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群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社会分类及影响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十九）

公益歌曲《世界为你醒来》：“世界为你醒来，黄鹤飞回家园。”

人以群分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社会分类及影响

文：温芳芳

温芳芳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暨武汉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学术骨干。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课题，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研究方向为面孔认知、刻板印象、社会分类等问题。

引 言

“人之生也，不能无群”，而“人何以能群？曰：分”（梁启雄, 198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让人们看到人间至善和感动于守望相助的同时，也让人们观察和体验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一些心理隔阂和排斥。自武汉“封城”起，仿佛很快就竖立起和有形的围墙并行的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社会上自然出现了“武汉人”和“非武汉人”、“湖北人”和“非湖北人”的群体二分。人是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拥有许多不同的群体成员身份。不同社会群体的分类及其关系演化，构成社会运行的实际图景。此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凸显的非人类意愿的社会人群划分，为认识特殊时期的社会分类及心理影响提供了现实条件，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本心人性，也有利于理解社会互动运行的心理机制。

01

社会分类的心理实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类(categorization) 是人们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来理解事物的过程(McGarty, 1999)，能为人类通过最少的认知努力提供最多的信息(Stolier & Freeman, 2017)。当将自我置身于社会环境中以及试图理解周围世界时，分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根本经验(Deaux, 2012; Nicolas, la Fuente, & Fiske, 2017)。社会分类则是根据人们的社会特征进行范畴化或分类的认知过程(Allport, 1954)。而作为群际偏见与歧视产生基础的分类和社会分类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灵活多变的心理过程(温芳芳, 佐斌, 2019)。疫情中，人们对于“武汉人/非武汉人”与“湖北人/非湖北人”等的社会分类，是人们对于疫情社会现实的反映，是不同人群的某些属性被激活和加工的结果。

 在社会认知研究领域，虽然研究者关注群体分类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其心理本质的理解仍然有一定共识。Klapper, Dotsch, Rooij和Wigboldus(2017)等对社会分类的内涵进行了梳理，从表征(representing)、对分(dichotomization)、组织(organizing)和组分(grouping)等方面来理解社会分类；也有人指出，社会分类也是人类的一种社会适应和进化需要。这些社会分类背后心理机制的分析为人们深刻理解疫情期间的“武汉人/非武汉人”等人群划分和群际偏见与歧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01

社会分类是心理表征过程

从普遍的认知功能角度来看，社会分类是个体将外部社会刺激(人的信息线索)映射到个人内部表征的过程。分类的表征可由任何“东西”所构成，例如社会群体、个体身份及人格特质等(Klapper et al., 2017)。根据心理学的经典模型（Classical Model），只有当外部刺激具有若干必要且共同充分的特征时才能映射到内部表征，因此人们的分类存在最简二分的认知结果：要么因为外部刺激具备共同且充分的特征映射到内部心理表征，要么因为外部刺激不具备所有必要的特征从而未映射到内部表征(Smith & Zarate, 1990; Klapper et al., 2017)。而此次疫情的爆发，人们所认为的病毒来源与“武汉”的高关联性特征映射到对“武汉人”的表征上，从简单认知上便会产生“武汉人”和“非武汉人”的社会分类。

02社会分类是区分与辨别的过程

与关注对象的典型特征即分类作为表征的理解不同，分类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区分与辨别过程。区分辨别的目的和结果是紧密相联系的，这一分类的过程与结果有“对分”和“组分”两种情形。研究表明，这两种情形的心理机制是不同。“对分”通常只包括一些特定的刺激表征可以作为分类，例如性别、国籍或国民身份等，而不包括那些连续的和等级的属性、人格特质等刺激表征(Blair, Judd, & Fallman, 2004; Klapper et al., 2017)。如“某人要么是武汉人，要么不是武汉人”的二分表征就属于典型的“对分”分类。“组分”分类的定义强调人们基于他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特征来进行分类，而不是将他人作为独特的个人实体进行分类(Hugenberg, Young, Bernstein, & Sacco, 2010)。例如，按照“武汉人”群体而不是鲜活的个体如“王建军”进行加工区分。

03社会分类是组织与建构的心理策略

社会分类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心理策略，通过对他人的内部表征中的类别表征的策略来理解个体。基于连续体模型(Continuum model)，人们有关人与群体的内部表征内容包括类别属性(category)与特质属性(attributes)两种，人们在对他人信息加工时也相应包括基于类别属性的加工和基于特质属性的加工两种类型，这两种认知加工类型在人们的认知联结网络中存在不同的心理功能。基于类别加工的分类发挥着组织与建构的作用，有助于对个体属性特征的整合与理解(Fiske & Neuberg, 1990)。例如，疫情期人们对“武汉人”的个体属性特征印象为“坚韧的、友好的、焦虑的、害怕的”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分类的重点不是具体个人的信息，而是寻找与建构一个理解个体属性的认知框架，分类过程是一个认知组织与建构心理框架的过程。

