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 变革学科范式，全面发挥心理学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
公益歌曲《武汉伢》：这是我的家，一起守护她。
变革学科范式，
全面发挥心理学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
文：吕小康
引言
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指导思想号召下，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已成为所有学科所需共同承担的时代使命。心理学应主动完成从“行为科学”到“政策科学”的转向，从推动健康治理评价指标不断完善、降低健康政策推行的认知成本和情感成本、积极助推网络空间健康治理工作、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培育积极认知和应付健康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以及强化心理卫生、精神卫生、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的协同机制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参与健康治理与其他公共治理过程，从而使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时代与人民，成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心理学。本文将深入分析当下肺炎疫情及整体健康问题的治理对心理学的需求，从而提出心理学助推健康治理的基本路径。
吕小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大数据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社会心理学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MPA）教育中心副主任、应用心理专业硕士（MAP）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治理和健康行为促进，尤其在医患社会心态的理论研究、实证测量与治理对策方面积累较多成果，并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人民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医患关系相关主题文章多篇，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次。
01PART
有效的健康治理，离不开心
理学的全面参与
一提到心理学，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心理健康。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已明确提出要“促进心理健康”，其工作要点主要体现在针对所有人群的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和针对重点人群的心理行为干预与服务上。在这些工作中，往往存在高辨识度的心理学变量及其对应人群，如抑郁症、焦虑症、心理危机干预等。毫无疑问，这些是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促进心理健康只是促进全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纲要同时指出，要“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同时指出，要“针对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健康影响因素，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可见，纲要已经明确指出了健康治理的基本内容，其涉及范围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心理健康的范畴。在这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大背景下，心理学界如果还只将视野局限于心理健康促进，必将极大束缚自身的发展，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使学科产出落后于时代需求。要突破这一局限，首要的一点就是摆脱把心理学的健康助推工作定位于“服务心理病人”和“增进心理健康”的思维定式。这并不是说这两者不重要，而只是说仅做这两点还远远不够。健康不仅仅是心理健康，而是整体性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包括超越个体健康层面的组织健康和社会健康；与之对应，健康中国建设不仅仅是针对少数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促进或是针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素质提升，还包括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所有健康影响因素的改进。这其中涉及的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过程，其实都需要超越传统心理健康服务的其他心理学知识与技术的参与。以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为例。疫情防控本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其主要结果指标是医学指标，如感染率、死亡率、治愈率等。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每一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伴随着心理“疫情”，是相关谣言和阴谋论泛滥的高峰时期。相较于病毒感染人群，谣言“感染”具有人群基数更大、覆盖面更广、传播速率更快的特征。如何让个体戴上“心理口罩”，提高心理免疫力，从而稳定未感染人群的心理情绪、提升其疫情防范意识、减轻其对感染者及其家属的污名化认知、提升其对各类虚假不实信息的敏感性和抵抗力等，都涉及诸多心理学内容，也是健康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尤其对于非疫区的人民群众而言，如何让其安心地度过抗“疫”期，提高其安全感和信任度，更需要心理学的积极参与。之前关于传染病相关健康谣言的辟谣方式的研究发现，单纯由医学专家进行辟谣，效果可能有限。例如，2001年底开始，天津等地开始流传“有部分艾滋病人为了报复社会，将自身血液抽入针管中，在公共汽车、超市等地向别人扎针，以报复社会”的传言。这一传言使得天津等地的居民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虽然医学专家及时出面辟谣，称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因血液凝固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但是居民恐慌并未得到消除，虽然许多人都可以熟练地重复“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死亡”的知识，但仍然会不断提出疑问：“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怎么解释吸毒者用针筒传染艾滋病呢？”可见，医学知识本身并不能充分地去除公众恐慌。