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
原题：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代西方文论被全面、系统、细致地引介到中国，西方文论以独霸天下的姿态支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在大量新奇概念和范畴的挤压下，中国文论产生了“失语”的焦虑，“话语重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大关切。
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如何重建当代文论？基于多年潜心贯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提出了有力质疑。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他提出“本体阐释”的建构思路，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划了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
张江教授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详细论述了“强制阐释”及“本体阐释”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采访在张江教授的办公室里进行。记者看到，在并不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书籍。每本都夹贴着不少各类颜色的便签，记录着他的心得和思考。张江毫不讳言要“用强制阐释论的全新眼光重审整个当代西方文论”，判断它的价值。他伫立窗前，望着长安街上的滚滚车流说，生活向前进，理论必须向前进。
“强制阐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新判断
1 “强制阐释”有四条话语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观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流派繁多，更迭迅速，气势浩荡，但没有一个学派最终形成完整的体系。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和不足，国内一些学者有了一些警悟和反思，但多是针对某个学派或学说的具体观点而言，没有抓住西方文论的要害。
张江：你说得对，很少有人对当代西方文论做总体上的客观评价。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与此前的古典文论和近代文论相比，尤其是在学科独特性的探求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方面，极大地推进了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但必须认识到，当代西方文论提供给我们的绝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仅仅是一条摸索、尝试的轨迹记录，有诸多缺憾和局限。例如，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等等。
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叫新的判断和认识？大彻大悟吗？请先把您的“强制阐释”阐释一下。
张江：先说一个例子，简单明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曾用数学的方法，设立了叙事学上著名的“符号矩阵”：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可以将其内部元素分解成四项因子，纳入这个矩阵。矩阵内的四项因子交叉组合，构成多项关系，全部的文学故事就在这种交叉和关系中展开。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在北大讲学时，曾用这个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鸲鹆》进行解析。
《鸲鹆》的大意是讲一个养八哥（鸲鹆）的人，没有回乡的路费。八哥便出了个主意，让主人将自己卖给王，骗钱到手后，八哥和主人在城外会合，双双逃离。杰姆逊先是找出故事里的基本元素：鸟主人（X），买鸟者（反X），八哥（非X）。根据格雷马斯的要求，这个矩阵必须是四项，这第四项让杰姆逊颇费周折，最后苦心定义为“人道”，由此再做深层解析。杰姆逊说，这个故事探讨的是如何解决人道与独裁统治冲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故事原本简单，笑的就是王的愚蠢，鸟的下作。但杰姆逊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让人匪夷所思。这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
我把“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2 文学理论无关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西方文学符号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让您一说，就成了对数学矩阵的幼稚模仿，是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这个判断可以推广到一般吗？
张江：是的。这是当代西方文论诸多流派的通病。一些重要的流派和学说，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自己的体系，许多概念、范畴，甚至是认知模式都是“拿来”的。随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当代文论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愈深愈重，模仿、移植、挪用，深刻改变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生态。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姿态和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但同时也证明，当代西方文论自身的创造力衰弱，理论生成能力枯竭，难以形成从文学和文论自身成长过程中凝聚和提升的场内理论。近百年来，新旧理论更迭淘汰，从理性到非理性、从人文主义到科学主义、从现代到后现代，无数场外理论的侵入和张扬，当代的文论统合图景却总是活力与没落并行。这已充分证明，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救不了西方文论面临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话是有道理的，场外征用的现象在西方文论中比比皆是。弗洛伊德、索绪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这些原本并不是文学批评家的学者，其理论也被扯向文学理论。我好奇的是，非文学的理论以什么手段被转换为文学的理论？
