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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特想告诉你：亲，我是这样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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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沾了鲁迅的便宜。对于一个不乏糊涂者的群体来说，似乎有一个平庸的德育教授来指导就足可以了，可是，中国人有幸拥有过鲁迅，一个中国人绝少遇到的深刻的思想者。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终年55岁。与同时代的文坛名人比起来，鲁迅明显短寿：郭沫若活了86岁，茅盾85岁，巴金101岁，林语堂81岁，即便是因政治运动而自杀的老舍，也活了67岁。
便宜不能总沾，鲁迅以深邃的思想启蒙了中国人，但是也早早地告别了这些他既爱又恨的人。
公开资料都是写鲁迅死于肺结核病。但是，鲁迅之子周海婴却怀疑，鲁迅早逝是由于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对其病采取拖延行为，并且这种怀疑也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和胞弟周建人的心头疑云。
许广平认为，当时虽然没有针对肺结核的特效药，但是治疗办法还是有，加上鲁迅病情只是中等程度，如果治疗积极及时，并不会导致过早死亡。
此外，须藤的身份也令人怀疑，他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其政治倾向是支持侵略中国的。周建人知道后对鲁迅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去找须藤。鲁迅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去世后，这个须藤医生就不见了。许广平后来多次访日，见到和鲁迅有旧交的一些日本友人，但一直未见到这位须藤医生。
于是有人就说：“鲁迅先生死因之谜被揭开了，须藤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真面目也暴露无遗了。善良的人们啊，千万要警惕人面兽心的日本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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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海婴和母亲虽然怀疑鲁迅的死因，但是，他们认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
在《关于父亲的死》一文结尾，周海婴这样写道：“但我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话实说。”
鲁迅懂医，眼也不拙，看清个把人应该不是难事。况且，他能请须藤为其治病，一来信任他的医术，二来信赖他的人品。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挚友，他对须藤医生有如下评价：“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
日本医学专家泉彪之助否认误诊说和谋害说：“须藤先生没有误诊，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的问题……须藤也是尽了力，不是他的错。针对肺结核的治疗方法，是鲁迅先生过世后才发明的，所以不是他的治疗错误。”
时过境迁，须藤也早已逝去，他当时到底是如何想的以及如何做的，今人已经很难弄清楚了。因为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关于鲁迅之死，也逐渐超越了普通的医学范畴，已经演变成人们对历史、对文化的一种回顾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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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大多相信，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而患上肺结核与鲁迅大量吸烟有直接关系。
鲁迅是“重量级”烟民，尽管医生劝他尽量少吸烟，但是他烟瘾很大，每天仍要抽至少30到40根。
对于鲁迅的烟瘾，许广平有这样的记述：“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不大用的着洋火，那不到半寸的余烟就可以继续引火，所以每天只要看着地下的烟灰、烟尾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外出了。”
大量吸烟使鲁迅患上在当时尚属可怕的肺结核。可是，鲁迅仍不打算戒烟，他在致胡风的信中说：“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
逝世前一天，鲁迅手中还拿着烟。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写道：“那时候，先生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脸色非常坏，呼吸好像也很困难。”
鲁迅死于肺结核。可是，如果没有大量吸烟，没有患上肺结核，鲁迅就能够长寿吗？好像可能性不大。
与旁的作家相比，鲁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从文不是因为爱好，而是觉得自己手中被交给了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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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鲁迅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获得“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文凭。按清政府给予的官费资格，鲁迅应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决意学医，因为他觉得挖矿比不上救人。
1906年，鲁迅从日本人拍摄的日俄战争纪录片中看到中国人的麻木后，便改变了学医的念头：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于是，鲁迅开始战斗了，直到他倒下的那一刻，他一直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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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与林语堂相比，鲁迅是太为同胞捉急了，太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上心了。
林语堂喜欢幽默，愿意用性灵闲适来表现文学，即便对现实不满也可以娓娓道来。鲁迅则不成，既然要喝酒，还来香槟做什么？直接上烈酒。
尽管两人的交情掰了，但是林语堂仍然对鲁迅尊敬有加，他在《鲁迅之死》中写道：“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所谓“无锋可交”，对林语堂成立，对鲁迅则是无解。鲁迅有众多麻木同胞的厚爱，他只能“圆寂”，而绝不可能下岗。
不过，林语堂还是了解鲁迅的，所以他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在林语堂眼中，鲁迅始终是一名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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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孔乙己》和大量的杂文、散文，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唤醒中国的“坏呆子”们。
可是，唤醒是鲁迅的努力，醒不醒则需看“坏呆子”们的造化。多少年过去，我们仍不乏将精神胜利法运用至娴熟境界的人，人血馒头也照样很有市场。
日子过得差时，啃口人血馒头。日子过得好些了，就奉行老祖宗的至尊格言“食色性也”，有吃有玩，就足以快乐了。
中国人从骨子里懒得理会思想，深刻的思想更令他们昏昏欲睡，所以，他们不想要鲁迅来挡道，以便好让他们变得清醒起来。
不理会倒也罢了，还有胡解的。1966年10月31日，在首都各界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群众集会上，郭沫若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发言中说：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郭沫若夸的是鲁迅，但好像说的是他自己。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死后》，结尾两句好像是提前为郭沫若预订的：
“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样，我于是坐了起来。”
相比肺结核病，我更相信，鲁迅是死于为麻木同胞捉急。鲁迅本来是可以复活的，但是听到郭老这样无厘头的赞誉，他一定想，我还是死了算了。
五味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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