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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一声道歉。
8月14日，纪录片《二十二》上线，
这部关于中国“慰安妇”的电影中，
二十二位耄耋老人的晚年生活，
平静得波澜不惊，却如一块巨石，
压在万千观众心上，让人难以呼吸。
为了活下来，
对那段惨痛的经历，老人们选择忘记。
但那段历史，
是未来的一面镜子，必须铭记。
于是，许多人自发地站起来，
代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
誓向作恶者讨回公道。
1990年，北京法学学者童增发表万言书——
《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率先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
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世纪大潮。
1992年，通过童增团队的调查，
中国开始有“慰安妇”浮出水面。
童增把她们送到日本、加拿大等国，
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控诉日本。
告知全世界日本在中国犯下的这一罪行。
1992年，在东京，在童增的鼓励下，
“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万爱花，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办的，
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
控诉日本当年的罪行。
在日本工作的班忠义看到消息，很吃惊：
世上怎会有“慰安妇”这种不幸的女人？
班忠义，辽宁抚顺人，
曾留学日本，攻读新闻和宗教。
万爱花遍体鳞伤的画面，
久久盘旋在他脑际，挥之不去，
他回到国内，找到童增，
表示要投身到帮助这些老人的行列。
班忠义辞去在日本收入丰厚的工作，
从1992年开始，他走遍大半个中国，
寻访当年被日军强迫沦为“慰安妇”的老人，
其中有不少留在中国的日本和韩国妇女，
目睹了老人们晚景的凄凉。
班忠义把老人们的故事拍成纪录片，
并通过中日媒体广为传播，
号召民众为她们捐款，帮她们索赔。
用募集到的善款，加上自己的收入，
班忠义救助了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10多人、
中国和韩国籍老人近60人，
安排10多位外籍老人回乡探亲或回国定居。
班忠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有的‘老鬼子’说‘慰安妇’是自愿的。
为了使那些不幸的老人不再受污蔑，
我决定回国去，找到她们本人，
录下她们的证言，摄下她们的伤痕，
作为对日本人的控诉材料，
恢复历史的真实与公正……
1996年9月，
班忠义得知一位叫郑顺意的老人，
是韩国忠清南道伦山市江景邑黄山里人，
1942年17岁那年被骗到中国武汉，
在日军“慰安所“”被迫充当“慰安妇”，
度过了3年非人的岁月。
日军投降后，郑顺意流落汉口，
与国民党空军某部文书王利超结婚。
1948年，王利超携妻女回原籍湖南湘乡乡下，
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郑顺意。
1992年，郑顺意看到了童增的事迹后，
立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并委托律师向日本政府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但日本方面置之不理。
归国省亲，是郑奶奶晚年唯一的愿望。
丈夫去世后，老人得了癌症，
她很想回国看看，了却思乡之情，
希望班忠义能帮一把。
这年10月23日，班忠义专程从日本回国。
当晚，他到了老人的家。
第二天，班忠义带着老人去了医院。
一做CT，班忠义傻眼了：
老人肺部的肿瘤直径已达9.2厘米。
班忠义为老人家办好住院手续，
预付了医疗费用后返回日本，
又从日本飞往韩国为老人寻找故乡。
而线索，只是老人说的一个地址——汉宫村。
班忠义与韩国电视台取得联系，
人家说找不到一个叫“汉宫村”的地方。
延世大学教授告诉班忠义，
伦山市江经义好像有个汉宫村。
班忠义大喜过望，买了车票直奔向那里。
江经义还真有个汉宫村。
按照郑顺意老人的说法，
她童年有个女友叫舒三丽，
刚好村里有这么个老太太，班忠义找到她，
人家看了看照片，冷漠地说：“不认识。”
班忠义祈求上苍：“可怜可怜郑妈妈吧，
她苦了一生，不能带着遗憾走啊。”
班忠义带着照片，在村中挨家挨户地问。
终于有个老太太看了照片后，
激动地喊起来：“我认识她，
在山上，那个地方被开路了，没有了。
那个舒三丽是她的好朋友啊。”
韩国人普遍歧视当过“慰安妇”的人，
所以，舒三丽不愿承认有这么一个朋友。
班忠义向韩国新闻界公布了郑顺意的经历，
一个民间团体负责人金长老立即与他联系。
两人想办法为郑顺意办理了归国事宜。
1997年3月7日，他们专程来接郑顺意回国。
郑顺意终于回到了自己祖国。
她被有关部门安排在一个公寓里，
她的好朋友舒三丽也来了，
郑顺意一眼就认出来：“舒三丽！”
舒三丽却说了一句让她大失所望的话：
“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呢？”
尽管韩国政府对郑顺意态度比较积极，
但民间的人认为她给国家丢了脸。
老人家临终时，听说了两个妹妹的下落，
她想见见，两个妹妹却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有各自的生活，以后不要与我们联系。”
1997年10月22日，老太太孤独地死在医院。
临终留下一句话，“我死后，要埋在中国。”
两年后她魂归中国，双峰的乡亲排长队迎她回家。
1992年6月，
童增收到一位名叫张双兵的教师来信。
来信这样写道：
“我长期从事‘慰安妇’问题调查，
遇到好多的阻力，但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童增回信：“好样的，我们是同道，
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
张双兵是那些老人最信任的人，
包括万爱花在内的16位老人，
曾多次拖着虚弱的身体，
在他的带领下远赴日本出庭。
