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杨熊端、丁建新：作为话语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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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话语的民族志

杨熊端     丁建新

（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广州 510006；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275）

摘要

 民族志“真实性”的解构，使得民族志的“主观性”在学术讨论中逐渐获得承认。此外，学者与土著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民族志作者为了代表土著及掌握学术话语权而使用的修饰技巧也逐渐被揭露。20 世纪80 年代人类学者对于民族志的反思，开启了民族志及文化书写成为分析对象的可能性。这样的转折不但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题材，也为人类学者提供一种反思民族志的视角，创造跨学科研究的契机。

关键词: 话语分析; 民族志真实性; 学术话语权; 跨学科研究

作者简介

杨熊端，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人类学/语言学；丁建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话语研究、文化研究。

丁建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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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已将民族志视为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但在国内仍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 吴宗杰、余华，2013)。对于CDA 而言，分析民族志的重要性在于民族志是一种“体制化”的文本和语篇，它的取材、叙事方式、写作结构都有其规范性，而它又有在学术圈内被创造出来的特定的交际性。从人类学迈向专业化的道路起，人类学者自信地认为民族志是一套“客观地”描述异文化的方法，因此民族志具有“科学性”及“真实性”，与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有本质上的差异( Frake，1964)。民族志的“科学性”提升了人类学的学术话语权与社会声誉，不少民族志，例如: Ｒuth Benedict 的《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以及Margaret Mead 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Coming of Age in Samoa) 等，在某个程度上都影响了美国的国防、教育和文化政策。

然而，随着人类学界发生的几件学术公案，学者对于民族志的“客观性”、“科学性”及“真实性”产生了质疑，科学民族志范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20 世纪6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反思民族志的本质与书写过程，他们警觉到田野资料的片段性、筛选性、诠释性、修饰性，以及研究者、被研究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彭兆荣、谭红春，2009) 。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写文化》( Writing Culture) 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等书从批判的视角重新检视了民族志的“科学性”。民族志文本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被瓦解，民族志带有的“元叙事”的知识暴力也被披露无遗，民族志从分析异文化反转成为被分析的对象( Kuznar，2008: 83) 。

民族志“真实性”的丧失及权力关系的揭露无疑为CDA 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然而，CDA 在进行跨学科研究，将民族志作为研究对象之前，应当思考研究的成果能否与人类学界相互对话，如此跨学科研究才能为彼此开展更多探索的可能性。本文首先爬梳民族志语篇的发展历史，说明人类学界如何反思民族志文本“真实性”以及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报导人的不对等权力关系，并且点出人类学界反思民族志的目的与未来的发展道路。接着，本文从当前CDA 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建构一套分析的框架和策略，为CDA 民族志研究与人类学反思民族志搭建一座桥梁。

2． 反思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y) 是人类学研究异民族的一套方法，它指导人类学者如何观察与记录异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如何整理材料，以及如何书写成文本或制作成影像，最后呈现给学术同行及政府官员。民族志在早期殖民帝国主义时期不过是官员、旅行者、探险家和传教士造访异民族后所写的、具有异域情调的记录，其内容充满了惊叹、鄙夷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比较，这个时期的民族志在本质上更像是日记、游记与档案。当时，不少“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从未亲历蛮荒部落，他们凭借着这些充满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文本材料，建构出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文化进化论，人类社会以欧洲为标尺被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时代(Morgan，1877:11－29) 。

随着学科的建立，人类学走向专业生产他者的知识，发展出以Malinowski 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卢晓辉，2000)。Malinowski要求人类学者掌握土著的语言，长时期与土著生活并融入当地社会，民族志调查是由受专业训练的学者在场“客观地”经验、观察、访谈与记录异民族的整体“社会事实”( 马林诺夫斯基，2002: 18)。人类学者再依据民族志的材料解释各民族相似或相异的文化习惯，并验证和构筑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生态、文化唯物与族群性格等各种理论。民族志之所以科学是因为Malinowski为人类学者设下了几个能达到客观的前提: 他们是语言沟通无碍、能放下自身意识形态及高度融入土著社会的个体，因此受过训练的人类学者所书写的民族志必定能“客观地”和“真实地”表述与理解土著各种奇风异俗，并在调查的过程中不致干涉当地社会文化的原貌( 高丙中，2005)。这样，人类学者就被塑造成一个“全知”的群体( Jules-Ｒosette，1994: 161)；他们有专业素养，亲自经历过土著的生活，按照学术规范整理材料和写作，他们所出版的民族志被认为是既严肃且认真的作品，与虚构的小说文学有本质上的差异(徐新建，2009)。为了证明作者的专业性，民族志总是安排章节“修饰”作者如何不着痕迹地与当地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一部民族志作品若缺乏这些表述，会被认为肤浅、不可信、甚至非专业的( 王杰文， 2011) 。