张江：这里的办法很多，技巧也很高超，但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策略。
一是，话语转换。为贯彻场外理论的主旨诉求，将批评对象的原生话语转换为与场外理论一致的话语，可以称作“再生话语”。这个再生话语既不是文本的原生话语，也不是文本创作者的主旨话语。为适应场外理论的需要，征用者暗调主次，置换话语，将批评主旨锁定在场外理论的框架之内。
二是，硬性镶嵌。使用场外理论的既定方法，将批评对象的原生结构和因子打碎分割，改变其性质，镶嵌到场外理论所规定的模式和程序之中，以作出符合场外理论所需要的判断和认识。
三是，词语贴附。将场外理论既有的概念、范畴、术语直接贯注于批评对象，仿拟一种专业语境，作出文学本体以外的评述。这里“贴”是粘贴，意思是将场外理论的术语粘到批评对象上，达到与场外理论上的表面相似。这里的“附”是附加，指的是将场外术语注入批评对象，使批评对象依附于场外理论获取疏离于文本的意义。
四是，溯及既往。以后生场外理论为标准，对前生的历史文本作检视式批评。无论这个文本生成于何时，也无论文本自身的核心含意是什么，都要用后生的场外理论给予规整，以强制姿态溯及既往，给旧文本以先锋性阐释，攀及只有后人才可能企及的认识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概括的这几条在概念上的切割是清晰的，但抽象的专业术语流水一般涌现，让人理解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能不能用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说明白？
张江：那就用生态理论的一个批评文本为例。《厄舍老屋的倒塌》是爱伦·坡的经典之作，描写了一个古老家族的一对孪生兄妹住在一座令人窒息的幽暗古屋里，妹妹疾病缠身，哥哥精神几近分裂，妹妹病笃，哥哥活埋妹妹，妹妹破棺而出，死在哥哥怀里，哥哥吓死，古屋在风雨中倒塌。
这原本是一部恐怖小说。但在这篇小说出版100多年后，生态批评理论对其进行了另外的阐释：首先是话语置换。小说原本讲的是人和事，无关生态与环境，但批评者却把原来仅作为背景的环境描写置换成主题，将小说变成一个生态学文本。其次是词语贴附。把文本中散在的情境描写集中起来，连缀演绎为生态符号。比如，古屋不是房子，而是能量和熵；古屋倒塌是宇宙黑洞收缩；主人公的生活是一个星球的日渐冷却。再次是硬性镶嵌。按照批评者的需要，把精心挑选的意象镶嵌到整个生态理论的图谱中，最终完成对原有文本的重构和改造。小说诞生时，还没有出现生态理论，生态批评者却用当下的认识对前生的文本进行强制规整。这就是溯及既往。
这种脱离文学经验，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的做法，其直接后果是：文学理论无关文学。文学充当了其他理论的佐证工具，文学学科特性被消解，由此，我们当然质疑，文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现在的疑问是：场外征用有它的弊端，但是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文学征用场外理论难道不是正当的吗？
张江：我们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自我封闭，打造学科壁垒。我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翻版。生硬地照搬照抄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
上世纪末出现的索卡尔事件就很有意思。有人把它归结为文学理论史上十件大事之一。索卡尔是物理学家。他杜撰了一篇“诈文”，投给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没有发现索卡尔有意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轰动。索卡尔写这篇“诈文”的目的是对文学理论界，尤其是法国理论界，包括像拉康、德里达这样的大师，对数学物理学成果的滥用表达不满。
文学不是数学、物理学，它是人类思想情感心理的曲折表达。人类的主观特性不可能用统一的方式去预测规定，因此才可以有文学。用数学物理方法规范文学没有道理。
文学理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应该积极鼓励，但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文学实践的深刻把握，离开这一点，一切理论都失去生命力。
3 主观预设强制裁定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分析可以看出，场外征用的最大弊病之一，就是用预先确定的模板框定文本，用前在模式去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张江：这指向了“强制阐释”的第二个话语特征：主观预设。主观预设的批评，要害是“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批评尚未展开，结果早已存在。
这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哈姆雷特》的阐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女权主义的视域中，文学史必须重写。一切形象、故事都要纳入女权主义的框架。尽管《哈姆雷特》全剧20幕中只有5幕出现一个配角奥菲丽亚，她和哈姆雷特的爱情也只由几个模糊的倒叙提起，但出于女权主义的前在立场，奥菲丽亚必须被视为“悲剧的中心”，以往所有被忽略的细节，都要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加以阐释。奥菲丽亚头戴野花具有双重象征，花本身，意蕴着处女纯洁的绽放；花是野花，象征妓女般的玷污；她溺水而逝，是因为水是女性深刻的有机符号，女人的眼睛常常深浸着泪水。通过诸如此类的阐释，女性批评要证明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以至于在文学漫长的历史中，女性是被男权主义所蹂躏所侮辱的集体。但我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轻视和蔑视女性的动机与故意吗？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者把她们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一种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吗？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篡改文本的原生话语，理论失去正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说，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以立场的需要解读文本，其过程难免强制，其结论也一定是远离文本的结论。
