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读| 历史不应忘记：王力先生的“故事”（1900-1986）

八万学者关注了→ 语言学通讯 2019-08-05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县客家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总计逾千万字，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专门人才。1985年他将《王力文集》20卷全部稿酬10万元捐献出来，成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迁。这一年的6月，王力北上途经广州，被中山大学借聘。这一“借”，就是八年。其间，王力先后出任中大、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大，王力出任中大语言学系主任。直到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才离开广东。

这八年，对于这位“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来说，不过是倥偬人生中的一站。“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从事了逾半个世纪的学术工作，研究几十个世纪的汉语，由他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开创的现代汉语研究成果，将持续和保留到以后无尽的世纪。”但在广东近现代百年学术史上，王力却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我们外语界语言学人比较熟悉的一段历史佳话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于1949-1950年在中山大学师从王力先生研习汉语方言学。

也就是在中山大学，王力经历了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节点，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留在广州等解放”。此后，他和他在广东的师生同僚们，一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踉跄前行，失散四方。几番风雨愁人，白发青山，相对苍华；犹自不忘，认取云中烟树，夕阳故人。

“艰难黄卷业，寂寞白头人”(王力《春日未名湖畔散步》)。季羡林在《回忆王力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生活清贫，饱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依然任劳任怨，勤奋工作。这群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而王力在其弟子心目中，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现代圣人”，高风文藻，教泽师表，无不是《中庸》精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今世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一生若干学术高峰期，正好与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几段“绝代风流”相吻合：30年代清华的“魏晋风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茄吹弦诵”，以及50年代北大的“万象更新”。而季羡林也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才能出现。此中真意，耐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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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

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

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学人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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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

脑子里

装有一部《广韵》

1946年初夏，王力先生即将来穗的消息，传遍中大校园。中文系的学子们，无不怀着“朝圣”的心情引颈以待，渴望“亲聆謦欬”、“近瞻岱岳”。据中大老教授吴宏聪回忆，早在西南联大期间，王力的传奇经历就不胫而走——— 只有高小学历，凭着十年自修考上大学，仅隔两年，又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们甚至连梁启超对王力毕业论文的评语“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都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王力履新之际，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成立大会上，郑重介绍的却是另一位导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赵元任的治学经验。同期32个学生中，王力是唯一一个跟随赵元任专攻语言学的，他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比起梁启超那些令人气血大增的美誉，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没有半句褒奖，反倒是开了一剂下火的“清凉散”———“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被王力毕生奉为圭臬。

王力曾说，赵先生是由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作底子，根基深广，做学问自然得心应手。他将赵师所授心得倾囊转赠中大师生，譬如重视理科和外语，既要精通西方语言学理论，又要有乾嘉学派的国学功底。“借彼锋锐矢，射我云中鸢”(陈振寰语)，方可“钻得进去，跳得出来”(吕叔湘语)。

精通多国语言、会讲33种方言的赵元任，是公认的“旷世奇才”，而王力在外语方面稍逊其师(照其自述，法文最佳，英语只能看书不能会话，俄语、越南语阅读需借助字典)，但方言天分仍属超群。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就读期间，曾当面领教过王力的“绝技”———只消和学生谈上片刻，就能一口说出对方来自何处。王力是广西人，和夫人学会了讲苏州话，被叶圣陶鉴定为“宛逢乡旧”。

王力先生在书房练习书法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有一次，学生询问王力著作宏富的原因，他答道：“我的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这非一日之功。我在研究朱翱、朱熹的反切时，一般不需查阅，即可直接看出他们的反切跟《广韵》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对《广韵》不熟，只好看一个反切翻一次书，我工作一天，你就得工作一年。”

古有大禹惜寸阴，王力则是“分阴必惜”。在中大期间，他的助教曾目睹其生活节奏“像江河的滚滚流水，紧凑而又从容不迫”，只要没有学术活动，每天从8点开始伏案，持续十多个小时。

耄耋之年，他照旧每天工作8小时，用毛笔撰写两三千字，直到去世前，才减少到每天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必须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几乎贴着稿子。一旦开卷，立即澄神静虑，昼昏浑忘，“就是有人在身边敲锣打鼓也听不见”。

谦逊

自谦只懂格律

不是诗人

王力与陈寅恪，两大学术泰斗都是客家人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王力曾开过一门《诗法》课(即“诗的语法”)，当时同在联大教书的著名文学家李广田也慕名前去听讲。1945年8月至1947年春，王力将《诗法》讲义加以整理补充，写成了《汉语诗律学》一书，从诗的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系统地叙述和分析了各种诗体的特征，并对诗、词、曲的句式和语法规则作了详细归纳，为现代诗词格律研究奠基性专著之一。

此后陆续出版的《诗词格律》及《诗词格律十讲》，风靡一时，请王力修改诗词的人络绎不绝。但王力始终谦称，只懂诗词格律，不以诗人自居。他以写出了《诗品》的司空图和写出了《沧浪诗话》的严羽为例，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会讲运动规则的人不一定是运动健将一样。”

