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小军|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选择
作者简介：欧小军（1974-），男，湖南衡阳人，惠州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大学文化发展研究。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同时指出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建设“双一流”大学，从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角度上理解，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完成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弘扬、挖掘开发以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坚持“世界一流”就是要求具有国际意识、世界眼光，融进世界优秀文化体系中，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增强文化吸引力、影响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实现民族文化自强，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得到认可，赢得尊重。然而，当今世界思想文化在全球化、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相互激荡，西强我弱的世界文化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加上我国受到长期的输入型现代模式的熏染，形成了一种广泛存在于国人心目中“迷于西朝、疑于传统、惑于前路”［1］的文化心态。因此，从何种文化心态和何种文化立场为切入点培育现代大学文化的生长点，是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从“世界一流大学走向中国”到“中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的关键。现实中，人们对每一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说，大多“视为对办学资源的争夺、办学绩效的攀比和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忽视对涉及社会和文化基础的根本性长远问题的关注”［2］。而“双一流”建设尤其要在关注文化内涵建设的基础上，需要解决如何摆脱先发内生型国家大学的路径依赖；如何把一流大学建成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3］等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其根本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选择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审思。
“双一流”大学建设说到底，就是要形塑世界一流的大学理念和学术文化。大学的组织特性决定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和引领文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崇高使命与社会责任，尤其要做好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引领者。因此，“双一流”大学就是要形成“属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能生产世界一流的文化以及寻找一套适合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4］，这也是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担当。对何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选择，有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启示。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认为，“大学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国际性机构，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深深地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之中”［5］。阿特巴赫从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认为大学是一个具有坚固的民族根基的国际机构。许美德从文化选择视角，认为中国大学的未来远景是植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大学要将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和百年社会巨变得来的历史教训介绍给全世界。［6］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理应体现中国特色，并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强化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民族文化属性，建成聚世界优秀文化于一体并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大学。
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复杂文化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文化选择活动始终贯穿在建设的全过程，对文化进行传承创造、合理选择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理性的文化选择是实现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基础和前提。西班牙学者奥尔托加认为，如果人们透过不同现代民族文化的表面形式，就会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差异只不过是为实现人类共同愿望和解决人类相同问题所采用的不同选择手段。［7］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文化选择既“没有一个全部使用的尺寸”，也不存在单一的模式，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选择就是要把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文化基因、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与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生产能推进世界文明进程的文化知识，找到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我国只有以先进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为指导，选择一条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大学文化建设之路，才能形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发展模式和先进文化。未来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或许正如印度泰戈尔所言：“我们必须为世界的所有文化合作准备场地，在这场地上所有的人将把文化传授给别人，又从别人那里汲取 文化。”［8］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服务于本国本土，又要超越本国本土，服务全球全世界，所以“双一流”建设是“全球化思考”与“地方性行动”的有机融合与统一。目前，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序格局”中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不平等、不均衡的学术与文化秩序，文化交流的不均衡、不对等现象比较突出，作为学术和文化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大学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甚至有学者指出，“国际知识系统的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在现行国际教育有机体中存在着某些大学和知识‘中心’，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9］这对我国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一）西方话语体系下文化依附的窘境
