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东 | 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麦当劳化”及其消解
作者简介
刘益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高等教育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体现为在其对高效率、可计算、可预测与控制的追求上。这些特征共同导致了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危机，如学术权力的困境、学术评价的迷失、学术环境的消弭等。走向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须直面和避免“麦当劳化”所带来的诸多危机。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之下，理应推动高校行政管理现代化，放弃对排行榜的盲目崇拜，积极探索和落实以代表作制为基础的学术评价制度，从绩效办学走向特色办学，大力发展人文学科，共同助力走向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面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理论先行。［1］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何谓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中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如何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面临的危机？
一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林林总总
“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讨论一直推动着社会学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流派。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化”也没有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关注的视角均不相同。眭依凡教授对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观念进行了系统考查，指出国外并未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概念。［2］在此意义上，高等教育现代化可以视为我国的理论创造，但目前尚未形成共识。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我国学界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认识较为不同。国内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最早见于1981年，主要讨论智育问题［3］，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有较远的距离。可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为了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之下考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现状，笔者选取了2010年以后的以“高等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200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以CNKI计量可视化功能为分析工具，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发现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有较大差异，共识不多，仅有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长期关注和推动该领域研究。
在关键词共现基础上，笔者对文献进一步梳理发现，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研究：如丁晓昌提出的普及度、质量度、公平度等八个指标［4］，眭依凡提出的高质量、善治结构等七个方面［5］，刘智运强调民族性等五个维度［6］，杨小峻等综合前人研究所梳理的内外部指标体系，提出了监测维度［7］等。其次是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如俞冰等系统梳理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脉络，指出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应对如“极端理性”等诸多危机［8］。第三是高等教育现代化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部分研究较多，认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相伴相生。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其中针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概念而言，大略都是指标之争议，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就研究的脉络而言，这些研究对丰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界定有一定意义，对认识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有所启发，对思考高等教育现代化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关系有一定的指引作用。这一方面表明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个可供分解的概念，具有较为充分的讨论空间；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制定“高等教育教育现代化2030”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关注不够。
高等教育现代化有几个指标取得了共识：普及化、国际化、绩效、质量等。可以预见，在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方面可能会获得进一步的加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警惕西方所谓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与面临的荆棘。在某些方面，我们同西方一样，已经面临危机与挑战。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其进行系统的审视和理性的反思，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二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麦当劳化”倾向
