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面前，土耳其军队为何不堪一击？

“士兵在革命中是容易慌乱的，一遇到暴民就会表现得软弱无比。”——托克维尔

“总是有军队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却很少有军队经得起革命的考验。”——《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序言 王陶陶

《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第一部 社会的解体

第四章 军队的解体

1789年10月5日，成千上万的巴黎暴民冒着大雨，开始向凡尔赛的王宫逼近，拉法耶特侯爵受命率军镇压。然而，士兵尚未完成集结，军心就已经溃散了，哗变的军人威胁拉法耶特——如果侯爵继续执行国王的命令，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亲手处决自己的主帅。

拉法耶特侯爵曾经率军击败精锐的英国军队，但却无法战胜巴黎的暴民，凡尔赛大暴乱在他心里留下了终身恐惧。

1917年3月8日妇女节，圣彼得堡的妇女高喊着“我要面包”的口号发动暴动。一天后，城市开始失去控制，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彼得格勒军区首长塞盖·哈巴洛夫将军派遣军队予以镇压。当天，大多数士兵服从了沙皇，但仅仅一夜之后，军队的倒戈和叛乱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蔓延。到了第三天，局面彻底失控。

二月革命中，受命镇压的俄国陆军在暴民面前迅速崩溃，并很快波及警察部队

1991年8月，亚纳耶夫领导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苏俄最精锐的部队——第2近卫塔曼斯卡亚摩托化步兵师和坎捷米尔第四近卫装甲师抓捕叶利钦，但是这些军队在莫斯科暴民的包围下都先后倒戈了，这使得苏联的崩溃无可挽回。

819政变中倒戈的塔曼近卫师装甲部队

托克维尔曾经描述过暴乱中军队的软弱：“士兵在革命中是容易慌乱的，一遇到暴民就会表现得软弱无比。”很多军队能够直面战争和死亡的考验，但却往往抵挡不住暴民的轻轻一击。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军队在革命中变得软弱？

要刨解这个让政客们愁苦半生的难题，就必须对那些经得起暴乱考验的军队做出清晰的认知。

什么样的军队能够抗拒革命？

公元532年发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尼卡暴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市民革命。在这次暴动中，君士坦丁堡的精锐市民卫戍军瞬间崩溃并倒戈，溶解于反抗皇帝查士丁尼的群众浪潮之中。当时，皇帝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大将贝利萨留率领的伊拉克边疆军团，以及达尔马提总督门德斯部下劫掠成性的蛮族雇佣军——这些蛮族雇佣兵为了更好地抢夺金钱和女人，毫不犹豫地将屠杀扩大化，仅仅在竞技场就处决了3.6万民众，帝国的首都顿时人头滚滚，但叛乱得以平息。

“感谢上帝，蛮人一如既往地兽性。”——查士丁尼大帝《秘史》普罗科匹厄斯（图为查士丁尼与他的大臣）

1795年9月，法国巴黎发生大规模暴乱。梅努将军善战的巴黎卫戍部队在群众的冲击下迅速屈服。只有驻军巴黎的一支外地人混编的破旧军队勉强维系了忠诚。督政府首领巴拉斯不得不任命该军队的首领科西嘉人拿破仑平定叛乱——这位不修边幅的外国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用大炮轰击巴黎人民，直到巴黎街头残肢满地，血流成河。

科尔尼洛夫将军和忠诚的部下，曾有那么一瞬间，这位骄狂的军人幻想自己能够成为横扫一切的新拿破仑

1917年7月1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超过50万人的大规模游行，逼迫临时政府将权力交予列宁党人。游行中，彼得格勒的当地驻军很快陷入混乱，只有科尔尼洛夫将军属下外高加索山民组成的第三骑兵队保持了忠诚，该部队横扫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迅速将叛乱平息。

完全不同于西班牙本土人的弗朗哥将军摩尔人兵团，以砍杀头颅为乐，至今依然可以从平叛照片上感受到当时士兵的喜悦

1934年2月，出于本土精锐部队频频被左翼民众缴械的无奈，西班牙右翼政府被迫宣布国家军管，并调来佛朗哥将军的北非殖民地的摩尔人兵团，事实证明，在革命面前，异族兵团远比西班牙全副武装的现代化本土军队更加可靠。

实事求是地说：门德斯属下作风混乱的蛮族部队无论纪律还是装备都远远比不上君士坦丁堡的精锐市民卫戍军；梅努将军身经百战的巴黎正规军也远比拿破仑的外地人混编部队骁勇；而科尔尼洛夫将军手下高加索山民组成三流部队更比不上圣彼得堡的精锐兵团；摩尔兵团与西班牙本土军队的对比同样类似。

但是，在革命群众面前，前者却远比后者更能保持一支军队的本能——军队的纪律、军队的服从、军队的无情——这些才是军队威力的关键，从而藉此轻易地将暴民的反抗碾碎。

事实证明，暴民面前军队的战斗力，与其装备和训练水平毫无关系，而在于组成军队的士兵与军队镇压的群众之间的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地域和经济阶层隔阂程度。这种隔阂程度越深，军队对群众态度就越冷漠，对革命病毒就越有免疫力，对暴民的镇压能力也就越强。