我国虽然具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的话语权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先发内生”型国家的大学居于学术金字塔的顶部，在国际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中担当主导的角色，成为科学研究、著作出版、学术活动和知识创造的中心。由于没有“融合全球趋势和中国国情的世界一流标准”［10］，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很难破解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同质化发展的“路径依赖”，为了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和身份，我国大学有可能不自觉的将当前“国际通行标准”作为其追随和发展的目标，在此标准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阿玛蒂亚·森指出：“当代世界由西方支配，而且尽管昔日世界统治者的帝国式权威已经下降，西方的支配地位仍然强大如敌——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化事务上，甚至比以前更加强大。”［11］从依附论视角来审视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会发现，“先发内生型”国家的大学往往会成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模仿和移植的对象。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史表明，我们大学发展虽然在借鉴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超越，但其模仿和移植的痕迹也十分明显。甚至有学者坦言：“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茁壮，无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它的完善化、精致化是需要几代人的能力的。”［12］“双一流”大学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套，如果处理不好“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关系，把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当成唯一的“国际标准”，把西方大学发展模式当成“双一流”建设“理想类型”，那么“文化依附”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将严重侵袭“双一流”建设自主发展、独立创新的主体意识，本土的学术文化传统将会遭受严重破坏，文化选择的空间将会缩小、限制抑或挤压。
依附状态下的文化选择会产生对被依附国家大学的文化依赖，使本民族本国本土的知识传播体系遭受一定的阻碍，我国“双一流”大学的文化选择应该不存在“文化界域”，而文化选择中的“自由”中“对自由的珍视并非只局限于一种文化，而西方传统也不是使我们得以掌握以自由为基础来理解社会的方法的仅有的一种文化”［13］。因此，这种带有依附性的“文化力”很可能会破坏或削弱本土的传统文化价值或本土的文化模式，如果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失去了民族文化特色和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任务就很难完成。
（二）跨文化交流中文化霸权的困扰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异质文化差异是冲突的根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深度融合，正如阎凤桥等学者所言：“学术发展兼有受地域性力量和跨地域性力量影响的特征。”［14］“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于是跨文化交流理应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建设内容。与此同时，大学之间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也会相伴而来，由于存在中西大学“文化力”的不平等，文化霸权在一定范围存在，“先发内生型”国家凭借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品为强大后盾的文化优势，很隐秘的把西方文化价值观悄无声息地嵌入到“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大学文化体系中来，如果我们不能理性对待，本土特色优秀文化可能会退居次要或者被忽略的地位，以至于不知不觉的掉进“文化殖民”［15］的隐形陷阱。
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也认为一些发达西方国家运用其先发国家的优势，强制性地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商业规范、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16］这种文化霸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会引起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并左右非西方国家大学文化选择的方向。文化的发展可以引领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理智活动重要发源地”［17］的世界一流大学，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灯塔”［18］。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新殖民主义推行的一种“软武器”，以至于“人们不知不觉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反省。［19］事实上，文化殖民往往与“后发外生”型国家中的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利用大学传播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它比古典殖民主义更巧妙、更隐蔽，因而也更具有欺骗性，它是一种心灵与意志的殖 民化。［20］
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反对文化霸权，以求在多元、平等、包容、开放与共存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交往中选择一种适合于本国大学发展的文化范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进，文化霸权与经济手段的联姻更进一步加强了其渗透力。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选择必须选择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发展的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一轨道，这也是我国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中要理性思考的问题。
（三）本土大学文化底蕴不深厚的隐忧
我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较晚，从20世纪初“西学渐进”引入西方的大学，到现在也只不过百余年时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文化“嫁接”还没有充分融合的时间条件，以至于我国大学发展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对大学强烈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归咎起来主要是我国大学文化土壤还不够深厚，我国要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形成一种能够支撑世界一流大学的、强有力的文化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提出过“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维度”［21］，也有学者提出“是不是存在一种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或者后儒家模式”［22］，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大学远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把东方与西方更为紧密的连在一起”［23］。实质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就要探索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模式”。但是，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逻辑，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使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要面临着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平等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经历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因此，我们如何创造性实行中西文化的对话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能否达成目标的关键。
我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但“大而不强”。从某种意义上，我国的大学更多是引进了西方大学的“形式”，还没有较好的消化吸收西方大学的“精神”，更没有把西方大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既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自己的大学模式，具有自己关于大学的核心理念，而事实上中国大学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理念，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24］目前，我国大学文化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错位与脱序现象，“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精神在本质上还处在“不在场”的状态。
总之，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大学文化是相伴而生，相伴而长的。先天的大学文化底蕴不深厚，使我们从本土大学文化出发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理念的条件不够充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基础不够扎实，从现有中国大学文化中选择先进文化形塑世界大学一流大学文化和理念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现将成为必然事件，不过这是有时间周期的，决非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大学的文化性格决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中肩负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而“双一流”大学更重要是做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选择，把精力放在“容易忽视且见诸无形”的文化内涵建设上面，创造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学精神财富。
