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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翻译文学对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影响(绪论部分试读)

2016-09-27 上海语言学通讯 上海语言学通讯






中国的先锋小说由于其鲜明的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如元小说、拼贴式结构等而被一些评论者界定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但是,它们与西方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焦虑这个内驱力的作用下开始向几乎同时译介过来的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学习和借鉴,先锋小说就是这种主动学习和借鉴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先锋小说是在内驱力和外来影响力两者合力作用下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创造性转变或者说一个超越中国历史条件的文化创造。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兼具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的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先锋小说是中国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中国作家对文学现代性诉求的产物。

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学界历来都有关注和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影响研究”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对中外文学之间基于事实联系之上的相互渗透与互动的影响史做了接近详尽和全面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多数只是关注了影响一方和被影响一方之间事实上的联系,考证中外文学关系的渊源,轻视了对接受的研究,尤其忽略了影响过程中翻译文学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影响研究”的研究者们似乎只知道外国文学的存在,却不关注翻译文学的存在,忽略了翻译文学的中介作用。这一忽略是“影响研究”的欠缺,也是译学研究的一个亟待补充的空白。因此,影响发生过程中,翻译文学的中介作用研究就被提到了重要的研究日程上。

就这一研究途径或模式而言,首先强调对接受的研究,要研究译者的阅读和译作的阅读的一般规律,研究译者和译作读者们的期待视野及其过滤作用以及发生误读的情况。作为两种文学、两种文化之间的中介者,译者的劳动就译者的本意来说,当然是为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架设相互理解的桥梁,消除因民族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隔阂。但是翻译家在消除隔阂的同时,他又制造了新的隔阂——即误解,这大概是许多翻译家始料未及的。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因此说:“翻译者在跨越鸿沟的时候,无形中又开掘鸿沟,他既清醒,同时又糊涂,既是在做自己的本分,又在做任务之外的事情。”再依据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影响的焦虑》和《误读图示》两本著作中提出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笔者认为任何影响都伴随着“误读”,对译者阅读的研究是接受研究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其次,就影响研究而言,以文化间性为视角的“影响研究”强调的是影响产生时影响源与接受方的相互作用,因为任何影响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在自身语境中的重新整合和归化,“翻译作品是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最直观的表现之一” ,也是体现文化间性效果最直观的表现之一。文学翻译作品在进入译入语文化之后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接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的翻译文学作品或某一类翻译文学作品会对译入语文化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怎样发生的?翻译文学的文化间性特质起着何种作用?笔者的理论假设是翻译作品的文化间性是翻译作品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并产生影响的基础,在翻译文本中,来自原文的知识、概念与译文中的语言代码在表意实践中所构成的潜力无限的意义网络给译入语文化带来了新的形式和内涵,继而激发某些作家创作出新型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间性是影响的温床,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

鉴于上述思考,对翻译文学的文化间性以及这种文化间性在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初衷。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理论上阐述并论证翻译文学的文化间性品质的形成以及这种间性品质在文化传播中的中介作用,然后通过对(后)现代派翻译文学对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影响的实证考察探讨影响与翻译文学文化间性品质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抓住翻译文学的文化间性,研究(后)现代派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无疑是一个新的尝试,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将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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