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百姓多一点敬畏，总是没错的
很多时候，事情恰如梅特涅亲王的苦恼，“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君主和贵族，仿佛是为了毁灭这个时代才诞生的”。旧制度下，总有一些特别人士，他们拥有常人不可能拥有的特权，享受着常人不敢想象的美好，并在放纵的欲望海洋中尽情遨游，由此引来无尽的憎恨和敌意。
著名的贵族政客塔列朗曾这样描述过特权的美妙：“一个不曾在旧制度下活过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人生的美好”；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为何卡扎菲的儿子穆塔西姆，为何更愿意将利比亚的民众称为“老鼠”而非“人”，这是因为在他眼里，普通的利比亚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资格被他称之为“人”。
然而，这种与普通民众生活的近乎完全隔离也并非总是好事。浮华的生活慢慢迷惑了贵族们的双眼，高贵的体面逐渐遮蔽了他们的理智，并使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威严和强大，低估了贱民的胆量和凶残，将最难以容忍的羞辱不断施加于那头真正的猛兽之上。因此，一旦暴民们的双手不再拘束，贵族的灭顶之灾就随之降临了。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逃亡国外的法国贵族大多穷困潦倒，卖儿鬻女，只能在饥寒交迫中回忆往昔的荣华；留在国内的贵族们则纷纷沦为革命者无差别报复的对象——“革命者是最冷酷的暴君，他们不懂得任何怜悯，也不知道什么叫作宽恕”。里昂城里的革命者杀光了每一个贵族，把他们的人头和大腿插在竹竿上喂狗，当英国绅士劝前者稍微清理一下处决留下的血迹时，杀人者却只留下冷酷的回应，“先生，不用担心，狗会把这些肮脏的血舔干净的”。
而俄国革命发生后，不但沙皇家族被纷纷处决，连一般的富贵人也难以自保，他们的尸体被人民斩断肢解，他们的家财被人民没收充公，他们的妻女则被人民轮番凌辱。人民的报复是如此的狰狞、残暴、不留任何底线，以致于一百多万贵族仓皇东逃，竟然全部冻毙在西伯利亚的寒风冰穴之中。
“陛下，您在有意为自己准备绞刑架，那些乌合之众是不懂礼貌的。”
——二月革命前，俄皇尼古拉二世被自己的总参谋长古尔科劝谏
“穷人的嫉妒是最残忍的，这样下去你将咎由自取”。
——大革命前，贪图奢华的法国王后安托瓦内特，曾被自己的皇兄约瑟夫这样警告
贵族的鲜血和尸骨告诉后人，人民是最可怕的凶兽，革命是最恐怖的风险。对于那些贵族们说，任何时候，都要将对人民和革命的恐惧死死地刻在心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全自己的眼前富贵：
唐太宗和追随者亲眼目睹隋末暴民的可怕，方有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醒；清王朝的帝王总算见识了明末革命的凶暴，才知道“永不加赋”意味着什么。这些新贵族们的富贵荣华能够长久，依赖的何尝不是对人民的敬畏和对革命的恐惧。
与之相反的是，南梁君主萧衍就曾自诩“我家坚固如金瓯”，可是淮北低贱的寒人却随着侯景冲破了台城的大门；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曾自信，“革命的威胁已被完全排除，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斯托雷平1911）”，但革命的寒风六年之后就撕碎了整个王朝。事实表明，对于贵族们来说，失去对人民的畏惧是不折不扣的危险，忘记对革命的恐惧是一种真正自负。
朱雀桥、乌衣巷，物事已非，谁曾记几世富贵？王谢堂前，网可罗雀，又有过怎样的繁华？不必过于沉醉眼前的富华：北京城的旗人浪子，亦曾记得祖上的豪气；上海烟柳巷的白俄妓女，也许曾是某个皇亲的女儿。
可是，他们又留下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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