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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者王朔

2017-11-19 ROOT 奇遇电影


1999年,王朔和最近刚出狱的老侠在北京一家宾馆神侃了三天三夜。

老侠问过王朔一个问题「有人拿你的东西和冯小刚的东西作对比,你自己认为你和冯小刚一样吗?你们不是在一起弄公司,又弄电视剧电影吗?」

王朔回答道「这样说都是个误会。我承认我下流过,但我不承认我和冯小刚一样。」

此时王朔已经四十有一,迈步踏入中年人的起跑线。从他发表第一篇小说起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王朔刚开始写小说那会儿,刚好文革结束,广大人民群众站在艰苦朴素的尾巴上瞻情顾意。王朔灵机一动,开始从写小说转向搞影视。现在别人说京圈,那就是以王朔为核心的圈。

二十年后,他和老侠盘膝对坐。

老侠问他你可都改了吧」。

王朔表示「我已然同他们划清界限了」。

面对大众文化的滚滚冲击,他们一顿狂聊,讨论这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聊天直接录音,后整理出一本书,书名叫做《美人赠我蒙汗药》。

老侠出狱不久,有些峥嵘,书不能出,话不能说,王朔就让出版社将几十万版税全给了老侠。

遥想1984年王朔给《当代文学》投稿,来回硬生生手抄了一百万字。马未都回忆,王朔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字很幼稚,一个是一个的,挺方便编辑看。

对于大众文化这件事王朔最有发言权。不如说,他正是大众文化的第一个受益者。


王 朔 的 预 言


王朔的先知多少像是一个早历者,这些感慨更接近于太阳底下无新事。更何况,他又是那样聪明。

04年冯小刚的《天下无贼》送审一直不给过,原因是盗贼如此光明磊落,有倡导群众去做贼的嫌疑。之后无论冯小刚如何修改剧本,甚至请刘震云出马,最终仍被打回。冯小刚无奈之下,又联系上了王朔。

后者看过剧本后,就说了一句。「怀孕,让女贼怀孕就行。」

冯小刚豁然开朗。

那晚,王朔和老侠聊起国师。

国师最开始拍乡土电影出身,也许是因为国师本人的面孔也带点苦大仇深的农民气质,看上去饱含说服力,在获得人们尊重的同时也被国际大奖所青睐。加上国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功底,弄出的画面五光十色,镜头在绸缎般的人体上久久停留。一句话,很有劲。

张艺谋确实是一个拍摄天才。

至今《红高粱》、《菊豆》等仍然被认为是八十年代的先锋电影,人们仍然奇怪为什么千禧年以后,张艺谋的片子就变得不太行了。

王朔说过那么一句,他们假装了那么多年,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本来面目。

果然,几年后,张艺谋开始拍筹划拍摄《英雄》。他召开了剧组会议,并且说道:「到目前为止,我拍的全是风格化的艺术电影。这一次我们要拍的是一部主流电影。」陈凯歌紧随其后,05年拍出《无极》。

这其中的关窍很简单,王朔认为他一开始就是在投机。

投机之处在三:以八十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为电影文本、配上外国的电影技巧、最后搭上一个概括民族生命五千年中华历史的大型概念。

这种电影技巧类似他镜头下的最美村庄,用优美的风景置换成人性的优美,朴素的农村风光象征人性的朴素,从而建立起对民族以及美好生活的信心。

这样渲染之下,电影有了煽情的功用,同时也回答了问题。

如此一来,电影推动也变得异常简单。如《秋菊打官司》,秋菊最后感动公安部门,得以伸冤。关键时刻好心人会被好心人拉一把,这种类似好莱坞的电影情节虽不现实,但由于张艺谋回答了上一个问题,淳朴的人在坚持做一件外人看着愚蠢的事时,总会打动人心。电影又皆大欢喜了。

而张艺谋自身也有才华。在张艺谋身上有种极强的消化能力,手把红旗旗不湿。题材在变,拍摄风格在变,而电影始终跟着意识形态在走,始终跟着政策与人民在走。这不是张艺谋很会钻研,而是他这个人的本质如此,天生的坚忍不拔。

