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整合：从抗疫心理援助看中国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十一）

公益歌曲《因为我们在一起》：“相信我，相信你，绝不轻易说放弃。”

分化与整合

从抗疫心理援助看中国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文：张建新

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专业方向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现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执委会（IUPsyS）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亚洲社会心理学会（AASP）主席。

引 言

科学发展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它们贯穿于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每一科学发展阶段之中。科学的分化指在原有的基本学科中细分出一门或几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科学的整合指相邻乃至相距甚远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溶合，从而打破原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形成许多边缘性、综合性学科，使原来几乎彼此毫不相干的各门科学，连结成为科学知识的有机整体。

前  言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让灾区几百万民众受到了直接的心理创伤，同时也让全国亿万民众感同身受。在这次大地震引发的心理创伤面前，全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奔赴灾区、心理援助”的运动（张侃，张建新，2009，灾后心理援助名家谈）。2008年的地震灾区心理援助规模，无论从动员的心理学工作者人数、援助覆盖灾区的广度、心理人员接触灾区民众的深度，还是从众多心理援助工作点持续的时间长度而言，都是我国灾难援助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纵观简短的中国心理学史，我们完全可以将2008年称为“中国心理援助的元年”（张建新，灾害心理行为研究与心理援助，中国减灾，2000(19):17-18）。的确，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从那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感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在官方宣传和民间活动等多种场合也越来越多地见到心理学家的身影。

时隔11年后的2019年底，我国爆发了全国规模的新冠病毒传染疾病，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万人，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千人，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接近接近上百万人，而在家自我隔离的人数更高达几亿人。与地震灾难的影响受地理距离限制不同，新冠病毒的传染无影无形、弥散广传，人们不知道病毒潜藏在何处，飞沫、触碰等也无法被人感知，所以它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死亡恐惧较地震灾难更为严重。死亡恐惧一旦启动，人们后续的心身反应就会相继而出。举国抗击新冠疫情，我国心理学家义不容辞地再次大规模动员起来，积极开展了新冠疫情心理援助活动。

与地震援助不同的是，此次心理援助表现突出的两个特点为：

1）援助行动主要借助互联网平台，咨询者远程安抚和支持受助者（中国政府网，2020-3-5；Zhang et al.，2020）；

2）此次心理援助从战疫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国家管理层的视野（卫健委和民政部，2020-03-07），随后各地方政府和流行病、病毒学、重症医学专家院士们在各自的宣讲之中也多次提及心理援助和心理支持。

从心理学的视角去审视从汶川地震心理援到新冠疫情心理援助的历史进程，可清晰地观察到我国心理学正在发生着的若干分化与整合趋向，简言之，大致存在如下五种趋势：

1）应用心理学始终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而基础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思路、手段和成果似乎还难以出手相助；

2）如何评价咨询心理学所进行的个体心理干预和社会心理宣讲的成果，开始出现了不同于SCI标准的呼吁；

3）个体取向咨询心理学的干预手段呈现身心一体化整合的趋势，但其分化的文化来源却被忽视；

4）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在在提供抗疫心理援助时多倾向与看齐个体咨询心理学，但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规定了它在我国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必定会不同于个体取向的应用心理学；

5）随着此次疫情中远程心理支持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应用心理学与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整合势头已经变得难以阻挡。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严文鸿）

01

应用心理学与基础心理学的分化

    全国性的心理援助工作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众层面进行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健康知识和助人自助技能的科普宣讲，二是在个体和团体层面进行心理支持、心理咨询、甚至心理治疗。在新冠疫情情境下，这两种心理干预互动主要是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平台上远程实施的，而实施心理援助活动的主体都是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他们多数人在培训过程中接受的主要来自于诸如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教科书知识和一般技能，并没有接受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总体上也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因此，他们与从事基础心理学领域脑神经与认知功能研究、感知觉和情感建模研究的学者们存在着隔行隔山的感觉。应用心理学与基础心理学的这种分化现象在十分强调整体社会效果的心理援助工作中，就益发显得突出起来。

