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那个为塔可夫斯基画电影草图的人
✎1957年开始的美苏太空竞赛持续近20年，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美苏诞生了很多以太空为题材的科幻电影，其中具有代表性又被后人念念不忘的是1968年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1972年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塔可夫斯基非常不喜欢前者，作为回应一般，《飞向太空》诞生。
《飞向太空》从1970年开始筹备，历经两年，期间还罕有地出了外景（片中未来城市外景来自日本银座，当年苏联人出国并不比现在的中国人容易），终于拍竣，1972年5月在戛纳首映后大获成功，不仅舆论赞美，它在票房上也取得不俗的成绩。
最近，一批《飞向太空》太空船内部设计草图被发现。在这些极尽精致的电影草图后面，是另一个不为人知故事。
1
认识他的第一年，我住在莫斯科一栋集体公寓的走廊里。他来我家看我，背靠一面墙，双腿伸不开，只能架在对面的墙上。
在此之前，我的世界只有阅读，画画，和新婚妻子维多利亚。
我身无分文，饥寒交迫，是标准的苏联青年艺术家。
我画的我和妻子
激进的六七十年代推着我丢弃了父辈的诗意，撕破了长官的现实主义。爸爸骂我亵渎，跟我决裂，我则义无反顾，成了莫斯科每间廉价短租房的国王。
我，我画的父亲，和我的父亲
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十九世纪的涅克拉索夫这么问过，却一直没等到答案。但依我看，谁都能。
即使没有面包和格瓦斯，画着「儿童画」写着「哲学诗」的我，搂一搂妻子，就摸到了所谓的好日子。
我的自画像
辗转到佩尔洛弗卡那条走廊「公寓」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一台家用电器——电话机。也许命运早有安排，朋友康察洛夫斯基正是通过它，告诉我，有个人想过来看看。
这人的名字我只在报上读过。他前阵子刚拿了威尼斯金狮奖，正在拍一部史诗级作品，好像叫《安德烈·卢布廖夫》。
他怎么会来找我？该死的康察洛夫斯基一定是开玩笑。
不管了，要来就来吧。
我放下电话，甚至没想到收拾房间。
直到几小时后，我亲眼看到他、维迪·尤索夫（Vadim Yusov）和瓦洛佳·维索斯基（Volodya Vysotsky）挤在我那狭小的走廊里，试着找一处坐的地方，这才被现实击中。
报纸上那个人，现在就在我家。
聚会上的他（中）
我不记得那天和他聊到了几点，也不记得他后来是怎么回去的。也许他根本没走，就在破沙发上睡了一夜，身边散落着我的画和笔记。
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开端。
2
后来，他经常来我的走廊玩通宵，我也时不时会去莫斯科电影厂找他。
在那里，他的《卢布廖夫》遇到了不顺。开头第一个飞翔的画面，总是摆脱不了天使的意象，和象征主义的窠臼。
「换成木头翅膀行不行？」
「不要羽毛呢？」
道具和摄影的主意都得不到他的肯定。只要翅膀还在，人们就很容易想到天使。于是我说，「飞袋（flying sack）。」
「我们可以用一只充气的飞袋，让演员飘起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画张草图。」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当时激动万分的表情，那是任何野兽派画作都描摹不了的。
他不仅当真采纳了我的异想天开，还把我画的飞袋草图压在书桌的玻璃案板下，保存了好多年。
《卢布廖夫》的开头
不过，《卢布廖夫》在海外上映后，还是有观众从我那只破破烂烂的「热气球」里看出了复杂的象征和隐喻。
没办法，西方评论界就是这样。面对一部苏联导演的「宗教题材」作品，总有说不完的释义。这部并不晦涩的作品，最后拿到的是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仅此而已。
从戛纳回来，他有些颓，就像那个跟着热气球起飞又狼狈落下的男人。
