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情缘》：（33）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跨文化交流——双向往来

可以断定，中印两国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频繁的往来。就商品贸易而言，印度向中国输送只有印度出产且中国有需求的商品。根据文献记载，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商品包括珊瑚、珍珠、玻璃和香料。另一方面，丝绸似乎是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珊瑚、璧琉璃和珍珠最初被用于装饰皇宫，后来在贵族中也流行起来。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将印度和罗马帝国当作璧琉璃的产地，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和南部的黄支都出产这种宝石。《前汉书》第28卷上中记载，中国人用黄金和杂缯交换璧琉璃。

这种贸易关系在唐代、宋代和元代进一步发展。在这段时期，海上活动十分频繁。根据各类文献记载，广州港停泊着印度、波斯和斯里兰卡商人的船只。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众多南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据记载，斯里兰卡的船只是所有商船中最大的。与此同时，印度的天文学、历法、医药、音乐、舞蹈和制糖技术等都传入了中国。中国丝绸在各类商品中一直备受欢迎。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以势不可挡之势传入南亚各国。丝绸出口到印度后，又由印度商人转手贩卖到罗马。在印度，丝绸主要是贵族用品，也在寺庙宗教仪式中使用。至于纸张的传播，传统观点认为，纸张在12世纪经阿拉伯国家传入印度。但中国一些印度学家的研究表明，印度早在8世纪就开始使用纸张，季羡林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证据包括楼兰、吐鲁番、高昌、库车、莎车、于阗等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出土的纸张残片，其中在高昌发现的残片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根据这一研究，义净（635—713）到达印度时，印度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纸张。   原糖是中印双向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证。中国早在古代就开始种植甘蔗，但一直没有掌握制糖技术。中国编写于公元100年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并没有“糖”这个字。南北朝时期，《说文解字》的增补中出现了“糖”字，制糖技术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新唐书》的记载则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使团前往印度求取制糖配方，后来扬州的一家作坊按照配方进行试验，成功生产出了糖，其色泽和味道都胜过印度原产的糖。

在明代，印度的古里和柯枝成为重要的新兴港口。此外，马马拉普拉姆、果阿、讷加帕塔姆、小葛兰、尼科巴、孟买、马拉巴尔、加尔各答等其他许多海港城市在赵汝适 的《诸藩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西洋藩国志》等各类文献中都有提及。

印度文学在中国

文学可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印度文学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却难以确定，因为文学交流的复杂性绝不亚于两国在其他方面的交流，仍有许多待解的疑问。这里先且对中国历史各时期印度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一番探究。

在中国的神话和寓言中可以发现印度文学元素，据此推断，早在中国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时代，印度文学就已进入中国。神话和寓言属于口头文学传统，是中华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造就了中国寓言的黄金时期。《庄子》《列子》《韩非子》《晏子春秋》《春秋》《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寓言。同时在印度文学舞台上，也出现了可与这些中国作品相提并论的《五卷书》和“往世书”。

中国文学受印度寓言影响的例子很多，如屈原的《天问》。其中“天式从横，阳离爰死”这一句暗示天神降下神盘将恶魔斩首。苏雪林认为，这一表述出自《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搅拌乳海》，在故事中，罗睺因为偷饮了不死甘露被因陀罗处决。根据季羡林的研究，《天问》中的另一句话“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也源于印度。他认为，“顾菟”自汉代以来一直代表一种兔子，而《天问》中的月中之兔并不是一个中国意象，而是源自印度公元前15世纪的《梨俱吠陀》。季羡林指出，《本生经》和其他佛经中也出现过这个意象。   此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提到过月中之兔的故事。

随着新路线的开发，与印度交流的渠道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佛教传入后，传入中国的印度神话和寓言也大量增加。根据季羡林的观点，《三国志•魏书》中曹冲称象的故事便源自印度。在故事中，大家面对如何称象的问题束手无策，只有天才少年曹冲想出了办法：把大象牵到一艘船上，画出船的吃水线，再把大象牵下船，往船上装石头，直到水没到刚才的吃水线，这时称一称石头便可得出大象的重量。为了证明这个故事的印度起源，他引用了佛经中一个相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北魏时代《杂宝藏经》卷一中的《弃老国缘》。

