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进行时：疫情之下的公共舆论场|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十二）

撕裂进行时疫情之下的公共舆论场

文：王芳

王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现任亚洲社会心理学会（AASP）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前任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00
引 言

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

——理查德·伯顿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对生产生活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也把全国人民推入了一个随着事态发展不断搅动的巨型舆论场。一时之间围绕疫情展开的公共话题的聚焦度、民众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公共讨论的争议性与激烈程度，均达到互联网普及以来罕见的高峰。一方面病毒性传染病流行虽为公共卫生议题，但伴随着应急响应、预防治疗、社区治理等一系列过程的行进，信息透明、媒体监督、网络审查、公权边界、地域歧视、中美关系、效益与道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等等原本多被特定事件单一激发、为不同时空下不同群体所讨论的话题，突然由同一个爆炸性事件在短期内同时或渐次引燃，形成一个骤然凝聚的高密度场，造就了热门公共议题的集中性全员登场。另一方面病毒的无孔不入与“人人平等”令绝大多数人主动投入注意资源，上述一些本来存在一定“门槛”的话题也在疫情背景下获得更为具象化的表达，从而推高了公共讨论的参与度与热度。再加上停工停学带来的富余时间和事件的长时间发展持续，疫情之下的公共舆论场空前繁荣活跃，但与此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冲突与撕裂。

从家族群“病毒是不是美国人带来的”，到同学群“中医药治疗到底有没有效”，再到微博和各大论坛一波接一波的热点，如果真是“真理越辩越明”，那么像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应该可以促进对真相的逼近和共识的达成，然而事实情况却经常是亲人不欢而散、同学愤而退群、朋友圈隔空喊话、微博上骂战连连。某些话题甚至成为屡试不爽的火药桶，一点必炸。如果仅以“人与人想法不同”的个体差异视角来理解似乎流于简单，本文希望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尝试解读：为什么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会成为争议性社会话题的集散地？信息的传播为何没能促进联结反而加大撕裂？撕裂会给未来的公共舆论场带来什么？以及有可能弥合撕裂吗？

01

撕裂的心理基础：

疾病对于意义系统的冲击及其补偿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类生活在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事物联系并无固定，而是根据情境和个人的主观认识而改变。为了理解和应对环境，人类发展出一套意义系统来组织事物并简化世界。世界可解释、可预测、安全、确定、可控，便是其中最基本的意义规则。未知病毒、来源不明、近在咫尺、高传染性、一定致死率、无明确有效治疗手段等等，这些元素加诸在一起，除了引发本能恐慌，无疑还强烈冲击着人们底层的意义系统。意义一旦遭到违反，便会激起厌恶反应，从轻微的不适到强烈的厌弃不等，进而激发补偿的动力，以恢复意义系统的平衡。最理智直接的方式当然是从经验中学习，调整原有系统，使其可以包容新情况，从而使违反不再成为违反。然而这显然是一个耗时耗力甚为艰难的过程，于是更为常见的补偿策略是转而强调并坚定其他方面的意义，比如已经形成的个体价值观、群体身份或行动准则，以获取意义系统的整体平衡。于是，在意义威胁事件发生后，进入公共舆论场发表观点、寻找盟友、确定归属等便可视作意义系统被冲击后的补偿行为，而一旦遭遇对立观点挑战即可视为又一次的意义违反，但由于只是观点而非事实的冲击，个体将通过进一步坚守原有价值立场来进行对抗。并且，由于疫情几乎调动了全方位的价值卷入，观点的对撞更像是对于彼此意义系统的一次次冲击、违反、厌恶和补偿的过程，结果即为更加坚定地执己所见。就这样，当信息和观点的交流并不纯粹以对人、事、物的了解为目标，还潜藏其他动力性心理需求时，撕裂的局面似乎在所难免。

马克斯·韦伯（图片来自网络）

02

撕裂的拉大：

“后真相时代”的沉默双螺旋

对固有观念的捍卫如果具有特定的心理功能，舆论场中信息的自由交换就难以形成预期的有效讨论，反而可能助推对立阵营愈行愈远。一方面，疫情具有发展性，从一开始爆发性地信息井喷，到一些交叉验证性信息逐步浮现，人们面临着巨大的信息辨识与加工压力。此时选择性地信息输入与自我确认式的信息解读可以帮助个体节省认知资源，但毫无疑问，这样的主观拣选越多，在对自身观点更加自信的同时，对相异观点的拒斥也会越强。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信息无法在第一时间“一锤定音”，所谓“反转”“辟谣”“反辟谣”等时有发生，持不同观点的个体往往在出现压倒性支持信息时大量发声而在出现质疑信息时销声匿迹，导致呈现出戏剧性的“沉默双螺旋”，就像同一事件基底之上长出的双头怪物，二者声音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对话，实则自说自话。此时对于信息的汲取也不再出于探寻事实的需要，而是追求看到对立一方“被打脸”的快感，当“正面刚”“怼回去”“甩TA一脸”伴随一众叫好，“好好说”“用证据讲话”“心平气和讨论”便难有市场，敌我思维占据上风，输赢成为首位考量，而真相退居次席，像这样的每一次兵相接都将进一步拉大本就存在的裂隙。

