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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情缘》:(30)

2017-10-12 狄伯杰 中美学者智库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中印跨文化交流

 

中印两个亚洲巨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明。发端于印度河和恒河的印度文明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黄河和长江哺育的中华文明,影响力则远及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元老级人物季羡林有言:中印两国“天造地设,互为邻里”。这对邻里之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亘古已有。在此不作推论,仅以可靠的历史记载构建这段关系的的发展历程。

据现有历史记载可知,中印交流向来是一种双向互动,可以分为物质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两个方面。中亚路线(即所谓的“丝绸之路”)、阿萨姆—缅甸和云南路线(即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海上路线(即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西藏和尼泊尔路线使这种二维互动成为可能。其中西藏和尼泊尔路线较之中亚路线和南方丝绸之路更加艰险,直到七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离车国尺尊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后,这条路线才形成。金刚乘从此便沿着这条路线传入藏地,进而远播至蒙古。

 

丝绸之路与佛家渊源

 

中亚路线虽不是最早发现的路线,却是最主要的陆上路线。这条路线始于长安(今西安),途经敦煌、喀什噶尔;在敦煌分叉为南北线路,随后在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噶尔交汇。路线在喀什噶尔再次分叉为南北两线,北线通过浩罕、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南线途径现代巴克特里亚(译者注:即大夏),在马尔吉亚那(今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再次交汇。从巴克特里亚分支的一条路线先后经迦毕试、喀布尔、白沙瓦、塔克西拉(属巴基斯坦),延伸至马图拉和乌贾因(均位于印度北部)。另有一线从喀什噶尔途经吉尔吉特、巴勒提斯坦,终到克什米尔。中亚路线对贸易和朝圣都至关重要。

中国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于上述内容及南方丝绸之路和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献记载。据司马迁记述,出使西域的汉使张骞公元前122年还朝觐见汉武帝,“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由此可见,中印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建立了贸易往来。此后班固的《前汉书》中也有关于克什米尔和键陀罗(书中称“罽宾”)的记载,包括当地现状,气候和珍珠、煤炭、天青石等物产。  当时的罽宾是萨婆多部的影响中心,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数千名远赴中国的僧人学者都来自罽宾,或曾经受训于此。法显、玄奘和鸠摩罗什等名僧都曾在中亚路线上游历。

佛教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当时的传教是在没有现代舒适条件的艰苦环境中进行的。不同于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的自身需求驱使下掀起的传教热,佛教被国王和贫民作为一种实现精神解放,恢复社会和平的替代方案加以推崇,尽管如此,中印旅行家关于印度如何神圣、文明、高深的记述仍不无夸张成分。  佛教在这股传教热的推动下越过印度边境也许顺理成章;但对其成功传播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的回应,是中国的回应使整场运动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佛教的传播属性和中国的回应促使一波又一波中印僧人学者在两国之间频繁往来。

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公元一世纪到达洛阳,标志着第一波往来的开始,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三世纪末。这股传教热的代表人物包括昙柯迦罗 (249—250年到达中国)、康僧会、维祇难和竺律炎(224年到达武汉)。第二波交往贯穿了四五世纪,这一时期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381年到达长安)和鸠摩罗什(401年到达长安)等高僧成为了佛教界至高无上的泰斗。鸠摩罗什到达中国两年前,法显为求取律藏远赴印度。在六七世纪期间的第三波交往中,涌现出了菩提达摩、真谛、不空、金刚智等卓越人物。玄奘和义净的印度之行便是对这股印度僧人来华潮流的回应。中国和印度的无数僧人学者都曾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极其可贵的贡献,其中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义净在译经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佛经的翻译始于汉武帝统治时期。佛经最早并非直接由梵文或巴利文翻译而来,而是经由中亚和新疆古文译入,如吐火罗文,这些语言今天已经失传。  这也许是由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主要是由巴克特里亚和其他中亚国家学者主持的缘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于传播佛教的僧人,基督教传教士纷纷将中国经典译为英文,从而诞生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

公元68年,汉明帝统治时期,迦摄摩腾和竺法兰成为最先到达中国的两位印度学者。这对搭档共将五部佛经译为中文,据师觉月教授所述,其中包括“一部释迦摩尼诞生与童年传说的集合、一篇对释迦摩尼预言的记述、一篇关于佛教主要戒律的短论、一部关于清修生活的佛经、一部关于修成正果所须遵行苦行生活戒律的佛经。五部佛经中,只有《四十二章经》保存至今,这部佛经显然是传教僧人用于在国外讲道的教义问答。” 