然而， 1967 年《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为人类学界罩上了一层乌云。这本日记是Malinowski 去世后，其遗孀整理出版的，里面记录着Malinowski在田野期间的生活细节以及所流露的情绪与内心世界。从日记的内容来看，Malinowski违反了他自己设下的客观性目标，他厌恶、鄙视当地土著，甚至为了观看土著跳舞，以烟草作为交换条件，而土著不合作的态度曾让他想“干掉这些畜牲”。他还在日记里写道，“照我看来，土著的生活完全无趣和没有意义，它和一只狗的生活一样离我遥远。在散步时，我决定当一件攸关名誉的事那样思考我在这里该做什么……我对土著的生活有一般性的了解，也懂得一些他们的语言，如果我能设法‘记录’这些，我便会拥有极具价值的资料”( Malinowski，1967: 167) 。Malinowski 的日记让学者不得不承认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时试图调整“主观”与“客观”视角的困难，以及田野工作人员的“在场观察”很难不影响当地土著的态度与行为。甚至于，这里还隐含着土著缺乏主动性和话语权，任由人类学者观察、利诱和分析，以及异民族的生活经验和田野工作成为学者树立权威和提高社会声誉的一种手段。

另一件著名的学术公案是Freeman 对Mead《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严厉批评。在Mead ( 2001) 的笔下，20 世纪20 年代的萨摩亚社会被描述为一个随和的太平洋热带小岛，男孩和女孩能自由交往，因而这个社会没有青春期的逆反行为。Mead ( 2001) 随后在书里提出人类青春期逆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非人类生理变化不可避免的结果。Freeman( 1983)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人———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提出与Mead 完全相反的描述: 萨摩亚社会有森严的社会等级，土著重视少女童贞，有相当普遍的青春期逆反行为。Freeman ( 1983) 还在书里指出Mead 匆促的田野准备使得她不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和对当地社会的基本认识，Mead 没有住在土著的家庭里，依赖的报导人不可靠；Freeman 论断Mead为了讨好其导师Boas，支持其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因而Mead 笔下描述的萨摩亚是“不真实的”。Freeman ( 1983) 还强调“受过教育的萨摩亚人”要求他以人类学者的身份纠正Mead的错误。1988 年Freeman 还应Heimans 之邀，拍了一个纪录片，里面有一位妇女( 即Mead当年所访谈的小女孩) 解释: “我们女孩儿会互掐对方，然后告诉她( Mead) : 我们和男孩们出去，我们只是开玩笑而她却当真了。如您所知，萨摩亚女孩是很棒的说谎者而且喜欢开别人玩笑，但玛格丽特却认为那是真实的”( Heimans， 1988) 。Freeman 的评论看似是替萨摩亚人( 特别是他所认识的土著精英) 平反，为诠释萨摩亚文化取得学术代言权; 然而，值得更深一层思考的是: Mead 与Freeman 所观察的是否为同一个萨摩亚? Freeman 过度涉入土著精英社会，他所理解的是更真实的萨摩亚，又或者是经过长期和西方人接触后的土著精英与Mead 访谈过的妇女有意共同掩盖的萨摩亚?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公案，逼得人类学界不得不重新检视Malinowski 为科学民族志所设下的前提。

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民族志的反思弱化了文本“客观性”的要求，允许人类学者的“主体性”经验，承认民族志的“真实性”只能代表部分真理( Clifford，1986:1－26)。人类学者在场观察的同时，很难避免不受自身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筛选记录的材料，甚至曲解土著的话语与文化意义，而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又难以让土著回应人类学者的观察。因此，即便后来Geertz 提出“深描”的概念企图完善诠释异文化的方法，但他也无奈地指出，民族志毕竟是“描述者的描述，而不是被描述者的描述”( Geertz，1988:144－145) ；人类学的解释只能近似真实，人类学者的反思“只不过是一个他者的伪装，都不能减轻我们( 民族志作者) 作为权威的负担”( Geertz，1988:140)。部分学者在民族志解构之后接受了民族志只是研究者依照自己的世界观筛选材料并建构出来的参照世界，“正如E·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说的那样，关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与学术话语是西方人自身先在观念与想象在东方的一种投射”( 王杰文，2011: 50)。