本研究采用“麦当劳化”的理论框架，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说明。
（一）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
“麦当劳化”是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提出的概念，是西方对所谓现代化反思的一个典型代表，用于表征“快餐的诸原则逐渐支配国家及世界越来越多层面和领域的过程”［9］，这一过程由于其四重特点，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放大。这些特点包括高效率、可计算、可预测与控制。与此同时，“麦当劳化”也会带来诸多“理性的非理性”的现象，即看似理性的特征，却导致一系列的非理性后果。这一理论视角对审视和反思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瑞泽尔业已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表征：重科研轻教学而导致教学的程式化（高效率）；各类等级、得分、评分和排名的量化评价现象（可计算）；师生关系异化，就像快餐店中的售货员和顾客一样，没有交流与沟通，一切都成为程式化（控制）等。虽然其没有在全部特征意义上描述高等教育，但正如其所言“麦当劳化并非一个截然二分的概念，而有不同程度之分”一样，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也是一个过程。［10］这是瑞泽尔在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的观察。那么，在追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否跳出了“麦当劳化”的现代性危机呢？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没有。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高度“麦当劳化”的高等教育时期。认识其中存在的诸类问题，及时反思高等教育实践，对于理性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麦当劳化”的表现形式
在“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维度上，我国高等教育具有不同的表征形式。
“麦当劳化”所谓的高效率，其本质上是提高了餐厅的效率，而非提高了顾客的效率。那么，高等教育中所谓的“高效率”又是如何来表征的呢？大学组织最体现效率的是行政部门。随着大学功能多元化，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科尔笔下的“巨型大学”成为常态。大学组织内部越来越多的事物被细分，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系统，教师在组织中受到多个部门的共同“管理”。事务的分解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其中出现了“麦当劳化”中的效率漂移现象。在大学管理的过程中，许多行政事务其实是提高了某个具体的行政部门的执行效率，而没有提高大学的组织效率和学术人员的效率。以大学中诸多的“填表事业”为例，同样或相似的内容，诸如财务处、科研处、人事处以及其他部门基于各自的行政职能，均需要统计一遍。从实践来看，教师的很多精力都耗费在诸如此类的重复性事务当中。换言之，“填表事业”是否提高了学术人员的学术效率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又是否提高了大学的组织效率呢？恐怕也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据悉，某高校单就教师人数和学生人数，就存在三个不同的数字，差异还不小，给管理过程带来了一定困惑。由此观之，一些所谓的“高效率”仅仅是提高了高校的行政效率，给个别行政人员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妨碍了学术效率和组织效率，为学术带来不便，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组织的运行和管理。
“麦当劳化”中的可计算性，主要用于表征强调数量而非质量。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以评估为主导的各类大学的等级、排名、评分，大都以“量”为主，如要求论文的篇数、博士的数量、学科点等等。高等教育评估的30余年以来，虽然带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但也使得“量”的观念在高校根深蒂固。有高校为了通过评估，不考虑学校发展、不分学科大量引进博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的科研评价也以量为主导，就笔者的粗略了解，几乎所有高校在科研管理中都明确表示对发表在“SCI/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其很大原因就是该数据可以帮助学校进一步提升排名，获得更多资源。对量的强调无疑体现了“麦当劳化”逻辑：将大学的质量和学术水平还原成了数字。这种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部分学人的投机行为，引发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如某高校的科研评价方案曾提出对EI论文进行奖励，当年就有教师突然发表数十篇EI文章，论文发表一时间成为了牟利手段，而失去了其学术交流的功能，非常值得反思。
“麦当劳化”中的可预测性是指在销售的过程中，不仅产品的一切可以预测，甚至连员工与顾客的互动都是可预测的固定模式。那么，类似的情况在高等教育中是否存在呢？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可预测的表现。首先，高校的专业教育课程趋同、个性培养缺失，直接导致了“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包括“人的发展可以预测”的前提假设，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教育做成了产业，将学生当成了产品，而以迎合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为其主要价值。其次，某些高校天然地认为各类“头衔”如“千人”“长江”“杰青”等代表了学者的学术潜力，可以预测其为本校冲击“一流”带来诸多贡献，从而由此拉开了“双一流”背景下的“抢人大战”，使得高校之间“有序的人才流动”成为变相“无序的人才竞备”。第三，诸多大学排行榜设置了一系列指标，似乎就是固定了学校发展的确定模式，认为高校在某几个方面取得高分就是“一流”的标志。这些标准虽然广受诟病，但依然得到了高校的广泛响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对“可预测”的盲目信仰。某些高校为了提升本校的排名情况，甚至派专人赴相关机构进行调研考察，以求获得“合作”。如此种种，足见“可预测”对高校的影响之深远。
