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其他
1993，世道转折之年：女排惜败《东方时空》开播！
以下文章来源于8字路口 ，作者令孤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遇，塑造了不同的英雄。道路各异，但共同点在于：为突破人生，他们都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坚毅的努力。
1993年5月1号清晨，
当早醒的人打开电视时，
发现央视多了一套节目。
随着动感的伴奏声响起，
荧屏上出现了四个大字——东方时空。
这是一档站在观众的角度上,
去看待新闻的节目，
内容都是最时新又接地气的东西。
有观众说：
看完《东方时空》，
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
拎回一条扑腾腾的活鱼,
和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9天后，
北京市政府宣布取消粮票。
不知道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
1993年，
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被称为改革的关键年。
前一年，
因为邓公去南方溜达了一圈，
说了一番话，中国改革进程突然加快。
《东方时空》的诞生，就是由此引起的。
这一年，
中央开了大会，通过了重要决定，
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外资企业蜂拥而来，
这一年就有270亿美元涌进中国。
这一年，
诺基亚开始向中国卖手机，
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
从香港搬到了上海，
通用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下线。
这一年，
很多正在憋屈的人，
涌起了要突破人生的冲动,他们的命运，
就在这年的某一刻发生了变化。
02
在《东方时空》开播的这个夏天，
位于首都师范大学南门，
北洼路的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里，
一个身高一米八四的汉子，
正弓着背，趴在桌前码字。
他穿着汗衫和大裤衩，
几天不洗澡，身上散发着臭味。
头发像一篷杂草，
并有着明显的秃顶趋势。
有时出门溜达，
很多人以为他是外地来打工的。
他的名字叫王小波，
立志成为一名大作家，
但目前只能当一个坐家。
1988年5月，
他的妻子李银河读完博士后回国，
进入北大社会学所工作。
他没有博士文凭，托妻子的福，
被安排到了所里的计算机教室。
说白了，就是个看计算机的，相当于网管。
作为编外人员，
他每月的工资是130多块钱。
正式职工能拿到的福利，
比如洗澡票、饭票之类的，他全都没有。
好在工作不累，闲了能写小说。
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书，
名叫《唐人故事秘传》。
这书是自费出的，只印了1000多册。
卖得不好，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力。
不过，也多亏他出过书，
算是有著作的人，1991年，
他被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聘用，
调到了商学院的会计系，
成了一名正式老师。
也是在这一年，
他的小说《黄金时代》,
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拿到了25万新台币的奖金。
换算成人民币，近6万块钱，
相当于他30年的工资。
《黄金时代》一度被誉为——
“文艺青年手中的圣经”。
之所以能去台湾评奖，
是受到了台湾大学者许倬云的推荐。
上世纪80年代，王小波曾随妻子，
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
跟在这里任教的许教授学过历史。
许教授是胡适的弟子。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
台湾掀起保守派和开放派的论战，
他是开放派领袖，
被称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他常和小蒋谈笑风生。
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外甥孙，
名叫王力宏。
03
虽然有固定工作，
但是王小波的主要兴趣还是写作。
拿了奖更让他信心大增，
于是便在1992年秋天辞职专业写作。
这一年，他正好40岁，
刚在人大呆了一年半。
当他把决定告诉家人时，
母亲很担心：没有了公职，
将来如果生了病，可怎么办呢？
王小波的回答是：
如果人总是瞻前顾后，
永远不可能做成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银河倒是很支持老公，对他说：
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
人生兜兜转转，
有时能无心插柳，有时却难有心栽花。
王小波的小说虽然在港台受到重视，
但是在大陆却显得离经叛道，
没有出版社敢接手。
在邓公南巡后的1993年，
当全国都在“大干快上”时，
王小波的人生却进入了低谷。
为赚稿费，他只好开始给报刊写杂文。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其中的名篇。
眼见作品发表困难，职业作家不好当，
王小波还去考了驾照——卡车的驾照，
想着混不下去就去开卡车。
他还想着到北京的郊区包座荒山，
干点第一产业啥的，
就像后来的陈佩斯那样。
挺过这一年后，