如果说拍《牧马人》、《芙蓉镇》的谢晋类似一个懂市场行情的家庭主持,在挑选小说上具有天赋。张艺谋更技高一筹,拍谁的小说就能让谁红起来。

国师最当红的时候,一声令下,能有几个排上号的知名作家为他写武则天的剧本。

早在1999年,王朔已经认识到大众文化中有种世俗的关怀,一种能够持久地浅浅地打动人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精神抚摸,东西方本质上并无区别。

王朔预言,大众的高潮还没有真正到来。真正的高潮应该是对外国文化。在那之前,人们对外国的小布尔乔亚态度上多少带着抵触情绪。

这是王朔自己做编剧得出的结论,大众文化主流价值观与中产阶级价值观一致。事实上他们共享着一套循规蹈矩,尊重既有社会等级的道德规范。那么它将不需要一段适应期,可以直接引起共鸣。

在王朔的种种试探过后,意识到你不需要进行种种试探。因为你很可能会死,悄无声息。也许后人会借你活,也许在口子没放开前,他也是死。主流立场往往对一种非我族类发自内心的恐惧厌恶,它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这是自然而然。一条要适用于所有人的政治正确本来回旋余地就很小。

人民群众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如今市场细分之下,也许你能捉住眼球,小红一把。或者蛰伏到某一天,有人为你翻案。以现在的传播速率,那也并非一件很遥远的事。

而最简单的做法,你只需跟着大众走,无非是叫人放松,舒服。只要不冒犯任何人。

再者,你成功了。你的颠覆极其叫座,反英雄主义再次成为新的英雄主义,如此反反复复。如同《瑞克和莫蒂》那瓶售罄的四川辣酱。这就是大众文化对于审美的吞噬性和同化力。

对于批评,王朔看得更加清楚分明。批评作者,只是为了批判其它的景观。

作者与批评者其本质即互相利用。作者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例如之前的《欢乐颂》,作者阿耐象征着冷酷的拜金主义。批评者也不会在意这个作者是否做出回应与说明。说白了,他们愤怒的不是作者的三观,这是一场关于道德标准的大讨论。这样三观不正的作品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爱看,这才是值得愤怒的点。

有趣的是,王朔自己摸索大众文化创作规律时提过一条:大众的底线是你不能冒犯任何人,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度。但愤怒可以。人民群众正义的愤怒,这是安全的。

即使是精英评论大众文化同样不会站在思想性的高度,因为衡量一部影片的成败早已量化为剧场的笑声统计。而思想性是让人不舒服的本质揭露,那更像是实验作品担负的使命。

所以还是讨论道德,我们回到了道德。一部受国人广泛讨论的作品,那么它除了卖座以外,还增加了教化的义务。全国的孩子不能被一部热门电视剧教坏。

在这种情况下,冯小刚的探索就很成功。


年 轻 的 机 会 主 义 者


机会主义者,王朔曾这么说过自己。

之前红火的电竞小说《全职高手》里也有一个机会主义者,荣耀第一剑士黄少天。机会主义者通常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能唠。体现在话密,频次极高,语速急促。

一头扎进王朔全集的四大卷里,你会感觉像是在深海里游泳,一猛子扎进去,二十分钟后顿觉头晕目眩。这人也太能侃了。

王朔的小说是无法一口气读完的。他处处打着机锋,话里有种虚情假意的成分。王朔发扬了北京话中的取巧油滑,只要你听出他这个话里有打算冒犯的意思,他马上把这个话转过来恭维你;你要觉不出来,他就转过来涮你。读他的小说处于一种时时刻刻有人和你调情的状态,同时觉得人没把你当回事。

二是他从来不说那些不该说的。

王朔深受八卦小报的热爱,因为他从不会叫记者空手而归,次次能丢给他们一两句妙语作标题。可要是话题涉及政治异见,他打死也不会年少轻狂,口无遮拦;如果你问他关于人权的话题,他多半会拿笑话打发你,让你的问题显得荒唐无理。

那晚他和老侠聊了半宿,彼此真诚地互表心意,老侠问他「按理说你生在军队大院,也属于红色摇篮了,是最根红的那类人,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

