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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朱玲:中国昆剧英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八万学者关注了→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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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六百多年前发源于江苏苏州的中国昆曲,于2001年以全票通过并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昆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是中国戏曲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它的翻译对于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中国昆剧英译本与译者的现状,在译作数量与主题选取、翻译类型与译作用途以及译者培养等方面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尝试给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推动构建与完善中国昆剧对外传播的世界网络,并为中国戏曲其他剧种的译介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昆剧; 英译; 现状; 问题; 对策;

作者简介: 朱玲,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昆曲翻译与对外传播。

学习文:朱玲.中国昆剧英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外语教学,2019(5):84-88.

期刊动态|《外语教学》2019年第5期目录

基金: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昆曲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6YSC004);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视觉模态下的昆剧《牡丹亭》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6SJB740027);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非文化交流中的昆曲传播研究”(项目编号:FMY14-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香港城市大学 郑培凯教授:古典戏曲文学课

1.引言

在人类戏剧发展史上,古希腊悲喜剧、古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并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其中中国戏曲成熟较晚却厚积薄发。据文旅部最近一次全国戏曲剧种普查结果,中国现有348个剧种。尽管总量不少,可以称为“种剧”的却只有弋阳腔、昆腔、秦腔、皮黄腔等少数几种(朱恒夫 2018:10)。“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元末明初诞生于江苏苏州的昆曲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以它细腻婉转的声腔、字珠句锦的文词、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为后来地方戏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养料”(朱玲 2013:71),2001年以全票通过并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世界级“非遗”的第一张名片。昆剧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要讲好中国故事,昆剧的翻译与对外传播是一个极佳的突破口。在中国“走出去”时势下,文化外译是把中国及中国文化对外翻译成目的语,向目的语国家进行的一种跨国界、跨语言与跨文化的外向型的传播活动(梁林歆、许明武2016: 109),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2.研究对象的界定:昆腔、昆曲与昆剧

昆剧研究中有三个概念容易混淆,按产生时间的先后,分别为:昆腔、昆曲与昆剧。

昆腔亦称昆山腔,是元末明初发源于江苏昆山的一种音乐声腔。昆曲本质上是曲,乃诗之一体,即可以歌唱的诗,它是创作以供昆山腔演唱的诗词。昆剧是昆山腔曲剧,产生于明代嘉靖后期,具备戏班、演员和剧目等要素,综合性是它的突出特点。简而言之,昆腔的本质是一种音乐,昆曲是用昆腔演唱的诗体文本,而昆剧则是既包括昆腔、又包括昆曲、还具有舞台演出的综合性戏剧。鉴于联合国“非遗”名录中的译名以及戏曲界的使用习惯,也多见以昆曲通指以上三者。

本文着眼于戏剧的汉英翻译,显然作为音乐的昆腔不涉及汉英两种语言的转换活动,作为文本内容的昆曲几近于诗词、不具备戏剧的特有要素,因此我们采用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作为研究对象的昆剧英译,是指包括音乐、文本及舞台表演的综合性的昆山腔、曲、剧的英文翻译。

3.昆剧英译现状

昆剧自18世纪开始翻译成外国文字,最先传出的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高明的《琵琶记》。现已发现最早的外译本是日语译本,为田岛咏舟翻译的《西厢记》,大约出版于18世纪末,文化元年(1804年)由东京田岛长英再版(马祖毅、任荣珍 2003:539)。而后昆剧被陆续翻译为法文、英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其中英译本数量最多。

3.1昆剧英译本

据《昆戏集存》收录,当前流传下来(近60年来有过演出或教学记录)的昆剧共计411出(折),按文学来源可大致分为:宋元南戏47出,元杂剧18折,明清传奇337出,明清杂剧3折,清代时剧6出(周秦2011:目录)。

3.1.1英译剧目

笔者据此统计出,这411出(折)戏分属103部剧目,目前已出版英译本的有27部,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27部绝大多数为经典折子戏的选译本,其中只有8部有全译本,它们是:《琵琶记》《西厢记》《紫钗记》《牡丹亭》《邯郸梦》《南柯梦》《长生殿》和《桃花扇》。