    回顾心理学史，我们就会发现心理学其实从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之始，就已经陷入了随后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的实际应用与实验科学的争论之中。一派学者认为，心理学应该只属于基础科学，其焦点应只限于探索感知觉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或者心理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另一派学者则反驳说，心理学也要回答社会大众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为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提供心理学的图景和达至该图景的路径（赫根汉著，郭本禹等译，2019）。二十世纪前期，心理学的发展重镇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心理学的分化更从学者们的非理性喜好层面上升到他们的理性意识层面，一些心理学家有意识地排斥那些倾向于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应用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实验原则（如，量化操作、人工控制、结果可重复性；以及后来的同行评价范式、可证否标准等）。他们更倾向于心理学内生的发展动力，他们对心理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探讨推动心理学前后出现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神经认知科学等引领世界的科学范式（丹尼尔、韦斯科鲁夫和亚当斯，张建新译，2018）。

    但是，在那些倾向于从事应用心理学工作者中也不乏有一些科学头脑发达的心理学家。尽管他们也开展实验研究，但其目的主要还在于将实验结果服务于民众和社会，他们更愿意相信心理学的进步来源于外生动力，是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促进了心理学的进一步拓宽和发展。因此，他们在美国实用主义文化背景的浸淫之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拉动之下，开创了许许多多的应用导向的心理学重要分支，如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心理测量学、积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理论思考和应用实践行动甚至也促成了心理学范式的转变，如功能主义、人本主义，以至当下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李存君，2016）。

    美国心理学社会组织合纵连横的过程也见证了心理学分化的过程。美国现存的两大综合性心理学组织，一个是成立于1989、会员人数已达15万人之多的美国心理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另一个是1988年才从前者独立出来、近年来扩张迅速的美国科学心理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APS）。前者的会员多为工作在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他们以服务社会、企业和个人为己任；而后者已经拥有2万多名会员，主要由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们组成，他们不满意前者对于心理学研究过于应用世俗化、对于心理学界限过于宽松放任化，赞同将自己的职业行为更严格地遵从科学范式。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应用心理学的需要天然存在。近些年来，由于民众和政府从不同的角度逐步认识到心理学的重要性和其实用价值，社会对心理学的需求更是巨量增长（王芳，刘力，许燕，2012）。二十一世纪伊始，我国心理学已经孕育的应用与基础双胞胎儿已经出现分娩前的阵痛。特别是个体取向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率先向当时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申请并获批举办全国性的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及认证的权益；随后又以部颁标准的形式公布了我国首个应用心理学的职业标准（郭念锋、张建新、姜长青等，2001）。但在心理咨询师蹒跚起步的最初几年，它似乎与我国主流心理学界的固化认知格格不入。基础心理学界对之报以不屑和嘲讽，视它为金钱导向的心理学异类；甚至应用心理学界（特别是临床心理学）的同行也对之不很认同，认为心理咨询师认证的起点太低，达不到咨询专业的最低标准。新生事物遭受到质疑和阻力，似乎是一种历史宿命，何况中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专门服务于人们心理与精神需求的职业。心理咨询知在其设计和成型之初存在着众多不足和缺点，也是一种职业发展的必然。

《武汉平安》（周逸煊）

    但以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元年的2008年为分界标志，中国社会对应用心理学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确是由心理学外部的社会需求所催化的。在民众层面，诸如“灾后人群心理创伤的复原”“中小学生学习成绩提高以应对中考和高考”“儿童成长过程亲子紧张关系的舒缓”“夫妻关系中心理和谐的调整”“在未富先老的社会到来之时老年人心理健康维护”等等，都急需心理咨询服务行业的出现与发展。在社会管理层面，社会稳定、社会治理、企业员工的管理和支持、社区和社会组织建设、纪律部队战斗力提升，以及重大自然和人为灾难的预防和援助等重大新课题，也都要认真考虑体系建设中人的因素问题，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自然也成为政府所需（刘正奎，刘悦，和王日出，2017）。

    元年之前还不被看好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现在却成为了各方普遍关注的对象，管理者和专家们都在认真地考虑着如何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给予咨询者以恰当社会地位的问题了。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主管官员曾经说“心理咨询师缺口巨大需求130万人”（夏刚，2018）。应用心理学界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心理咨询师，把他们看作是可以争取过来并加以提升培训的基础人群。实际上，经过培训的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师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人口巨大国家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基本人力资源。此次抗疫心理援助过程中参与网上远程心理支持的咨询人员，大多都是各个机构和社会组织经过考察和战前培训临时招聘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尽管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心理学家尚不太倾向于将自称为心理学家的心理咨询师队伍正式接纳为我国三大心理学组织的成员（“会员个人入会指南”，2008；“协会章程”，2016；“组织会员入会条件”，2018），但在大灾大疫面前，有人冲在前面，使用心理学的名义去服务社会，为心理学增加曝光度，从而为心理学争取更多的社会和资源的支持，这对于我国心理学的建设肯定利大于弊的，多数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家也认可这是一件好事。“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过程，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2020-3-2，新华社），这无疑会让心理学界更加开阔思路和视野。另外，向民众提供心理服务、以及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过程中，人们会不断发现来自生活的大量实际问题，其中有很多问题很可能是基础心理学家将自己关在实验室中苦寻而不得的问题，这当然会大大增加他们将研究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2016，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机会。