最终，天津警方在2002年1月17日第一次公布“扎针案情”，相关嫌疑人其实都是受流言“启发”开始扎针，嫌疑人本身并不是艾滋病人，其所有针头或者未有任何附着物，或者是用红药水伪装血液，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此后，谣言才慢慢消除。清华大学公共健康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在反思这一事件时说：“医学专家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安定人心，但是效果很差。复杂的科学解释反倒不如公安人员和政府官员的简单说法有效，即几个坏人在捣乱，所使用的针管里面都是红药水。……这一结果表明，公众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遭受扎针，而不是艾滋病毒在人体外面存活的时间或者需要多少单位的病毒才能导致感染。……医学专家最大的败笔是没有去解释为什么艾滋病患者不大可能到处用毒针伤人，尤其不会成群结伙地集体扎针放毒”。可见，面向公众的医学辟谣不仅是医学的事情，而一定涉及对大众心理和认知规律的深层理解。最简单地说，人们不会相信“无良”（unkind）的科学。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公众首先关心的并不是科学事实是否成立，而是科学家是否最关心自己的利益；专业知识并不是决定谁最值得信任的最重要因素，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心中认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可以说，公众信任谁，完全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此外，在疫情结束之后，如何总结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抗疫规律？如何在平时进行深入人心的健康宣教工作？如何在突发事件来临时迅速推出温暖人心的举措？如何在事件结束之后使人安心舒心地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都值得心理学家进一步的思考与总结。诸如此类问题，只要抓住其中一些侧面，就会让心理学的健康助推工作迅速找到抓手，从而有效地开展工作。当然，在这些工作中心理学家可能不是主导者和决策者，而是辅助者和支持者。质言之，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心理学不仅责无旁贷地要做好心理健康服务之“主攻手”的主导角色，还要义无反顾地做好其他健康服务的“助攻手”“二传手”“接应手”等辅助角色，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深度参与健康中国治理能力提升和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从而彰显新时代下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价值和社会使命。
02PART
革新心理学学科范式，应对
健康治理的新要求
为了有效地满足健康治理的要求，心理学界需要从学科体系、人才培养、研究导向、成果评价、绩效考核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的革新与配套，从而使学科输出能够及时满足时代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系统性革新当下心理学的学科范式。现代心理学通常自称为一门“行为学”（behavioral science），重在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但是，它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过于微观化和生物学化，使得它所关注的行为，其实多是内部心理过程或个体层面、至多是人际层面的行为，而对宏观社会行为、对于社区、社会组织、政府政党及整体社会体制的关注不足。虽然这与学科分工导致的“视野受限”有关，但也与当代心理学自身拘泥于所谓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而造成的过度的自我精致化有关。这就导致如武汉大学心理学系主任钟年教授等人的诸多批评——心理学关注的问题，与国计民生颇有些距离，与其它学科领域也没有多少交集，其状态可用“自娱自乐”来形容。大体量实验室的建立、高精尖实验仪器的使用，普遍成为各国心理学界的“国之重器”，成为各大心理学院的“镇院之宝”，仿佛只要追赶上生物科学、神经科学、计算科学的前沿，就能巩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地位、揭示人类行为的所有秘密、实现心理学的所有贡献。而且，这一现象也不限于心理学，而出现在诸多学科中，在很大程度上让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狭小圈子里的符号游戏，而不深入大众、直抵人心。这种趋势其实反映出当代中国教育管理模式的一个弊端：过于注重学术论文发表，而轻视了社会服务。其一大原因是当代社会自身的指标化管理要求，使得能够被量化的工作往往迅速成为管理工作的抓手和推进点，进而占据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权重，最终再转化为科研人员的奋斗目标和追逐方向。可以说，这是教育体系和社会自身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其解决方式并不是取消数量化管理，而是要改进“一刀切”式的指标化管理，也就是从粗放式的管理到精准化的管理。这其实也是健康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发展趋势。面对包括健康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要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社会生活危机，如果心理学不更深入地反思目前过于精细化、学术化的“发表导向”研究，不进行面向大众生活、回应社会需求的“服务导向”研究，将使学科发展陷入“空心化”的不良路径、进一步推高沉没成本，对学科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这里需要再次呼吁：心理学是一门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多重属性的综合性基础学科。包括现代社会心理学在内的整体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其特色是“精小慎微”，力图以精致的方法获得小范围内的准确结论，以提升学科内在美感为基本旨趣，但因此也丧失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践影响力，造成了心理学界在公共政策和社会生活中的集体性失语。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真正危机。为此，需要在发扬心理学既有学科风格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另行建设一门具有高度的社会科学自觉性、回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积极诉求政策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社会心理学，其基本目标是：全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深度展示社会心理学的现实功用，全面灵活参与政策制订、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以提升公共政策设计的科学性、执行效率和结果满意度，降低政策推行的社会心理成本，从而达到“善治”的社会心理学。