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的城市宜居性 | 上海城市规划
本文以堪称全球宜居城市典范的墨尔本为例，从城市宜居性概念、评价维度及评价因素出发，探讨宜居性评价的指向性问题，并从城市历史角度剖析墨尔本宜居性的形成与特质。研究发现，宜居性的概念及评价体系的建立容易产生指向性不明或矛盾等问题，缺乏从当地居民个人视角的历史维度的宜居性考察。综合考虑社会空间非均质性与城市历史演变等因素，为城市宜居性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宜居性是当前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愈发凸显；以机动车交通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创造了大广场和宽马路，破坏了城市的人性化尺度；城市空间快速扩张造成了居民职住分离和通勤距离的延长；这些都制约了我国城市宜居性的提升。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十三五规划的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的确立，宜居城市建设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共识。然而，在打造城市宜居性的过程中，“宜居性为谁”这一问题不应被忽略，因为缺乏明确指向性的宜居性营造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并最终影响宜居性的提升。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宜居性的多视角、多利益层面的主观评估问题。通过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试图解读城市政策意向和宜居性排名更广泛的实践影响。
1城市宜居性的概念及评价
关于宜居性理念与现代民生和社会服务质量较早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世界卫生组织为人类居住环境所提出的4个基本要素，即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与西方研究相比，我国的城市宜居性研究具有较强的政府政策导向，强调城市背景下宜居性的本质及相关评价系统。这些系统大多包括客观角度（如物质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和主观角度（如基于社会和文化的人文环境）出发的指标对城市宜居性进行评估。
在城市宜居性的营造过程中，对社会阶层需求的强调及重视程度的不同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宜居性”后果。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及个人对宜居性的认知可能有较大差别，缺乏明确指向性的宜居性政策不易取得相对满意的整体结果。本文认为城市宜居性评价需要多视角，例如：（1）对于城市历史沿革的理解；（2）对于建成环境的展望，例如城市或区域变化；（3）明确界定的动态的措施；（4）从人的视角出发的评价。
2墨尔本宜居性的评估
直到2016年，在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全球城市宜居性排行榜中，墨尔本连续第6年夺冠，并已成为全球宜居性城市的典范。因此，本节以墨尔本为重点，探讨当前使用的两个宜居性评价系统，以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宜居性复杂、主观、多属性的评价目标。经济学人智库根据超过30个与宜居性相关的定性与定量指标对全球各大城市进行宜居性排名。这些指标涵盖5大范畴：稳定性（25%）、医疗保健（20%）、文化与环境（25%）、教育（10%）、基础设施（20%）。下表展示了本文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6个城市的宜居性得分情况。
经济学人2016年城市宜居性排名
然而，该方法采用的精英视角受到一定程度的争议——城市宜居性的评价主要基于内部分析师和城市贡献者的判断。出于全球评比的需要，该评价难免采用一种明显倾向于金领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这种取样方法及其对于金领阶层主观评价的重点依赖有可能造成宜居性评价结果的偏差。城市宜居性评估需要不同方法调查当地居民的真实体验，来对该精英模型进行补充。
当前国际宜居性排名对于“平等性”的评估和比较较为欠缺。这关系到如何在超越独立城市的范围内按空间和社会条件合理分配和奉献高质量的生活品质的问题。由于城市宜居性本身是与当地社会空间环境高度依存的概念，基于当地环境背景的城市宜居性阐释十分必要。
墨尔本当地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媒体试图进一步阐释城市宜居性，并对墨尔本321个社区进行排名。该系统主要包含15个指标：距离海岸的远近程度、距离CBD的远近程度、火车、电车及巴士的服务、道路拥堵、文化、教育、购物、公共空间、植被覆盖率、地形变化、咖啡馆和餐馆、犯罪率等。下表是墨尔本社区层面宜居性排名中两个具代表性的社区关于相对宜居性的描述。
墨尔本社区宜居性排名
虽然上述两个层面的宜居性评价各有其局限性，但它们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宜居性评价视角——城市宜居性的营造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形成与演变的现象。在宜居性评价过程中，需要通过识别和比较不同的历史环境及制度范畴，对当前社会和城市宜居性进行有效评价。
3历史与墨尔本宜居性的形成
城市的历史演化与城市宜居性的形成和营造具有相互依赖与促进的长期关系。基于这种假设，以下将探究影响和改变墨尔本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历史因素。
3.1 规划历史与城市生活质量
除了CBD之外，墨尔本的近郊是在花园城市运动影响力鼎盛时期逐渐成型的，这是墨尔本规划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墨尔本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另一个特征是在二战后汽车成为主导交通模式的情况下，它拒绝拆除有轨电车。这形成了墨尔本独特的与电车网络有关的城市文化——沿电车轨道形成的商业走廊。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规划、设计手段。墨尔本被认为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城市，它重视通过规划和设计的实践来提高生活品质。