王朔回他「我不想说。」

毛泽东之后,王朔是第一个出版了四卷本《选集》的作家(如果不算《毛选》第五卷的话)。

王朔最初不是走这个路数的。

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王朔的人,翻出他1980年以前的三部作品,《等待》、《海鸥的故事》、 《长长的鱼线》,这三篇已经无人提及的小说。一边翻动页码给大家展示王朔刚刚踏入文学道路的创作思想:你看,多么质朴的话语,多么温情的叙述。人性的真善美被唤醒。

文中没有任何调侃戏谑,反而表现了对未来的期待、对美好感情的赞扬、对理想的讴歌。

不过说的也对,这是王朔性格的底色。

七十年代,王朔高中毕业,在父辈安排下当上海军。插青与当兵的经历中有着与此相通的东西。你在思考如何成功,那么你是俗气的。那个时代环境迫使你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毛泽东式教育使人产生了一种精神升华。北方挖开了无数个防空洞,青少年躲洞里进行防空演习时,幻想百万大军和苏联来一次统一大决战。在读书时,王朔和别的院儿孩子打架,被警察带入公安局时都是昂首迈入。眼睛和心灵喷涌着的是集体主义,是大义凛然,是国际歌和江姐。

等到了他参与的《渴望》大火后,王朔和查建英聊起这件事,孩子气的脸上挂着坏笑,就像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恶作剧。

「写这种东西费不了什么脑力,有腕力就行。接下来弄点什么呢?我觉得言情剧希望更大,剧名可以叫做——」他换上了女声女气的轻柔腔调,声音软绵。「爱你没商量。」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变化的。也许远比王朔辞掉公职,当倒爷受到市场经济伤害之前更早。早在1976年一个冬天的早上,区队长站在新兵面前训话时。在王朔的记忆里「他就站在我前面,说话用喷口儿,还特能侃。东拉西扯不着调儿。把我的雄心壮志、一腔热血全溅没了。」

一切看上去很美。

据我所知,在中国亚文化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形容王朔的「痞子文学」。当1988年,王朔笔下的顽主正在街头游荡,寻找刺激时,王朔在文学界的发展基本达到了饱和状态。

他正面临一个可笑的困境。那就是他描写的这群人,市民阶层很少有人真正读他的作品。大多数年轻人和他一样标榜着不爱看书,在台球厅拍婆子,攒钱撮老莫,或者去个电影院录像厅。

于是王朔选择更大众化更有影响力的媒介——电影和电视。1988年,他总共有四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同时上映。所有人看完电影出来,剧中人物的台词转瞬就成了他们嘴里的词,过把瘾就死,一点正经没有。

那年被称为王朔年。王朔与飞鸽自行车同成北京景观。而王朔原预谋要搞八部。

然后是和郑晓龙合作的《渴望》。郑晓龙这些年因为《甄嬛传》在年轻观众面前出了名,但远不及《渴望》的成就之高。《渴望》让全国无数陌路夫妻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就因为晚饭时间看电视有了交流。

剧组来南京时,剧迷们挥舞着旗帜和招贴,有人在女主角面前放声痛哭,女主角刘慧芳成了遭难好人的化身。艰苦朴素,感同身受。南京城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几十年前,毛主席第一次视察南京。

《渴望》是一部什么样的电视剧呢?刘慧芳命途多舛,为了养女卖过血,临到剧末也不得善终,躺床上瘫痪了,据说当时有人看完渴望气的把电视机给砸了。

王朔参与的是渴望的剧本策划会,他与另一个小说家郑万隆,编剧李晓明,中心副主任郑晓龙,以及我党文化部副主任陈昌本一共五人,在那个宾馆套房里不做别的,纯聊天。这样的策划会被文学圈俗称「攒故事」。这种美剧常见的团体协作的创作方式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实践。等故事大纲出来,王朔的任务已然完成。

他成为了国内最抢手的影视编剧。

王朔联合莫言、海岩、苏童等直接开办了一个编剧工会,叫做「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学习好莱坞的先进经验,王朔自封理事长,干的活儿也还是几个哥们哐哐一顿海聊,攒电视剧。