“麦当劳化”中的控制是指对员工、顾客、产品的控制，与可预测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高等教育中是否存在控制呢？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大学组织的资源依赖特质决定了外部对大学的控制。大学是一个高度的资源依赖型组织，在此意义上，大学有服务政府和社会的义务。但在实践过程中，政府与大学的权力配置边界很难界定，由此而导致了所谓的大学行政化现象。其次，各类制度的导向性作用强化了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控制。如教师的科研评价制度直接决定了教师的精力分配和科研行为；学生的培养方案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是被画好了的“模型”，需要“铸造”。控制的背后，实质上是对高等教育“麦当劳化”中其他三个特点的进一步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前三者的共谋才导致了高等教育中的控制特征。
综上所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麦当劳化”业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需要系统反思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所谓“麦当劳化”现象，引领我国高等教育走向理性的现代化。
（三）“麦当劳化”带来的高等教育危机
诚如瑞泽尔所论，“麦当劳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在四个特点之外，带来了整个系统“理性的非理性”，即在高度理性的系统下，其实产生了很多非理性行为。［11］那么，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麦当劳化”带来了哪些“理性的非理性”问题？笔者以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由“麦当劳化”所带来的“理性的非理性”现象值得特别关注。
“麦当劳化”的四重特点共同发力，导致了高校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讨论早已非常丰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消解二者的矛盾有重要意义，但为何矛盾就是迟迟得不到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麦当劳化”构筑的系统难以突破，形成了现代高等教育“麦当劳化”似“铁笼”一般的存在。“效率”带来学术与行政的价值冲突，“计算”和“预测”又推动了这一进程，“控制”则在更大范围上对学术进行掣肘。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麦当劳化”的影响，高校学术权力的表达与落实正身处困境之中，理论上以学术为核心的大学正遭遇严峻挑战。于是乎，就能够理解理查德·布莱德利（Richard Bradley）为何会发出“哈佛，谁说了算？”的诘问。
当前，高校以“计算”和“预测”为主导，以“效率”和“控制”为辅助，共同带来了学术评价的整体性迷失。毫不夸张地讲，学术评价决定了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基本范式和采取的行动策略。由此，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诸如对“SCI/SSCI”的热捧，对“项目”的渴求，对“称号”的崇拜等，都变得可以理解。在如此异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评价成为了目的，学术本身却成为了手段，保障学术质量又何以可能？无论学术质量，学术又何以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学者在国际论文发表中所花费的巨资，也可以理解为何有大量论文被撤销的集体丑闻。到底是个体的道德水平集体滑坡，还是学术评价集体迷失？恐怕也是需要考虑的。
基于以上种种现象的共谋，集体导致了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价值观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一方面使得大学教师对组织的认同度、对学术的认同度下降，另一方面致使高校学术气候异化、价值认同缺位、学术领导力异位［12］。由此，就在更大范围内促成了学术环境的消弭，尤其是人文学术环境的消弭，从而形成“重理轻文”的学科格局，导致人文的反思在高等教育中缺位或失去话语权，从而进一步导致理性的缺位。通过对高等教育“麦当劳化”的省思，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安东尼·克龙曼（Anthony T. Kronman）会发出“教育的终结”的感叹。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危机。诸如府学权力配置不清、学术腐败丛生、师生关系异化、教学质量下降等。诸多现象，都可从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中窥得一斑。当然，也不能认为所谓的“麦当劳化”完全是负面的。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学生数量、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的指数型增长；“互联网+”高等教育模式使得接受高等教育变得更为便捷；等等。但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其所有危机，都伴随着这些贡献而来。瑞泽尔认为，“麦当劳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人们几乎不可能从中抽身。那么，对于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我们是否也如该此悲观？在享受其所带来的贡献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克服或缓解这些现象？我们能否找到突围之路？
三
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何以可能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研究已有一定的共识，但从部分指标来看，其也是“麦当劳化”的一种抽象。如普及化，即主要是对数量的要求；再如绩效，更是对数量、可预测、可计算和控制的综合。换言之，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与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的种种表征是难以切割的。现代化与“麦当劳化”，似乎构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体两面。因此，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在享受“麦当劳化”带来的诸多效益之时，也必须直面“麦当劳化”所带来的诸多“理性的非理性”现象并努力走向“完全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