就像上述事例中所呈现的那样：东罗马帝国首都卫戍军眼里邻居一般可亲的君士坦丁堡人民，对蛮族士兵来说，不过是一群可以被肆意劫掠的战利品；梅努将军部下眼里热情的巴黎市民同胞，在拿破仑这样的外地人看来，不过是自己大炮轰击下的功勋章；圣彼得堡驻军眼里朝夕相处的首都百姓，在高加索山民士兵眼里，和老家山间被猎杀的兔子没什么两样。

语言、文化、宗教、地域上的巨大隔阂使得后者军队中的士兵与民众之间不存在相互交流和认同，从而使得这些军队能够以对待敌军的姿态讨伐暴民，并轻而易举地战而胜之。

军队的解体

事实上，在暴乱面前，即便是本土军队，也曾经是可靠的。

1525年，德国民众在托马斯·闵采尔的统帅下发生大规模的暴乱，但施瓦本联盟组建的军队迅速将之弹压；1648年，法国巴黎发生反对马萨林主教的投石党叛乱，却被马萨林调集法军迅速将之镇压。类似这样的军队成功压制民众的例子，在当时的世界并不罕见，毕竟这是古典时代军队最常规的职能。

在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卢瓦对法国军队进行改革（引发欧洲各国效仿）之前，法国旧军人在社会阶层中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无论是贵族富家子弟组成的骑士还是临时拼凑的土匪雇佣兵，这些法国旧军人都从属于一个对普通民众完全封闭的社会集团，他们不管在经济基础上，还是在阶层认同上都与普通法国民众毫无共同之处。

对于富裕优雅的法国贵族骑兵来说，法国民众不过是一群注定被践踏的穷光蛋；对于唯利是视、打家劫舍的土匪雇佣兵来说，法国民众更像是战争闲暇中用来取乐的战利品。同样，法国贵族骑兵和土匪雇佣兵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也与法国民众生活完全隔绝，这些都使得法国旧军人能够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存在，并与被镇压的法国民众不存在共生和认同的基础——作为生活优渥的贵族和劫掠成性的土匪，法国旧军人的家庭生活与民众完全隔绝，使得他们对法国民众的痛苦和欲望也不会有体会——而这也是法国旧军队能够对革命免疫的关键所在。

卢瓦改革了军制，选择从民众中征召士兵，缔造了强大的新式法军——同时新法军在革命中也变得不再可靠

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的规模也不得不扩充。

1688年，为了增强法国军队的规模和实力，法国陆军大臣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建立了近代化的征兵制，他规定每个教区提供若干后备兵员，由未婚的成年男子中抽签选出——从此，法国军队逐渐溶解为社会大众的一部分，并极易被革命的病毒所感染。对此，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 Loménie de Brienne)在“砖瓦之乱”后曾经这样哀叹：“让贱民成为士兵实际上毁灭了军人曾经的荣誉感。”——至此之后，群众革命成为欧洲政坛的常态。

1788年发生于法国Grenoble市的“砖瓦之乱”，征召兵组成的法国军队在暴民面前退却，这实际上预示了法国新军队的不可靠危机——这种严重政治恶果在第二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伴随着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大，前线迫切需要大量新鲜的士兵添充战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扩大征召范围，史无前例地向全民各阶层征集士兵入伍——这形成了彻底的全民军队。战争中士兵的数量扩大到了几百万之多，政府财政已经无力维系军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基本待遇——军人退役之后不得不以社会普通人的身份存在——使得军人与普通民众具有了共同的怨愤和欲望——即军队最终沦为身穿制服的拿枪民众，对民众革命病毒也变得毫无免疫力。

在俄国二月革命中，率先倒戈的彼得堡郊区部队就是由前产业工人组建的新军

特殊的军人阶层

高明的政治家，必然了解于一点：即在暴民革命面前，所谓的命令和身份实际上一文不值，只有可靠的士兵才是他幸存的真正指望，而实现此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特殊的军队阶层。

为此，金正日不惜一切代价实行“先军政治”，在朝鲜社会建立了一个特殊军人利益阶层，以取悦军队的欢心；卡扎菲以血亲部落卡扎法为基础，以极其优厚的待遇组建艾米斯(Khamis)旅；阿萨德家族则建立了阿拉维宗教军队；缅甸奈温、埃及塞西等军政府通过组建军队企业垄 53 28738 53 15287 0 0 4269 0 0:00:06 0:00:03 0:00:03 4268国内经济，以厚养士兵。

这些强行将士兵从社会各阶层中抽离出来的特殊军队，在残酷的革命风暴中，都经受住了考验。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如果没有外来干预，卡扎菲的部落士兵肯定能够碾碎暴民的脊梁；而阿萨德政权则能够在内外交困中依靠阿拉维军队坚持五年。这些结局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军队流动性的增加和服役期缩减，士兵与民众的界限越来越小，军队的全民化已难以逆转。维系一个隔绝于社会大众的士兵利益阶层，执政者不但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更需要特殊的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传统军政府的不断崩溃，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

而军队作为暴力机器的不断解体，实际是群众政治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不但是历史的轨迹，也昭示着政治的未来——那些不能适应群众政治的政客，将注定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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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群众政治》第一部《社会的解体》正式结束，她的下一部是《人民》，欢迎诸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