事实上，王力自幼喜爱吟咏，留学法国期间还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他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说起早年“戒诗”的原因，缘于在清华教书时，有一次他听到朱自清和俞平伯评论郁达夫的诗“很浅”，大为震动，心想郁达夫的诗才都不算数，自己的诗必然贻笑大方，从此以后便少于提笔了。

王力夫妇

上世纪50年代，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写了几十首《广州好》的词寄给王力，请他代为润色。王力是朱光的老师，却不肯修改，只答应作序。

上世纪60年代初，王力又发表了《略论语言形式美》等论文，诗人郭小川读后，特意致信向他请教。受其影响，郭小川在后来诗歌创作中特别留意在诗的旋律、节奏、声韵上下功夫。他的诗因为音乐性突出，被誉为“叮当作响的清泉”。1965年，王力以《读陈毅副总理对中外记者谈话有感》为题，写了一组七律，寄给陈毅，深得其赞赏，除立即转给《人民日报》发表外，两人还结下一段难得的诗缘。

1975年，《书剑恩仇录》修订版出版时，金庸在《后记》中坦承：“修订是书时，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修订后的回目，如“盈盈彩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等，受到了诤友梁羽生的赞赏。

王力晚年有《龙虫并雕斋诗集》传世，约100首诗词中，文革前的作品不过1/10。文革后的作品以“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馀勇写千篇”等诗句传诵最广。暮年凡是找他写自传、谈治学之道的，绝大多数他都以“学术成就不大，经验未必值得借鉴”为由婉拒了。1980年，北大为他举行了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庆祝会。他写了一首《浣溪沙》，感叹“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

平和

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王力夫妇与学生们

“先生一迈进教室，上课铃就响了；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跟着响起来。”王力“掐时间”的工夫，至今仍让中大教授傅雨贤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力的讲义全由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简明，没有半句废话。像音韵训诂这些穷幽极微的“小学”，王力讲得深入浅出，将初学者眼中的“畏途”变为“坦道”。讲课时，他还常穿插些鲜活的实例，如广东人常把“私有制”说成“西游记”。于是，笑声之中，求学路上又平添了几分闲景流云的游兴。

王力的课要想得高分，光靠死背笔记是不行的，得有自己的见解才行。对于墨守师说的人，他的评价是“不违则愚”。相反，他更青睐那些敢给导师“下战帖”的学生，只要有人发现授课中的错误，或者对课程有所建言，他立即在下一次上课时当堂更正或致谢。

在吴宏聪印象中，“1946至1948年是战后中山大学学术气氛最为活跃的两年。”王力在主持中大文学院的2年时间内，求贤若渴，延揽了大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校执教，包括钟敬文、詹安泰、吴三立、黄海章、李笠、商承祚、罗香林、杨成志、岑仲勉、刘节、熊十力等。一时间，中大文科名家荟萃，盛极一时。“回溯历史，恐怕只有20年代大革命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常培等大家鸿儒相继南来可与相比。”

王力和共事的教授彼此尊重，不存门户之见。身边的人从未听见他议论别人的学术短长，对于不同见解，往往是用“期期以为不可”之类的和缓语言表达己见。1947年杨联陞在美国《哈佛学报》发表文章批评王力语法理论，王力把该文在《中山大学文史集刊》上公诸于众，并著文承认研究中的疏漏。

王力平素不苟言笑，但从无疾言厉色，一派宽容稳健的长者之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岭南大学并入中大后，四个年级学生加起来不满20名，师生亲如一家。课余王力拨冗修改学生文章，指点迷津，晚上常抽空到学生宿舍座谈，嘘寒问暖。中大53届语言学系毕业时，王力就在家中举行了欢送会，由师母亲自下厨，全系老师和7个毕业生畅叙话别。商承祚表演京剧清唱的情景，半个世纪后让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仍思之不尽，恍如昨日。

王力去世之后出版的纪念文集中，所有有幸亲炙过先生的人，都记得与他共处的时日“如坐春风”(季羡林语)，怀念他“不矜己长，不攻人短”的气度(郭绍虞语)，感激他有如《诗经》“有渰萋萋、兴雨祁祁”一般的点滴惠德。白发苍苍的学生们遥望西天，含泪许下“若来生有幸，重列门墙”的心愿。

宽容

对所有的人

我都谅解

王力先生遗作

广州解放前夕，知识分子阶层在“去留”问题上，思想颇为动荡。据《国学通才王力》一书记载，当时同在岭大教书的陈寅恪曾与王力当面商量此事，陈寅恪决定留下来，因为大陆是“父母之邦”，是中国学人之根，这与王力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留下来的学人当中，王力属于“积极进步”的一派。他主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又自学了俄文，到肇庆参加“土改”，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改造思想观。由于政治上“亲共”，他的著作一度在台湾被列为禁书。

