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为啥打不绝？号贩子的江湖水太深
从外地女孩痛斥北京号贩子开始，这股针对号贩子的全民怒火，从节前一直烧到节后。假期刚过，各路媒体就纷纷跟进、各方舆论层出不穷。
作为资深医疗媒体人的小新君深深了解，号贩子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医疗领域一个屡治不愈的痼疾，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一直没有办法彻底“剜除病灶”。那么打击号贩子到底难在哪里？操劳的小新君在节后立马投入工作，实地探访了北京市的几家大型医院，并采访了医院安保人员、患者、专家和官员，力图从多个视角展现和探讨号贩子整治之困。
2月16日早7点，北京某知名医院门前进出的行人已经熙熙攘攘，医院院墙的护栏上挂着“正规渠道挂号，抵制倒号行为”的宣传横幅。大门外，与大多数人的行色匆匆不同，几簇三五成群的人不停在原地来回踱步，一直张望着周围的人群，还不时相互耳语，见有患者模样的人经过，他们就会凑上来低声询问：“专家号需要吗？专家号？”原来，春节刚过，号贩子就“上班”了。
“天天抓也抓不完”
小新君正想上前和号贩子搭讪，突然从挂号大厅里走出来十几名统一着装的安保人员，“簇拥”着两男两女4人向门诊楼旁边的警务室走去。小新君赶紧向站在医院门口值守的保安打听“咋回事”，“这不就是抓的号贩子嘛”，保安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已经司空见惯，“这才4个，还不算多的呢”。
回头一看，这4个号贩子都把手揣在了衣兜里，跟着安保人员不紧不慢地走着，其中一名高个子男青年还摘下了原本戴着的棉线帽子，罩在头上顶着。“天天都在抓，抓也抓不完，这不那儿还有呢”，大门口的保安边说边朝门外的方向扭了扭头。
突如其来的一幕“抓捕”，似乎并没有给大门外的号贩子带来什么惊扰，他们仍在继续踱步张望，低声叫卖专家号。
“挂号吗？哪个科的？专家号都能挂。”见小新君走过他们面前时有些迟疑，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号贩子主动上来搭腔。小新君表示需要挂这家医院呼吸内科某专家的号，排队挂了几天都没能挂上，“这个确实挺困难，你们是挂不上的，但是我们能想办法，到马路对面等会吧，我帮你问问”，“黑大衣”语速很快，始终四处张望着不看小新君一眼。
“干我们这行说到做到”
到了马路对面，一家拉面馆门口站着的几个人虽然与“黑大衣”没有太多交流，但明显彼此相熟；面馆内，另一名号贩子刚好正在交易。“皮肤科副主任医师，400元。四大银行的银行卡给我一张，里边别存太多钱，省得你不放心；再把就诊卡给我，你等着取号就行了，挂上号再给钱。”站在对面的患者并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对方的条件，二人起身离开，这位自称来自河北省的患者，坐上号贩子的电动车往医院院区而去。
“黑大衣”开门见山地对小新君说：“我查了，能给你挂上下周二的专家号，你给我800元。”小新君表示要价太高，并表示没带银行卡，“黑大衣”有些不耐烦地说：“没有银行卡就给我就诊卡，没有就诊卡就给我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给我身份证照片，谁看病给谁的。价钱最多给你便宜100元。”没等小新君说话，坐在旁边桌前的另一人开腔了：“要挂赶紧挂，刚过完年人还没那么多，再过一个星期，这个号加两千块钱都有人排队等着要。”
“你挂的号是真的吗？”听到小新君在质疑自己，“黑大衣”一边说话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打卡片：“这些都是托我挂号的银行卡还有就诊卡，你说是不是真的；干我们这行就要说到做到，如果是骗人的，还怎么可能在这里混下去。”
最终，小新君以未带银行卡和患者身份证为由离开了拉面馆，出门前“黑大衣”塞给小新君一张只印有电话号码的名片。
当天，在探访了北京市另外几家大型三甲医院后，小新君发现，各大医院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存在号贩子“叫卖挂号”的情况。一位医生告诉小新君，根据实名制挂号的要求，如果一位病情危重的患者买到的号不是本人实名，医生也不可能真的拒诊。一位医院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医院已经跟号贩子斗了20多年，根本治不绝。”
家住北京的退休职工老金时常感慨，随着自己和老伴儿年龄越来越大，这几年跑医院越来越频繁，“看病最发愁的就是挂号，想挂的号是真挂不上啊”。最近，怀孕不久的女儿要生“猴宝宝”了，要到医院建档更是难上加难。“真是没办法，不得不向号贩子‘求助’，他们也确实神通广大，帮了大忙”，老金语气无奈又庆幸，直呼女儿建档的经历“好神奇”。
老金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属于高龄孕妇，为了让女儿怀孕、生产的过程更加稳妥，他和家人都希望女儿能在某知名大型三甲医院建档。
“去医院问了才知道，只有产科专家才有权限给孕妇建档，为了挂一个专家号别提费多大劲了，去现场排队每次都没号，开始找的两个号贩子也没解决问题。”最终，一位朋友给了老金另外一个电话，并表示这个号贩子的“段位”较高。“自始至终我们也没见过这个人，就是通过电话联系。”老金把女儿的姓名和挂号所需的证件号码发给了号贩子，没过两天就得到了答复。
