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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家的变迁：电视剧里的中国风险
以下文章来源于8字路口 ，作者令孤
改革开放几十年，虽让国人拥有了更大的财富，但绝大多数家庭，依然要靠自己承担社会的保护责任，养老、抚幼、医疗、教育......
1979年的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受到小平同志接见。
两人谈笑风生，拉起家常，大平问了小平一个问题：
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代化的蓝图是怎么构思的？
小平抽着熊猫牌香烟，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小康”这个说法，出自《诗经》中的一句话，“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翻译成白话文是：老百姓太累了，就别折腾了，消停一下。
用现在的话说：累觉不爱。
那时候，日本的人均GDP是一万美元，中国还不到200美元。小平设想，到世纪末，中国人均GDP达到人家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千美元。
但他想了想，想起了大跃进，最后又打了个八折，改成：800美元。
随即，全国开展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宣传活动。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小康是个什么概念，有位干部就给他们解释：
小康嘛，就是白天桌上有酒喝，晚上床上有老婆。
大家一听，豁然开朗，get到了。
到了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还真突破了800美元，实现了小平的目标。而在去年，人均GDP是9481美元，光是增量，就超过了800美元。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家庭经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与此同时，家庭的人员规模、亲情氛围、生活方式等，也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了。
有酒喝已经不是问题，只是单身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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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提出小康的时候，条件好的中国家庭里，拥有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大件已变成了：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
那时，报纸上对幸福家庭生活的描述，是这样的：
夏天，为来访的客人递上一杯冰镇的冷饮；周末，全家人坐在彩色电视机前欣赏节目；星期天，双职工把大堆该洗的衣服委托给洗衣机；做饭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学会儿外语。
而全家人围坐一起看的节目中，就有一部电视剧，叫《我爱我家》，上映于1994年。
这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讲的是北京一个六口之家的日常生活，在插科打诨、幽默讽刺间，展示了改革开放对家庭的影响。
电视剧的名字是王朔老师取的，导演英达一开始还觉得这是个病句，不符合语文课的教学规范，听起来别扭，应该叫《我爱我的家》。
王朔说：要的就是这个别扭劲儿。
这部戏的确一开始就让人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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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爱我家》中，子女在和老爷子傅明说话时，充满调侃。这显然是对过去家庭严肃、刻板、长幼尊卑秩序的一种挑战。
有人就不满意了：不管怎么说老傅也是一位革命老同志，对老同志怎么能这么不尊重呢?
《我爱我家》在香港卫视中文台首播，之后引入北京台。但刚播出6集，一批老干部反对，被叫停了。
老傅之所以被设置成一个退休老干部形象，显然是与北京的特点有关。
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魔都看谁都是乡下，帝都看谁都是地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换过好多流行语：
闯海南，闯深圳，看浦东等等，都没北京什么事。北京人要干点事，还得去南方闯。小平同志要提倡改革也得南巡。
不过，《我爱我家》中的老傅还是拥护改革的。退休之后，他还想发挥余热，主持家庭工作。他开了个会，要开源节流，降低大家的零用钱，结果遭到一致反对。他就说：
改革嘛，总要有一个阵痛的过程。怎么一触及到个人利益，就坐不住了，一触即跳呢？
然后，老傅又开始改造家庭，要重新铺地板、装太阳能热水器，还要砸墙解决夕照问题。最后搞得一团糟，没有成功。
这个情节的背景是，南巡过后，经济大干快上，投资过热。1992年，原计划发钞票500亿元，最后却发了1000多亿。结果，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了27.1%。
也就是通胀了，钱毛了。中国印钞机的转速赶不上货币需求，只好去和外商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
有人还建议，把人民币的面值提高到1000。这样做的话，一张能抵十张，可以快速印出票子。也能节省印钞的纸张，还环保。朱副总理还真被说动了。但是他又担心老百姓承受不了，终于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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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傅在改造家庭失败后，勉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
但是他认为这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全家也都有错。他又开始了家庭思想整顿，给每个人提了意见。
比如，他对二儿子贾志新的意见是：
第1条：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资产阶级阔少作风十分严重；