    应用心理学和基础心理学的确生存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虽然两者之间彼此构成了相互支持的伙伴，但大家内部相互沟通的难度确实还在不断增加着。这提示着我国心理学分化为基础与应用两大领域的趋势正在成为一种事实。地震和抗疫心理援助十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应该能够促使中国心理学界认真思考该如何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了。坚持将基础与应用心理学捆绑在一起的思路，与迈向新时代的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不同步的，同时也难以满足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求。落笔至此，刚好看到微信上的一条消息，临床心理学家杨凤池昨晚的一场网上讲座竟吸引了300多万的观看（杨凤池，2020）。这一消息可为本节做个很好的注脚。

02

应用心理学成果评价体系的分化

通常心理学学科分类多将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法律心理学、和咨询心理学等归为应用心理学门下。应用心理学的工作者通常是指那些能够将心理学理论、技术应用于教育、工程、工商企业、医疗、司法、行政管理等领域，从事教学、管理、咨询与治疗、技术开发等工作的专门人才（张国萍，2009；范会勇，2012）。在中国心理学的会员登记中，除尚未开放给心理咨询师的咨询与临床心理学之外，应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排名人数名列前茅的是教育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了。因本文篇幅所限，本文暂且不论及教育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而仍以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领域为例，谈论一下应用心理学的评价分化的问题。

自抗疫心理援助开展以来，众多临床心理学者已经发表了若干综述类和总结性的文章（例如，陆林，2020；张斌等，2020；徐家华，秦绍正，2020；周仁来，2020），更多专家则编辑和出版了许多关于助人与自助的心理科普书籍（参见赵旭东，2020）。这些抗疫应急情景下出版的文章和书籍主要总结和提出了进行心理援助的种种应对原则和方法：

如，网上实施心理咨询的主要工作原则：

1）聚焦当下—以心理支持为主；

2）行动取向—以自我调整为主；

3）不深度扰动—以恢复对生活的控制感为主；

4）不过度催化—以强化固有的积极资源为主（贾晓明，安芹，2020）。

再如，民众进行心理自救的具体应对方法包括：

1）个人要能够“甄别谣言，正视自己的应激反应；以积极情绪替代消极情绪；

2）适度体育锻炼；正念冥想训练（秦绍正等，2020；）；

3）要保持“四平”（平和心态，平稳心情，平常生活，平安期望）和做到“八要”（要作息规律：要足够睡眠：要坚持运动：要注意力转移或分散：要情绪放松、不紧张：要饮食均衡：要保持距离：要守望相助（季建林，2020）；

以及政府管理机构应采取的应对之策：

要评估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加强社会支持系统，消除与流行病相关的谣言，在安全条件下维持正常生活，积极使用心理社会服务系统，针对医护人员、患者、家庭成员和公众开展电话和互联网咨询（陆林等，2020）。

《新冠肺炎 预防基本四则》（尤小宁）

那么如何评价上述这些在抗疫心理援助过程中产出的成果呢？若以当下主流的SCI评价标准看，Lancet文章当然要被赋予很高的分数。但从几篇已发表的Lancet文章内容看，它们报告的都不是科学实验结果，而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评论和建议。它们总体上与多数学者们发表的电子书和建议内容没有本质的区别。若以SCI的标准去进行衡量比较，则后者显然会得到差别极大的评定分数。