六十多岁的张双兵，
是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退休教师。
1992年初，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出：
“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
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
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
有报道说，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
我希望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
我们在注视这个问题。”
这年7月，
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
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
他们承认，调查结果表明，
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
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
“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
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
看到了这些消息，
张双兵立即想到了索赔。
于是，他找到了5位受害女性：
侯冬娥、刘面换、冯壮香、刘二荷、陈林桃，
大家研究决定，写申诉书状告日本侵略者。
1992年7月，作为中国第一批申诉者，
她们委托童增到日本驻华使馆，
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方公开道歉，
同时支付每人最高至12万美元的赔偿。
然而，傲慢的日本人对此毫不理会。
无休止的跨国诉讼开始了。
刘面换（山西）
侯冬娥老人是其中最难开口的一位。
1982年，张双兵听说，
有位绰号“盖山西”的老人，
曾被迫做过“慰安妇”。
所谓“盖山西”，是形容她当年的美貌。
她的真名是侯冬娥。
张双兵走进侯冬娥的家，
她住在破旧的石窑洞里，那年老人67岁。
张双兵迟疑了一会儿，开口了：
“我是来调查日本鬼子那种罪行的，您能讲吗？”
侯冬娥愣了一会儿，继而，她摇摇头：“不……”
一星期后，张双兵又来了，侯冬娥还是摇头。
张双兵只好继续等待。这一等就是10年。
10年后，1992年7月的一天，
张双兵拿着介绍童增事迹的报纸，
还有童增的亲笔回信，
再次走进侯冬娥家的窑洞。
侯冬娥看了童增的回信，上面写道：
“大娘，讲吧，
全中国人民给您做主，我们要找他们算账。”
走进日本法庭的万爱花（前排中）
侯冬娥的泪水先是滴在信上，
突然，她放声大哭。
张双兵悄悄退了出去。
第二天，他又来看望老人家，
侯冬娥一边哭，一边说出了她受害的事实。
侯冬娥讲完了，张双兵认真地记录了下来。
在山西，侯冬娥是第一个站出来，
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中国女性受害者。
1992年7月提出申诉后，
侯冬娥开始眼巴巴地盼着公正的裁决。
然而，她没有等到那一天。
1994年，侯冬娥结束了贫病痛苦的一生，
悄无声息地死在高庄最破烂的石窑洞里。
临终前，她喊着儿子的名字，
然而，没有人给她送终。
1992年12月1日，
张双兵在童增的支持下，
给日本政府和天皇写了一封信，
要求对他找到的35名受害人进行赔偿，
并随信寄去那些可怜老人的申诉书。
他在信中最后写道：“我们不愿回忆过去，
但过去的事折磨着这一些受害的妇女。
对这一事实造成的人生悲剧，
贵国政府理应作出道义上和经济上的赔偿。
使他们这一些快入土的老人，
在有生之年得到一点温存。”
从1995年起，
山西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
在中日友人的帮助下，
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对方谢罪赔偿。
山西老人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诉讼，
并于2000年第一次赴日作证。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
承认加害的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
理由有二：一是诉讼时效已经过期；
二是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说，由于年事已高、
身体欠佳，受害者们相继离世。
2015年11月12日，89岁的张先兔去世
作为对日“慰安妇”索赔案最后一位受害者，
一句道歉，她等了70多年。
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没有等到。
“母亲饱受病痛折磨，
就剩一股信念在支撑。”
张先兔的二儿子郭艾明说，
张双兵说：“临终前，
老人叮嘱儿子，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
张双兵说，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
活下去的最大意义，
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
并在有生之年得到一声道歉。
作者：关捷，沈阳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凤凰卫视五部大型纪录片主讲嘉宾。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人民艺术家李默然》、《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以及长篇历史小说《顺治迁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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