沉默双螺旋（图片来自网络）

03

撕裂的合理化：

“后真相时代”的沉默双螺旋

史蒂芬·平克在其新作《当下的启蒙》中提到一个例子，2010年，曾经出现在美国科学素养测试中的一道题被删除，这道题是“据我们现在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物种发展而来的”，这立即引发了有关反进化论者压力使然的阴谋论，而事实是这一题与其他科学常识题得分相关极低，故而不具有测量学意义上的区分度。然而一旦这道题被改成“据进化论所说，人类是从早期动物物种发展而来的”，它就恢复了评估人们科学素养的能力。这说明人们并非不具备相关知识，而是背后的信仰或其他价值主导了他们的反应。在疫情舆论场中，阴谋论层出不穷是一大特色，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诸多现阶段难以解释的困惑，人们诉诸于阴谋论来恢复秩序感似乎可以理解，但与阴谋论信奉者多知识匮乏或智能不足的传统观点不同，拥有足够信息和判断能力的人依然可能相信并传播阴谋论，特别是当其符合所在群体利益的时候。这种从群体利益出发炮制的所谓“蓝色的谎言”虽然并无科学依据，也经不起推敲，却可以增强群体身份认同、促进群体凝聚、团结内群体力量对抗竞争对手，由此起到将行为正当化和合理化的作用。而一旦被赋予了心理上的正当性，公共讨论中的“立场”就会全面压制“事实”，人们发表看法也不再是为了表达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为了表达他们是谁，即令撕裂进一步获得了强化社会认同的心理功能。

书名：当下的启蒙作者：[美] 史蒂芬·平克出版日期：2018-12-01

04

撕裂之后

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曾热切期盼一个打破一切壁垒的理想社会即将到来，然而目前看来，网络虽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却不一定真正拓宽了人们的心理疆域。公共舆论场的撕裂不仅破坏了获得真理共识的可能性，还将带来一系列恶果。首先，撕裂鼓励人们进入同温层抱团取暖，信息将在协同过滤的作用下将观点导向极化，进一步加强原有的情绪与认知，让爱更爱让恨更恨，不满可能升级为仇恨，甚至极端化为相互攻击。与此同时，那些较为温和或持有中间观点的个体的表达空间则被挤压，他们可能主动选择沉默，而这反过来又将使舆论场更加极化。其次，撕裂将导致信息自净机制失灵，原本可经由不同个体携带而来的信息的不断累加和交叉验证自然淘汰的谣言和假新闻，将在同质受众的护持下存活良好，甚至欣欣向荣，尤其在本就带有一定封闭性并由个体自主选择关注的自媒体领域。最后，鉴于撕裂背后的心理动力及其功能，当维护自尊与取得胜利占据舆论交锋的主导动机时，个体及群体的遭遇甚至苦难就可能被工具化，成为“克敌制胜”的手段而非真正被关心和讨论的事件当事人。

 05

弥合之前

心理学家们向来对于人类思想意识层面上的真正弥合不抱太大希望，他们总是开玩笑说或许等到外星人入侵地球那一天才有可能实现。但是作为一个个体，如果期待抱持并表达理性，愿意尽可能不被情绪化的分裂所撕扯，倒是可以尝试以下建议：

1、尝试在遭遇意义违反时忍受那一点不适，它不值得你付出背离事实的代价。反之，通过重构和纳入新信息，你的意义系统完全可以变得更加适应与包容。

2、尝试看到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放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去相信以常识和理智判断“可能对”的东西，而不是以立场和自尊判断“必须对”的东西。

3、尝试令你的朋友圈或微博首页留有不同的声音。公共生活是发现差异的地方，遇见跟你观点和价值很不同的人是它的意义所在。

4、尝试与和你持有对立观点但认同沟通的朋友进行基于事实的友好辩论，尝试倾听和有逻辑地阐述观点而不是去赢。

5、尝试换一个背景或语境思考可以轻易激起你情绪性反应的议题。如果替换掉其中的性别、职业、地域、国籍、种族等身份属性信息，是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问题没有被政治化时，人们完全可以做到理性。

6、尝试接受世界观是建构的产物，你和他人，都可以改变。

06

结语

总之，围绕疫情展开的公共讨论令已然存在的鸿沟变得更加凸显、明晰、深刻和巨大。在开放的信息时代，信息赋予每个人力量，也索要更多的责任。尤其对于病毒流行这样一个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全球化议题，它不会以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它终将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放到一个足够广阔的背景下，正在冲突中撕裂着的所有人恰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诠释。正如心理学家丹·卡汉所说，我们都是信仰公地悲剧之中的演员：每个个体以理性的方式选择的信仰（基于自尊），有可能对所有人构成的整个社会来说是非理性的（基于现实）。此时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突破壁垒、穿越裂隙，为彼此“好好说话”与“平和对话”创造可能。

---

参考文献

史蒂芬·平克. (2018). 当下的启蒙. 浙江人民出版社.

赫克托·麦克唐纳. (2019). 后真相时代.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凯斯·桑斯坦. (2010). 极端的人群. 新华出版社.

道格拉斯·肯里克. (2014). 理性动物. 中信出版社.

左世江, 黄旎雯, 王芳, & 蔡攀. (2016). 意义维持模型:理论发展与研究挑战. 心理科学进展, 24(1), 101-110.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88–110.

Proulx, T., & Inzlicht, M. (2012). The five “A” s of meaning maintenance: Finding meaning in the theories of sensemaking. Psychological Inquiry, 23(4), 317–335.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坛回顾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 征稿启事 ————

本论坛期间欢迎心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教育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者投稿。邮箱地址：[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