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社区花园是社会城市

当我提起社区花园的时候，我的关注点是落在社区上。社区花园是社会城市，这个定义中的“社会城市”是借用霍华德（Ebenezer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的倒数第二章中提到的社会城市的概念。这里的借用是基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对这个概念进行发展、深化以及重新定义。

社区花园的重点不在“花园”，而在“社区”，从社区延伸到社区图书馆、最近备受关注的店招问题，再延伸到社会城市上，这些内容都跟社会息息相关。而日常生活中人们讨论的社会性议题，与霍华德的社会面概念有相似的含义。在对社区花园进行定义的时候，我关注的议题是社会面是如何成长的，即社会面兴衰起伏的情况。

关于社会城市，我将结合中国过去70年的历史，讲解城市社会面在此过程中的兴衰变化。霍华德书中陈述的“社会城市”——营造公共空间的本质是在营造社区，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性中的社会面，与联合国人居署提出的包容性城市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这个概念也正是 2016 年我主持的《上海手册》的主题。芒福德（LewisMumford）说，“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正是通过一些人用心组织的活动，使各色各样的人在空间（如花园）中产生交集，空间才具有了社会性。

另一位大人物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也是许多规划师和城市管理官员都漠 不关心的事实：邻里社区不仅仅是一堆建筑物，还是由社会联系构成的有机组织构造，是一团温暖的情感，其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如医生、牧师、肉食店老板、面包房师傅、做蜡烛的工匠等。这一切印象都紧紧地联系着“家园”这个概念。无论未来城市怎样的美轮美奂，最让人无法释怀的还是组织和滋养人情往来的生活家园，失去了家园，人必将失魂落魄。我每天都要去买菜，跟卖葱卖肉的小贩打交道，而雅各布斯描述的社区就包含这些人，这些与我们朝夕相见、产生互动的“熟悉的面孔”。我们要向这些城市规划大师们学习，不断地对社会城市这个概念进行更新发展。

从1949年到现在70年间，城市社会面的兴衰涉及到社会性、互动性、社会资源。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目标是消灭原来的种种弊病。这个实验是空前的，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包括上海统一店招的“悲惨状况”。这便是社区花园实验重要性强的原因，它不是小事，而跟国家70年的战略治理连在一起。我年轻时对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那么深切的感觉，后来慢慢意识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掌握在党和国家手里，才能够全面实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性的目标，这是非常宏大的。这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改造对于革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有两个目标要实现，一个是改造我们的社会，一个是改造我们的人性。全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国家指令的经济体制，政社合一的单位制和公社制，致使原有的自主的、有资源的、独立的社会基本上不存在了。那么社会生活会完全消灭吗？不会。城市的社会面在哪里？日常生活还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交往还在。在上海，社会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里弄的社区网络；一是工人新村的集体主义社区，比如曹杨浴室是集体主义的浴室。尽管一个原来意义上的社会现象不见了，但仍能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社会网络、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而最近40年，上海的大拆大建受到学术界严厉批评。大拆大建引出社会面的什么问题？固然，在这个过程中，物理空间在增加，物质条件在改善。但是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当空间很挤很窄的时候，大家都想逃离原来的里弄环境，等到真正逃离以后又开始怀念了，怀念那个互动的环境，怀念在里弄穿一件新衣服可以被人欣赏，以前的称赞多容易，在弄堂口一转，马上就有人过来搭讪，“侬老好看了”。现在发现，别人的欣赏点赞是非常昂贵的一项社会表达。所以我发现，在宽广的空间里面，社会尊重、社会交流会由此缺失。因此，对于大拆大建，我最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性的流失、社会面的缩小。而目前推进的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和社区花园都是在做极为重要的社会性重建工作。

在我著作《上海纪事：社会空间的视角》的最后一章中，我以创智农园为例分析“从空间生产到社区营造”。

回到生活世界，不是简单地回到里弄世界，重建里弄空间的立面，新天地已经做到极致；紧随而来的建业里，也是只有里弄的躯壳而无里弄的生命。回到生活世界，也不是简单地否定门禁社区，不是没有理由否定，而是没有力量否定。当多数居民还把门禁社区与专享专业服务、特定的社群身份、围合世界的安全保障和私人空间的自主感受联系在一起时，即便是出台法令，也难以打开已经封闭的小区。我们能做的是不再新建门禁社区，以及在彼此隔绝的封闭小区外重建共享的生活空间。

上海创智农园的实践正体现了“回到生活世界和生活空间”的宗旨。项目是在毗邻但被围墙隔开的几个小区之间的一块废弃地做成的一个都市农园，它是一个社区互动的中心，也是一个将居民从彼此分离的小区中吸引出来的、共享的生活世界。这样反客为主的故事，意味深长，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我们自己生活的社区不大像社区？我们的社区缺的是什么？农园又怎样做成了一个让我们乐意去并参与其间活动的一个社区？

