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界限后的人性，距离丧钟只剩一面破锣

鲁迅曾说过，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党同伐异。这种盲目的所谓爱国意识，正是阻碍民智走向成熟和国家走向文明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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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我们可以切断一切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这段话意味着，美国正准备与中国全面“脱钩”，两国未必会断交，但是，中美之间可能很快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往来”了。

 
不过，从微信和网络看，大家还是更关注内部，比如，曾经敲锣救母的那个女子对方方的反驳，称，方方想“拖她下水”，有人在把她当“武器”使。

 
三个月前的救命破锣的回音，居然盖过了美国总统迄今为止对中国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这的确让人有点意外。

不过，意料之外的事，往往在情理之中，中美关系事关国兴，而敲锣女此时“自证清白”，则事关人性。

国兴和人性相比，终究后者为大，因为人可以不依国而生存，但国如果没有人性支撑，则国将不国。

 
我知道，敲锣女现在出来怒怼方方，用质问的语气，一边要求方方回答为何“只转她的半截记录”，另一边说利用她来当武器的人“太恶心”，其目的只有一个：划清界限。

 
看不上病，那只是内伤；而现在方方为主流所看不上眼，特别是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痛骂的程度，此时如果不出来斥责方方，那就叫不顾国殇。敲锣女现在母女平安，所以，她有心情来关注后者了。

人一活下来就想到爱国，你以为祖国什么样的都收？不过，此话似乎不妥，正确的表达应当是，爱国不分先后，敲锣救母的史诗，不应当阻碍逃出鬼门关后的女子来一首独唱，以示能明辨是非——当然，必须是爱国歌曲，适合入选五一歌咏比赛备选曲目的那种。

2

2月8日的武汉是个什么状况，尽人皆知，生死从未靠得如此之近。

 
古时候县衙门口的击鼓鸣冤，突然搬到了小区高楼的阳台上。如果不是有人用手机记录下她刺耳的锣声和绝望的哭声，我真以为窦娥没死，而是找了个假身份证，在武汉买了房。

现在看来，当初的敲锣救母一点都不感人，更不值得同情。相反，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至少有以下四宗罪：

 
扰乱社会治安。请问，哪个小区允许居民在阳台上敲锣？旁边人家的男主人刚运完尸体回来，正在休息，你影响了人家睡觉，耽搁了第二天上班，该当何罪？

 
损害国家形象。战疫正在吃紧，国家正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给了武汉人民最大的救治和保护，各项工作虽然紧张，但是却井然有序。此时，你在阳台上敲锣痛哭，你到底在传递什么信息？国家如此周密的抗疫计划，难道就把你一个人落下了吗？

给外国人递刀子。要知道，我们在抗疫，群众在爱国，但是，很多不怀好意的外国，却在处心积虑地寻找一切可能的黑材料，来污蔑我们的抗疫。敲锣的视频，瞬间就可以传播到全世界，这样的视频一旦被他们获得，将反过来成为怎样一把锋利的刀子，扎向祖国母亲的心脏？

诋毁中国企业的名誉。好好的手机和网络你不用，如此先进、堪称民族之光的通讯设备成了摆设，你偏要求助于一个洗菜的盆子。这样做，岂不是说你比窦娥还冤，改革开放四十年铸就的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地自容，你用意何在？

当然，这已经是想象中的质问。如今，敲锣女和母亲安好，都幸福地重新活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因此，曾经敲锣救母的人，终于有时间也有气力，去证明她不仅不认同方方，甚至认为，方方只转了她微博的上半截，是别有用心，是在“拖她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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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现在的敲锣女很在乎“居心”。但是我可以肯定，在2月8日的阳台上，绝望得像被活埋到胸口的她，是毫不在意“居心”的。哪怕那时候有个耗子，给她叼来一个二手扩音器，只要能让她的锣声和哭喊穿得更远，她也会感激涕零地对耗子说：“谢谢你！你是世界上最无害、最伟大、最善良的耗子！”

 
这丝毫不是夸张。就是那个被外界传成“锣”的洗菜盆子，如今已是她和母亲的圣物。母亲赵巧英4月1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锣’一敲，救了我和她两条命，以后它用破了用烂了我都不会丢，它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不想说，方方在日记中写到锣声，对敲锣女和她的母亲产生过多大帮助。我只想说，有时候，你把自己说成是草民都是高抬了自己，而贬低了草。

当时武汉求助的人有多少？说实话，就算医护人员再想学白求恩，那还不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纪念白求恩》，哪儿那么快就轮到你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等轮到了，他们自己也成了白求恩——我不是说他们学会了做外科手术的手艺，而是说，他们也会和白求恩一样，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所以，实打实说，三个月前的敲锣女和她的母亲，距离在死亡者名单上添个数，就差一步。当然，连这样说也还有点夸大，因为究竟能不能列进去，还要看当时的统计规则，如果不合规，那照样不能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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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当时受到多大关注？每天上千万的点击量，对于锣声传得更远、回声更大，有多大帮助？

 
如果你现在问敲锣女，她一定会用深情的声音说，我相信组织！可是，组织和群众沟通，从来都是通过电视和报纸，至多是官方微博，而绝没有敲锣这一项。

 
我很想知道，当敲锣女站在阳台上，她到底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群众，还是更相信像方方这样，拥有巨大传播能力的群众？俱往矣，数正能量群众，还看阳台。

