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籍“活起来”|教人行善去恶的劝善书——《御制劝善要言》
让古籍“活起来”
御制劝善要言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有清刊满汉合璧《御制劝善要言》一书,该书一函一册,开本阔大,书高37.5cm,宽22cm,版高25.5cm,宽17.7cm,四周双边,花口,单黑鱼尾,鱼尾上刻满文书名,下刻页数,半页十行,行字不等,满汉间隔对照行文,装帧考究,函套与书衣裱以云龙纹黄绫,白绸包角,刷印精良,旧书签题为景阳宫旧藏,似为内府刊藏之本。
《御制劝善要言》
《御制劝善要言》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为下行教化辑录古代经典中嘉言警句,教人行善去恶的一种劝善书。其在书前自序中提到“正论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简者,又不能尽。朕恭承天命,抚育万方,深念上之教世,劝勉为先。人之立身,为善最乐。故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名曰《劝善要言》。语不欲文,期于明理,词不厌详,期于晓众,欲使贤愚同喻,小大共知。读此书者。当深思其义,体之于身,省之于心。善者则益当加勉,而进于纯良,以求吉庆。其或无知而误染于不善者,尤当速改而归于无过,以免灾戾。庶几不负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虚矣。”从序言可以看出他辑录这部书的一些情况,一是此书来源于历代经典,且所选取的文句概为诸书之要,一是此书选文力求明理而平均,以便使不同文化教育水平及层级的人皆能通晓,一是要通过此书使众人反躬自省,身体力行,以达扬善避恶、教化天下之目的。书中文句所涉,经史子集皆备,涵盖儒、释、道、史等诸家经典,如《易经》《尚书》《礼记》《史记》《三国志》《国语》《荀子》《管子》《说苑》《弘明集》《太上感应篇》等等,内容铺排并无特定规律,只大体将思想内容相近的文句就近排列,从积善弃恶、立德树人、仁义礼智信、忠孝明理等等诸多方面来警戒世人以使其思想道德并行为规范。据清《国朝宫史》记载,与顺治直接相关的书籍有五部,分别为《御制人臣儆心录》《御制资政要览》《御制劝善要言》《孝经衍义》《御制内则衍义》,第一部归于“御制”,后四部归于“类纂”,其中《御制劝善要言》题“世祖章皇帝采择诸书中要语辑为一编,以示劝掖,顺治十三年校刊。”是此书虽有题为皇帝“采择”编纂之语,但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由臣工奉命代为纂辑的,或仅有书前御制序为顺治撰写。
此书初刊后曾连同其它诸书下发给部分官员,此外,该书于清光绪时期再经内府刊刻,清德宗实录载光绪十六年十月“丁巳,命武英殿恭刊世祖章皇帝《御制劝善要言》。”光绪十七年八月“己亥,谕内阁:朕恭读世祖章皇帝《御制劝善要言》一书,仰体天心,特垂明训,精详切实。俾斯世迁善改过,一道同风,实足变浇俗而臻盛化。惟原编只有清文,特令翻书房加译汉文,发交武英殿刊刻成书。兹据奏刷印完竣,装潢呈览。著每省颁发一部,交各该将军督抚,照式刊发各属学官,每月朔望,同《圣谕广训》一体敬谨宣讲,用示朕钦承祖训辅教牖民之至意。并著赏给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各一部。”以上可知,顺治时此书刊成后先是赐予部分朝廷官员,光绪时历经翻译重刻后除直接发与部分朝中重臣外还交予兵督、学官等照样刊刻,并加宣讲,以示大众教化,一书而两经清廷内府刊刻,其重要可想而知。
通过梳理明清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官方的劝善风气也并非始自此书,如明太祖在洪武三十年曾颁布并著令地方宣讲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内容的六条“圣谕”,清世祖福临则在清初顺治九年完全承袭此六条,后康熙九年将其扩充为“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又将“圣谕十六条”加以注释成逾万字的《圣谕广训》,后直至晚清民国一直作为由官方发布并向大众宣讲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是其影响由始至终贯穿整个清代。其中顺治皇帝上承明初思想,下启有清一代,将汉文化融入到整个国家的治理观念中,其作用是异常关键的,而《御制劝善要言》与顺治十二至十三年间同期纂辑的其余十几部同类诸书也可视为其中之一环,总以文字较为通俗而涵义较为深刻的经典文句教化官员、民众,规范行为,从而益于朝政的稳固及社会的妥善治理和有序运行。就编书而言,其前启者,如传为元末明初范立本所集的《明心宝鉴》上下两卷,内分继善篇、天理篇、顺命篇、孝行篇、正己篇等二十篇,也是集各家经典之言而成书,书末曹玄序“今书名《宝鉴》,是集群圣之大成,萃诸贤之蕴奥,其义惟在明善复初,穷理尽性,而有日新之益,其心得不因此而明焉。”表明其编书的方法与用意。