他的手头也依然不富裕，有时需要搜遍大衣口袋里的每一张零钱，才能凑够来往我家的车费。
闲谈时，他告诉我，德西卡曾经在影展上问他要电话号码，他只能如实相告，说「对不起，德西卡先生，我还没有电话。」
就着香烟和伏特加，我们为这件小事笑了半天。
3
《卢布廖夫》的飞袋插曲之后，他会主动邀请我去电影厂「参观指导」，我也会为了跟他约一顿酒，不远万里搭火车去兹韦尼哥罗德。
公寓里的夜聊，充气飞袋的灵感，和无数次乡间的醉酒，渐渐让他形成了一个想法。
某天，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正式邀请你加入《飞向太空》（编注：又译《索拉里斯》，Solaris），影片马上就会开拍。」
他在《飞向太空》片场
他的严肃，现在想来有些好笑。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想好该让我画点什么，也不清楚电影看起来大概是什么样。
情急之中，他先是给我订了很多花花绿绿的美国科幻杂志，供我参考。
可我对科学一窍不通，只能从美学角度创作艺术。所以，画了几张烂稿以后，我就把杂志扔了。
焦灼了几个月，又有一个叫斯蒂芬的外国记者搅和进来，请我们去大使馆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新电影，《2001：太空漫游》，说是能寻找灵感。
但他和我都不喜欢库布里克这部片。他甚至觉得《太空漫游》恰恰是一个反例，告诉大家千万不能这么拍科幻。
他很反感这种有科技感的画面
「越是科幻，视觉效果就越要务实，要避免出现那些超高科技的花哨场面。」
走出大使馆，他下定决心，准备按原来的路子做《飞向太空》，把空间站拍出破旧巴士的效果，而不是什么「未来主义的太空乌托邦」。
4
尽管《飞向太空》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这样一部电影。
首先，他和我都不喜欢科幻小说。在此之前，更是连一本能科幻都没读过。
只是为了确定剧本，我们才读了莱姆的原著。结果，影片的第一版改编，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太空戏份，剩下大部分情节都在地球上发生。这把莱姆气得不轻。
本来这部电影的情境主要仍是在地球
「你胆敢这样改我的《索拉里斯》，我就禁止你拍它。」
愤怒的莱姆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意思很直接，就是「my way or no way」——如果要拍这部电影，他就必须回到原著。
莱姆想要这种
我们对莱姆的故事没什么执念，可是拍《飞向太空》并不是一件私事。
在资金已经到位，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也已做完的节骨眼上，他进退两难，只能推翻原来的想法，乖乖重写。
我呢，并不甘心，想垂死挣扎一下，在设计上把空间站重新搬回地球。
我设计的第一版场景图，后来没有采用
参照苏式公寓和避暑木屋，我画了几张完全没有太空感的场景图。他看后没说什么，只把图纸放到一边。
这时候的他，很容易被人误会成过于沉闷，毫无幽默感的人。但他的不置可否在我看来其实是在和自己较劲。
为了帮他，我必须重做设计，创新场景，达到真正的独一无二。
没被采用的设计，之二
他跟我说过好多次，自己的理想是找到一种只属于电影的语言。
他不愿意像费里尼、帕索里尼那样，用镜头模拟绘画或文学创作。蒙太奇只能与时间有关，几乎是他的信仰。
我该画出怎样的草图才能更贴近他？
5
当时，《飞向太空》有一名顾问，列夫·卢彼契夫（Lev Lupichev），是负责苏联太空计划的高官。他借给剧组好几台计算机，有衣柜那么大，构造极其复杂，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把这些巨兽嵌入飞船，依此画了新的内饰设计图。卢彼契夫看后相当满意，觉得整个场景真的可以直接飞上太空。
新的设计
「您看，这是太阳能电池，那是蓄电池…」
卢彼契夫指点着图纸，给我解释里面的科技，但我画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这些，完全凭直觉。也许，那些科幻杂志毕竟没有白费。他看了新设计，也欣慰地笑了。