把农园定义为舒茨理论中的生活世界或列斐伏尔理论中的生活空间，有如下理由：

首先，农园是一个社区中心，它连接了一个大学职工社区、两个商品房社区、一条商业街及附近的幼儿园和小学(图 1)。由集装箱改建成的室内空间囊括了农园社区的学校、会场、剧院、俱乐部、咖啡馆和餐厅；农园的户外空间，是公园、菜地、步道、游乐场和农贸市场。在以上场所中，都名副其实地上演着各自的活动。套用德·塞托的语式，是专家演讲把沙龙变成了学术空间，是孩子劳作把菜地变成了农耕空间，是居民联谊把会场变成了社交空间，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直接见面把集市变成了交易空间。所有这些活动，把一块开放地变成了一个社区空间。  

图1 创智农园所在社区示意图

其次，农园是一个儿童世界，农园的核心项目是围绕儿童的自然教育、自然认知和自然种植来打造的。看似只是与植物打交道，实际上认识自然、亲近土地、实践农耕的活动，都是在大人、专业人士及父母的指导下展开的，是在与其他孩子的交流合作中进行的。自然教育项目是把孩子投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与对他们的社会化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人发生丰富的互动，这是生活世界中最有意义的事。农园对于孩子是一个游戏的世界，种菜、翻地是劳作的游戏，沙坑嬉戏是学习合作与促发想象力的游戏。儿童在游戏中获得自我及社会性人格。缺少儿童游戏的空间，是我们批评城市开发的主要弊端，因为人与机器玩，人性难免偏失，孩子只有与孩子玩，才可能发展出正常的人性。

最后，农园是一个文化世界，是一个被学术沙龙、市民会场、自然课堂、艺术讲堂、手工作坊等各类文化活动所充满的文化世界。这里创造和传播都市农业的理念，旨在超越旁观与参与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专业与业余的区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这些区分和对立，实质上是不同主体的区分和对立。绿色、生态和共治的文化，在农园的践行中，创造出为所有参与主体所共享的意义世界，这回到了舒茨所说的互为主体的“我们关系”的概念，并已经影响更为广泛的社群。农园也是芒福德理论中的城市剧场，为孩子开设的自然教育和面向公众的公益沙龙，都是农园剧场的常规剧目；节庆日的专题活动如植树节的现场动员、儿童节的亲子互动等，让农园成为极具戏剧性和仪式感的场所，这些也成为引领新的生活方式和公益时尚的风口。这让我们想起列斐伏尔所说的“表达的空间”概念，农园表达的不只是日常生活的故事，也传递出对新的、可能的生活空间的讯息，去看“创智农园”正成为沪上的一种流行风尚，证明农园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空间。

创智农园由“四叶草堂”发起而来，但投入这项空间营造的，还有两个合作者，创智天地的地产商瑞安公司和杨浦区绿化市容管理局，各自的动机或有别，但推动的力量和趋势是一致的，大尺度的空间生产，让位于人性尺度的空间营造；资本和国家主导的空间改造，在社区让位于居民和专业团队自主的空间实验。

在政府层面，大尺度的空间生产，在社会后果上不可持续，在空间资源上也难以为继，所以，上海市委书记提出建设用地供应负增长的要求。2016年上海各区征收土地的数据显示，中心城区已拆无可拆。2015年上海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被学者认为是标志城市更新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挖潜转变的里程碑文件，文件提出的“城市有机更新”的概念，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的空间重构和社区激活”。在此背景下，上海市绿化局提出居民绿化自治的概念，进而，杨浦区将此块公共空间的绿地营造和公共服务的权限授予一个社会组织，既是创新之举，也是顺应大势。

企业层面，瑞安是商业地产，但信奉不但要造房子，更要造社区，它已经把创智天地所在的大学路商住区做成了有活力有性格的社区，它有动力支持专业人士将原本的荒地改造成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这有利于其地产的价值提升，也为其大学路社区增添一个活力场所。

专业的社会组织四叶草堂，他们的专业背景是景观设计，是专业人士，其联合创始人先前从事最多的是市政景观绿化工程，从中看到了这些工程的弊端，特别是大规模的移植并不一定适合本地条件的大树，造成的景观奢华和效益损失，维护这些水土不服的大树成为后续无尽的耗费，城市造绿本是大善事业，但造绿同样没能完全摆脱政绩工程之路，没有摆脱大尺度空间生产的路子，为看得见的政绩，城市绿地工程贪大求洋，如何发展在地绿化？如何让绿色事业花钱少，效益高，真正改善社区环境，特别是弥合消费与生产的鸿沟，城市与乡土的分裂，观赏与参与的树立，将自然种植引入社区生活？所有这些追问和尝试，成为四叶草堂组织起一场依靠草根力量从事环境更新的初始动力。