日子慢慢就有了好转，到了1994年，
就有不少杂志发表他的小说和杂文了。
1996年秋天，花城出版社与他签约，
决定出版他的“时代三部曲”。
1997年5月13日，
新书首发式举行，很快爆红。
之后，阅读和研究王小波，
成为一个社会热门现象。
但是就在一个月前的11日，
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他的巨大声名，全都留在了身后。
特立独行的王小波，
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在困顿中完成的那些作品，
影响了一代人。
04
就在王小波伏案写作的时候，
这一年，有个叫沈志华的学者，
也在忙着和文字打交道。
不过，他呆的地方是俄罗斯的档案馆。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开始解密前苏联的档案。
研究历史的沈志华，
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批重要的资料，
提出了“抢档案”的想法。
但是复印档案是要收钱的，
一页纸要收一元钱，还必须是美金。
沈志华工作的社科院是个清水衙门，
拿不出这笔钱，于是他决定，
自己掏钱去俄罗斯。随身了一箱二锅头。
二锅头不是关键，钱才是关键。
沈志华最终花140万拿到了这批资料。
之后，他又花了7年时间，
完成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
是我国编译出版的，
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
他自己也写了好多部，
关于朝鲜战争和冷战历史的专著，
成为研究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
不过，在这之前的沈志华的人生，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倒霉催的。
小时候，
他看了本《科学家谈21世纪》的书，
立下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
中学他上的是著名的北京四中，
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北大清华。
但是生于1950年的他，
一毕业刚好赶上文革，
大学都关门了，还上个锤子。
他只好入伍，
去空军做了一名航空兵，
后面还有“地勤”俩字，
也就是修飞机的。
不过也算与科学家沾点边。
因为专业能力强，他很快崭露头角，
连师长的飞机都指定让他修。
用他话说：
我要在部队好好干，
现在也该混个空军少将、中将了。
05
就在前途无量时，
部队突然宣布让他复员。
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必须服从命令。
回到地方后，他被分配到发电厂，
当了一名锅炉工人。
经过多方打听，
原来是有人告黑状，
说他在文革大串联时杀过人。
他找到这个告状者，
问他为什么陷害自己。告状的人说：
我不认识你，但为了立功，
不得不指认几个人。
沈志华气得不行，
但事已至此，只能认命。
当了几年工人后，
1973年大学又开始招生，
他赶快去报了名。
考试成绩下来，他门门第一，
数学还考了满分，但是最后却落榜了。
因为这一年出了个风云人物——
“白卷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狗屁不会，只考了15分，
但他在试卷上写了封信，
说自己是忙于农业生产，
比那些书呆子强多了。
这封信受到了表扬，
反倒把他捧成了全国的学习典型。
沈志华就这样被挤掉了，
还受到了批判，说他不安心当工人，
非要往臭知识分子圈里钻。
回到家，他一把火把书烧了。
经过多次打击后，
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鲁迅式的转变：
决定放弃科学，研究历史，
想弄清楚这社会到底是咋回事，
怎么如此是非颠倒。
但得先解决生计问题。
沈志华南下做生意，
一开始是给老板拎包，
后来接触到一批做黄金生意的朋友，
跟着贩卖起了黄金。
他从北京进货，然后卖到深圳。
一块金砖25公斤，每次背上两三块。
一年下来，他运送了半吨的黄金，
人送称号“中国头号黄金贩子”。
06
就这样，沈志华很快成了百万富翁。
但是他对学术还是不死心。
1991年，他回北京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
出版了一套文白对照版的《资治通鉴》。
因为做生意有经验，懂得营销，
他在人民大会堂开新书发布会，
当场就卖出去4万套书。
要是王小波的书让他来卖，估计早火了。
他还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
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
迄今，他花三百多万元，出了80多本书。
一个朋友说他是天生适合搞学问的人，
因为他既有钱，又有病。
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
要不有钱，
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
要不就有病，
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
吃糠咽菜他愿意。
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
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07
在学术圈里，
沈志华是生意做得最好的人之一，
但是比起真正经营企业的老板，
就不是一个档次了。
1993年6月，
有一家来自福建的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募集到了1740万元的资金。