基础心理学研究者受到SCI评价标准导向的影响最为深刻。我国各个心理学科研与教学单位每年年底所进行的绩效评定，无不以SCI文章数量和文章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为准；基础心理学科研人员的次年工资收入和之后的职称评定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评价标准导致基础心理学研究人员大多只关注SCI文献中积累下来、可追踪的学科发展内部问题，而不太在乎那些发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或者政府急需得到科学建议的国计民生问题。因此，翻开国内外的心理学杂志，我国基础心理学研究者发表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行进于以美国心理学为主流范式框架之中，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将中国文化的元素转化操作为实验设计中的自变量、启动变量、或者调节变量等，而再进一步考察出于西方学者各色各样理论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在这样的评价体下，很多应用心理学家感觉自己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努力受到了忽视，因此常常呼吁若只从西方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难免会断章取义，造成研究上的偏差。只有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即心理学研究走中国化的道路，才能揭示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汪凤炎，和郑红，2001）。

恰恰不早不晚，正在抗疫阻击战进行之中，人们讨论已久的关于SCI评价标准问题得到了国家管理层的呼应，教育部联合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育部，科技部，2020）。《通知》明确了未来进行科研成果评价工作的目标，即要“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此次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心理援助工作的效度与成果或许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评价标准，并影响我国应用心理学未来的评价体系。

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研究论文对此次抗疫中对于心理援助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干预效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关于心理干预的效果，或许可参照地震心理援助效果的论文。例如：王亮，隋南，王力，张建新，和张侃，2016；范方，2016；卢勤，2009；柏涌海，孙逊，董贺玲，陆莉，华晓岚，和沈勤勤，2009；马辉兰，2014；李文峰，唐学锋，舒逍，丁杰，和韦伟香，2013）。但媒体上却有很多关于中医抗疫干预效果的报道，武汉新冠抗疫方舱医院采用了中医药进行防治，增强了感染者的人体自身抵抗力和修复力，维护了机体的整体平衡。一项针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的研究（张伯礼，2020）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各项检查指标衡量下，总体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如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治疗等是重要的支撑措施，中医则注重改善症状，调节体质状态，共同治愈新冠肺炎。但在恢复期的时候要重视综合康复，中药对恢复体能，促进肺部残余炎症吸收更有优势。”中央武汉抗疫指导组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讲，“专家团队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与单纯使用中药和西药相比，能较快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核酸转阴率，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发展，提高治愈率、减少病亡率。实践证明，中医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效果是很明确的”（余艳红，中央抗击新冠疫情指导组成员、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中医药局党组书记，2020-3-7，新华社）。中医专家曾针对中西医机理与疗效的“世纪之争”，提出过一个疗效评定的“三标准”：

1）能够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或能迅速改善人们的生存质量。

2）能够准确预见并能有效调控作用于人自身或社会的后果；

3）有着系统的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李恒领，2017，东方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

中医这一注重整体症状改善疗效的标准与西医（也是SCI杂志）遵循的科学标准相比较，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医坚持任何新药在临床使用之前都要坚持“重复性，他证性，实证性”的三重双盲临床实验的疗效测定标准，追求精准的药物和治疗背后的生理生化及物理学机制。经过此次抗疫阻击战，我国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是否应该考虑如何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效果进行评价的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被学术圈和更广泛的人群认可的合理评价标准，又如何让心理咨询与治疗等应用心理学真正地在中国扎根落地生花结果呢？总之，《通知》精神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应用心理学与基础心理学评价标准的分化一定会起到相当重要的拉动作用。要考虑在既参考中医药评价疗效的标准，也融纳SCI科学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带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心理学效应的评价体系，从而最终为广大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和推广工作的学者提供一个公平和公正的提薪、晋升、受奖的环境。

无论如何，我是坚定地相信，如同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取得了显著的结果一样（王日出，和赛晓勇，2016），此次新冠疫情的心理援助也一定会在我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产生其特有的效应。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抗疫阻击战心理援助得到各界认可的机会，不断地拿出心理援助的实际效果去为应用心理学进行呼喊。我国心理学就会获得更多机会加快落地生根，去完成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宏大愿景了。《让我们一起修复这颗心脏》（陶雨筱）

03

个体取向心理咨询干预技术背后的分化理念

总体而言，此次抗疫心理援助中各种心理指南和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下几个焦点上：

1）个人要尽量做到平稳情绪、调整认知、行为自律、相互支持；

2）政府和社会团体要为此提供尽可能支持性和便利性的条件。

3）咨询者则要针对负性情绪、偏差认知和应激行为的简洁、迅速的方法。

这与2008年地震后开展的心理援助内容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两者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因为受到无法面对面咨询的限制，许多需要长时间、多疗程的咨询方法就被排除在外，咨询者大多采取了容易与受助者进行语言沟通、受助者事后可以自行练习的方法。初步调查显示，在个体咨询层面使用最多的心理干预法是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李占江，2020）和正念减压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祝卓宏，2020）；在大众宣传层面经常被提及的干预法还包括诸如运动放松法，如在家练习的八段锦（陈雪峰，2020）等。