第2条：待业3年，花钱如海，经济来源严重不清，有重大的非法嫌疑；
第3条：曾在三日内与四位不同身份女青年分别在街头闲逛，作风极为不正，行迹十分可疑；
第4条：有人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外国人密谈，鬼头鬼脑，是否正在出卖我国政治经济情报？……
这些本来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生活中常见的小事。一旦到了老干部眼里，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了，成了风险。
在工人体育馆，崔健的一声“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让中国开始有了摇滚乐。坐在现场观看演出的一位老干部气得站起来就走了。
他对旁边人说：
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了台了。
没多久，崔健就被北京封杀了，不允许他在这座土生土长的城市做大型演出，足足10年。
北京人无法在北京伸展，那就走出去，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爱我家》第一部也就是前四十集拍完后，大家也没想到这部剧能成，就各忙各的去了。之后要筹拍第二部，演员就凑不齐了。因为扮演贾志新的梁天要拍电影，扮演保姆小张的沈畅要上大学。
于是，剧情做了个交代，说贾志新带着小张去海南做生意去了，就没在家里出现了。
任何年代，一个人背井离乡，生存与发展都是最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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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世纪，中国达到了小平当初预想的目标，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家庭对四大件的追求已变成了：手机，电脑，汽车，房子。
2001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表演了小品《卖拐》，再次夺得小品一等奖。也给东北人的形象多了一个标签：大忽悠。
也是这一年，一部叫《东北一家人》的电视剧上映，讲的是吉林牛大爷一家人的生活。老爷子刚退休，大女儿离婚，二儿子下岗，三女儿待业，但一家人不缺笑声。
著名的东北天问“你瞅啥”，就是通过这部戏的普及，走出东北，走向全国。
很多明星也在剧中客串，一起帮助传播东北文化。比如，冯小刚就演了个偷窨井盖的人。
《东北一家人》的诞生，以及剧中人物的故事，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国企的下岗潮。
1997年开始，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开始从竞争性的行业退出来。在从1998年到2003年间，国企数量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工厂没了，工人就得下岗。在这五年间，累计下岗职工2818万人。而在重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下岗工人数量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
牛大爷的二儿子牛小伟就是其中之一，下岗后，他尝试了各种营生，想要赚钱，但大都无功而返。用他的口头禅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之前，依托于工厂来生存的家庭模式，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用东北作家贾行家的话说：
我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说，他们小时候从来也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
她说他们那个厂里有一种水龙头，每天到了下午的一个时候，里面就会哗啦啦流出来橘子汽水，全厂的人都可以拿着桶去接。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的场景。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工厂也分两种，“全民所有制”的和“集体所有制”的。小伙子长得丑点没关系，只要是“全民”编制，特别好找对象。
那时，他们看到，社会上刚出现的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就像几千万年前的恐龙看到哺乳动物，都是严打的对象。
自认为是“工厂的主人翁”，有依靠的日子过惯了，也没有想到要去学个谋生的技能。
如今突然下岗，啥都不会干，没了收入，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岗前，生老病死都有单位给撑着。下岗后，一点小风浪都会把家给掀翻。
比如这个家庭，夫妻双双下岗。幸好丈夫之前有拉手风琴的兴趣，便组了个草台班子，在婚丧嫁娶时演出，卖艺赚钱。妻子直接离家出走，跟一个卖假药的老板好上了。一个家庭瞬间分崩离析。
离婚之时，女儿要求谁能给她买架钢琴，她就跟谁。丈夫不得已，联合几个下岗的工友，回到破厂子里，用钢水浇筑了一台《钢的琴》。
这毕竟是电影，故意营造了浪漫。结尾处，女儿坐在钢琴前，弹了一首优美的旋律。但实际上，真实的“钢的琴”是没法弹的，用扮演女友的秦海璐的话说：发出的声儿那叫一个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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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下岗生活，比电影中惨烈太多了。
比如贾行家说的：
以前每次下班都要喝一点酒，自斟自饮。喝完了之后就笑嘻嘻地看着屋里，因为屋里摆满了当时最时髦的家具和电器。
下岗以后他喝得更多了。他喝那种散装白酒，也买不起下酒菜了，一直喝到两只血红的眼睛“在一个很黄的小灯泡底下眨巴”。然后就动手打儿子和妻子。
在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在开始大规模下岗潮的1997年，为了配合下岗再就业宣传，刘欢老师演唱的一首歌，被评为“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歌的名字叫《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这首歌还有一个MV，片子里，一群下岗女工“从头再来”的方式是：炸油条、洗盘子、卖报纸......
