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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病毒君？“新冠派文人”太特么缺德！
所指什么呢？借一个身份概念说，应该就是眼下的“新冠派文人”。
这个身份，是来于易艳刚写在新华每日电讯上的评论，指有些文艺工作者，面对当前这种疫情，还要搞些空洞抒情，制造一些所谓的欢乐气氛。这些行为也被认为是“与灾难带来的悲痛氛围完全不搭调”。
不妨来看一下这种“新冠派文人”的代表作《“感谢”你，冠状病毒君》：
从情感论理上讲，我觉得“新冠派文人”的做法，就是在制造“媚语口红”，就是给人们心灵涂上一抹抹肮脏的文化血污。
2月1日，武汉作家方方有篇文章刷屏，我觉得，就是对文人的一种很好警告。
方方这样说：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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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疫情防控战，且不说还远没有到打赢的地步，就算迎来拐点，最后彻底消灭病毒，想想那些苦难生灵和逝去生命，又哪有什么胜利可言？
在灾难中因不当唱赞歌、献媚语，结果让人格坍塌的人，不在少数，有不少还曾负有盛名。
以汶川地震为例，众所周知的余秋雨，还有当时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当时就是因为文艺表达丑陋没底线，招致网友痛骂，至今还令人唾弃。
在王兆山的地震词中，以遇难者的口吻，发表一番感恩感谢的话，表示“纵做鬼，也幸福”，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后来，这个王兆山也被戏称为诗坛“鬼魂派”代表人物。
这样的献媚不仅恶俗，也令人心寒与悲愤。当然，尽管余秋雨后来也有辩解，但这些灾难抒情，还是严重毁损了这些文人的“艺术人生”。
显然，在灾难面前，不能做低俗的帮闲，也不能做厚颜的献媚。
当前，面对疫情，文艺创作必须要真正以人民为中心，这首先还是要尊重人。什么人最值得尊重？首先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的病痛者，还有在一线涉险的医务人员。
说点人话，做点有效果的事，比做那些恶心的“媚语口红”有意义得多。灾难面前，需要文化行动，需要知识分子的精神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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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常理，叫文学艺术的根是“人学”，人学就是“人性学”。在苦难者，甚至是死难者面前，媚权，只懂颂扬，只知道以伪饰阿谀献媚，真的太可耻也太无耻了。
在《灾难文艺不要再成文艺灾难》这篇文章中，我引述了挪威“精灵诗人”沃勒那样句：
到处都有悲伤的故事，诗人应该注意这些。但诗人不应试图从读者眼里挖眼泪，“我们不需要煽情，不需要热泪，不需要这样的反应。”
现在，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给人们制造的痛苦，真是难以估量。像丑陋的“新冠派文人”那种“灾难文艺腔”，太过煽情，太过烂情，太过媚俗，不仅无法给那些遭受灾难伤害的人们带来心灵慰藉，反而会在心理层面给造成“二次伤害”。
这样灾难文艺，当然也就是文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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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很多人对诗歌连基本的批评价值都不坚守，连简单的表达技巧都不懂，只知道写些“歌德体”和“悲情体”，完全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可怜”。
沃勒还说过：我的存在、我所写的诗、我所写的文章，都是要站在“叹息哀伤学派”的对立面。
面对疫情，当然需要文艺工作者践行责任，但这种文艺内涵的打开方式，一定是理性的、得体的，应该如涓滴细流润泽人心。
文艺创作者常说，我手写我心。这些“新冠派文人”是心脏了，手也就不干净。
写下“阿冠”、“感谢你，病毒君”、“谢谢你，冠状”这种丑陋诗句的人，真是缺德缺才缺窍！
在这场灾难面前，文化工作者真的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心，进行冷静理性的表达，更加接近真实，去追踪真相。在此基础上，抒情才不会是滥情，愤怒才不会是冲动，引导才不会是误导。
最后，我还是要重复旧文里面的话：灾难让人痛苦，痛苦不应变成工具。
灾难文艺不要再试图从读者眼里挖眼泪了，而是要在追寻事实真相中表达真情，深挖价值，来避免灾难文艺成为文艺灾难。
©THE END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 人格志 ID：ISeeCQ
作者 单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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