南北朝时期，印度神话和其他文学形式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鬼、神和各种超自然存在纷纷进入中国文学，中国文坛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也对这种充满印度元素的文学现象表示了认可。其中 “阴司地狱”（“那落迦”）和“因果报应”是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主题。按照季羡林的观点，不能说“那落迦”从印度传入以前中国没有地狱的概念，只不过那时这个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印度人的到来使中国的地狱概念有了明确的形态，就连“阎王”这个词都是从印度的Yama Raja音译而来的。

六朝时期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荀氏的《灵鬼志》、祖台之的《志怪》和《神怪录》、刘之遴的《神录》、谢氏的《鬼神列传》、殖氏的《志怪记》、曹毗的《志怪》等，都深受印度文学影响。上述作品多数都围绕地狱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展开。《杂宝藏经》中“鹦鹉灭山火”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故事也被玄奘写入了《大唐西域记》中，只不过玄奘故事中的鹦鹉变成了“雉王”。

中国在唐代经历了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发展。文学界兴起了“传奇”和“变文”两种富含印度元素的新事物。传奇的起源可以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唐代市民阶层对离奇浪漫的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其次，唐代科举盛行“行卷”之风；此外，前代的志怪小说也为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志怪小说的故事大多短小，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主题；传奇却出现了新的趋势，即故事虽然仍由一个主题支撑，主题之外又发展出许多与故事主线相联系的其他故事。这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却是印度传统文学中熟悉的创作方式。印度文学经典《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本生经》和《五卷书》这样的作品，都生动展示了这种在中国尚新的文学风格。在叙述中结合了散文和韵文的变文也可以在传统印度文学中找到源头，这类作品的内容都以因果报应为主。流行的传奇作品有《枕中记》《柳毅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变文中的代表作有《太子成道变文》《太子成道经》《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等。

唐代以后，贸易成为中印往来的主要形式，文学的影响似乎有所减退。宋代的主要文学形式宋词中并没有多少印度元素。到了元代，曲成为所有文学形式中的主流，一些作品中再次出现了受印度影响的痕迹。马致远的《黄粱梦》借用了唐代《枕中记》的主题，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印度元素。同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也借用了《离魂记》的主题。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则是在《柳毅传》的基础上写成的。许地山认为，中国戏剧也受到了来自印度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木偶戏在福建泉州仍然十分流行。其中一类木偶戏在闽南方言中称为“布袋戏”，“布袋”与梵语中的“Putali”发音相似。这可能与中世纪时期印度商人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定居有关。在泉州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与湿婆、黑天等印度神有关的文物，充分证明印度人曾经在此定居。

明清时期，小说统治了文坛。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小说作品不仅在中国走进了千家万户，也成为每一位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的必读之作。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这些作品中印度文化成分最多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唐僧前往印度取经的历程。猴王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要人物，负责在路上保护唐僧克服重重磨难到达西天。季羡林、陈寅恪、吴晓玲等学者都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并不完全算中国原产，这一形象深受《罗摩衍那》中哈奴曼的影响。 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七十二变这样的非凡本领，以及和邪恶作斗争的风格都有《罗摩衍那》中哈奴曼的影子。

印度对中国经典的翻译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印度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少之又少。然而四五世纪和七世纪学术界的两位代表人物鸠摩罗什和玄奘都是翻译领域的先驱，即使将所有东亚佛教文献的输出都归功于他们二人也不为过。中国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于印度的“吠陀”（口耳相传）传统，中国有着很强的考据传统。但考据传统不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因为中国文学毕竟卷帙浩繁，历史悠久，但在整个文明对话史上，却没有保存下一部翻译为印度语言的经典，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诗经》至少有1500年历史，唐诗宋词也已有1000到1300年历史，但在印度竟没有留下一首翻译成文的中国诗词，这同样令人费解。

相比之下，中国单方面翻译印度文学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比如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分别翻译出版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云使》，80年代将《罗摩衍那》从梵文译为中文并出版，2000年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24卷，并在2005年将《摩诃婆罗多》完整版从梵文译为中文并出版。