这家公司名叫福耀玻璃，
掌柜的姓曹，长着一张大方脸，
小眼睛周围满是微笑纹，看起来很敦厚。
但三年前，曹掌柜差点就撂手不干了。
他看了本书《弘一大法师李叔同》，
触动很大，还反复读了三遍。
他觉得每天应付红尘破事太累，
挣钱也没啥意思。
于是，他爬上老家福清县的石竹山，
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
消息一传出，吓坏了当地的领导。
福耀玻璃是他一手打造的，
要是走了，这么大的摊子怎么办？
曹掌柜的生意是从1984年取得突破的。
这年6月，他去武夷山游玩，
在旅游服务区看到一根拐杖挺漂亮，
便买下来准备送给母亲。
坐车的时候，司机一再提醒他，
可要把拐杖拿好了，
千万别把玻璃给碰到了，不然赔不起。
此时的他已是福清县玻璃厂的厂长了，
在他的管理下，厂子办得有声有色，
主做水表玻璃，每年能盈利几十万元。
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可不得了。
曹掌柜不差钱，见司机这么小心，
有点好奇，便问他为啥。
司机说，这汽车玻璃太贵了，
一旦坏了就不好换。
那时候汽车玻璃都是外国产的，
价格很贵，也缺货。
比如一辆马自达汽车，
换一块前挡风玻璃要6000元，
若加急的话，修车店能涨到8000元。
所以，走在街上，
经常能看到车窗玻璃用胶纸糊着。
有的是没钱，舍不得换新的，
有的是换不到。
曹掌柜一听，意识到，
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空白市场，
商机无限。回去后，
他就开始干起来，
购买图纸和高端设备，
投入了汽车玻璃的生产。
他一块玻璃只卖2000块，
很快抢占了市场。
但相比起六七百块的成本，依然是暴利。
1989年，福耀的年产值达5000万元，
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所以，领导怎么能放他出家呢，
赶紧上山劝说，
甚至还惊动了省委省政府的人。
大家齐声说：老曹，
你可不能就这样撒手呀。
曹掌柜对佛虔诚，
铁了心要皈依，根本听不进去。
领导只好见招拆招，
请出了庙里的老和尚，让他去劝说。
老和尚双手合十，镇定地说：
曹总，您今生有佛报却无佛缘，
静下心，好好地回去办企业吧，
别动这个念了。
曹掌柜内心很失落，
但既然自己信任的高僧都这么讲了，
也只好算了。
08
下山后，他开始考虑公司的前途。
一个银行行长建议他将公司做上市，
这样可以利用股民的资产，
对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利。
那时候，公司不是想上市就上市，
必须要经过国家允许。
福建省当时分到了一个名额，
曹掌柜向省里申请，就给了他。
一开始进展很顺利，
1600万的原始股卖得不错，
很多单位和个人都认购了。
但处在转型期的老百姓，
容易受各种信息干扰，
比如经常出现的抢购潮，
就是缺少判断力，害怕受伤害。
这不，没多久，
社会上传出一条谣言，
说曹掌柜推动公司上市，
其实是想卷款跑路。
很多认购股票的人听到后，
纷纷要求退股。
但是股价已从一块五涨到了两块五。
曹掌柜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的方式，
来回购股票，买下了400多万股。
最后还是求助于银行，
才还清了高利贷。
公司也终于在1993年成功上市，
当天股价报收40元，
是原始股的30多倍。
曹掌柜总共手持500万股，
身价一下飙到了两个亿。
在如今某些老王的眼里，
这只是两个小目标，
在那时可就是大富翁了。
他花了六七千万元，
在省会福州打造了一座豪宅，
占地6000多平方米。
家里有16位管家，都是美女。
豪宅的门口摆着一只巨大的貔貅，
屋子里挂着他最喜欢的字——《陋室铭》。
石竹山上的庙门，
就此离曹掌柜越来越远。
09
也是在1993年6月，
当曹掌柜的玻璃厂风光无限的时候，
位于北京西边八里庄的玲珑塔，
正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
之所以说特殊，
是因为会议的主题是环保问题，
是一家叫“自然之友”的民间组织搞的。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环保”是啥概念，
钱还赚不到呢，哪顾得上环境。
“自然之友”按照类似传销的模式，
通过朋友带朋友，
最后聚集了82人到场。
他们在玲珑塔下共同探讨环保话题，
史称“玲珑塔聚会”。
这个组织虽然并不有名，
但是创建人却大有来头。
他的名字来自北宋建筑家李诫，
父母希望他也能做个建筑学家。
凭这个名字，就知道父母的文化海拔。
他的名字叫梁从诫，
老爸是梁思成，
老妈林徽因，
爷爷是梁启超。
结果，他没当成建筑学家。
1950年，他报考清华建筑系时，
因为两分之差落榜了。
梁思成当时就在建筑系当主任，
但并没有救儿子。
也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不好通融。
梁从诫只好去北大历史系，改学历史。
毕业后，梁从诫当了一名历史老师。
文革中，父亲梁思成受到批判，
他受到牵连，名字变成了“梁三子”：
保皇党的孙子，
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
修正主义的苗子。
他被下放到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
一呆就是9年，
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
这时候他已经快50岁的人了，
别人叫他“学者”，他不接受，说：
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
做了几年研究生，
正值‘反右’、‘大跃进’，
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