海马工作室出的《编剧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统统大卖。

到了《编辑部的故事》,冯小刚已经成了编剧班底之一。他在1986年和王朔相识,到如今和他王老师的感情已经十分深厚。

他们二人的合作在赚钱上可以说是相当愉快。冯小刚有一点,他会做人。嘴巴甜。这直接影响了电影人物的价值观。王朔笔下的顽主经他改造成了北京爷。王朔笔下的刺毒阴损被洗净了,成了一碗蜜水。王朔笔下的角色黑暗虚无,到了冯小刚这儿简化为了「调皮捣蛋」。

就连找的主演葛优,冯小刚也乐呵呵地评价「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这样塑造出的善良小角色说着一些善良的俏皮话,最终获得一个善良的结局,电影受到了人民群众热烈欢迎。

王朔渐渐受不住了。

先前是王朔在玩大众文化,之后是他被大众文化给玩了。


一 头 触 壁 的 鲸 鱼


1992年,王朔写了篇和渴望女主角同名的短篇小说《刘慧芳》。慧芳对着照片自言自语,似喜似怒,冲照片上的人扇了个小耳光「你他妈才是圣人呢!」

在他和冯小刚各走各路之前,他的内心早已分裂。

在小说里,王朔写「我从内心里摆脱不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永远是陌生人的这一偏激念头。」

而影视剧里王朔要写的,我给大家找段剧本大纲。

「方言、杜梅为了共同的新生活准备着。刷墙时方言从梯子坠下,右臂受伤。方言被诊断为罹患肌无力综合症,将有生命危险。方言不愿让杜梅看到自己重病的样子,与贾玲共同演了背叛杜梅的戏。最后真相大白,方言、杜梅在教室中,共同撕去蒙在黑板上的纸,露出无数个「爱」字。方言倒在杜梅的怀抱之中。」

长期处于这种分裂之下,王朔虽然赚到了不少钱,同时也将自己贬损得越发心酸。他觉得讨生活很不易。

「写本子是这样的,本子可以狐朋狗党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瞎捏箍,写一句商量一句,本来也是伺候人的,每一下都要问人家舒服没舒服。纯属卖淫。」

即使思想是通的,明白自己应该为人民服务,行文也不免会留下自己的态度。这样一来戏的收视又要下跌,观众的反响也不好。

有次阿城谈起王朔,认识有十年了吧。一个共和国的善良的人,容易害羞,现在这样的人罕见了。

他向观众表错情的那部片子,恰好是那部言情剧《爱你没商量》。

王朔这人是处女座,敏感害羞,忍功一流,也不大习惯摆出一个特别真诚的姿态。他想得好好的,就创作一个悲悲切切,揉碎人心的情歌小唱,哭死一个算一个。其实他动了真情。

《爱你没商量》的女主角和《渴望》一样命途多舛,从感情不幸到事业困境乃至失明,情节设置很好地完成了一个肥皂剧女主角的义务。与之产生对比的是,刘慧芳始终亭亭玉立。而《爱你没商量》遭遇厄运经历了一个破口大骂失去善良的状态,才徐徐恢复自尊和人性。观众则没有体谅她。

再接着是海马工作室的解散。这个王朔也没想着能做好。原因是理念实在太超前,即使是放到2017仍然难说可以成功。成熟的市场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小说改编影视受到侵权的例子时时常见。

90年代,他和冯小刚的美梦创业公司还肩负找钱的任务,也就是招商。「一群人本不是意趣相投,为了钱坐在一起,作相见恨晚状,说一些特别仗义的话,耗着,耗到大家没趣为止。临别时再依依不舍一番。」

冯小刚也是如此。为了给片子争取过审的机会,他请人吃饭,席间也得拽点词。「您是谁啊,您是站天安门城楼上,看看北京城这边说这边灯太多有点晃眼,这边的灯就都要立刻给灭了。」

久而久之,王朔心里无限感伤。

再然后,全国开始批评王朔「灰色人生观」的风潮。风向变得不对了,王朔和冯小刚的好梦公司,剧本总共六个被毙了三个。王朔和冯小刚开始各走各路。至此王朔停笔了六年,结束了这种媚态可掬的日子。