但是到了第二年，由刘欢演唱主题曲的一部电视剧《水浒传》，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大家根据《好汉歌》，编了一首顺口溜：
下岗男工不用愁，高举镰刀和斧头。干部家里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女工版是这样的：
下岗女工不流泪，昂首走进夜总会。谁说女工没地位？啊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可能是担心下岗工人们“风风火火闯九州”，播完一遍后，就不再重播了。难怪在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里，《水浒传》的存在感最低。
很多当年闯关东的东北家庭，又开始往关内闯了。十年间，东北地区净流出人口200多万，占全国的74.7%。很多家庭搬去了南方，那里比东北那旮旯缓和多了，冰冷的心也热乎点。
比如，在海南三亚，东北人靠一张嘴，实现了“从头再来”，让当地人很是恼火：
我们当地人原先都不会讲普通话，全国各地来的游客，我们无法跟人家说上话。而东北人普通话讲得好，能说会道，人家游客要到哪里，要吃什么，要住哪里，全被他们把生意做了。
眼下，光是在三亚生活的黑龙江人就有30万。从凤凰国际机场坐机场大巴到市区，在大东海站迎面就是一条巨大的横幅：本药店通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保。
为了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哈尔滨市公安局还专门在三亚设立了一个警务站。
如今，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下岗潮时，中国社保制度还不健全，很多工厂并没有给职工交过社保。当年四十多岁下岗的人，等到满60就可以领退休金了。这也是他们熬了多年的梦想。
但是，他们被告知，要领退休金，先得补交一直到60岁的养老保险。
比如沈阳有个叫李英俊的大叔就被通知，他要交15万。相当于他60-65岁这五年的退休金。
于是，大叔头疼了。交不交这笔钱呢？
我要是能活过65岁，后面都是利润；活不过65岁，就得赔本。
还好，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6.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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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多年，电脑、手机早已普及，家庭的四大件也更新换代，变成了：房子、车子、机器人、空气净化系统。
看电视剧不需要守在电视机前，电脑也能同步。2013年春节，《温州一家人》在央视和网络同步播出，讲了温州一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年代创业的故事，拿下了收视冠军。
这部剧原名叫《中国故事》，后来曾改成《创业年代》，最终还是定名为“家”。用编剧高满堂的话说：从一滴水里，可以折射出阳光来。
剧里有很多催泪情节，包括开头第一集，温州农民周万顺，为了改变家庭命运，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进行了一次排兵布阵：
卖掉祖屋，让13岁的女儿跟着表舅去意大利留学，自己和媳妇带着16岁的大儿子去闯温州城，从捡垃圾起家，寻找发财机会。
冲突在于，女儿不想出国，偏偏被送出去了。儿子想出国，却又被留下来了。决定完全是由父亲周万顺强力推行的，儿子无法挑战父权的威严，赌气离家出走。一家人便分散到了三地。
改开之后，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有了时间剩余，试图在村庄之外获得经济机会。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非农活动成为主要谋生方式。像周万顺这样的家庭，也随之发生变化。
温州，是中国私营经济最先兴起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他们，一旦嗅到环境的放松，做生意的冲动就会涌起，最终发展成为“温商”群体。
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去工商局领了一张营业执照，编号10101号，这是中国第一份个体户营业执照。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
政治上是光荣户，生产上是斗争户，倒不如去当个体户。
街上到处都是摆摊卖东西的，虽是小生意，也比种地好多了。有一个叫王碎奶的女人卖起了纽扣，第一次就赚了200元，把自己吓了一跳。
到了1982年，温州当地的个体共商企业，超过10万户，占了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但这时候，政策突然变动，温州几个生意做的大的个体户，以“投机倒把罪”被抓，史称“八大王事件”。