上述几个心理干预法显示出我国咨询心理学在处置灾难应急时提倡的心理干预手段也多元而分化。CBT法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心理学体系，正念减压法和运动放松法（八段锦）其源头则出自于东方。三者的文化预设是不同的。

1）CBT所依据的认知理论认为，人的情绪来自人对所遭遇的事情的信念、评价和解释，而非来自事情本身。情绪和行为受制于认知，认知是人心理活动的决定因素。CBT认知疗法就是通过改变、纠正人的认知过程和由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从而来纠正本人的适应不良的情绪或行为。这体现了西方人追求理性生活的根本。

2）正念（或称静观）疗法源于古老的佛教冥想。在佛教的哲学体系中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苦的真正来源不在于感受本身，而是对感受的不断追求。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又总是会造成不满。因此，正念法要求练习者通过操练腹式呼吸，从觉察、扫描当下身体感觉开始，逐渐进入接纳并进而放下当下的念头和情绪体验。这正是佛家万事皆空、放下执念的生活基础。

3）追根溯源八段锦，可知它产生于中国南派道家的养生理念，其要义在于后天延命之术以保肾安心为法理。因脾属土、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故后天调养之法在先调和脾胃，再调理好肺金，从而充实后天，融通先天。八段锦正是以简单地身体动作导引之法，使人体经气与五脏调和，排浊留清，从而达至延年益寿的目的（李顺，2013）。这是中国道家养生（身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文化通过理性追求平和与幸福，佛家文化通过无欲无求摆脱苦难，道家文化则靠涵养身体达成长命百岁。可见三者的理念、目的和手段存在根本的差异。那么中国应用心理学通过某种特殊技能和手段在给中国民众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的时候，应该意识到方法背后的理论分殊，也应该意识到接受心理援助者理念与知识背景的差异。若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身心二元（郭本禹，2020）视角而论，CBT等偏重“心”（认知、情绪）的一面，反之，八段锦等偏重“身”的一面，而正念则让人们努力摆脱心与身的累赘。

中国民众（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基层民众）耳濡目染生长在中医养生的文化之中，不少人笃信阴阳五行、湿热气血之说，相信心志喜，肝志怒，脾志思，肺志悲，肾志恐，而一旦五志活动异常时就会损伤及所主之脏，出现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的后果。若此时跟他讲认知重构、情绪调节等，恐怕其心理咨询效果就会打折。因为“五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的五行说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出身体和心灵，而是笼统地将身心捆绑在一起（顾思梦，余蕾，王福顺，和乔明琦，2016）。

《同心为武汉，齐力共战疫》（徐帆）

中医药的作用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凸现出来，就在于它既能用药影响受助者的身体机能，又能因此而调和受助者的心志。产生于西方的咨询理论与技术只是利用组织起来的语言进行纯粹的心理操作（察觉负性思维、寻找替代的正性观念，将两者在心理层面进行置换，从而重构认知，平复情绪，正常行为），其远程干预的效果尚待考察。而据说，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更为接受的咨询方法是进行正念练习，因为它有对身体（腹部呼吸）进行觉察和控制的可操作性。正念减压阀已经被西方学者心理学化，但因其仍与身体保持联系，因而会更多受到中国民众的接受。隔离居家生活的不少普通民众练习八段锦者。但八段锦还属于纯粹养生身体运动，虽有中医理论支持，但尚未被心理学化，它究竟在操作过程中触及了哪些使练习者心理安然的心理学变量？未来能否提取出来供咨询师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加以实施呢？心理援助如果都不使用心理学的手段进行操作，这又如何叫做心理干预呢？显然，这都需要进行更多的心理学研究。

“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中国的应用心理学该如何加大心理干预的力度？在应急心理援助的情况下，采用怎样的心理干预手段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否能够创新整合出更为适合当下中国文化和国情的心理干预技术？此次抗疫阻击战又给我国应用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学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由分化而整合的反思机会。