既无专业又无专著，
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杂志，
名叫《百科知识》，是一本科普杂志，
相当于现在的百度百科，那时候，
许多西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
都是通过这本杂志传播出来的。
10
因为经常接触科学，
梁从诫对环保也就有了意识。
邓公南巡后，经济起飞，
各地乡镇企业涌起，
到处是小五金、小皮革厂，污染很重。
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经常给他讲这些。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不研究历史，要搞环保了。
他想按照国际惯例，
名正言顺地成立一个环保组织。
为此筹集了300元注册费，
每天骑上自行车，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
但是都被拒绝了，
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他只好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名义，
设了一个绿色文化分院，
又称“自然之友”。
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
工作不收报酬。这年，他60岁。
梁从诫的这个行为，
很像他的父母保卫北京城墙的举动。
当年，听说城墙要拆，梁思成说：
“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
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
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
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而他妻子林徽因呢，
直接闯进了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
两人大吵一顿。
彭市长是革命家出身，
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
只得端出一张“底牌”，说这是最高指示。
林徽因只好退一步，
建议把城墙改建成环城公园，
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
这样，市民既可以在此休息娱乐，
又可淡化封建的味道。
男女也好有个谈恋爱约会的地方嘛。
但最终，
一万句话顶不过一句话，墙还是拆了。
林徽因为此愤怒痛苦，1955年就去世了。
11
梁从诫的环保意识，多少受父母影响。
他自己身体力行，每天骑自行车出行。
当时他还是政协委员，
有一次去政协礼堂开会，
门卫把他拦住不让进，
直到他掏出委员证，才放行。
1997年，
他在政协会议上交了一个提案，
建议把首钢逐步迁出北京，
以保护首都的空气环境。
这可是个大工程，
提案并没有激起多大反馈。
2004年的时候，
他又提出了这个事，
这一次受到了重视。
因为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了，
可不能让外国人看到天空雾蒙蒙的。
于是，2005年首钢搬迁正式启动，
到2010年基本完成。
发展到今天，
“自然之友”全国会员超过两万人，
而且孵化出了好多的民间环保组织。
从2006年开始，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绿皮书，
他每年还出版一本，
成为中国环境变化态势的重要记录。
2010年10月28日，
梁从诫去世，他留下遗嘱，
要把自己葬在一片树林里，
继续保护大自然。
祖父梁启超领导维新变法，被慈禧追捕；
父母保护城墙不成，空留叹息。
对于家族的命运，梁从诫有一句话：
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
12
在生前，
梁从诫亲眼见证的一个历史瞬间，
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
1980年夏天，
美国大英百科全书代表团，
来华访问，受到邓公的接见，
正担任《百科知识》主编的梁从诫，
被派去做翻译。
访华团里有一位九十多岁的女编辑，
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
邓公听说后很兴奋，
用他不达标的川普口音说：
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
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
但还是和平好！
梁从诫把这话翻译给女编辑听，
她大吃一惊，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她不理解的是：
我怎么会跟他是同事，真是不可思议。
之后的几年，
邓公的判断越来越明确：
世界大战50年打不起来，
和平与发展是主题，
于是开始推行裁军计划。
这个政策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命运。
其中包括在沈阳军区服役的军医：娄丹。
13
娄丹当时是微生物和免疫研究室主任，
在部队的级别已经是技术少将了。
他带着11个部下，研究细菌免疫。
他在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
题目的画风都是这样的高冷：
《蛋白质肽的微管SDS-聚丙烯酰胺微管凝胶电泳》
《质粒图谱分析在细菌性痢疾爆发菌株鉴定中的应用》
《黄芪多糖对LAK细胞毒的增强作用》......