好在没两年，风向又变回来，他们被无罪释放。1984年，省里还专门召开了一次个体经营户会议，但很多人不敢去参加，以为是鸿门宴：
人怕出名猪怕壮，万一政策变了，说不准还要批斗、坐牢。
最后去找王碎奶，她答应了，成为到会的51个人中，唯一的女性。拍合影的时候，她站在省长的后面。回来后，她就火了，一路被当做拥抱改开的典型人物，家中荣誉证书有160多本。
她贩卖纽扣的故事，也进了《温州一家人》中，被移植到周万顺的老婆银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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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在文章里，温州农村家庭的致富道路，被概括为“温州模式”。其最重要的品质是“四千精神”——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
温州户籍人口只有700多万，但游走于中国各地办厂经商的，竟然有近300万，几乎占了一半。
难怪在《温州一家人》中，周万顺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典型的温州人——恋家不恋土。
很快他就为这句豪言壮语付出了代价。为了赚钱，他跑到陕北去开采油田。但因为步子迈得太大扯到了蛋，差点自杀。
这个情节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原型为一个温州人，但是个女的，名叫王月香。周万顺的很多经历，都有她的影子。
王月香和丈夫最初在温州卖皮鞋，后来去西安做服装批发，发了财。但是在1996年，一次旅途中的偶遇，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陕西地质学院一个老师的钱包被偷了，身无分文，王月香见到了，就借给他1500块钱救急。
为了报恩，这个老师告诉了她一个秘密，说陕北地区有石油，政府鼓励民间资金去开采，然后由国家回收。干这个的利润绝对比卖衣服高得多。
王月香动了心，把家里积攒的250万块钱全都拿出来，又动员亲朋好友入股，凑足了480万元钱，去延安钻了四口井。
大西北的环境，就像歌里唱的，大风从坡上刮过，日头从坡上走过。一个江南女人，愣是被风沙日晒催成了一个粗糙的西北婆姨。
但，有时候是命运选择人，而不是人选择命运。
开工刚半年，丈夫因为劳累过度中暑，倒在了井架旁，当天就去世了。王月香为了让自己坚强起来，她改了个男人名字，叫王荣森。
又经过一年的打造，油井终于喷出了石油。王月香，不，王荣森高兴极了。然而兴奋只持续了三天。因为技术不过关，油层凝固，成了枯井，一下子损失了700多万元。
为了翻本还债，她又去附近的地方继续开采石油。这一次出油不错，但是在对油层进行压裂时，不小心把管子给压破了，油井成了废井，又失败了。
王荣森的精神彻底崩溃。
为了还债，她把家产全部变卖了，根本不够。她不敢回老家，把儿子扔给老母亲抚养，自己回到西北，给人家做保姆，月工资是300元。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个百万富婆。
几年后，她悄悄回了趟老家，却得知儿子在四年前溺水身亡了。母亲怕她受不了，一直隐瞒着。
此后，她在江湖上消失了，很多人以为她已经去世。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她突然出现在温州电视台的“财经会客厅”节目，题目叫《超越生命的力量——王荣森的故事》。
镜头里，她讲述自己的过去，泪流满面，但并无多少抱怨。那时她已在做些小生意，想在有生之年把欠下的钱全部还了。
一个家庭的命运，与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但会走向什么样的境地，更多还是与自己的抉择有关。王荣森一家的故事是个悲剧，但其中依然有顽强的生命的力量。
十年之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王荣森的名字已湮没人海。找李彦宏，也不管用。
没有人愿意记得失败者，包括失败者自己。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改革开放几十年，虽然让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拥有了更大的财富，但是对家庭的支持还是有限的。
绝大多数的家庭，依然要靠自己来抵御风险，自己来承担社会的保护责任，养老、抚幼、医疗、教育……
一个家庭，要承担保护亲人的巨大责任，也有可能遭遇巨大的风险。不管是在开拓，还是在守成，都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做好安全保障，才能在危机到来时，不那么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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