04

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整合与分化

社会心理学通常并不被列入应用心理学分类，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也认为自己属于基础心理学。比如，下列研究领域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都是指向社会心理现象本身，而非将社会心理学知识加以应用的。1）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朱滢，和伍锡洪，2017；韩世辉, 和张逸凡，2012），2）社会实验心理学（刘长江，李岩梅，和李纾，2007；郭远兵，和孙时进，2017），3）社会人格与信念模型（张妙清，张树辉，梁觉，和张建新，2015），4）社会心态理论（杨宜音，1999；王俊秀，2014），以及5）本土化社会心理学（杨中芳，1991）。特别需要指出，由我国台湾社会心理学家发起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更是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些被后续研究追捧的理论框架，如杨国枢的传统与现代人格（李亦园，和杨国枢，1989），杨中芳的中庸之道（杨中芳, 林升栋，2012），和黄光国的人情于面子的运作模型（黄光国，和胡先缙，2005）等。

但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现实和实践应用重视程度不够”（王恩界，2008，中国社会心理学源脉和走向，河北大学出版社）。此次抗疫心理援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建机会。社会心理学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基础心理学的定位而表现得束手无策，他们也积极地行动起来，为抗疫阻击战撰写了大量调查性和反思性的文章，通过报刊和杂志向政府和民众提出了许多极好的政策建议和行动指导（王俊秀，陈满琪，应小萍，2020；辛自强，2020；许明星，郑蕊，饶俪琳，匡仪，杨舒雯，丁阳，李江龙，和李纾，2020；汪新建，2020；钟年，2020；佐斌，2020）。中国社会心理学所属的家庭分会也为被隔离的社会小单位—中国家庭提供了关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照顾老人等系列讲座（唐登华，2020）。必须承认的是，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也像应用心理学工作者那样十分关注当下疫情对民众心理和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现实问题，在涉及向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和广大民众提供摆脱因病毒传染所带来的恐慌、和因社会隔离所带来心理冲突的具体干预措施时，他们与个体取向的咨询心理学劲往一处使，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建议的方法（如个体的情绪平复和认知调节等）很多都在向个体取向的咨询心理学看齐了。在抗疫阻击战的应急情境下，双方有着默契的合作与整合。

尽管如此，若从各自学科的性质以及从国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来看，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必然与个体取向的应用心理学在服务对象、服务理念与思路、以及服务实施的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

《二线》杨德新作

社会心理学之所以被认为是基础心理学科，一个至为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类个体组成的群体，而其他多数基础心理学研究对象则为人类个体。社会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勒温十分赞同格式塔学派的1+1>2原则，他创立的团体动力学及其“行动研究”的方法论为后世社会心理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样板。一个人的个性是温柔友善的，但在特殊的团体互动之中，他很可能表现得暴躁攻击（刘宏宇，1998）。个体行为会因处于团体情境下而发生改变，而团体（群体）的行为本身也会与个体行为表现出巨大差异。勒庞对于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极好的描述：“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勒庞，陈璞君译，201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因此可见，在我国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初始，就应该考虑社会心理学的建议，而不应仅仅从个体心理健康的角度进行设计。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群体而相对忽略个体，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一直强调家庭这个群体的作用，国家治理也如同家庭（家族）的维护，要保持“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的“仁、义、礼、智、信”行为（景海峰，2012）；我国立国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斯列宁主义理论一直十分强调“群众历史观、群众实践观、群众动力观、群众利益观、群众发展观。人民群众的未来发展是马列主义群众观的终极关怀，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显”（孟宪平，2013；马力昉，2014）。较之个体取向的心理学家，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容易从宏观的视角研究和构思我国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更何况中国社会心理学队伍中不仅有心理学家，还有一大批来自社会学的专家学者。社会学研究对象既包括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等宏观社会现象，也包括人际社会互动行为等微观的社会事实（周晓虹， 2014；翟学伟，2001）。他们关注社会群体现象的视野更为开阔，对寻找社会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更为敏感，因此，在为国家制定和出台许多重大宏观政策提供建言献策方面，社会学家们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都更加彰显和强化了以群体为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心理学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

社会心理学各种理论包括的一些重要概念远超越于个体心理学关注的认知、情绪、大脑、基因等概念，直接关联到群体和社会的运作和治理机制，比如竞争合作（李丹，2008）、团体认同（陈浩，薛婷，和乐国安，2012）、威权领导（颜烨，2003）；自己他人（杨宜音，1999）、社会心态与群体决策（辛自强，2018）等。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础，由特定的概念搭建的理论就必然会转化为指导社会实践行为的目标与路径。个体取向的咨询心理学师在解决现实的心理问题时，常常被引导着向个体内部的记忆、思维和情绪感受去寻找最终的原因，这反而限制了他们考虑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以及群体本身的问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框架和技术路线的设计与铺垫。