得到肯定后，我更加大胆，设计了飞船失重的场景，让燃烧着的蜡烛飘到空中；
另外，飞船里凸凹不平的地面也是我用沙子堆出来的。
飞船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却很喜欢。
影片中的呈现
当然，我最满意的设计还是由无数面镜子组成的「未来之城」。
按照剧本，主角将从飞船上走下，步入那里，踏进天花板、地面和四壁都由镜面组成的世界，看到成千上万个不完整的倒影。
他站在「未来之城」里
为了实现这个设计，摄影师尤索夫必须钻进一个镜面球体里，被支架吊起，从一条小缝儿里伸出镜头拍摄。
两三个穿着霓虹服装的演员也按我的安排，从镜子前走过。他们单薄的身影被反射成无数个，营造出大批人群不断穿梭的效果。
站在那个缤纷炫目的世界里，我跟他开玩笑，说这就是苏联的百老汇。
失重画面设计稿
电影中的失重画面，这本飘起来的堂吉诃德就是我自己的书
当时黑泽明曾经来片场探班，震撼不已。
他在飞船里独自走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手拿一厚沓笔记，都是日语。
我虽然看不懂，却听到翻译说，黑泽明先生要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合作，拍他的《德尔苏·乌扎拉》（Dersu Uzala）。
6
《飞向太空》是一部杰作，即使放在他的9部电影里比较，也属上乘。但这个故事并不能令他满意。
影片最终的呈现，和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不喜欢科幻的他，后来又拍了《潜行者》，把「区」移植回地面。
但即使索拉里斯星是一次妥协，他在陌生的太空里，仍然传达了浓厚的乡愁。
这乡愁不是针对苏联的，也不关涉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他对整片土地，整个人类文明的牵挂。
《潜行者》这片地面似乎还有我的影子
说到底，我和他虽然做了一辈子的朋友，但他跟我终究是两类人。
我早早拒绝了传统的俄罗斯式美学，一生都在享受四海为家的漂泊，寻找新鲜和刺激。叛逆如我，不断用纷繁复杂的抽象主义、未来主义借喻自己。
他则敏感、脆弱，在一切与电影无关的事情上显得逆来顺受。对父亲阿尔谢尼伊，他始终敬重，这牵扯出他对俄罗斯的强烈情怀。
他说过，离开故乡，他就会死。在国外拍摄的《牺牲》，竟成了他的遗书。
我画的他
相比我，他的确太温柔了，即使在作品里，也从不对人要求什么。
很多人看他的片子都会昏睡过去。我也经常在银幕前一觉梦回佩尔洛弗卡的走廊，莫斯科电影厂的飞船，和那些属于俄罗斯人的好日子。
说来也奇怪，对这些陈年旧事，我总是记得真切，却想不起来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世界名导，影碟渐渐霸占俄罗斯每家书店。
我也不记得自己是从哪年开始成了知名画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巡展，还被拍出高价。
年迈的人回忆往事，总会被细节和情绪纠缠，更何况是我这样的往生者。
我画人群中的他
今年是我死后的第五年，是他死后的第三十一年。
如果不是因为那几部电影和几张绘画，我们甚至可能忘记自己在世时的身份。忘记他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而我，是画家米哈尔·洛马丁*（Mikhail Romadin）。
这就是我
然而身份和名称对我们来说早就无关紧要了。
在这个无尽的世界，我们只是一对好朋友而已。
*注：米哈尔·洛马丁，俄罗斯画家、插画家、电影美术设计师，父亲和祖父都是俄罗斯著名画家。除了为《飞向太空》做美术设计，他还为好友安德烈·康察洛夫斯基的《第一个教师》（The First Teacher, 1965）设计过服装。
他的画作善于将现实与历史，真实与虚构联系在一起，这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不谋而合。
2012年，洛马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