2017年3月31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提出了高校在环境、职称评审机制、强化监管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意见，［13］可以看作是对高等教育“麦当劳化”的一个阶段性反思，是顶层设计对诸多“理性的非理性”现象的纠偏。政策的出台是一个方面，但政策的落实却是另一个方面。如果制度能够完全解决“麦当劳化”危机，那么西方看似完善的制度体系似乎就不会出现类似的困局。因此，正如瑞泽尔所认为的那样，在制度之外，“反麦当劳化”势必也依靠个体的努力。对大学而言，需要大学拥有进行组织变革的魄力；对大学内的个体而言，亦需要有进行自我变革的勇气。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与尝试。
（一）重塑组织效率观，推动大学行政管理现代化
“巨型大学”的行政管理非常重要，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高校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但如前所述，存在行政效率拖累学术效率和组织效率的情况，这是高等教育“麦当劳化”对效率追求的客观结果，需要重塑组织效率观，建立行政为学术和组织服务的效率观。一是行政管理专业化。按照明茨伯格的观点，大学是一个专业化组织。那么，构成其行政管理的个体，也应是专业化的，必须高度重视大学行政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二是行政管理的网络化。在Web 2.0时代，“互联网+行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必由之路。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专业化的同时，理应建立统一的网络共享系统，增加学校的行政能力。高效的网络行政系统在某些高校已有所实践，值得广泛推广。这是克服行政效率妨碍组织效率和学术效率的必由之路，亦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客观表征。
（二）理性审视大学排行神话，走出高等教育指标陷阱
大学排行榜是“麦当劳化”的直接产物。按照排行逻辑，诸多排行榜的指标共同表征了大学的科研、教学能力，可谓集效率、可计算、可预测与控制于一身。在追求这些特征的同时，排行榜也不断面临“是商业还是科学”的公信力质疑，也导致高等教育陷入了指标陷阱［14］。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与排行榜，甚至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循环。由此，回归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对大学排行榜进行理性审视。理性的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过程，需要放弃对排行榜的盲目崇拜，认识到大学排行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便在整个社会气候都信仰排行的时候，也至少不能唯指标办学，要守住大学理性的底限。
（三）完善学术评价机制，落实以代表作制为基础的学术评价制度
代表作制是学界对数量化评价作出反思后提出的评价机制，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面临公平性风险，却是现阶段学术评价的一个最不坏的选择。或许，涉及评价本身，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最好的选项。《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评价的背后是理念，评价即理念的表征。由评价方式的话语转换即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正逐渐回归理性之趋势。但如何实践，又如何在实践过程中避免带来新的“麦当劳化”，需要集体智慧。在Web 2.0时代，匿名评审制或许已不具有其可行性，需要考虑新的方法。如综合准入制、同行评议制和代表作制相结合的思路［15］，或许可以尝试。
（四）从追求绩效走向追求特色，从传统和历史中寻求智慧
虽然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具有广泛的统摄力，但总有例外。如美国的深泉学院，就因坚持其特色而广负盛名，被称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奇迹。［16］虽然现代大学缘起西方，但我国也拥有自己高等教育的传统，书院制中就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风气发生显著变化，复归传统成为追寻理性的另一条道路。“在中国完全的本土价值语汇里，‘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正身、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炼理路，这些融目的与方法于一体的经典价值‘教义’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17］在此意义上，避免高等教育“麦当劳化”过程中“理性的非理性”的关键，就在于把以“绩效”为主的办学价值观转向以“特色”为主的办学价值观，走中国道路，寻中国智慧，进而寻求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五）从全局视野审视人文学科价值，助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性回归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麦当劳化”造成了“重理轻文”的学科格局。破除“麦当劳化”需要理性的复归。在这一过程中，人文势必将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人文学科的衰退已成为海内外高校的共有现象。2015年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各大高校新一轮的学科调整拉开帷幕，人文学科似有进一步衰落之危险。作为高等教育的“剧中人”，认识不到人文的价值尚有可原，但作为高等教育的“剧作者”，大学的领导者以及国家的相关部门必须在更宽广的视野上审视人文学科的价值，在顶层设计层面将人文作为重点建设对象，加大投入和培育，以应对强势的“麦当劳化”趋势。这是使高等教育现代化回归理性的重要方略。
四
结语
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麦当劳化”，几乎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其所带来的诸多危机，有些已经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面对“理性的非理性”的高等教育生态，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显得力量不足。对系列问题的呼吁，虽也历经岁月广被提及，但始终难以克服这一潮流。很显然，想要克服“麦当劳化”带来的“理性的非理性”现象，仅有顶层设计还是不够的，关键还在学术共同体自身。正如瑞泽尔所言，如果我们能“集体反抗”，守住理性之光，敢于突破“麦当劳化”制造的“铁笼”，便有希望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复归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虽然充满荆棘，却饱含走向理性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希望之光。
（本文原载于《现代教育管理》2017年第10期）
本期执行编辑：李璐；责任编辑：王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