“国内学者基本一致地认为，‘社会治理’是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实现公共利益就社会事务管理进行相互博弈、协商、与合作的互动过程”（杨玉芳，郭永玉，2017，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新华文摘）。因此，社会治理过程也是一种群体成员互动的过程，当然就可以采用其效果经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的一些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比如，党群关系建设（罗琦，2009），多元主体的民主协商与社会信任的公民参与（格尼耶维奇，和王丹，2014），偏见消除和消解矛盾（贾林祥，2010），透明决策（唐珺，郭秀艳，和李世佳，2018），积极语言沟通与精细治理（彭贵川，2000），自助互助成长小组（钟友彬，1993）等。个体取向的心理学干预方法即便被证明有效，但被用于群体心理支持时，很有可能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群体管理和社会治理一定要利用针对群体有效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社会心理学在向应用方向迈进的同时，也正逐渐而积极地探索着一条不同于个体心理干预的道路，以期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发挥自己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05

应用心理学将加速与技术的进一步整合

此次抗疫心理援助给大家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咨询者与受助者物理距离隔离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都是以网上远程的方式进行的。若没有网络技术平台的支撑，恐怕远程心理援助就是一种天方夜谈。

网上开展人工心理咨询、甚至人工智能心理咨询是否可行？是否能够补充、甚至替代传统人工面对面的心理咨询？这已经是我国应用心理学界在近五年来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像我们当初开展心理咨询师培训认证时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一样，心理咨询业内的很多专家并不认可网络心理咨询的效度，更不认可人工智能对拥有复杂心理世界的个人进行心理干预的可能性。咨询者与受助者不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如何掌握受助者心理的全方位的信息？又如何对受助者的心里变化进行灵活应变？人工智能不过是受某种算法支配的机器，而人非机器，人工智能心理咨询又如何能够了解人的心理？如此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并被当做用于阻挡网络咨询和AI咨询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想当然的理由。当然，对立的一派大多是了解信息技术、且懂得心理学的年轻人，他们敢想敢干，在我国的心理咨询行业硬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百家大小规模的互联网公司在从事网上咨询等业务（2019中国精神心理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白皮书，2020）。

谁都不曾预料到，一场新冠疫情如此“看似无情却有情”地将网络咨询推到了心理援助的最前沿。因为人传人感染的可能性，因为封城隔离而阻断的交通，使得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就不得不脱离开传统的面询轨道，而转到了互联网平台之上。尽管网上咨询的实际效果尚待进一步考察和验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种人际交往隔离的应急情境下，网上心理支持是能够满足社会现实强烈需要的唯一可行方案。大有“行要上，不行也要上”的急迫性。实际上，我国应用心理学研究和实践的重镇单位很多都积极地搭建自己或者利用现成的互联网平，组织、招聘、培训可以志愿心理咨询师进行网上远程支持和干预。心理咨询师和网上咨询实践在此次抗疫心理援助中得到了较之汶川地震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面的社会认可。这毫无疑问坚定地支持了“社会需求是推动应用心理学发展的巨大外部推动力”的理论。

《用心“罩”亮世界》（周靖明）

即便疫情过后，因为如下的现实国情，比如，我国各种精神和心理障碍患者多达1600多万，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王斌，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2018-1-26，新华网）；1.5亿青少年中受情绪和压力困扰的有3000万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2018，《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何况还有众多难以统计的存在心理困扰和痛苦的大众；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很多人都要经历从养生保健到身体锻炼，再进而关注心理健康，追寻精神快乐与自由的过程，我国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需求以及社会治理都会对社会心理服务提出更多更大的需要。仅凭3万多精神病医生和上万名真正从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显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上述巨大需求的，网上咨询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一大突破和特色。