印度学者认为，玄奘应迦摩缕波国国王婆什迦罗•跋摩（即玄奘笔下的“鸠摩罗王”）要求翻译的《道德经》，是最早译为梵文的中国作品。想必看到除了少数朝臣，印度人普遍对中国一无所知，玄奘不免会感到痛心。他希望通过翻译《道德经》向印度人介绍中国哲学和文化，可谓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的梵文译本已经遗失。   根据师觉月的研究，佛道两派曾经就如何翻译“道”进行过一场辩论，最后玄奘说服道家一派，将“Marga”作为最佳的译法。   尽管古代文本散失，但今天在印度仍能看到包括印地语版本在内的许多版本的《道德经》，不过其中大多是由英文版转译的。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哲学教授和精神导师拉杰尼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奥修大师，对《道德经》做了大量评论，从而使这本书在他遍布全球的信众中流行开来。

1879和191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克斯•缪勒编纂的《东方圣书》，这套里程碑式的巨著共50卷，集合了数千部亚洲宗教著作的英文译本，其中有六部来自中国，分别是儒家经典《尚书》《诗经》《孝经》《礼记》《易经》和道家经典《庄子》。据王教授说，在20世纪60到90年代之间，在当时的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的支持下，这些作品共重印了六次，并由印度国家文字学会官方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集之印度译作系列。   这些作品显然也译自理雅各的译本。印度的多数中国经典都由现有的英文译本改写或翻译成印地语等本土语言。2016年，我刚刚出版了现有的第一部翻译自中文的印地语版本《论语》。

中国小说、戏剧和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情况也大致如此。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有大量佛教元素，其中的许多故事都有印度渊源，然而却一直没有印地语译本。而在日本，这本明代小说经典早在1831年就被译为日语。直到2009年，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以及《人民画报》的曼莫汉•塔科尔和吉安奇•巴拉布等资深印度语言专家的努力下，这本书的印地语版本才终于面世。然而许多像《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这样的中国经典仍然有待与印度读者见面。

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印之间互动的增加，印度对中国经典和当代作品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例如2013年，印度最大的国有出版社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出版了关汉卿戏剧选。这套书翻译自戴乃迭的英译本，虽然译者忠实再现了戴译，但由于语言问题，基本人物姓名的拼写并不准确。除了关汉卿的“卿”拼成了“Jing”，书中的许多姓名都有拼写问题。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印度近年来的确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兴趣。

在诗歌方面，印度现存最早的中国诗歌集是一本出版于20世纪初的英文版《唐诗三百首》，现藏于国际大学博物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谭中教授也许是印度将中国诗歌从源语言译为英语的第一人，他于1991年出版的《经典中国诗歌》（东方经典系列）得到了MP比尔拉基金会的资助。1991年，当代知名维克拉姆•赛斯也出版了诗集《三位中国诗人》，其中收录了王维的12首诗、李白的11首诗和杜甫的13首诗，以及他撰写一篇长达13页的介绍。  这些诗歌显然也是赛斯由英文版改写的。

在印度，断断续续还有新的唐诗译本出现，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校友特里奈特拉•乔希的印地语译本。我也在中国诗歌的翻译上做出过努力。2010年，新德里的Prakashan Sansthan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自中文的印地语诗集《中国诗歌：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4世纪》。这部是一部首开先河的作品，收录了88首中国诗歌的译文和注释，从先秦时代的《诗经》到元代的《西厢记》，跨越了中国诗歌史上各个发展阶段。

这本书囊括了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等体裁，向读者展现了异彩纷呈的中国诗歌传统，书中提供了中文原文，也适合懂中文的读者阅读。诗集中收录了《诗经》中的诗歌、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南北朝乐府诗，以及元曲中的一些唱词。这也许是印度读者，尤其是绝大多数印地语读者第一次受到光辉的古代中国诗歌传统和文化的洗礼。每一个诗歌发展阶段或诗体前，都有一段关于当时历史发展、文学体裁和著名诗人的介绍。2011年，这部作品被授予“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印度人首次在中国获得此类奖项。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印度产生了一股将他的小说作品翻译成本土语言的新热潮。印度读者主要通过葛浩文的译介了解了他的作品，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尝试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本土语言。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普什佩什·潘特（Pushpesh Pant）教授刚刚完成《变》的印地语翻译。同时，Sreelatha Nellooli也将这部小说的英文版翻译为马拉雅拉姆语，题为“Maattam”，这本书由特里凡特琅两个成立不久的出版社Raspberry Books和Book Port联合出版。

“中美学者智库”微信公众号：windsorfort

长按二维码，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加关注

按文章右上角的“中美学者智库”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