张江：的确如此。如果批评者的站位与姿态已预先确定，批评的指向就不在文学和文本，而在表达和证明立场。文本是脚料，文学是借口，批评只是凭借文学的历史深度证明立场正确，凭借文学广泛生动的本征，增强立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阐释的立场、结论当然要有，但这一切都只能产生于无立场的合理解读之后。
4 “强制阐释”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上面说的问题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值得讨论？比如论证的方法。
张江：当然有，尤其是逻辑论证上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个案举证。用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证明理论，用一个或几个例子推论文学的一般规律。普洛普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从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中搜罗出31个功能项，并将之称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要素，并被推论这是所有神话及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此我们还是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从这100个故事中提炼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俄罗斯神话吗？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神话故事也概莫如是吗？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作单称判断，不能简单地推向全称。要建立全称意义的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逻辑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把一个例子无约束地推广到全部文学。
二是循环论证。论据是Q，论题是P，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假说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相互论证就是这样的圈套。两个都未确定为真的判断相互论证，还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这是“强制阐释”的批评中常见的现象。
三是以假说证实。假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已有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文学现象作出解释和判断，是理论和批评行进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假说本身并不必然为真，需要经过有效论证，假说才可能为真。以假说承载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批评的科学性无以立足。
5 反序认识路径违背认识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文论表面繁盛无比，但理论的有效性却不断衰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张江：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论在自身构建过程中其认识路径出现了混乱。首先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文学理论的生长不是基于文学的实践，而是基于理论自身的膨胀，基于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批评不是依据文本的实际内容得出结论，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理论肢解文本，让结论服从理论。
其次是抽象与具体的错位。抽象可以指导具体，但必须是从具体上升为理论的抽象。在实际批评过程中，抽象应该服从具体，在具体批评中丰富抽象，而不能用抽象消解具体。但很多西方文学理论的生成不是从文学的具体出发，而是从理论的抽象出发，改造肢解具体，造成抽象与具体的错位。
第三是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中，诸多流派和学说，不能将局部与全局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体系。从局部始，则偏执于一隅，对文本做分子级别的解剖分析，但却仅停留于此并声称文学总体就是如此，以局部充当总体。从全局始，则混沌于总体，对文学总体作大尺度的宏观度量，以宏观取代微观，弃绝微观分析。
当然，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从理论到实践，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辨明“强制阐释”这个话语特征，就抓住了当代西方文论的要害。我理解，“强制阐释”的适用范围恐怕并不仅限于文学。我们是否可以将“强制阐释”的讨论引向更加开阔的领域？
张江：这个问题好。我赞成“强制阐释”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而且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举一个例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强制阐释”的现象特别明显。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主流范式是现实主义，这个范式的诸多流派学说的依据，从时间上讲是近代和冷战时期；从国别关系上讲，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欧美强国间的冲突经验。但有人用这个特殊时期和特殊体系中的经验理论来解析当今时代、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把社会主义的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欧美强国，得出上升的中国必将暴力挑战国际结构的论断，并主张遏制和打压中国。这是不是典型的“强制阐释”？