创智农园的实验并非孤例的案例，以微空间更新为名的实验已经成为风潮或运动。2015年和2019年上海空间艺术季，关注的不仅仅是大型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也聚集微空间的设计和更新，产生一批示范项目，入选的就有四叶草堂的创智农园改造项目和花开上海项目。2015年上海成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微更新是中心的主要议程之一，2016年和2017年中心评审的22个微更新项目，有小区入口、里弄、中心绿地、小区广场有别墅，也有街头燃点，全是日常生活发生的空间。“下得了社区，才是好规划师”，这或许是最接地气的空间设计口号，也透露了从空间的规模生产到社区的人性化改造的风向转变。

以上的转向，大体是最近10年发生的进程。理论上的反思自20世纪70年代列费佛尔的《空间的生产》和戴维-哈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发布以来从未止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的工作不仅聚焦在资本化空间生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批判上，也对向一切人开放的由居民使用者主导的空间方案有原则性的指示和阐释。

社区生活是在地的，是在步行范围内并通过步行来实现的，而这些恰是德-塞托德第二个空间的故事，也是创智农园的空间文章的要点。在德-塞托看来，步行正是人与空间的直接的和原始的接触。“故事始于地面上的脚步。它们有数量，但却是一种不成系列的数量。我们数不出这个量，因为构成它的每一个单位都是质的；一种融合了触觉感知和运动学适应的风格。它们的集合是数不胜数的个性的集合。脚步游戏是对空间的加工。它们造成了种种场所。从这方面来说，步行的运动技能形成了‘其存在确实早就了城市的真实体系’之一……正是它们在进行空间化。”

我们从德-塞托德步行者的故事中读出了什么？日常生活是用步行书写，这意味着失去步行道或步行艰难的城市对日常生活是不友善的；在步行中，人的感官是活跃的，是与环境呼应的，所以步行的实践不是用量来定义的，而是用质来定义的，这个质既是行动的品质，也是环境的质感；步行与空间的关系怎样？步行不仅发生在空间中，步行更是在加工空间，创造空间，“在几何学意义上被城市规划定义了的街道，被步行者转变了空间”。步行造就的不仅是城市的一个体系，而且是城市的真实体系之一，其隐含的推论是，若失去了步行的条件，街道还是街道，但不复是对日常平凡生活真实的空间了。回到步行的世界，创造一个以使用者为本的空间，“开始想象一个人与人之间都能彼此察觉与接触的空间”，恢复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空间改善和创造的主动权，这就是创智农园的空间文章。

创智农园实验传达的信息，实际上更可视为国际社会的风向转变。最近十年，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家机构发布的城市报告，都有涉及城市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空间根源。2017年世界城市日活动，以创智农园为代表的社区花园作为全球七大案例之一入选《上海手册》，并于2018年再度入选专题报告，此外，社区花园案例还入选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2016年的人居三大会，用《基多宣言》取代了上世纪30年代的《雅典宪章》，在美国城市学者萨森和桑内特看来，《雅典宪章》将城市看成可用部件组合起来的理性及其，追求效率至上和功能分区，以及规定繁复的规划和行政管制，扼杀了人与人的自由交流和城市生活的社会多样性。这两位学者参与制定的《基多宣言》的宗旨是建设一个开放的城市，关键是城市的活力和社会多样性，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其宗旨的议程，其中的目标之一是支持建立“向所有居民开放、安全、包容、可达、绿色和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和街道网络”，“促进非营利的社区活动，使人们进入公共共建，加强适宜步行和骑行的环境建设，最终提升居民健康和幸福度”。各地的媒体用“从《雅典宪章》到《基多宣言》”的标题，报道人居三大会的理念，正反映了城市战略从锻造增长机器到繁荣社区生活的风向转变。

我们从城市空间逐渐碎片化、原子化和封闭化的角度关注社会，呼吁人们回到经典社会学的生活世界和经典城市学的生活空间。上海创智农园提供了一个在后里弄时代重建共享空间的案例，农园的社区中心功能、儿童社会化功能及创造和共享意义上的文化功能，是今日上海多数社区难以同时具备的。农园作为一个我们定义的生活世界的范本，或许仍然过于理想化，但这种理想出于人性成长的需要，出于人的存在感的需要，出于人亲近土地的需要，出于人与人善意互动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是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动力。农园的组织者相信这场改变空间风向的努力是可能的，因为社会本身有创造力，土地本身有创造力，人们需要做的是决心把改善和创造生活空间的主动权拿回自己的手里，拿回孩子的父母和亲人的手里，拿回全体居民的手里。农园创造的生活场景，必定会成为感动更多都市人心灵的示范。这，就是创智农园的案例给予我们的受益。

（为保证阅读质量，文章内容有部分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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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刘悦来,魏闽 等. 社区花园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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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宋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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