表1.昆剧英译剧目统计

表1的数据显示,现有的昆剧英译本都是读者和观众耳熟能详且舞台搬演较为活跃的剧目。其中昆剧代表性剧目,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梦》,高明的《琵琶记》、王实甫的《西厢记》,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既有全译本、也有选译本。25部剧有英文选译本,汤显祖的《紫钗记》和《南柯梦》只有全译本而无选译本。通常情况下剧作先有选译本,以此为基础进而全译,而这两部剧是借规划出版“临川四梦”之机才予以选入,是个例外。此外,有些剧目不止一个全译本,最为典型的是《牡丹亭》。它的译者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译者各自独立完成,译作的出版上存在时间差;同一位译者的译本,如白之译本和张光前译本,在时隔数年后又有自行修订的版本问世。剧目的复译和重译,也验证了原作的经典地位。

从全译本剧目的文学来源上看,除了一部来源于宋元南戏的《琵琶记》外,其他七部均为明清传奇。究其原因,一则明清传奇是昆剧的主要文学来源,共计411个折子戏中有337个来自明清传奇,占了总量的80%以上,总量大故而被选的概率也大。二则明清传奇大多描写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当然也不乏如《桃花扇》之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作品,因此素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中国还是外国,爱情是亘古不变的母题,先将此类作品译成英文,或许更易推开中国文化走进西方世界的大门。

3.1.2译作用途

从译作的前序后跋或封皮扉页上的标识来看,目前昆剧英译本的用途大体分为两类:用于文本阅读和用于舞台演出。

表2.昆剧舞台演出英译本统计

 

除了表2所列剧目的舞台演出译本外,其他均用于文本阅读,目标受众包括母语为英语的读者,也包括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和昆剧爱好者等。如汪榕培带领的翻译团队在2006年出版的《昆曲精华》一书中,一并选译了16部昆剧,每部剧仅选译一个折子,他们的初衷或可代表大多数昆剧译者:“译本是用以阅读而非演出的剧本。”(周福娟2006:94)

除了用于文本阅读,还有少数译作是针对舞台演出,主要包括:李林德的青春版《牡丹亭》字幕译本,石俊山的《1699·桃花扇》字幕译本,汪班的《悲欢集》中收录的8部剧20多个折子的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长生殿》“演出剧本”,以及许渊冲、许明合译的《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四部剧的“舞台本”。

一部昆剧往往有几十出,全本演完需要几天时间,素来以折子戏为主要的舞台搬演模式。折子戏以紧凑简练的艺术形式、丰富生动的剧情内容和细腻多样的表演风格而赢得观众。表2中的译本因源于折子戏演出,故均为选译本,其译者大多热爱昆剧或者中国其他传统戏曲,又因受到昆剧院团或曲社邀请,专为昆剧演出配译字幕。如时任联合国语言部中文教师的汪班“由于自幼喜爱昆曲和京剧,于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见到了上海昆曲团演员精湛的表演,又因任教于联合国,与当时中文部主任兼纽约海外昆曲社副社长(现任社长)陈安娜女士熟识,应她之请,开始为演出的昆曲作英文翻译”(汪班2009:xiv)。

在以上全部27部昆剧英译本中,无论是全译本还是选译本,要么以书本呈现的方式供读者作案头阅读,要么以字幕呈现的方式供剧场观众辅助剧情理解,共同之处都是以文字来呈现以供“看”。而作为中国戏曲共有特征之一——演员所唱的曲词和说的道白,直接以英文来表演,即剧场体验中“听”的部分,至今尚未见到专此用途的英译本问世,况且能否实现用英文配以昆腔来演唱曲词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3.2昆剧英译者

与实务性及其他类型的文学艺术作品翻译不同,昆剧翻译因对译者的汉语理解水平和外语表达水平、对戏曲特别是昆曲艺术的理解力和感悟力以及个人修养与综合素质要求甚高,因此难度极大,能担此重任的译者寥寥无几。我们统计到,国内外有32人从事过昆剧英译,至今健在者20人,其中多半已步入古稀或耄耋之年,中青年译者奇缺,根据译者身份可分为三类:

表3.昆剧英译者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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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中国译者