张江：你的这段补充好。将来有机会我们去讨论社会科学领域里其他学科“强制阐释”的问题。我相信这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启发性意义。
6 “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刚才的论述中揭示了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重大弊端。但这是“破”不是“立”。对西方文论的辨析和检省，只是重建当代文论的一个起点。接下来的问题必须是，当代文论的出路在哪里？
张江：我提出一个新概念：本体阐释。确切表达，“本体阐释”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是阐释的对象。“本体阐释”包含多个层次，阐释的边界规约本体阐释的正当范围。“本体阐释”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本体阐释”拒绝前置立场和结论，一切判断和结论生成于阐释之后。“本体阐释”拒绝无约束推衍。多文本阐释的积累，可以抽象为理论，上升为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段话理论含量太大，要一句句来。首先请您解释什么是文本的自在性。
张江：文本的自在性是指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是自在的。这个确当含义隐藏于文本的全部叙述之中。叙述一旦完成，其自在含义就凝固于文本，他人，包括作者无法更改。文本的自在性对文本的阐释以规约，对文本自在含义的阐释是阐释的基本要义。
7 “本体阐释”的三个层次、三重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请解释什么是“本体阐释”的多个层次。
张江：它包含三重阐释：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核心阐释是“本体阐释”的第一层次。就文本说，是对文本自身确切含义的阐释，包含文本所确有的思想和艺术成果。就作者说，它是作者能够传递给我们，并已实际传递的全部信息。这些信息构成文本的原生话语。对原生话语的阐释，是核心阐释。
本源阐释是“本体阐释”的第二层次。它所阐释的是，原生话语的来源，创作者的话语动机，创作者想说、要说而未说的话语，以及产生这些动机和潜在话语的即时背景。这是对核心阐释的重要补充，是确证和理解核心阐释的必要条件，是由作者和文本背景而产出的次生话语。
效应阐释是“本体阐释”的第三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这是对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社会和受众反应的阐释。效应阐释包含社会和受众对文本的多元认识和再创作，是文本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出的衍生话语。效应阐释是验证核心阐释确正性的必要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当代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演进过程。从作者为中心的“外部研究”先转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后来又返回到以读者为中心的“外部研究”，甚至走向了更加开放的“外部”，走向了与文学文本关系更为遥远和脆弱的“泛文化领域”。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本体阐释”能给出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吗？三重阐释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
张江：“本体阐释”三个层次的处理，打破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壁垒。西方文论百年多的盘桓往复，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确定三重阐释的范围和关系，既戒除了类似泛文化的非文学阐释，也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
三重阐释的关系是辐射和反射关系。核心阐释是中心，辐射为本源阐释，再辐射为效应阐释。核心阐释为根本阐释，其他阐释都以此为核心生发伸展。同时，两重外围阐释反射于核心阐释，为核心阐释服务，证明核心阐释的确正性。三重话语关系是包蕴关系。这是指，衍生话语包蕴次生话语，次生话语包蕴原生话语，它们共同印证和修正原生话语，而原生话语中不包含次生话语，更不包含衍生话语。将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填充到原生话语，是话语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原生话语、次生话语、衍生话语，这又是一组新的概念。您提出“本体阐释”的意图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吗？
张江：不是，起码目前我不去构建新的系统的文学理论，不会给出诸如格雷马斯“符号矩阵”那样的东西，我只想提供一个理论建构的基本路线。文本的阐释应该从哪出发、落脚在哪里，这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8 “本体阐释”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讲三重阐释之间的关系时已经隐约谈到了阐释路线的问题。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正确的路线必须将文本作为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张江：是的，正是如此。正确的路线应该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证文本的自在含义。出发点是指，文本是阐释的起点，紧紧围绕文本的内涵因子，探寻文本中间有什么、是什么，对文本的原生话语作出初始规定。落脚点是指，从文本出发，向外伸展，探寻与文本相关的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寻求佐证，回归文本，修正补充对原生话语的初始规定。向外出发与回归文本是两条不可混淆的行动路线，它们是一组双向矢量，有方向，有时序。向外与内返不可替代，先向外再向内，顺序不能颠倒。双向矢量的概念准确规定了以文本为中心的阐释路线，是“本体阐释”的基本路线。