民族志“主观性”视角的确立标示着部分人类学者似乎放弃了民族志“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价值追求，并了解田野工作中研究员与报导人之间权力不对称的事实。但仍有学者即便承认民族志是“我者”观看“他者”的主观经验，他们还不愿完全放弃民族志通往真理的可能性，因此设计了“反思自我”的篇章，使其在民族志语篇架构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

    从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的历史来看，有关民族志的讨论实际上是“本体论( ontology)”与“认识论( epistemology)”两个层面的问题。民族志是否能代表“真实的”异民族文化是属于前者的命题，而主体如何经验异文化并产生“真实的”知识( 不论是关于异文化或是作者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的映射) 则属于后者。虽然经过数十年的讨论，民族志是什么，民族志产生什么知识，以及如何书写民族志等仍然是人类学界所持续关心的议题。

 3． 作为话语的民族志

从CDA 学者Wood 和Kroger(2000: 19) 的“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Gee( 1996) 所强调的“文化模式”( cultural model) 、或者Fairclough ( 1992: 3) 的“三维概念”来看，民族志首先是一种有交际功能的话语。民族志有特定的受众，有时民族志书写的受众还决定其内容格式。费特曼(2011: 89)曾提出指导性意见:“针对学术性的、政府部门的、个人的、公共行业官员的、医药业以及各种教育项目资助者的报告都要求有不同的格式和语言，以及要做不同程度的抽象概括。”其次，民族志话语实践有一系列的过程。虽然，民族志的成果主要是文本的形式，少数有影音资料; 但民族志的形成不仅仅是著述出版，还包括课程受教、田野实习和调查、学术会议研讨、书信往来以及学术伦理监督等与形塑话语结构相关的活动。因此，民族志CDA 的研究范围不应只是民族志文本，还应包括话语实践的总体过程。这样的观点既可以避免文本/话语的二元划分，又比较符合CDA 对于话语的定义。最后，民族志书写还有特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供政策制定之参考，也可能是学术上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或普同性。然而，民族志话语实践不仅有“中性”语用学上的意义，它还有社会及文化层面语义学上的意义。Fairclough ( 1995) 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 Ideological-Discursive Formation)概念可用于理解民族志作者如何设计语篇来“安排和证明”自己的调查研究。这种社会与民族志话语的相互影响可发生在学者、学派团体、社会成员和国家民族等不同层次上，而每一个“语言社区”之间的动态关系又增添了民族志CDA 的历时性研究需要。

语言学者固然可以从文本格式、语言风格和受众对象等因素分析民族志作品的话语结构。然而CDA 更重要的目标在于揭示语篇“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与权力关系”(辛斌、高小丽，2013) 。Van Dijk(2001) 认为，若要达到最终的目标，CDA不能只是单纯地描述语言结构，而应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及话语结构。Halliday (1978 /2001) 也曾经提出语言不仅是中性的、简单的表意行为，语言还有社会学意义，在词、句子、语篇结构上都能赋予符号及象征意义，而这些符号与象征又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权力交错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因此，从民族志话语形成、实践与解释来看，民族志不但符合CDA 对于话语的定义，民族志话语与社会交错关系也是CDA 的终极研究目标。

事实上，人类学者也曾阐述过民族志语篇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Crapanzano( 1986: 51) 曾把民族志工作者譬喻为赫尔墨斯并提出一个看法: 民族志就像是一个文化翻译作品，在作品中人类学者只是权宜地描述所见所闻、解码信息并作出阐释。Crapanzano( 1986: 51－52) 认为民族志作者通常假设有一个最终确定的解读; 然而，“他( 民族志作者)不会承认一个悖论，即‘权宜的解释’居然支持了‘权威的呈现’。”此外，Crapanzano ( 1986:52) 还提出一个观点: 民族志语篇从描述、解释到树立权威的过程中需要一个重要的话语元素——让读者相信作者传达的信息是唯一的真相，而达到这个终极目标的作法就是利用各种策略性修饰，其中包括了“生动叙述( hypotyposis) ”、“戏剧性描述( narrativity) ”及“阐释技巧( interpretive virtuosity) ”。

