罗尔的威度席学院（Vidushi Academy, Bangalore）、印中工商会（Ind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等院所。印度的许多高等学院（schools and colleges）也提供中文课程；就我所知，在德里最为成功的是印度知识学院（Bhartiya Vidya Bhawan）高中学校。为应对中文师资短缺的情况，许多私立研究所从中国大陆聘请师资。但即便这些研究所和大学有热情与动力，学生的素质还是一大隐忧。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印度将会在所有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BSE）下的院校提供中文课程云云，至今未见起步；而考虑到中印之间的政治信任和中文专业的不足，此愿景仍不易实现。

除了大学，中印关系正常化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许多机构也涉及中国研究，包括中国研究所、国防研究暨分析中心（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PCS）、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CPR）、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替代政策中心（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CPA）、印度基金会（India Foundation）、辨喜国际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IF）、印度和东亚基金会（India and East Asian Foundation）、亚洲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 Scholars, AAS）、金奈中国研究中心（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CCS）、南亚分析小组（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SAAG）等。此外，1943年成立的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ICWA）最近也着手并强调中国研究。这些单位的研究局限于中印两国相关的国防安全、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然而，汉语作为一项工具，在这些机构里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研究者的汉语能力仍十分不足。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机构，即国防部外语学院（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FL），它在德里和中央邦的般杰马利（Panchmari）都设有校区。它受国防部管辖，提供的课程主要是为从事国防事务者的需要而设计；教学方法仍以精确风格为主导。因此，毕了业的学生往往不具备优异的沟通技能。在此接受培养的人，他们的发音相当古怪， 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尽管该校的目标是为政府部门特别是国防部和内政部培养翻译人员，然而就现有情况来看，外语学院距达到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研究发展的动力

我们首先有必要认识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国际化，跨国交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技术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极大促进了交流的发展。在信息时代，不同的社区和群体不得不互相交流、贸易；这些活动主要以青少年为驱动力。无怪乎语言能力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技能。其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持续扩大，这促使各国的人们都来学习汉语，印度也不例外。第三，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邦，两国之间有大约4000千米的国境线尚未划定。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政府部门亟需掌握汉语的人员。第四，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有明显的增长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增加的就业机会。举例来说，我们的学生进入了众多跨国公司进行工作，有甲骨文（Oracle）、HCL、美国特快公司（American Express）、惠普（HP）、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微普罗（Wipro）、兰伯西制药公司（Ranbaxy)、华为、中兴等。第五，现在有大量印度学生前往中国的大学学习，其中一部分是要在当地留学并获得学位（MMBS）。中国各地散布着超过12000名印度医学生；全国居住着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仅上海一地就有超过7000人。据《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最近的报道，2015年的在华印度人数在45000到48000之间，这些人员有学生，有贸易往来者，还有跨国企业、印度公司和银行雇佣的专业雇员。在抵达中国之前，他们都希望掌握一点基础的日常用语。第六，两国的旅游业发展也刺激了汉语在印度的发展。2015年，两国往来人次突破一百万大关，在双方促进交往增长的努力下，可谓一份尚且不错的成绩单。最后，印度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将汉语视为第三语言。很遗憾，我们在印度还没有设立孔子学院。如果美国可以开设100多家孔子学院，那么印度至少可以设美国的半数，因为它们能够极大提升印度的汉语学习需求，从而增进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不仅如此，印度的语言教师还能有机会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培养。

制约因素

通过了解印度汉语学习和中国研究经历的多个阶段，我们认识到，印度现存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政府和私人都在强调学习汉语的重要意义。然而，汉语学习还在逐步发展，推动的措施仍然比较谨慎，从政府方面看尤为如此。就中国研究的发展情况而言，语言学习和区域研究的扞格依旧存在。让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两国之间存在极大的信任赤字。边界争端问题、中国与巴基斯坦“全天候友谊”、中国插手印度洋地区、不时冒出的对恐怖主义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等，都使得两国关系无法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同样，印度不仅容留达赖喇嘛，插手太平洋事务，还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有密切的合作，这都令中国对印度的目的心生警惕。尽管两国关系有升温的态势，然而类似这些问题的存在，却让双方无法完全信任对方，为印度的汉语和中国研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我希望在这些课题上，两国能够秉持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这样情况才会得到好转。