简言之，时代和社会需要心理学迅速完成从“行为科学”到“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的转向，这不是要消灭它的行为科学属性，而是要利用它的行为科学属性来增加政策科学的功能。从行为科学和政策科学的含义上看，前者注重基础行为规律的认知，后者注重利用已有规律为政策过程服务。公共政策本身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类学科。像公共卫生、环境污染、信息安全等公共问题，又与医药、化工、网络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学科密不可分；心理学犹如一个催化剂，在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之间起到粘合助推的作用。一旦某种心理学技术能够顺利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评估，就很容易在该政策涉及的多学科、多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向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推广心理学知识的最佳途径之一。目前，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应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得到国内外公共管理专家的充分认可；而从心理学自身的内部觉醒已经显现，呼唤心理学参与社会治理的声音已经得到不少专家学者和学术团体的认同与响应。这些都构成了心理学向“政策科学”转向的良好基础。中国心理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界，是与大众心态和公共事务最直接相关的学术共同体，应当因势利导，尽快推进学科范式的变革，从优化学科自身的顶层设计入手，自上而下地推进心理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03PART
心理学助推健康治理的
基本路径
近几十年来的心理学应用实践，已经充分体现出个体、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多方联动、整体协同的发展趋势。全方位的健康助推工作，除了已经强调得较为充分的心理健康服务之外，心理学至少还可从以下六个路径入手，提高自身对公众生活与公共政策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1
推动健康治理评价指标不断完善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制订了较为完善的结果性指标、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和政府工作指标三大类指标，并在每个大类下对健康知识普及等15类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些指标中，许多指标都是刚性的、客观的、可明确量化的，如每万人营养指导员人数、中医医院设置治未病科室比例、婴幼儿死亡率等，其考核内容是健康领域的客观投入和客观产出。这体现了决策者对可操作性的追求，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实践证明，衡量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需要纯客观指标，还需要一些有效的社会心理指标，如健康服务获得感、医疗改革满意度等。实践中，客观投入并不必然产生对等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其中还存在某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制约因素，说明某些健康政策存在社会效应不足的问题。有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客观获得对医疗获得感有正向预测的作用，但省一级层面的医疗投入对医疗获得感并没有显著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占比（省内三级医院占本省总医院的比例）更高的省份，居民产生医疗获得感的平均概率更低。这说明省级层面的客观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个体层面的实际获得，或者目前的医疗投入并未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如何加强对这些直接反映人民群众对健康中国建设满意度的社会心理指标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引入今后的指标体系，使之成为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有机成份，还需要心理学家、公共管理专家和决策者的进一步探索。
2
降低健康政策推行的认知成本和情感成本
3
积极助推网络空间健康治理工作
健康医疗领域一直是流言的“重灾区”，网络空间中的失实健康信息正日益成为威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源。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2019年十大“科学”流言榜》中，就有7条流言集中在健康领域。像”孕妇接种流感疫苗会影响胎儿健康“”近视可以治愈“等流言，或是虚构了疫苗的副作用，或是夸大了当下医学的治愈能力，两者都会塑造民众的不健康认知。在当下的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更是产生了各种关于政府、疾控中心、科研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的不实流言，由于各地普遍提倡“不出门”措施，此类流言多以网络流言形式进行流传，这更加剧了它们的传播速率和覆盖范围，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妨碍防疫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如此，相关负面舆论还会伤害一线医务人员以及防疫救灾工作各级组织者和协调者，对公共秩序、行业声誉和政府公信力造成多重的、难以修复的破坏；不仅会损害个体健康，还会影响公众对医疗体系和其他重大社会工程的信任，从而把一个普通的健康防控问题转变为复杂的社会争议问题，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效应。此外，微信、微博和网络论坛中的涉医舆情，也正成为网络空间治理难题。部分网民对医务工作者或医疗事件的负面评论，以及部分医学自媒体的个人宣泄式帖子，其立场偏颇、态度极端、负能量集中，但情绪感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不仅无助于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还可能对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造成不必要的舆论阻力。为此，如何加强失实健康信息的传播规律与干预策略研究，以及加强对网络空间中的涉医舆情治理研究，都需要心理学家结合大数据技术提出专业化的对策。4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目前，心理学对相关事件的参与仍较多停留在事后弥补的应急性自发参与阶段，尚未形成预防为主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体系化的“心理免疫机制”还落后于防控此类事件的实战需求。就其工作形式而言，仍较多停留在对相关群体或个体进行个体化心理援助的传统模式，对如何促进特殊时期主流权威信息的有效传播、提高公众对医嘱行为的有效遵从、提升处理相关事件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与沟通能力等可有效化解公众情绪恐慌的政策性和过程性策略仍贡献较少。为此，应当集中心理学界力量，与公共卫生和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一道，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设计出科学的心理干预方案及具体步骤，并将之作为系统性应对预案的常态性组成部分，丰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策略与政策工具。