社科院聘任王力为院长的聘任书

可惜，这些并没有让他在此后席卷中国的狂热“浩劫”中，免除灾厄。1959年，吴宏聪随中大参观访问团北上“取经”，听取北大中文系“拔白旗、插红旗”的经验，中文系的重点对象便是王力。与此同时，中大也在批斗陈寅恪和容庚。师徒二人在“令人窒息的大气候下”匆匆一见。“临别的时候，老师将我送出门口，一直看到我走远了，才转身进屋。那个晚上，我彻夜不眠。”

“文革”期间，王力饱经磨难，蹲牛棚，受审查，挨批斗，写检讨，抄家，没收钱财，子女划清界限，劳改，扫厕所……68岁时还得挑煤、搬石头，弯腰90度背上压两块砖，站着被批判2个多小时。然后，他被要求在红卫兵排成的人巷中通过，挥舞的木棍把他的眼镜打掉了，急得他两只手在地上乱摸。

1975年春，王力参与编写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时，每周乘公交车往返。有一次从车上被挤了下来，摔了一跤，但毫无怨言，坚持到底。

对于这些，王力始终默默承受。唯独有一次开批斗会的时候，一个红卫兵从他身边经过，用手轻佻地在他的头顶上拍了一掌，这一回他当众掉下了眼泪。

1976年5月，吴宏聪第二次在北大见到了王力。当时高校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形势波谲云诡，学者教授人人自危。关于自己的经历，王力只说了一句“史无前例”，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低头不语，若有所思。”他最关心的还是陈寅恪、容庚、刘节等老先生在中大的遭遇。听说容庚咬牙死撑着继续做学问，王力庆幸家中图书没有被抄走，挨完批斗还可以偷偷回家工作。

1978年重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王力的境况有所改观。这位八旬老人诗兴大发，写诗自励，要效法“铁弓七扎老廉颇”，“志壮何妨白发多”。他只争朝夕，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同源字典》等9部专著和上百篇论文。

对于并不如烟的往事，他依旧沉默，只是为老舍、翦伯赞、吴晗、周予同、刘盼遂写下五首哀诗。而对于那些联名批判过自己的学生，他一再淡然表态：“对所有的人我都谅解。”

奉献

最后一课

万人蜂拥中山纪念堂

广州中山纪念堂

据傅雨贤教授回忆，文革结束后，王力为探亲访友和讲学交流，一共回过4次广州。最后一次是在1984年11月中山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期间。除了为中文系师生作学术报告外，他还应中大之请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一次公开演讲。

那一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中大中文系于同年秋天开设了中文刊授中心。消息一传开，全省18万多人报名，第一学年就收到学费700多万。由于第一学期开设的课便是《现代汉语》和《写作》，中大因此特邀王力宣讲开道，老先生欣然应允。

11月18日，初秋的羊城凉风习习。傅雨贤陪着王力来到中山纪念堂时，只见大门东西两侧各排着一公里长的人龙，慢慢移动，鱼贯而入。纪念堂内5千个位子座无虚席，站在走廊、过道或者跳入乐池的学员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数千人聚集在场外四周草地上，工作人员只好临时装上扩音器。王力当天讲的是《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属于专业性较强、一般人“难窥堂奥”的学术演讲，居然吸引到12000多观众。见此情景，他充满喜悦地说：“看来广州的读书热又走到全国前头啦！”

“老师坐在台中央，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个80多岁的老人。他笑容满面，吐字有板有眼，连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纪念堂内外的听众们全神贯注地听讲、做笔记，没有座位的人互相用彼此的背当课桌作记录。他的讲课和往常一样，趣味盎然，笑声、掌声不断。”

王力与傅雨贤

傅雨贤说，这是王力生前最后一堂公开课，也是他从教50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堂课。当他回到中大宾馆时，师母问：“今天的课上得怎样？”他自豪作答：“我讲的课哪还有不成功的？”

这堂课也展现了王力“龙虫并雕”的大师风范。身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长于以“雕龙缚虎手”持金针度人，用如椽巨笔作小块文章。所谓“雕虫”，既包括早年为生计所迫写散文、做翻译，也包括编撰普及性、入门性读物。至于像为电大学员录制讲课录像，为中小学生答疑析难等“屈尊纡贵”之事，王力同样甘之如饴。

王力在广东期间，不仅着手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专为学习普通话而编纂的“ 学话手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还特意为外地来粤工作者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广州话浅说》，受到热烈欢迎。如蔡瑛先生所言，“这些逸出常规的破格之举，凸显了其嚼饭哺人的文化担当之责，也成就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王力。”

王力教授纪念像，季羡林先生书

1986年5月，王力在京病辞。在遗嘱中，他说：“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我对我的一生是满意的”。他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为人类造福当作最大的乐事，最大的幸福。”

王力幼子王缉宪说：“生活在父辈无法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之中，我还是体会到他们相对简朴的生活中那更富意义的层面。他所贡献的才是他真正得到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要做到以‘给予为得到’越来越难了。这也是我越来越敬爱父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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