从核心阐释向外辐射可以向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作者及其相关的一切可能线索。二是文本艺术与技巧的解剖和分析，包括它的借鉴与创造。三是历史与传统的研究，包括传承的、沿袭的、模仿的表现与根据。四是反应研究和分析，包括一切契合文本的读者和社会反应。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互融通、互文互证。
这才是正确的阐释路线。只要阐释路线对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本体阐释鼓励不断创造新的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做文本阐释时，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都必须兼顾吗？还是说只研究一个方面也可以？
张江：作为一个文本的批评，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四个展开方面可以独立进行。你可以只做作者研究、只做技巧研究、只做历史研究、只做效应研究，单方面的双向阐释可以做出独立的结论。还有一种可能是，出现某个方面的优长阐释，淡化甚至遮蔽其他方面的意义，这也是好事。但从总体上讲，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应该统合各个方面的阐释，集中指向文本，对文本作出确当、合理、全面的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本体阐释”对文本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这与西方文论中的文本中心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有什么区别？
张江：文本中心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将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无视甚至否认作者、读者以及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文本产生的规约和影响。“本体阐释”并不以狭隘的文本观为基础。文本必须细读，没有文本细读，甚至离开文本的天马行空般的议论，不是确当的文学阐释。但是，文本只是整个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基础环节，其生成和定型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本阐释是文学理论建构的核心，但不是全部；文本细读也只是所有理论构建行为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文本细读中归纳概括出的结论，需要有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的丰富和修正。停留于文本，不做本源和效应研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离开文本，只做本源和效应研究，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百年多的西方文论史，始终在“森林”和“树木”的二元对立中徘徊，“本体阐释”就是要中止徘徊，走出新路。
核心阐释是根本，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不可或缺。作为批评家个体，可以只研究树木或森林，但作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必须以“树木”为基点考察“森林”，在“森林”的总体视域下定义“树木”。
9 “本体阐释”的边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如此重要，那么它们有没有边界？如果有，这个边界如何规定？
张江：“本体阐释”的内部边界是多重的，三重话语的范围决定了它们的边界。一是核心阐释的边界。对原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一边界。围绕文本的自在含义进行的阐释，与作者能够告诉和已经告诉的相一致，在核心阐释的边界之内。二是本源阐释的边界。对次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二边界。从文本的原生话语出发，依照核心阐释的需要，对作者和文本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源流的阐释，给核心阐释以证实，在本源阐释的边界之内。三是效应阐释的边界。对衍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三边界，也是“本体阐释”的最后边界。受众和社会对原生话语的修正、发挥，在效应阐释的边界之内。
必须明确，文本的文学阐释是有边界的。文本的自在含义有限，不能对文本的有限意义作无限阐释。文本作为作者的创造，作者的主观意图及表达同样有限，不能对有限意图和表达作无限发挥。把批评者的意图无端强加给文本，对文本作自在含义以外的非文学阐释，超越文学阐释的边界。以文本为原点，使用或利用文本作挥发式言论，不是文学和文本的阐释，可定义为“再生阐释”，再生阐释的话语是“再生话语”。我们认为，如果视文学为工具，再生阐释和再生话语也是必要的。再生话语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但再生话语已非文学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制阐释”征用场外理论有很多弊端，但是“本体阐释”就可以完全拒绝场外理论的介入吗？
张江：我们指出“强制阐释”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否定场外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启发性、先导性意义。但问题的核心是，任何场外理论的征用必须符合文学自身的特质和实际需求，不能违背文学的特质强加于文学。用文学的文本证明理论，不等于理论本身契合文本，也不等于可以用这个理论指导文学实践。用文学的理论指导文学实践，这是理论的功能，但前提是，文学的理论必须来源于文学的实践。任意的场外理论任意于文学是文学的自辱和毁灭。
“本体阐释”主张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文本阐释，但是，理论的指导必须遵循正确的阐释路线，以文本为标准，尊重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用理论话语替代文本阐释，阐释就失去意义。文本可以证明理论，但这已是理论范畴的内容，不是文本阐释的内容。
这里还有三种情况需要说明。一、文本留存于后世，新的理论产生，根据理论对既往文本作新的解释，这种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这是一条用文本证实理论的路径，目的是证实理论的正确，不能简单地归纳于文学的批评和理论。