后来他谈起冯小刚,总觉得小刚有些心酸,有些可怜。「他没退出来,他就得吃这碗饭。做导演的就是可怜,你要想适应这个社会,有饭吃,弄点儿钱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个贺岁片,票房成功,市场成功,也给咱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增几分喜庆。」

冯小刚其实并不这样想。首先他不以这种取悦大众的创作态度为耻,于是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商业片风格。过去他和王朔合作被毙掉的那个项目《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2000年被冯小刚重新拿出来,拍出了《一声叹息》,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还拿了最佳男女演员、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四个奖项。

后来冯小刚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他为自己的转变提供了如下理由:「他(指王朔)的黑色幽默有攻击性,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就没有出路。当一条鱼在水里游泳,他要适应水温,否则,他就会死、这就是我做的。在中国,人们不停地讲着下岗、失业、不安全,人们到电影院是为了忘记这些,轻松一些。」

也算得上是各得其所。

不过王朔倒底没赚到能活一辈子的钱,后来还时不时和冯小刚有些合作。这些是后话了,让我们停留在故事的前半段。

他们那代影视改编的小说作者都难跳出那个模仿自身的局限,因为读者忍受不了这种背叛,再说好卖的题材总让人觉得是安全的,是一条正确的路。

例如海岩的涉案剧本、莫言的高密系列作品,苏童作品中的秦淮背景、池莉对日常的关注,还有王朔笔下那永远畏惧理想,不知应该如何生活的主角。统统是自我重复。

王朔没了动静的这几年,1998年闷出了一部《看上去很美》。后来被张元改编成同名电影。王朔信心不足,谈这本书谈了很多,形容它「没有以往的油滑」。在书刚发行时,读者反映平庸乏味,江郎才尽。间或有人猜疑他是否来炒作。

第二年,王朔对金庸的小说下了一番评价。站在读者的角度,觉得金庸写的小说应当被封为港台四大俗的代表。金庸写的都是纸片人,性格简单偏激不说,某些人设都从水浒红楼那儿拿的。

金庸给他回应过。原文四个字我印象深刻「八风不动」。整篇大意:你要求太高;我不曾惹你;还有《天龙八部》出版是五册卷,你却看的是七册卷,你仿佛看了盗版。

这次大众并没有放过王朔,一石激起千层浪。

可能因为那时王朔逼格较低,过去还有个诨名「大陆琼瑶」,老师讲起王朔嗤之以鼻。大学生读王朔都偷着读,怕被人认为层次太低。而如余秋雨之文化名流,千禧年正一个劲帮金庸申请诺贝尔

事后老侠和王朔总结出了一套舆论攻击模式。

首先是攻击作品;再攻击人品;最后找出一些黑历史,从小说分析转向心理分析;可能还要找些生理缺陷;最终肯定要走到人身攻击。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年的争论总是如此,从争论作品的好坏变成人的行与不行。

这些年来王朔明白过来,最终他会成为大众的玩物。因为你曾藉由大众获利,又因为你是名人,你拥有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话语权。过去种种从来不会随风而逝,而是在传播中无尽的自我复制与受众扭曲里,最终将得到任谁也分辨不出的真假解读。

王朔去了美国几年,回来后又逐渐沉寂了。冯小刚有时去王朔家找他聊天,问他你干嘛呢。他说我自己呆着呢。

王朔这几年出的书,读者反响平平。《致女儿书》之后,他出了一本《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半数人在豆瓣写「我看不懂。」另一半说「都这境界了还忘不了臭贫。」我的感觉是,他不是写给读者看。压根没和读者玩,而是在和自己玩儿。自己在和自己聊天。

里面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老王:你也不知哪股劲特别像你父亲,不是长相,让我想一想——突然站起来要走一分钟都等不了的样子,人还在这儿,心思已经出了门。好像他刚才都是跟你敷衍,让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感到失落。那时我们经常一起去酒吧,每到后半夜我都专门跟他说,你丫不许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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