号贩子短信通知老金，第二天上午8点以后，带上女儿的就诊卡直接到窗口挂产科专家号建档。“当时医院已经开始挂号1个多小时了，没想到递上就诊卡一下就挂上了，简直不敢相信。”成功挂上号以后，老金按照“行情”，通过微信转账向号贩子支付了400元的“辛苦费”。
“排队排在前几个都挂不上的号，在放号后1个多小时还能轻松挂上，这说明这个号可能早已在挂号系统里挂好了，就等着指定的人去取了。”老金推测说。
老金还跟小新君说起了此前到医院看牙的经历，“一开始我也是想自己去现场挂号，可是几次起大早排队都没能挂上想看的医生，最终还是找了号贩子”。老金说，作为普通患者，不可能知道医院的号源都给了谁，而且现在都是网络挂号、网络预约，号贩子怎么拿到的号，估计更难发现了。
“我有一个习惯，每接诊一位患者都会问一问他的号是怎么挂上的，这么长时间我基本上也摸出了规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周福德说，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这几年自己出诊的号源变得越来越紧俏，在号贩子手里被炒的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号贩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门诊秩序，我也一直在试着想办法帮助更多患者不再被号贩子加价坑骗。”
在肾脏疾病领域，周福德是全国知名专家，慕名前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周福德每次出诊都写门诊日记，记录自己接诊患者的基本信息，2015年他共在门诊接诊患者7012人次，比上一年增加了7%。根据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门诊记录，周福德接诊的患者中，来自北京以外全国各地的患者占比约为67%。
如果患者的号是从号贩子手里买的，周福德会细心地在挂号凭条上注明挂号渠道，在他保存的资料中，记者发现这些凭条上分别写着400元、800元、1200元、1400元不等的价格。周福德说：“我每周出4个半天门诊，除一个全预约门诊不对外挂号以外，每次门诊开放15个号，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前6个号大多是通过号贩子挂出去的，还有一部分号是我之前诊间预约出去的号，真正由患者本人挂到的号并不太多。”
周福德说，这么长时间的仔细观察和记录，已经让他基本摸清了号贩子挂号的几个途径，“也见识了号贩子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只对外开放15个号，周德福总是加号接诊40名左右的患者，“尽力稀释号贩子可以榨取的利润”。
周福德说，在窗口排队挂号的号贩子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提前拿到患者的就诊信息，以患者的名义实名挂号；另一种是使用非患者本人的信息，先把号挂出来再卖出去。“现在都是实名就诊，后一种情况的号贩子必须到医生这里退号，然后再用患者的信息重新挂号”，周德福清楚地记得，一个号贩子以家人不能来就诊为由，要求自己退号，转手就将这张号卖给了一位患者，“看见‘第42号 退补10’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退号是上了号贩子的当。这个号的就诊时间也从上午变成了13时10分，早过了下班时间，明显扰乱了就诊秩序”。
“也有号贩子直接到诊室要求加号，有的不加号就大吵大闹，说医生没有医德；有的进来就说孩子在病情危重，正在急诊等着；总之都有五花八门的道道儿。”周德福说，自己在诊间加号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见到患者本人。
周福德建议，医院应加大全预约门诊的开设比例，不提供窗口和网络挂号，只接受医生复诊加号，“这样能在更大程度上确保真正急需的患者看上病”。对于医院与号贩子内外勾联倒卖号源的说法，周德福说：“我认为医生是不会参与这种违法勾当的，成为一名专家需要几十年的学习和经验累积，医生不会因为这样的不法行为影响自己的职业前景”。
“抓了放、放了抓，有的号贩子一年不知道‘进去’多少次，关几天放出来照样接着干，潇洒得很。倒是医院的安保人员跟他们斗智斗勇，有时候却不得不接受两头受气的境遇。”老李是北京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保卫处处长，在医院安保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说起医院治理号贩子的事，还是一脸无奈。
专家给加号，不代表有利益瓜葛
老李告诉小新君，医院周边的号贩子今年比往年“上班”要早，“还没出正月十五，已经陆续有四五个号贩子回来了”。对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基本情况，这位保卫处长了如指掌，“这些号贩子分为不同的团伙，而且‘年资较高’的大多都有绰号。‘蘑菇头’算是比较资深的了，在我们医院待了至少快10年了，最初是来给孩子看病，看着看着就看成了号贩子；‘大傻’没有家也没有亲人，看上去像个流浪汉；‘胖子’自己就浑身是病，医院里的人都不敢招惹他，一碰就可能躺地上耍赖”。