二、后人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溯及既往文本，对历史文本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挥，这种诉求也是合理的。文学有为时代服务的功能，借古喻今有特殊的历史力量。但是，这不是文学的批评和理论，而是文学以外的批评和理论，譬如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等。
三、任何理论都有其传统和渊源，在既往文本中寻找理论源头是合理的。然而，自觉、完型的理论与偶然、自发、盲目的思想甚至感官碎片完全不同。不能把偶然、盲目、自发的碎片表达阐释为自觉系统的理论。
10 让理论归依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制阐释”的归纳无疑为我们审视西方文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体阐释”则为当代文论的重建指明了路线。您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从新的角度回答了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从文学实践出发这一问题。
张江：应该说，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始终没有解决好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一些西方文学理论脱离实践，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征用”，中国文学理论脱离实践则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生硬“套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处于一种倒置状态。
当前，对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按照“本体阐释”的路线要求，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全方位回归实践，是否应该从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入手？
张江：是的。“本体阐释”主张理论的建构必须以文本为中心，对单个文本的阐释做出分析，对大批量文本的阐释做出统计，由个别推向一般，上升飞跃为理论。
我认为，“本体阐释”的路线也是文学理论建构的路线，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最切实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这里以当代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为例。要想准确把握中国当代诗歌的意象设置特征、诗性营构技巧、语言运用规律，其基本路径是，大量汇集当代有影响的诗作，逐一进行文本细读。一行一行地品读，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地分析，千百首诗歌的阐释和统计完成以后，我们就能进行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这才是中国诗学及中国文学理论正确的生成路径。与西方现成理论的直接引进相比，这种理论构建方式或许很艰难，甚至显得笨拙，但建构起的理论却是最有效、最坚实、最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论才是文学的理论。
11 “本体阐释”主张建立文本统计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海量的文本殊相中追求共相，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吗？
张江：所以啊，我强烈呼吁创立文本统计学。我们回头想一想，自古代希腊始，文学理论和批评始终停留于混沌的定性分析的状态，依靠个体对个别文本的主观的、模糊的感受立论。文学理论要成为科学，要对无限产出的文本做科学严谨的批评，必须引入现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再做定性分析，建立具有科学统计依据的自洽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所以提出“强制阐释”、“本体阐释”，背后更深层次的关切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立场问题？
张江：我们从未否定外来理论资源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面对任何外来理论，必须捍卫自我的主体意识，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必要辨析，既不能迷失自我、盲目追随，更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特殊历史，以及当前中西话语间的总体失衡，导致很多学者缺乏应有的理论自信，并片面认为，只有追随西方潮流，才是通达世界的捷径。事实证明，这不但不是捷径，反而是歧途。融入世界，与西方平等对话，这种期望本身值得鼓励。但是，对话的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独特性，套用西方理论，充其量只是拾人牙慧、邯郸学步，将中国的文学文本作为西方理论的佐证，如此怎能拥有对话的资质和可能？
“本体阐释”坚持的是民族的立场和方法。坚持从民族的批评传统出发，对民族的传统理论和批评加以整理和概括，作为今天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构建的基础性资源。坚持有鉴别地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方法和技巧，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取长补短，形成本民族的优秀的独特理论。
为准备这次采访，我认真研读了张江教授刚刚发表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当时颇有感触。采访完成，更体会他一字一句推敲的深意、他所寄予的理论期望。我相信，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概念和思路一定能够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和思考，推动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等待着。
上海语言学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