Crapanzano 曾详细解释这三种修饰技巧，本文不作赘述，仅以Crapanzano 批评Catlin 的“生动描述”为例，说明民族志作者如何借由修饰性话语，建构读者的信赖，并树立话语权威。在Crapanzano ( 1986: 54 － 60) 看来，Catlin 对曼丹( Mandan) 印第安人欧吉帕( O-Kee-Pa) 仪式的“生动描述”混淆了曼丹人和Catlin 自己的经验，他栩栩如生地把自己的视觉经验传达给读者，将读者导入场景中，让读者相信Catlin 描述曼丹人在被虐式的欧吉帕仪式中的痛苦经验是真的(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亲自体验仪式的痛苦)。Catlin 浪漫主义式的文风显然抵触了人类学研究的现实主义目的，Crapanzano (1986: 58) 评论道: “现实主义要求文体上的节制，而对于Catlin 来说，这种节制却会妨碍他的可信性所依赖的生动性描述。”此外，为了强化曼丹人民族志的可信性，Catlin 在开始描述欧吉帕仪式前提到“我随身带着写生簿”，以及他不忘让其他学者( 如Kipp、Crawford 和Bogard 等) 保证他关于仪式描述真实性的证言。从Crapanzano 的分析可以看出Catlin 如何借由修饰性话语使读者确信作者的诠释为真，以及民族志作者如何用他的视角概括所有土著的经验，仿佛他就是代表了土著。难怪在一些非正式的信件中，Catlin 由奇怪的欧吉帕仪式推论曼丹人的起源，认为他们曾经接触过基督教文明，甚至是威尔士移民，所以曼丹人才会有着与基督教救赎仪式相似的欧吉帕仪式，这为欧洲人传播福音提供了正当性的说法。Catlin 还在另一份书信中写道: “如果他们愿意在这些如此远离边境的污浊和肮脏的罪恶的人当中引进犁铧和他们的祈祷的话，他们将很快就能够看到……在美洲荒原的中心造就一个文明而信奉基督的( 因此也是能够得到救赎的) 野蛮人的民族( 转自Crapanzano，1986: 59) 。”从这些书信内容可以更明确地理解Catlin 为何选择描述欧吉帕仪式以及意识形态( 传播福音) 和权力关系(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 对于话语形成的影响。

4． 写文化: 民族志的权力意识形态

虽然民族志所记录的人物与场景相对于文学小说来说较为真实，但我们很难排除民族志作者在筛选内容( 不论是聚焦、评论或回避话题) 和设计修饰性话语的过程中不带有任何政治性目的。至少，从Malinowski 的日记以及Freeman 对Mead 的批评来看，他们希望利用土著有用的资料树立学术权威以及成为土著代言人的企图是明显的; 而Catlin 撰写民族志，目的是为福音传播提出合理性辩护也是昭然若揭的。

作为一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所建构的真理，民族志也适合借鉴Foucault 分析话语和知识权力的途径。对于Foucault ( 1972) 来说，权力就是知识，以及知识所构筑的真理。权力不是有形的、固定不变的及可以掌握的实体，它不是能动性也不是结构，它是一个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constant flux) ，知识只是它外显的一种主要形式。知识无所不在，因此权力也无所不在。一个社会机构( 如疯人院) 宣称他们掌握某种知识与真理，并依照一套标准判定你我的行为是否正常，是否需要被治疗，这样就是权力的展现( Foucault， 2006) 。Foucault 更进一步地把知识、话语和权力串连在一起讨论，他认为真理和知识只在特定的框架中具有真实性，真理重要的不是它如何被发现，而是它如何以话语的形式传播开来。因此真理的真实性就是话语的真实性，分析话语的历史就能了解真理、知识和权力的演变。由于话语的组成包含逻辑、句法、语意和价值判断，这些都是权力可以嵌入的地方。Foucault 的几个主要概念勾勒出了权力——话语——知识——真理——公共机构之间的有机组合，并可为民族志话语分析提供理论性视角。

5． 结语

科学民族志“真实性”的解构以及学者对于民族志“权力关系”的反思使得民族志的政治性和修饰性隐喻逐渐被揭露，这样的发展契合CDA 的研究目标。因此，民族志适合成为CDA 的研究对象，并可为CDA 拓展研究范围。从跨学科学术合作的现实意义来看，CDA 能贡献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的层面不在于解决民族志真实性的本体论问题。CDA 应该从认识论的层面揭示民族志话语生成与解释过程中作者如何用修辞的技巧达到政治性隐喻目的，以及意识形态如何借由话语实践逐渐形成知识、真理，并成为公共机构所遵守的范式，甚至于影响各种医疗、教育、文化、科学和经济发展政策。另一方面，爬梳人类学界内反思民族志真实性的历史可让CDA 学者了解民族志话语的特性、目的和发展历程，为分析民族志提供背景知识。

编者按

说明：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于语言学通讯，转载自杨熊端、丁建新“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民族志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年第2期，总第287期；收录于《文化的转向：体裁分析与话语分析》，丁建新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标题有改动。转载转发请连系本公众号。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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