（一）在保守与创新的文化选择中提升文化自觉
“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25］保守不是墨守陈规陋习，而是对经典文化的守护；创新不是彻底推倒重建，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创造。美国耶鲁大学在“保守中创新”的文化品性使耶鲁大学成就了世界一流大学。所以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耶鲁大学“在最好的和最真正的意义上，一开始就是保守主义的成功代表”［26］。也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坚守大学的基本文化精神和学术品性这一底线，也要随着时代发展在保守中超越与创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自觉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更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对大学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大学是承担文化自觉的精神载体，大学矜持稳重的文化性格使大学成为文化的堡垒，更好的守护文化精髓，不断促进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但是只具有文化保守性的大学是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在坚守中不断创新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因此，大学一方面要保存文化之精华，另一方面又要突破现有文化之阈限，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总体上，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控制模式，这需要慎重处理好行政控制与大学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并使大学文化自觉成为大学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心理图式”。“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尤其离不开对大学保守性的深度认同和对文化创新发展的责任担当。如果说保守为大学积累发展的能量，那么创新为大学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选择也必须走保守和创新相结合的文化选择道路，在文化选择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髓进行挖掘、凝练，提升文化的时代精神，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二）在求同存异的文化选择中增强文化自信
“言必称西方或美国”是当今中国大学的一种流行病，其病因说到底就是缺乏自信。［27］现在，我们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比历史任何时候更需要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学精神。我们知道，不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感和心理素质，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成一套有地域色彩的文化，世界上各种文明力量在当今世界的文明进程中担当了其重要角色。西方大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母体上的大学，我国大学理应是建立在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基上，我们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西方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而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坚持求同存异的文化选择路径，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由之路。“求同”就是要广泛吸纳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大学成为大学；“存异”就是要坚守自我，吐故纳新，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精髓，形成中国大学文化的个性与特色。这样，我们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世界的，更是中国的。
未来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融通中西，求同存异的，而文化自信是贯穿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始终，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作为重要的精神支撑，而这“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是我们铸就一流大学和一流文化的必要条件，在“求同存异”的框架上建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阐释，也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要求。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化选择时，在文化的“求同”和“求异”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文化思维，遵循“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的文化选择理路，处理好文化共性与个性、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三）在借鉴与超越的文化选择中实现文化自强
高等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有着天然内在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文化自强与这个国家的大学水平也直接相关。十九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是在“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的动力下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不仅借鉴了古典大学的思想与文化，而且创新并践行了诸如“由科学达致修养”“研究与教学相统一”“教与学的自由”等教育理念，实现了对传统大学的超越，“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28］，可见，世界一流大学与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当今，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进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一不是在走一条从模仿借鉴到自主超越的发展之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开发、合作、互补和共生的文化生态，一个具有相对自由、包容的“世界文化知识图景”日益凸显，“大学正在形成一种与以往同质又异质的新的身份认同”。［29］我国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同样需要对国外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借鉴，对世界一流大学内隐的大学文化的认知，领悟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真谛。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启发和影响下，在我国大学自身文化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之路。
超越在本质上是对当下现实客观存在的批判或否定，同时也是在传承借鉴基础上的批判和否定。随着各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将会由“一中心”向“多中心”方向上发展，并将由“中心点”向“中心面”逐步转变，每一个高等教育中心都有可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应审时度势，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走一条“一元多线”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选择道路，坚持在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不断反思，进一步解读好世界一流大学深层的文化符号密码，协调好文化选择中的价值冲突，走一条文化借鉴和文化超越的文化选择之路，在本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抛弃‘技不如人’的历史包袱，树立道路自信”［30］，通过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实现民族文化自强，最终达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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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行编辑：王晓卉；责任编辑：王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