04社会分类是人类适应的关键

 社会分类作为人类认知最受关注的研究焦点之一，也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Hélie & Cousineau, 2015)。一方面，社会分类作为人类和动物习得相似类别的关键生存能力，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Smith, Zakrzewski, Johnson, & Valleau, 2016)；另一方面，社会分类作为人们理解认知和社会认知的重要基础，是人类和其他动物认知适应的关键(Liberman, Woodward, & Kinzler, 2017)。此次疫情中，人们对“武汉人/非武汉人”的社会分类也与自我保护的适应价值存在一定关联。

 梳理社会分类的内涵对于理解社会分类的心理实质提供了多样视角。总体而言，社会分类是依据一定的线索或标准对人或群体进行感知、思维及判断形成类别化认知结构的心理过程。具体的社会分类活动，与社会认知者的注意偏向、线索呈现、标准与依据、加工任务等直接相关。

02

社会分类的线索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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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类的线索

社会分类以线索为前提条件，无论是作为心理表征过程还是建构组织的心理机制，没有线索人们就无法进行分类。人们依据一定的线索将对象区分为人类和非人类、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等认知信息。社会分类所依据的线索概括起来包括两种：

第一，自下而上的线索，主要是目标刺激的具体特征或属性等。这一分类线索包括依据面孔线索、声音线索、身体线索和共享的群体线索等(Kinzler, Shutts, DeJesus, & Spelke, 2009; Kawakami, Amodio, & Hugenberg, 2017)。例如，1月28日，在“静说日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篇《名古屋机场，上海乘客与武汉乘客的抗争》的推文中描述到，一位上海大妈发现对面人在用武汉话交谈，于是迅速告知同伴，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后来一场“上海保卫战”演化成以武汉乘客下机隔离收场，这一案例中“武汉口音”就是社会分类的重要线索之一。

第二，自上而下的线索，包括评价者头脑中抽象的信息，如需要、期望、动机、价值取向、偏见以及先前知识等因素。这一类线索涉及社会认同、偏见、刻板印象、个性化、相似性、内群体同质性、经济稀缺、群体身份、权力等级、自我关联等心理因素(Fincher & Tetlock, 2016; Kawakami et al., 2017)。例如，据1月28日“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中题为《比“武汉加油”更实际的，是善待武汉人》的文章报道，很多“武汉”籍身份的旅客正是因为武汉身份而被旅馆拒收滞留在外。当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线索因素对分类的影响往往不是独立的，Freeman和Ambady(2011)的研究表明，低水平的信息感知和高层级的社会认知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可以共同决定人们对目标的相对稳定的归类（佐斌, 温芳芳, 宋静静, 代涛涛, 2019）。

02社会分类的维度由于分类依据的复杂性与线索的具体性，社会分类本身的目的和任务也不同，因此“社会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表现出多样的形式。第一，以人为对象的社会分类可以细分为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两种类别，其中社会性分类主要是指一些人格特质等(如灵活的、坚定的等)，非社会性分类则是指一些身体物理特征(如高矮胖瘦等)。有研究者表明，人们对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社会类别学习存在一定差异(Gamond et al., 2012)。第二，基于维度数量可划分为单维和多维分类(黎情, 佐斌, 胡聚平, 2009; Kang & Bodenhausen, 2015)。单维分类即人们在进行分类时依据单一的类别线索来进行分类，例如根据年龄维度可划分为年轻人和老年人；根据地域维度可分为武汉人和非武汉人。在现实世界的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中，每个分类对象的身份并非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多样的身份，例如不同年龄和地域的交叉(武汉年轻人、武汉老年人、非武汉年轻人、非武汉老年人)等。当前关于多重维度的社会分类及其对社会感知、印象形成和人际群际互动等影响受到社会心理学者的重视(Song & Zuo, 2016)。第三，根据类别自身的可辨识界限清晰度可划分为模糊分类和明晰分类(Forsman & Barth, 2017)。模糊分类的目标对象类别相对不清晰，例如具有多种特征的产品、多种族身份的人、性取向以及变性者身份等(Rule & Sutherland, 2017; Wilson, Remedios, & Rule, 2017)；明显分类的线索相对更清晰，如武汉口音方言。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可以采用计算机合成技术来生成两种种族合成的模糊类别面孔，让被试快速进行分类判断，进而测量其内隐的种族分类偏向等(Halberstadt, Sherman, & Sherman, 2011)。第四，按照类别的不同程度可以划分为二分分类与连续分类两种形式(Master, Markman, & Dweck, 2012)。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采用二分分类来对目标对象进行分类，但仔细考虑，很多维度类别实际上是连续的。例如，对于反性别刻板印象的个体而言，可以二分为“刻板一致”和“刻板不一致”两类，而在实际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对象的反性别刻板的程度可能存在不同，是一个从刻板一致到刻板不一致的连续体。通过将分类从二分转向连续类别的视角，有助于感知者采取更个性化而不是更刻板化的态度来进行判断，也有助于减少分类效应及偏差(Lick & Johnson, 2016)。第五，按照分类的不同表征层级结构可以分为上位分类和下位分类(superordinate and subordinate categories)两种形式(Hinzman & Maddox, 2017)。相对更具体、更个性化的下位分类而言，上位分类更为抽象和概括化，具有下位分类共有的特质表征。人们一般基于下位分类来对上位分类加以组织。例如，人们可以基于很多具体的下位分类如坚强的“武汉医生”等来组织更抽象的上位分类“武汉人”表征。此外，基于再分类模型，人们可通过将个体进行更上位层级的分类有助于减少刻板印象与群际偏见(Eller, Abrams, & Koschate, 2017)。