又如题为明初永乐仁孝皇后纂辑的《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书共十集二十卷,每卷有若干主题,列以若干嘉言、感应,嘉言按儒、释、道依次排列,集合三教经典言论,感应为辑录宗教传说或历史人物的善恶感应故事。书前仁孝皇后序言“间采三教圣贤劝善惩恶之言,类编为书,举言以提其要,因事以著其实,凡二十卷,名曰《劝善书》……吾所自编,随得随录,然古今事繁,记载非一家,恐采择未精,不能无脱略,尚有望于增益者,故虽不敢方古著述,其于劝善惩恶之道亦粗备矣。”其书体例类目分明,条理清晰,惟感应故事篇幅较多,内容上亦多重佛、道等事。此书以皇后名义而成,而实开官方编纂劝善书之风气,或直接影响了顺治《御制劝善要言》的纂辑。这些都表明顺治在纂辑这类书,以至在治国理念上都受了不少中原文化尤其明初思想的影响,而这些思想大都是益于个人仁爱向善及社会稳定向好的普遍共识,体现了大一统格局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求。
清朝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朝代,其疆域的开拓与版图的巩固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维护,而悠久的历史与多元的文化也为巩固大一统的稳定格局提供了理论与思想上的支持。顺治时江山初易而天下将定,正是根基尚浅,因而观念上的一体意识便显得尤为重要,顺治皇帝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为了更好守住天下努力学习中原文化,吸取明朝的治国经验,模仿其治理体系,以适配多民族大一统的格局,稳定民心,从而奠定清朝二百余年基业的基础,启发了康乾盛世,使各民族民众能够休养生息并形成中华民族的观念,即如《御制劝善要言》之类书籍的刊印宣讲也促进了此种观念的形成与巩固。
而本馆所藏的合璧本《御制劝善要言》也体现了我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创造的。就文字而言,此书是满文、汉文两种文字合璧,对照行文,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相融合,就内容而言,该书引经据典,涵盖儒、释、道三教,博引诸子百家,采集历史上诸多典籍中的嘉言警句而成一编,是集合了几千年中华文明中仁善之言的精华,因其为官方发布故反之又以其思想达到了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目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又不断推动着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丰富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涵。
这部书的刊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如同顺治皇帝在《御制劝善要言》前序中提到的,“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赋之下民,故人之生无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内蔽于私欲,外染于污习,至不能守其初心,遂悖乎天矣。”这里讲到了“守其初心”,其概念虽然与我们现在提及的“不忘初心”有差异,但本质上并不相悖,作为个体而言,若人人能够守住善的初心,不被侵染,便可顺应天道,保有纯净无私的伟大精神。而作为国家来讲,将人民的幸福与民族的复兴作为初心与使命便是将无数个体的伟大精神集中起来铸就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书中文句所体现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也是作为人而言优良的道德品质,而这又为我们所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吸取,形成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精神指引,因而不论古代还是现在,这些引导个人向善和社会向好的思想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共通的,并不因时间、地域、民族的分别而有所变化,始终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由此可见《御制劝善要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来源:图书馆 撰稿:张磊
监制/鲁艳 统筹/张仁明 制作/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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