战争打不起来了，
捣腾细菌没必要了，就需要进行转型。
1984年，当沈志华做生意、
曹掌柜踏足汽车玻璃行业时，
娄丹参加了全军首届生物工程技术学习班，
是中国最早接触基因工程的一批人。
那时候，
中国得肝炎的人比例很高，
军队征兵体检时，
不能招有肝病的，害怕传染。
于是，他就把治疗肝炎，
作为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的第一个目标，
决定研发干扰素。
几年后，
药是研发出来了，
但是要拿到药号，
还必须有自己的工厂，
否则只能转让技术。
娄丹一直在思索的是：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必须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成本，
才能让更多的患者有能力接受治疗。
应该使干扰素能像青霉素一样，
让普通百姓都用得起。
于是，娄丹选择创业。
1993年，他带领团队，
创建了沈阳三生药业有限公司。
决定经商那年，他已经58岁，
要去挑战从一个医生，
到一个老板的身份转变问题。
有人做了个统计，说知识分子下海，
60%到70%都失败了。
娄丹对自己倒是很有信心：
我觉得办企业，
最重要的是，应该有点创新精神。
正好我是做科研工作的，
我本身一辈子用一种科学态度做事，
所以这一点我不成问题，
创新精神不成问题。
14
当然，娄丹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有一个儿子，叫娄竞，
继承了他的医学追求，
1989年去了美国学生物制药。
就在父亲创业这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
之后又去了美国卫生总署做博士后研究。
在公众场合，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娄总”，更喜欢“Dr.”。
这也是华尔街的媒体对他的称谓，
彰显出他所拥有的学术背景。
在他的带领下，
公司花了10多年时间，
研究成功了一种名叫特比澳的药，
学名叫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全球独家，
可用于癌症患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
在研制这种药的过程中，
三生贷款一个多亿，
光临床试验就做了足足4年。
在中国血小板减少症治疗领域，
现在，这种药已经是老大，
每年都能卖10多亿。
2007年，
三生制药在纳斯达克上市，
成为第一家走出国门的生物制药企业，
创下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
在美股市场IPO的最大融资规模。
这时候，才把研究特比澳的债还上。
但是，美国资本市场，
对当时中国的生物研发企业一直不看好。
上市五年，三生制药的业绩增长了5倍，
但是公司的股价却长期处于横盘状态，
不涨不跌，半死不活的。
无奈之下，
三生制药在2013年退市，
当时市值3.4亿美元。
两年后，公司转战港股上市，
市值当天就冲到了230亿港元，
相当于29亿美元，是两年前的8倍多。
中国的企业，
没有点韧劲，走不到这一步。
当年公司刚起步时，
药物上市的文号还没出来，
市场上就有了仿冒品。
一查，光是娄丹同一个小区就有四家。
当他找到造假药者去理论时，
他们哈哈一笑说：
你们吃肉我们喝汤么！
15
同样是1993年的夏天，
5月28日至6月20日，
首届世界女排大奖赛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的姑娘们打进了总决赛，
但最终以0比3输给了古巴队，惜败。
十二年前，在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上，
中国队首次夺得冠军，并且提前一轮。
最后一战和日本队的比赛，
对成绩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日本队却穷追猛打，气势非常可怕。
到了决胜局，
日本队以15：14领先，
教练袁伟民急了，冲着队员大声吼叫：
拿了冠军却输给日本，价值完全不同。
不拿下这场比赛，你们会永远后悔！
最后，中国队以17:15拿下最后一局，
总比分3:2，七战全胜。
这是中国女排走向辉煌的开始。
后来，她们又连夺几个大赛冠军，
包括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远没有今天的自信。
女排的“三连冠”、“五连冠”，
被当做国家振兴的标志，
还出现了一个名词，
叫“女排精神”，激励了无数人。
主力扣球手郎平，
连续获得世锦赛、奥运会、
世界杯三大赛的最佳球员称号，
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那些年，只要有兴奋、热烈的场面，
吃瓜群众们总会呼喊一句口号。
这句口号听起来很悲壮，
甚至想不到是出自一场排球比赛：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
五连冠时期的队员们纷纷退役，
中国女排也进入了一段低沉期。
尤其是1992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可谓女排历史的至暗时刻。
在小组赛出线的关键一战，
中国队在参赛的八支球队中名列第七，
创造了历史的最差战绩。
就像被隔壁老王欺负了一样，
举国都震惊了，有位大领导，
还亲自给袁伟民打电话，
让他过问一下这事。
老袁也不知道如何说，
毕竟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
直到2003年，
在第九届女排世界杯上，
中国队才再次夺得冠军。
当天，新华网发评论写道：
老女排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
已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
而成为全民族的财富。
但，今晚不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不会有彻夜的狂欢和喧闹的游行......
一个久违的世界冠军，
已不再也无须承载20年前的社会重责。
16
人生如一个8字，
兜兜转转，循环往复，
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2016年，
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
在里约奥运会获得冠军。
而前几天，
2018女排世锦赛在日本举行，
中国女排惜败，获得季军。
而国人对于这项赛事的关注，
再也不像八十年代那么狂热了。
不管是欢呼还是惋惜，
都表现得很淡定，很正常。
体育回到常态化，
这是时代和民族心理进化的结果。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遇，
也塑造了不同的英雄。
他们走的路是各异的，
但共同点都在于，为了突破人生，
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坚毅的努力。
就像199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讲述两个唱戏的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
成了绝世经典，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
自古人生一世，需有一技之长，
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全在年轻。
五味印象
让心智与品味同在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