03

社会分类的作用

社会分类作为社会认知的必经之路，对人类的生存适应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不仅有助于简化信息，促进思维决策，而且也是人际交往和互动的润滑剂。

首先，社会分类有助于人们简化信息。Allport(1954)曾言“我们喜欢简单地解决问题”，社会认知的研究也证明“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心理机制的存在，个体在信息加工的时候不喜欢思考太多，往往运用许多认知捷径来处理信息以减轻认知负担。在认知和社会认知中，人们通过抽取和简化出关键的元素和类别感知到世界的意义(Deaux, 2012)。社会分类作为减少、压缩和简化操作规则的重要手段与策略，通过将新的人或事物放进熟悉的“旧盒子”实现了将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和多样化信息属性等简化为条分缕析的“类别”，让复杂的客观世界建构为简单的世界(Fiske et al., 2013)。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自发地快速地根据疫情相关信息及严重程度简单分为武汉人与非武汉人、湖北人与非湖北人、本地人与外地人、确诊病人与疑似病人、要隔离的人与不用隔离的人等，这种简化分类既是人们对疫情信息的快速反应，也反映了健康威胁环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其次，社会分类有利于人们的思维决策。“人类的思想必须借助于分类来思考”(Allport, 1954)。社会认知的分类研究不仅在于理解个体的思考，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对个体分类后的群体的思考(Kinzler, Shutts, & Correll, 2010)，分类成为理解人们思维和推理决策等的一个基本问题。总体而言，将各种信息刺激和样例等加以归类，使用类别知识来进行思维和归纳推理是人类认知的重要能力之一。社会分类使得人们将分类后的同类成员视为重要的、不变的、具有相似性的特质或要求，这一自发类化的过程与行为有利于人们在新情境中快速进行思维并做出决策判断。例如，根据疫情期严重创伤人群的划分如“确诊病人”、“病亡者家属”等，有助于社区/单位和心理咨询师等进行有针对性地心理疏导和重建；同样，基于疫情爆发的确诊案例数量对疫情相对严重程度的地域划分，区分不同地域人们的风险感知差异，有助于相关部门机构更好地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和决策。

此外，社会分类促进人际交往与互动。社会分类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通过创建认知与社会秩序有助于促进人际交往与互动(Philogène, 2012)。在人际交往互动中，一方面，基于观察者的视角，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抽象提取关键要素和简化他们所使用的类别来更好地理解周围的环境，例如人们通常采用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这些基本社会维度来对交往对象进行感知、组织和判断，满足了人们降低不确定性的需要(Hogg, 2007)；另一方面，基于行动者的视角，根据自我分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人们会自动地将自我和他人归类为内外群体并进而影响到随后的社会心理与互动行为(如合作与竞争)(Hogg, Abrams, & Brewer, 2017)。例如，此次疫情人们对“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心理援助人员”等对疫情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群划分，提升了人们的团结合作和帮助意愿。

04

社会分类的后果

社会分类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导致去个性化，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效应以及群际偏见甚至歧视的后果。

01 社会分类导致“去个性化”