老李表示，这些号贩子为了挣钱“什么招儿都使”，有耍蛮横的还有耍无赖的，“治理起来还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有个别在医院盘踞时间较长的号贩子，随便拿张纸条写上自己的名字，到诊室不用说话就能让专家为其加号。”老李特别强调说，这并不代表专家医生跟号贩子有什么瓜葛，如果专家拒绝加号，他们就会找机会对其进行言语上的威胁，“你的车牌号是多少吧？你的孩子是在哪个学校上学吧？你家是住在哪个小区吧？不用多说别的，这么一句一句问，就让医生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担心”。
号贩子对安保人员平时的劝导和管理还毫不在乎，老李说，遇到明目张胆不讲理的号贩子，情况会更糟糕。“有时刚一碰他，有的号贩子就喊保安非礼，或者叫嚷说保安打人。双方发生冲突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号贩子和我们的保安打了起来，因为找不到证明号贩子倒卖号源的确凿证据，警察到场后也只能定性为互殴，最终结果竟然是保安赔了号贩子6000元钱”。
尤其是在医院安保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于个人安全和利益而言，安保人员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严打号贩子，确实存在一定风险。“有件事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老李说，前几年该院组织清理严打行动，几个号贩子被堵在了门诊楼二层的一个卫生间里，“直到有个号贩子从楼上摔下去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从卫生间的窗户翻出去，双手扒着窗台、身体挂在楼外边藏着，有个号贩子不小心就掉了下去。幸亏楼层不高、没摔出毛病，万一出点岔子，估计那几个‘临时工’保安就摊上事了”。
患者大多不配合打击号贩子
最让老李觉得无奈的是，在打击号贩子时，患者十有八九是不配合医院工作的，会对号贩子进行纵容甚至保护。有一次，医院安保人员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发现一个号贩子倒卖了两个号，每个号加价400元、共收了患者800元。“即使我们拍下了号贩子收钱交易的证据，但患者来了之后，一口咬定号贩子是自己的朋友，说是自己请他来帮忙排队，没时间请朋友吃顿饭，就给了几百块钱让他自己买点吃的。”老李说，到他们医院看病的大多是外地患者，“谁也不想惹麻烦，既然加得起这个价就不愿意‘出卖’号贩子”。
老李认为，倒号被抓后的惩罚措施太无力，是号贩子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每个月挣两三万很轻松，即使被抓住了，顶多也就是行政拘留几天”。劳动教养制度尚未废止的时候，很多号贩子迫于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一年的威慑还有所收敛，劳教废止以后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了，“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说有笑，每天过得还挺快活，有些人甚至还做起了‘老板’”。
“号贩子‘刚创业’的时候，也是自己起早贪黑的到窗口排队挂号，然后加价卖给外地患者，现在‘打下江山’的号贩子都是雇人排队，有的雇佣的还是外地陪床的患者家属，本来晚上陪床也没事干，很容易达成协议。”老李告诉小新君，有时候排队靠前的位置就相当于一个专家号，光一个排队位置就能卖七八百元。“号贩子的很多猫腻我们都清楚，但我们只是医院的一个行政处室，根本没有行政执法权；即使有执法权，如果买卖双方达成攻守同盟也没什么办法，很难去给他们定性。”
老李告诉小新君，春节过后刚一上班，院长就针对整治号贩子专门给保卫处开了会，表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要到医院开展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号贩子迈进医院的大门，但实施起来很困难，有的号贩子经常反问：医院是公共场所，再说我是来看病，为什么不能进来？”经常在医院周边出没的号贩子，保卫处都有名单和照片，“但有名单也没办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理号贩子就像抽丝去病，真正解决问题也远非一日之功。”接受小新君采访的官员和专家纷纷表示，整体研究重构和完善医疗资源分配方式，建立专家诊疗团队开展层级就诊、完善分级诊疗相关制度设计等，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号贩子的猖獗，否则就会“抓不完、赶不尽”。