网络心理学当然不仅仅只包括网上心理咨询一个内容，它所涵盖的内容或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至少近年来有研究团队利用网络计算技术，通过客观记录用户的网络使用情况，提取有价值的网络使用行为特征，并借此来分析、判断或预测用户的心理属性。利用网络使用行为实现对心理属性的自动识别，会使网络用户实时了解并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心理状态，而且便于指导网络供应商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网络服务，如根据手机用户的使用行为，定期生成用户的心理健康状态报告，实现个体的心理健康预警等（朱廷劭，2013，计算网络心理学，科技日报）。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各种智能算法，比如深度学习算法，交互进化计算法，叶斯网络和粗糙集分析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拟最优的贝叶斯学习器和支持向量回归机，以及表情识别技术和声音检测技术等，都已经被初步成功地应用于各种心理学领域，使应用心理学努力服务于社会需求过程中看到了极大的希望。与心理测量、诊断和咨询有关的人工智能开发的案例举例如下：张琰等人利用交互进化计算技术，以高社交焦虑和低社交焦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成功地测量并比较了两者在面孔情绪识别的动态感知范围上的差异性。这些研究表明：交互进化计算作为一种智能算法，适用于心理健康测量（张琰，盛敏，和李建东，2018）。余嘉元发现，利用贝叶斯网络开发的智能自适应测验可以显著地减少教育和心理测试中题目的数量，并且相对于纸笔测验，这种自适应测验获取的信息更多，可用于广大民众心理健康的自我监测（余嘉元，2017）。陈冰梅等人利用神经网络技术开发了一套儿童心理障碍诊断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诊断95％以上的儿童心理障碍，包含17大类、61种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如多动症、品行障碍、精神发育迟滞、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抽动障碍、普遍性发育障碍等。此外，该诊断系统还能够对每种障碍提出处理意见（陈冰梅，李雪荣，苏林雁，周有文，和周志明，1995）。

有人作出过这样的预测（乐国安，1990；黄越，和黄辛隐，2018）：

1）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可以对大规模的心理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就有可能对大范围群体的心理特征进行及时感知。

2）未来可以借助认知神经心理学对人脑神经系统的结构、信息加工、记忆和学习机制的研究成果，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技术从人脑工作的机理上进行仿真。这将会使人工智能模型不断接近人类认知（唐宁，安玮，徐昊骙，周吉帆，高涛，和沈模卫，2018）。

3）未来人工智能利用情感培养的机器算法和情感机器人，会增加机器对人的“情绪”和“情感”的了解，增加人机互动，从而使机器不仅具有类人认知能力，而且具有类人“情绪感知和表达”能力。

在技术进步如此迅速的今天，谁又敢说人工智能将来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咨询，从而为更加广泛的受助者人群和社会大众进行心理服务呢？抗疫心理援助提出的对远程网络技术的需求，必定会使我国应用心理学界更加重视并加快心理学与现代科技进行整合的战略布局。

结  语

在中国政府实施的有力举措之下，新冠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得到了遏制，许多省市已开始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复工复产、恢复民众的正常生活之上。新冠病毒对人们生命安全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弱，但因它而完全打乱的社交场景和生活节奏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阴影，恐怕要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消解。抗疫心理援助因此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还要维持较长的时间，就像地震灾后心理援助在某种程度上讲还在继续进行着一样。

心理援助一定要被纳入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规划与建设之中，民众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的需求继续拉动这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考验着心理学家们的智慧。我在抗疫心理援助之初曾提出过一个“新时代，新行为，新生活”的口号，意图在于呼吁政府和民众意识到，在抗疫过程中人们在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上发生了改变，已经形成了一种中不同以往的生活态度，更懂得“尊重自然、尊重动物、尊重他人”，也养成了一种更文明的行为习惯，讲究健康卫生，愿意其奢从简。

我们为何不能创造出一种心理氛围和政策环境，鼓励人们将抗疫过程中形成的上述态度和行为保持下去，从而自然而然地塑造出中国人新的行为模式？这样的理想社会关系诚如孔夫子所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克己复礼，为仁”（杨伯峻，2012）。人们过去在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行为模式时，多强调中国乃礼仪之邦，但许多个体的行为却常常背道而驰。但我们看到大疫之中，民众都能自我约束且顾及他人，若非是此一理想社会的呈现？俗语讲，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养成个性，个性决定命运。良好行为和社会礼仪必将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到和谐度。分化与整合中的心理学家若能为中国行为模式的再塑造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善莫大焉。

《武汉加油》（崔英杰）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坛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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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 (一) |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疫情心态治理        2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 变革学科范式，全面发挥心理学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6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六）| 互联网时代对社会信任的重构：以武汉疫情的发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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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抗疫、和疫 : 从心理自助到文化自觉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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