第二，由于印度一直以来的学科发展和区域研究以欧洲或美国为中心，所以学术方向的转换需要一些时间。虽然印度的汉语学习和中国研究正在成形，但相较于韩国、日本甚至美国的中文发展趋势，印度的发展显得尤为迟滞。不过，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对中文和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有鉴于此，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决。首先，至少从顶尖大学开始，高校应该开设关于中国经济、农业、农村发展、哲学、社会等方面的课程。与此同时，将汉语设为学生的必修科目。面对中文学习热潮，要解决这一课题，可以将前述几个科目设为选修；这需要语言研究者与区域研究者进行良好的合作。获得期望的成效后，两个领域的学者便都可以着手各自亟待深入的探索，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研究。

第三，印度缺少进行实质和进阶中国研究所需的书目资源，也缺乏有活力、能交流研究成果的知识环境。圣蒂尼克坦有极佳的佛教文献资源，但它们已因为罕有修习文言文者而久染尘埃。文言文的重要性众所皆知：不仅佛教经典，欲理解中国的二十四史、哲学和古代文献，文言文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尼大是在印度学习、研究中文的最佳选择之一，就馆藏的中文历史、语言、文学材料，和其他中国相关学科的书目文献而言，尼大实难望德大之项背。许多因素造就了此现象。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欧洲中心取径。职是之故，东亚的种种只能得到亲疏有别的对待。其次，虽然中国退休教师向校方图书馆捐赠了许多书刊，但为了减省经费，校方不会专门聘人为中文书编目。正因如此，尼大许多中文的中国研究书刊仍未编目。即便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有意建立一独立图书馆，校方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和必要的硬件设备。例如，我担任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曾与中国方面商议在尼大建立一所中国图书馆。中方愿意提供超过一万种图书，并为整间图书馆装置最先进的阅览室、书架和电脑设备；他们只需要一个100—150平方米的场地。当我与学校管理方接触时，他们表示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尼大无法提供这样的场地。多么可惜啊！因此，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绝不仅在于“信任赤字”。再次，就中印大学间的学者和图书资料库的交流而言，印度与中国的相互不信任，实有碍此孜孜以求的互惠关系。

第四，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大幅度提升，成百上千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地，但它的文化资产输出远未能追上其制造品的脚步。孔子学院或许有一定贡献，然而最终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中华文化在其他国家能否被接受。在现阶段，部分中国专家对该学科的坚持和热爱是仅有的驱动力，只能为中国文学在印度的推广起到非常微薄的作用。从事此类研究的报偿很低，因为资金机构没有太多项目可提供。不仅如此，完成一个项目所需要的时间也很漫长。即便有一些项目，出版商也不会接收，因为读者群很小。为了将中国文学推向海外，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些基金，这确实很有帮助，但出于多种原因，这些资金支持的项目最终的完成比例却很低。

第五，为中文和中国研究的学生而设的奖学金、研究经费与补助相当稀少。在政府层面，中印文化交流项目（India-China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只有25个名额，而且开放给所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基金会提供研究经费和奖助给中文和中国研究。这一处境可能得以改善，因为台湾地区也为有意到台湾学习的印度学生，提供了每年25个奖学金的机会。政府层级的其他交流，则常因官僚政治的阿谀奉承和裙带关系而蒙上阴影。最近，一些中国大学也为印度学生设立了孔子学院奖学金，但名额依然有限。

第六，无论从教学和研究，还是从资源与奖助来看，印度的中文与中国研究依然是以德里为中心。绝大多数提供中文课程的顶尖大学和机构都在德里。由于2009年国立大学法案的出台，这些机构正在向印度全国扩散：有可能古吉拉特邦（Gujarat）会出现一家，金奈一家，加尔各答又一家，这样教授中文的院校将覆盖全印度的所有主要城市。

最后，中文特别是文言文非常复杂，这是一个问题。即便学过三五年中文，一个人也无法翻译孔子或孟子的书。印度几乎没有教授文言文的课程，恐怕懂得文言文的人也非常稀有，甚至会越来越少。教学面也有其问题：尽管现在沟通式教学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es）日趋主流，语法学派（grammar school）的理念仍以不同形式徘徊、逗留在课堂上。

无论如何，印度的中国研究已走过近一世纪的发展，一路上经历了种种高低起伏。所有人都同意，无论是想理解中国，或是强化印度的中国研究，中文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越发重要。1988年以来的中印外交关系改善，在贸易、文化和学术交流等诸多层面上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渐趋频繁的交流也催生出印度的“中国热”和“中文热”；仅尼大一所学校，每年就会收到几千份申请，希望进入中文系学习并取得学位，但由于各种限制因素，最终只能录取寥寥几个学生。我对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不超过10年时间，印度的中文和中国研究会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这种繁荣会从根本上增强两国之间的理解，让两国跨越喜马拉雅山，成为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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