背后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均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号贩子可能会带来两大公害，一是使部分确实需要专家诊疗的患者失去了机会，二是在病人的疾苦中求利不符合社会道德。号源紧张是号贩子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大专家一定是紧缺的少数人，要不就不是专家了“在这个前提下就必须研究改善医疗资源的分配方式，提高专家服务的效率”。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医院院长曾益新也坦言，治理号贩子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寻找根本性原因，基层资源配置不足是最大的短板所在。“患者迈过基层机构、直接走进大医院，造成一号难求；同时，基层没有稳定的医疗人力培养计划、留不住好人才，分工明确、上下联动的转诊机制也难以成形。”
曾益新认为，沸沸扬扬的号贩子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大医院诊疗服务的供需矛盾，比如北京的大医院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外地患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看大医院的大专家，但是优质医疗资源有限，必然会出现资源紧缺；其次也反映出了当地的优质医疗资源短缺，“从整体上看，这就是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有人认为，尽管存在号贩子加价，但患者愿意掏钱买优质资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不可以。对此，曾益新打了个比方：挂号费加价就像择校费，医疗资源就像义务教育资源，患者看病就医就像小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而就近、均等地配置资源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应让老百姓承担因资源配置不均衡而付出的成本。“愿不愿意是一回事，合不合理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的合理就是政府要尽到应尽的责任。”
探索专家团队层级诊疗
女孩怒斥号贩子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提出落实实名制挂号、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等8项措施，进一步规范就医秩序。北京同仁医院等单体医院还推出了复诊患者预约挂号集中办理手续的措施，封堵了号贩子投机的机会。
此外，北京还拟建立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间的转诊机制，保证先在基层机构就过诊、又因实际需求上转至大医院的患者，能够优先就诊；并允许在市属医院系统内，统筹调剂普通号等等。对此，北京市提出了建立专家工作团队开展层级诊疗的想法，“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顶级专家来解决，常见的一般性诊疗工作在团队层面解决，比如完成基本检查等任务，减少专家工作量、提高效率。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立专家工作团队会让患者多一条“看上病”的路径，通过这种团队内部层级就诊的机制，患者首先到普通门诊进行初诊，由初诊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转诊到专家门诊。“稀缺资源，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分配方式，根据疾病实际需求分配优质医疗资源，对社会才可能是最公平的。”
“现在的医疗体制正在改变过去30多年来逐步形成的按照时间和经济维度分配专家资源的原则，应探索更加公正、更加符合医学规律、更有效率的分配方式。”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同样表示，专家团队的执业方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患者的看病难题，也能培养指导年轻医生。不过，专家团队的执业方式，要求改变医生的薪酬分配方式，不能简单依靠工作量、经济收入来支付医生薪酬，而是基于组织化、体系化、高度分工合作的岗位设计来支付薪酬，也就是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
专家表示，通过制度性改革改变医疗资源配置方式，可能是遏制号贩子的根本途径，“但这样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比如建立专家团队的执业方式，其背后指向的是医疗领域一场深层次的变革，看见的好像只是海面上的层层涟漪，但海面之下却是汹涌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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