有人对敲锣女针对方方发微博很是气愤，但是，据说在她的这条微博下有几万点赞。

我相信，这些点赞的人大都是围攻方方的部队，如今看到一个曾受益于方方的人反水，而且如此旗帜鲜明，他们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兴奋。因为这反戈一击，已经消除了他们当年对锣声的刺耳感，更觉得，如今她能痛击方方，多少也抵消了她在阳台上抹黑祖国的罪过。

对敲锣女表示愤慨的人搬出了农夫与蛇。其实，蛇很不乐意，心想，你们自己人性如此不堪，怎么老拿我说事儿？

农夫也不高兴，丢人一次就够没脸的，你们隔三岔五就来揭一次我的伤疤，长痛不如短痛，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恩将仇报的事，能不能一次讲完？千刀万剐不如一枪以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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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农夫与蛇，不如提鲁迅与中国人。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有一句最为经典：“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有文学讲义分析说，这里的“中国人”，是指中国的反动统治者。

 
看到这儿，我几乎要喷饭，你以为鲁迅和你一样，成天端着一副无产阶级非革命家的架子，时不时撩起裤腿让别人看看狗咬的伤疤，以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鲁迅这里的“中国人”，明明就是指全体中国人，从上到下，从真卑劣到假正经，一个不剩，直指国民性中的最深层。当讲国民性的时候，还分什么反动与不反动，统治与被统治吗？“流言家”算是反动的还是统治的？

 
如果鲁迅知道了敲锣救母者如今的表现，他会毫不惊讶，因为在他借悼念刘和珍痛批“反动统治者”时，便已经道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对中国人内心的把握，正好应了那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敲锣女再能蹦跶，你能跳出“一切”这个圈儿吗？

当敲锣女质问方方“用意何为”后，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方方需要回击吗？

如果我是方方，我就保持沉默，因为这样无底线的“反咬”，已经不值得方方本人出来回击。当然，如果支持方方的群众要出来怼，那是民众的自由，方方只看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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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锣女的微博名称是“敲锣的我”，对于她来说，这也或许是唯一有商业价值的名字。敲了一次锣，当时是救了两条命，现在则是爱了一回国，因为，和一个要在美国出英文版日记的“卖国贼”划清界限，甚至做出“切割”的姿态，并且代替主流去质问“用意何为”，这当然应该算成是爱国行为。

有人支持敲锣女，质问方方，为什么不用人家另一部分内容？满满的爱国内容没看到吗？又说，方方瞎了眼，不知道年轻人现在心明眼亮，他们最关注的是局座张召忠和嘿嘿教授金灿荣。

这又让我想到鲁迅，我觉得鲁迅好像1月23日封城之前到过武汉，也早就预料到有人要借着武汉和疫情上演什么东西：“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怕中国人不明白，就像很多人以为周迅姓周，而鲁迅必定姓鲁一样，鲁迅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就是党同伐异，压制少数人，向少数人宣战，而这种所谓的爱国意识，其盲目性和危害性，恰恰是阻碍民智走向成熟和国家走向真正文明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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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敲锣女，她两次引起人们关注的行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超出一般人的估算。大家都心急如焚，都约不到床位，亲人也都近乎无望，但是，能在阳台上敲锣的人只有她一个；

围攻方方的人很多，包括贴小字报的、种花生的、挨揍的太极雷雷、准备塑跪像的钱诗贵，但是，直接受到方方帮助，如今又出来大声质问方方用意何在的，恐怕她也是迄今唯一一个。

“这个女人不寻常！”我敬意难抑，决定把刁参谋长的这句反西皮摇板唱词送给她。

与死神擦肩而过，总会让人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上个月，敲锣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希望能够去亲自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一路走来，有太多人在帮助我。我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一起能见个面，亲自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这话让人心里一咯噔。这样的“见个面”，谁还敢去？去了之后，你敢保证自己说的话句句正确并爱国吗？如果你不留神也像方方那样实诚了一把，你就不怕日后面对义正词严的质问，无法回答“用意何为”和“拖我下水”吗？

所以，为安全期间，“用意何为”最好改成无所作为，而“拖我下水”，也适宜以井水不犯河水代之。惹不起，总还躲得起，这是古训，需要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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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海明威写过《丧钟为谁而鸣》，通过描写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为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而献出生命的故事，展示了人性中的勇敢和善良。

武汉阳台的锣声，和丧钟有关系吗？当然，有人曾经差点要死了。但是，当人，并且是两个人，都侥幸活下来后，我反而又听到丧钟在响。

当善良被利用，当信任被摧毁，人性距离丧钟，真的就只剩下一面破锣了。

“我就是个升斗小民，还要赡养父母，抚养子女，为生活奔波，没时间跟你的那群小号对骂。”说得多好！

我分明看到，阳台上那个凄惨哀哭、无助到绝望的蝼蚁，竟然在觉悟的晨曦中起死回生般重新站立起来。而且没给人以背影，完全是妥妥的正面形象，既有国家般的凛然不可侵犯，又有小民似的人间正道是柴米油盐。

1930年，鲁迅曾写过一篇《流氓的变迁》，其中讲到“侠”和“盗”。“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我不知道，鲁迅这里对“替天行道”之辈的极度鄙视，是不是与阳台上的哀锣有些契合，但是我相信，鲁迅当年的某种情怀早就涵盖了今天的方方，因为他清楚地说过：“能憎，才能爱。”方方就是这样，她关注的是“地底下”，因为爱“中国的将来”，所以才憎不尽人意的现在。

 
珍爱名誉，远离敲锣的——其实不是真锣，一个洗菜的盆子，说来也是假货。 

文章转载自公号：枫叶君评  ID：fengyejunping

本文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资深编辑，驻外记者

著作：长篇小说《移民》（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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