公元二世纪,安世高在148年到达洛阳后创立了译经学派。鉴于佛教在中国大众中尚未流行起来,安世高没有将整部佛经全文照译,而是选取了属于经藏四部阿含的部分佛经进行翻译。多达179种佛经都为安世高所译。他的译经团队包括一位名叫支娄迦谶的印度斯基泰僧人和佛陀提婆、马哈噶拉和昙谛三名印度人。  随着中国大众开始关注佛教并对佛教产生兴趣,中国僧人也开始从海外广邀高僧。三世纪中叶,昙柯迦罗、康僧铠和昙谛应邀来到洛阳。这三位印度僧人翻译了多篇律藏经文,用于在中国传播佛教修行戒律。

民众对佛家教义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前秦皇帝苻坚公元357年登基后,这一趋势越发明显。苻坚将许多博学的僧人学者请到长安,道安便在其中。他对历代所有汉译佛经进行了严格检查,撰写了一系列评论,并对这些译本进行了汇总,这也许是第一部汉译佛典总录。有一段话这样形容道安:“在道安以前的时代,已有众多佛经译本,但前代学者只关注经文大意,道安却对佛经进行仔细推敲,译出其内在涵义。”是他将瞿昙僧迦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和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可惜的是,道安于385年辞世,鸠摩罗什401年才到达长安,两人未能谋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译经逐渐发展为一项浩大的工程,数百名外国僧人学者参与其中,另有多达数千名当地工作者协助外国僧人进行译经工作。这里引用真谛和他的中国助手慧恺说过的话:

 

吾早值子(慧恺),缀缉经论,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皆洞涉精至研核宗旨。必得本师临听言无浮杂义得明畅者。方始离之。

 

在这一时期,法显也远赴印度求法,其中以律藏,即修行生活中的戒律为主。公元399年,他从长安出发,经由中亚路线长途跋涉来到印度,并在412年通过海上路线回国。回国后,他完成了里程碑式著作《佛国记》。他在书中生动描述了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今属新疆)的险恶旅程: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

 

法显离开长安时有十余人同行,但从斯里兰卡回国时,已只有法显一人幸存。

据《开元释教录》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从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734年间,共有185名著名翻译家翻译了2412部佛经,共计7352卷。其中16位翻译家译经超过50部,卷数超过100。其中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五大译经家”的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和不空做出了突出贡献,整个东亚佛教的文献遗产都可归功于他们五人。

鸠摩罗什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直译风格。他抵达后秦后,姚兴对他以国师之礼相待,两人的悉心经营使这对僧人和施主之间的关系日益深厚。他们开设了译场,由鸠摩罗什主持译经,800余名僧人学者担任助译。   皇帝有时也亲自参与译经工作。另有记载说:

秦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过半。虽复霄云披翳阳景俱晖,未足喻也。

 

从此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工程。公元2世纪到13世纪,共有6000至7000卷佛经传入中国并被译为汉语,其中多数由梵文译入。鸠摩罗什无疑是所有译经家中最卓著的一位,也许只有玄奘可以与之匹敌。据慧皎所述,在鸠摩罗什的领导下,共有超过300部佛典被从梵文译为汉语,其译文质量和论述之清晰都远超前代。历经朝代更迭,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本至今犹存。他在圆寂之前曾发下此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 慧皎写道,预言得到了应验,鸠摩罗什肉身火葬后,只有舌头完好无损。这尽管只是一个虚构的传说,却也展现了这位名垂青史的译经大师严谨的态度、坚定的信念和毫无保留的投入。

从401年到413年,鸠摩罗什翻译佛典74部,共计384卷。就在鸠摩罗什在中国主导译经事业的同时,法显在印度度过了14年宝贵年华,当他以74岁高龄归国时,鸠摩罗什已经离世。在佛陀跋陀罗和宝云的帮助下,法显也开始了译经事业。他们共翻译佛经6部,合63卷,其中包括《摩诃僧祇律》和《大泥洹经》。

与法显相比,玄奘和义净的优势在于分别获得了唐太宗和武则天的支持。公元628年,29岁的玄奘踏上了西行之路。他沿途经过今新疆、前苏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诸多市镇,最后到达克什米尔。632至636年,他在那烂陀寺经过5年学习,熟练掌握了梵文。645年,时年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开始了译经工作。回国后,他将带回的大量佛像、画卷、150粒舍利和520夹657部佛经,全部置于弘福寺。 在接下来的19年中,玄奘将他的余生全部献给了译经事业。这项工程最早在弘福寺展开,后转移到大慈恩寺和西明寺。公元657年,玄奘移居玉华宫,改之为玉华寺,直到公元664年圆寂,他一直居住于此。

在这些寺院中,玄奘和他的译经团队将佛经由梵文译为汉语,总共译经73部,1335卷。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也许称得上玄奘生平最伟大的成就。在这期间,他还写作了一部对佛经译本的评述《成唯识论》。“唯识”即“唯识无境”,是瑜伽行派的基本原理。玄奘在该派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法相宗,法相宗在他有生之年广为传播,但在他死后便逐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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