 个体通过从个体到群体成员的社会分类过程，会导致群体成员的“去个性化”。正如，Le Bon在《乌合之众》（又名：《群氓心理学》）中所指出“心理群体”一样，“群体中的个人便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勒庞, 冯克利, 2007）。与之类似，“去个性化”即个人在群体中感到个体性的丧失，降低了对行为的觉察和控制，从而产生个人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行为，即以非典型的、反规则的方式行动（兰玉娟, 佐斌, 2009）。例如，此次疫情所产生的“武汉人/非武汉人”和“湖北人/非湖北人”群体，使得一些个体侵入到“非武汉人”或“非湖北人”的群体之后丧失个体性，这种去个性化也使得个体从内在的道德束缚中释放中，进而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如对“武汉人”或“湖北人”的情绪化的、冲动型的和不理智的社会排斥甚至攻击暴力行为。

02 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效应

除“去个性化”外，社会分类也会导致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贬损效应（outgroug derogation）。首先，分类会产生内外群体，根据Tajfel等人（1978）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人们基于自我归类，增加与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获得身份接纳、归属和社会支持，通过维护和提升其自尊而加强其生命意义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张莹瑞, 佐斌, 2006）。这种对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产生认同，进而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John & Samuel, 2010; 杨宜音, 2008），即人们总是对内群体表现出更友好的态度和行为，而对外群体则存在敌意和贬抑的倾向（严义娟, 佐斌, 2008; 薛婷, 陈浩, 乐国安, 姚琦, 2013）。例如，在以往基于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表明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在社会认知加工、社会心理偏好、社会互动行为和神经生理反应等方面普遍存在（温芳芳, 佐斌, 2018），且在群际分配奖励策略比较研究发现，与最大化群体利益的策略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内群体并最大化内外群体之间差异的策略（Otten, 2016）。

03 群际偏见与歧视

基于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效应，社会分类也会导致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佐斌, 张阳阳, 赵菊, 王娟, 2006）。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在群际互动中，人们首先对目标群体进行热情程度的意图判断，以确定对方是敌是友，对自己会带来帮助还是伤害，进一步判断对方是否有能力帮助和伤害自己。如果感受到威胁和伤害，群际偏见甚至歧视便产生了，即对某群体所持有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消极否定的态度和负向的行为偏向（汪新建, 程婕婷, 管健, 2014）。正如Allport(1954)在《偏见的本质》中所言，“人类偏见的本质，这个问题是基本的，因为不知道敌意产生的根源，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智识去控制它的破坏性”。而疫情期间，因为与“武汉”关联的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健康威胁，人们表现出不少对“武汉人”的群际偏见与歧视现象。例如，关于《名古屋机场，上海乘客与武汉乘客的抗争》文章报道就展示了一场现实版的群际偏见。与之类似，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武汉面馆，因为招牌中的“武汉”字样而生意大受冲击，甚至在网上遭到恶意批评；在国内一些小区，鄂A车牌的车半夜被砸；武汉返乡人员被村民抵制谩骂甚至一些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等隐私信息被随意传播侵犯等都是群际偏见和歧视的表现。

    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离不开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影响。伴随此次疫情爆发产生的“武汉人/非武汉人”，“湖北人/非湖北人”乃至“中国人/非中国人”等凸显的社会人群分类受到了社会普遍关注，这种社会分类在给人们带来认知便利、自我保护和社会适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去个性化”、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效应，以及群际偏见与歧视等后果。而这些群际偏见、社会排斥与歧视对于卷入其中的当事人而言带来极大的心理上的困扰和伤害，如何有效地降低和消除这些群际偏见与歧视越来越成为社会目前聚焦的当务之急。一方面，当前突显的社会人群分类是疫情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群际偏见与歧视产生的重要原因，从“社会分类”的角度为群际偏见与歧视提供了很好的干预路径，例如，通过减少类别，将被偏见/歧视对象进行“个性化”认识，即“将人当人看”，消除其简单地域标签带来的“刻板化”；通过超越类别，将简单的二分人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共同身份的人群；通过类别复杂性，采用交叉分类如“武汉医生”“武汉志愿者”等另一交叉的职业社会身份维度来消除地域标签维度的偏见。另一方面，“自我”是社会分类的核心，从自我的视角来进行调节和干预为群际偏见与歧视的消除提供了另一条有效路径，如，对于偏见者和歧视者而言，训练提升其理性认知，激发引导其共情和同理性；对于被排斥和被偏见歧视者来说，增强自我价值肯定，树立理性乐观信念将也是群际偏见歧视应对的重要策略。总之，加强对疫情期所凸显社会人群类别的群际偏见与歧视的干预是一项长期工程，任重而道远。

❏ 参考文献（略）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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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 (一) |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疫情心态治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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