长期持久的规划和设计策略也反映了政府的相对稳定性，有助于各级别政府长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公共设施。对于住房、基础设施和城市休憩设施的大批量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对城市和郊区未来增长区域的识别和规划反映了墨尔本由人口增长驱动的亲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实践。
3.2 社区参与度
社区参与是大多数公共发展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国家政府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还是理事会级别的项目。这通常由地方政府在理事会层面上推动，主要是主持研讨会并与居民和业主进行商议。根据当地居民和企业的意见或当地政府的利益，理事会也可以反对公共和私人发展项目，但是国家政府拥有最终决定权。城市权利的分布与平衡与城市内部宜居性似乎直接相关。
3.3 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
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从19世纪开始，澳大利亚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潮。由此产生的丰富和多样性的城市文化成为了澳洲城市的闪光点，而墨尔本是所有澳大利亚城市中最开放和最具包容性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产业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多样性，导致国际学生在各级教育中比例的快速攀升。大量国际留学生通过住房和消费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墨尔本的城市特征。与较早前大量因本国政治困境而移民的群体有所不同，近期移民群体通常属于中产或中产以上的社会阶级，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诉求均有较大提高。这可能是导致墨尔本宜居性和住房承受能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3.4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形象与营销
墨尔本拥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象——在规划和设计的指引下城市遍布高质量公园和公共空间。然而，墨尔本是城市蔓延最厉害的城市之一。同时，由于严重依赖煤炭等化石燃料，墨尔本的人均碳排放量也一直维持在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化石燃料转向绿色能源的运动正在逐步开展，其中包括大力推广绿色建筑和相关的能源评级，以及设立相关住宅和商业的建筑标准。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政治化的过程。可以说，绿色能源运动也是墨尔本全球竞争力形象建设的一部分。
4讨论与总结
墨尔本宜居性形成的多层级历史性因素包括：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交通质量的提高、对于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手段的运用和坚持、稳定的制度体系、良好的区位、重视当地社区参与、注重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对于绿色健康城市形象的打造。这些历史性因素注重当地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对于城市宜居性的需求，也共同构建了墨尔本高度宜居性的基础。
传统城市宜居性研究及其评价体系对于该问题所采取的模糊态度显示了城市宜居性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城市甚至城市带的社会和空间不平等性的担忧预示着对于多层面（例如城市层面到社区）城市宜居性评价的紧迫需求。城市宜居性具备福利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维度，对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
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城市历史性演进路径的关注，对于城市建成环境改变的多重规模理解，基于居民视角的宜居性评价，以及对于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的明确定义都对城市宜居性评价至关重要。
全球宜居性评估与排名揭示了城市间永久竞争的本质，也意味着制定可衡量城市宜居性及建立对比标准的重要性。对城市宜居性的有效营造而言，仅仅专注规划政策和政治意愿并不够；需要基于以人为本的对城市历史演变的理解。宜居性概念应成为能帮助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规划工具，而不仅仅是带有社会文化偏见的营销方式；这需要对城市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虽然全球对宜居性概念、评价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诸如健康性、安全性、尊严性等人类普世价值的理解仍为城市宜居性的共同核心。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墨尔本的城市宜居性》，作者：习希德、吴昊、李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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