5
培育积极认知和应对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
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目的。积极社会心态具有多重内涵，应在实践中加以与时俱进的认识和发展。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对社会心态培育的启示之一，就在于如何积极应对健康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多方面的，包括病因、病程、传播方式、治疗方式、预后结果等狭义的医学不确定性，包括个体疾病体验和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包括医疗供给的质量和稳定性的体制不确定性，还包括应急管理机制功能发挥的不确定性。总之，健康不确定性具有复杂和多元的维度，每一个维度上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成为群体心态失衡的诱因。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一些本身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如病毒来源、中间宿主、传播途径、治疗方式的确定）会与一些原本可能避免的不确定性（如应急管理方式、救灾协同方式、一些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某些不良工作方式）交织叠加，超过个体的容忍范围后会极速放大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社会恐慌，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又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社会信任度。如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后，通过大众传媒、教育机构、社区等多主体的宣传教育，培育大众对治疗不确定性、医疗体制不确定性以及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不确定性的容忍，鼓励遇到突发事件时能够沉着冷静思考的科学怀疑精神，而非无端指责、胡乱猜疑，由于无法容忍一切不确定性带来的无政府主义猜疑与谩骂，从而最大限度地塑造同心协力抗击突发事件的良好心态氛围，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应当努力思考与实践的方向。
6
强化心理卫生、精神卫生、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的协同机制
长期以来，学科与实践领域一直存在弱关联的情况，不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实际工作上，都欠缺直接的对话路径与合作机制的情况，体现出“各管一块”的碎片化特征。但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提醒我们：在重大灾害来临之时，社会整体遇到的风险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超出了单一学科、单一部门的学科资源和动员能力所能应对的范畴。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以应对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需要。比如，疫情来临后发现，许多方舱医院缺少一线心理咨询人员。由于方舱医院本质上是为了应对突发应急医学救援任务而兴建的，难免缺少全面的生活配套设置；而感染的病人本身脱离家庭进行两周甚至更长时间的隔离，本身情绪容易不稳定；医护则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既要应对病人的医治需求，还需要时刻提防自身传染，同时还需要照顾病人群体的情绪，难免不堪重负。为此，在组建方舱医疗队伍时，就需要提前按照其规模配置合理数量的心理援助人员。但是，普通的心理咨询师通常又不具备病毒防范和其他治疗的能力与资质，难以顺利进入方舱医院进行心理援助工作。这就不利于医患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病情康复。为此，需要在平时就加强对医护群体自身的心理援助技能的培训与再教育，同时也应适当建立具备基础应急医疗能力的心理咨询和医疗社会工作者队伍，联合组建“应急救援心理专家与实践人才队伍”的人才储备和训练机制，打通医学治疗与心理援助之间的培训和互助通道，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类似突发事件。
总之，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主要是从健康治理的角度向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全新而紧迫的要求。而面对健康中国建设、以及整体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这些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社会工程，整个中国心理学界也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相关政策的制订、执行与评估过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参与健康治理与其他公共治理的相关工作，从而使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时代与人民，成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心理学。
参考文献
景军. (2019). 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菁, 纪江玮. (2002-12-27). “艾滋病扎针”的真实与谎言. 三联生活周刊, (5).
吕小康, 张子睿. (2020). 中国民众的医疗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 西北师大学报, (1), 99–105.
吕小康. (2020-02-07). 发挥心理学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理论版.
钟年. (2014). 心理学的想象力与行动力. 心理学探新, 34(1), 19–22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坛回顾：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 (一) |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疫情心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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