以杨宪益、汪榕培、许渊冲、张光前等为代表。他们具有扎实的中英文双语功底,国学基础深厚,多为外语专业出身,同时受到中西两种文化影响,又具有世界文化的眼光,对中国文化持有自然体认和肯定的态度,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尽管他们本人不一定喜爱昆剧,或把原作视作一般的文学作品,依然一丝不苟地谨慎对待,“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1930:译例言)也在所不惜。如已故的汪榕培教授,常年坚守在典籍翻译事业第一线,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几十年,皓首穷经、译著等身。正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中国文化情结,驱使这一代老翻译家毕生致力于用外语向世界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

第二类:海外华人

以熊式一、陈世骧、李林德、汪班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出生并生活过,对中国文化有直观感受和体悟,移居海外后依然怀有一颗“中国心”。如美国加州大学的李林德教授,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并擅唱昆曲,受白先勇之邀为青春版《牡丹亭》翻译演出字幕。有相似经历的这些海外华人,对汉语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国内译者几乎无异,得益于后来沉浸式的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对外语的理解力、感受力和表达力又远胜于国内学者,对外国读者的接受心理也易于捕捉。深刻的民族情结和对祖国文化的怀念是他们从事昆剧翻译的强大动力。

第三类:外国汉学家

以哈罗德·阿克顿、施高德、白之、宇文所安等为代表。他们没有中华民族血统,也未在中国大地出生,母语为非汉语的本族语,但都学习过汉语,有的来过中国,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如出生在意大利的英裔哈罗德·阿克顿,20世纪30年代常驻中国,喜爱中国戏曲艺术,游历过许多地方包括昆曲的发源地,回乡后为排遣对中国的思念之情翻译了《桃花扇》。一般来说,他们对汉语的把握及对其文化的了解不如中国人,对原作的理解难免偶有偏差(但也不尽然,毕竟中国译者也未必百分之百理解正确),但在译入语的表达上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且熟谙外国受众的接受心理,具有比较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视野,译文风貌别具一格。

除了以上三类依据译者身份的明确划分外,还有一类特例,虽为极少数却是昆剧译者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并且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那就是以中国译者杨宪益、外国汉学家戴乃迭,海外华人陈世骧、外国汉学家阿克顿和白之这两组为代表的中外译者合作的翻译模式。在此类译者组合中,往往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他们各自具有第一类中国译者和第三类海外汉学家的特征,或为伉俪、或成挚友,因共同的兴趣爱好组合在一起成为工作搭档,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共同从事昆剧的英译工作。

4.昆剧英译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考察和梳理译作和译者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发现在推动中国昆剧“走出去”的进程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4.1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扩大译介主题宽度

昆剧是世界性“非遗”,是中国戏曲艺术最高成就的体现,而它的翻译却相对滞后。现存的百余部剧目中,有英译本的仅占四分之一,其中大多还是一出戏或几出戏的选译本,只有8部剧有全译本。以昆剧为载体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个数量还远远不够。外国受众只有接触到数量足够多的译本,才有可能充分了解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髓、构建人心相同的前提与基础。为此我们既要译介更多的昆剧作品,还需拓展国外出版发行渠道,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合作,促进昆剧译作国际市场份额的提升。

在数量提升的同时,主题的选取也须斟酌。目前译出的剧目,以爱情为主题的明清传奇占了绝对优势,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剧对外传播的一个成功个案,和它的知名度关系密切——在全世界100部最著名的戏剧中,《牡丹亭》名列第32位,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戏剧。中国戏曲擅长写情,“戏曲的戏剧性是人物激情的抒发”(刘素英2006:95)。然而,如果我们只介绍明清传奇,会误导外国人认为昆剧只讲浪漫故事,千篇一律进而乏味,对于追新求异的他们来说难以培养持久的兴趣。密西根大学的林萃青教授近期对昆剧在美国的传播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剧目的传统性、重复性、狭窄性和刻板性是让昆剧不能直接吸引广大美国观众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文艺界工作者和观众,所关注的是艺术本身的表现,和它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批判和对话”(林萃青 2018:348-349)。可见,国人钟爱的主题不一定适合外国市场,昆剧的译介需要目标国本土化的传播策略,在主题选择上应有所规划与兼顾,比如纳入反映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政治制度和民族融合、家庭伦理和道德亲情的宋元南戏和杂剧,以及贴近大众欣赏品味的时剧等。

4.2丰富译本类型,拓展译作用途

寻求中国情怀的国际表达,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使命。“就我们现有的较为经典的艺术产品特性而言,绝大多数还是在中国国内视野中打造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信息表述方式和优秀作品严重不足,从而削弱了中国艺术在国外的影响”(王廷信2017:23-24)。从古典到现代,再从现代到世界,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译法是关键。由于中西文化交流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谢天振2014:8),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外国人不太熟悉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剧目,不妨采取选译、编译、改写等形式,先培养一定的受众基础,待时间和条件成熟再过渡至大批量、大规模的全译本。

目前的昆剧英译本,案头读本占主流,目标受众是外国戏剧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及少数国内的外语学习者,然而这个受众群体毕竟数量有限。我们认为昆剧的对外传播不应片面强调剧作的文本价值,还可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传播,其中海外演出就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昆剧的海外巡演呈逐年增多趋势,仅2016年国内七大昆剧院团的海外演出共近20场(朱栋霖2017:43-108),越来越多海外演出需要字幕译本。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影视、音乐、动漫等开拓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渠道,这些都需要不同类型的译本与之配合。

4.3筹建昆剧译者队伍,发挥海外汉学家作用

随着我国外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2007年设置MTI以来,翻译从业者数量激增,“20年来,参加翻译资格考试的考生预计已达近200万人次,其中约20万人获得了证书”(黄敏、刘军平 2017:52)。然而,在如此庞大的中国译者队伍中,能从事昆剧翻译的却寥若晨星,国外译者就更显凤毛麟角,国内外健在者仅约20人,中青年译者奇缺,面临严重的断档危机,译者队伍的培养与建设迫在眉睫!昆剧翻译难度甚高,要求译者精通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同时,要翻译什么类别的作品,最好先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要译昆剧,先要对昆剧有所研究。目前昆剧翻译尚处于自发状态,多因译者个人兴趣或辅助学术研究而进行。我们建议变自发为有组织状态,建立全球昆剧译者数据库,着重寻找与吸纳海内外中青年译者,并邀请专家对译者进行中国戏曲知识普及与昆剧观摩、文化典籍翻译等方面的培训,以辅助译者提升原作的理解力、译语的表达力与昆剧艺术的感悟力。

翻译分为顺向翻译和逆向翻译,顺向翻译是从外语译成本族语,逆向翻译是从本族语译成外语。就翻译规律而言,海外汉学家和海外华人比国内译者更具译语优势,不啻为昆剧翻译的理想人选;从实际情况来看,纵观世界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目标语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推动完成,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思想典籍与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中功不可没;就现有的昆剧译本来说,国内外反响较好、尤其在国外认可度更高的译本,大多由海外汉学家译就,如白之译的《牡丹亭》、莫利根译的《琵琶记》等。因此,海外译者、特别是海外汉学家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应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作用,将此纳入中国昆剧“走出去”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译者擅长原语理解,外国译者擅长译语表达,中外译者合作不啻为昆剧翻译的最佳模式。目前国内外译者基本各自限于一隅,没有便捷的途径和渠道让他们知己知彼、互通有无。中外译者合作机制的搭建需要政府、组织、单位等多方协调、统筹安排。

5.结语

在民族国家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文化外交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社会民心相通的主要途径。作为大雅正音的世界性“非遗”,中国昆剧想要“走出去”,先要“译出去”。通过梳理昆剧译本与译者现状,我们发现昆剧翻译存在着译作数量不足、主题选择狭窄、译本类型与用途受限、译者队伍面临断档危机等问题,无法满足昆剧翻译精准对接海外市场的需求。据此我们逐条给出对策与建议,希望能够通过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扩大译介主题宽度,丰富译本类型、拓展译作用途,以及筹建昆剧译者队伍、发挥海外汉学家功能等方式,来推动构建与完善中国昆剧对外传播的世界网络,从而加速昆剧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戏曲其他剧种的译介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略。请参照《外语教学》2019年第五期纸质期刊后者从知网下载阅读学习,欢迎转发、引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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