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语言景观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学 术 观 点

语言景观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姚晓芳

（墨尔本大学语言与语言学学院）

摘    要：

语言景观学关注公共空间中的多语及多模态沟通现象，旨在揭示公共标识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等社会语言学课题。从语族活力和定量分布法，到都市语言学和民族志方法，当前国际语言景观研究已日趋深入，呈现出跨学科的发展态势。本文综合分析了语言景观的定义范围，梳理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有助于我国学者从对标识牌语言的简单统计分类过渡到对语言景观构成深层次原因的探究。

关键词：

语言景观；超级多样性；都市语言学；民族志方法；符号资源

基金项目：

2017—2020年度墨尔本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资助博士课题“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语言景观研究”的部分成果;

文献来源：

姚晓芳.语言景观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3(04):101-115. 

作者简介：

姚晓芳，墨尔本大学语言与语言学学院，墨尔本3053，研究方向：语言景观、二语写作[e-mail]

本文为期刊独家授权全文推广，参考文献从略。欢迎查询订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纸质期刊或者知网下载论文

扫码即可购买（价格涵盖书费、国际物流、关税、报关费用、税票等一揽子在内）开具电子发票，支持对公转账，联系人王老师13501892122

国际物流8周左右

引言

近十几年来，语言景观学成为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和语言政策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从记录语言多样性到探究标牌的符号学含义，再到揭示社会变迁的过程，国际语言景观研究日新月异。相比之下，我国的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当前主要着眼于公共标牌的双语使用规范，尚未深入探究语言现象背后的政策、权势和身份认同等重要课题，因此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层面与国际前沿的语言景观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本文在归纳总结语言景观的概念和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语言景观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其中，超级多样性理论、都市语言学理论和民族志方法是国际语言景观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可以为我国语言景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启示和参考。了解这一语言景观研究的前沿动态，将有助于我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更有效、更深入的研究。

一、语言景观的定义

语言景观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Landry & Bourhis（1997：23）指出，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由“路牌、广告牌、街道名、地名、商店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物公共标牌上的语言构成的”。透过这些公共标牌上使用的语言，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各个族群的地理位置分布、语族活力和社会文化特点，还可以推断出标牌的使用者对于权势地位、身份认同和经济关系的认知与期待。

狭义的语言景观学着重于对书面语言的研究，而忽略了文字本身的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标牌，如果选择不同的文字呈现方式，比如改变字体、材料、颜色和大小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例如，Jaworski & Yeung（2010）通过对比香港不同档次住宅区的公共标牌发现，除语言文字外，标牌的材质和品牌标识的设计也能够清楚地反映出住宅小区的档次以及居民的社会阶层。鉴于此，Jaworski & Thurlow（2010）进一步提出了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的概念，将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从单一的语言符号扩展到多模态的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他们认为，在公共场所出现的各种语言或符号资源不是随机的，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由标牌所有者精心安排和设计出来的（Jaworski & Thurlow，2010）。到目前为止，学界普遍使用的仍是狭义的语言景观定义，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索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构建，语言景观的边界在不断扩展。

二、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

我国的语言景观学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多是从汉语语言学或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公示牌上拼音、汉字的使用以及双语翻译的规范性（如：邱莹，2016；林小径，2017；刘楚群，2017）。近两年来，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特定区域内多语标牌的语码选择，并对语言组合、优势语言、标牌种类等进行描述性分析（如：俞玮奇等，2016；张媛媛、张斌华，2016；巫喜丽、战菊，2017；杨若蕖、张爱萍，2019）。除了概括性地讨论中国的双语现象之外，也有论文对语言景观进行了深层次的主题研究。例如，陈路瑶（2016）通过随机访谈和标牌量化分类的方法构建出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作为旅游景点的商业化图景；苏杰（2017）指出私人标牌中文化权势对于语码偏好的影响，揭示了语言权势和群体社会地位的错位；刘慧（2016）重点探讨了印尼华人言语社区对标牌内容、语码参数、文字顺序、标牌功能的认知和态度。这些实证研究反映并记录了多语社区语言接触和发展、语族活力、历史变迁和文化多样性的现状（葛俊丽，2016：77）。

相比之下，国际语言景观研究更加具体深入，其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以语族活力理论为基础，着重记录和描述国际化大都市的多语状况（如：Backhaus，2007；Cook，2013；Lai，2013），探讨公共语言政策和社区语言实践之间的差异（Lamarre，2014；Tan，2014），分析语码选择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Taylor-Leech，2012；Edelman，2014）。第二阶段，随着语言景观内涵的不断扩展，语言景观学者们开始基于地理符号学和多模态分析理论，将研究视角逐步从语言本体扩展到包括图像、声音、气味、涂鸦、身体和物品等在内的多种符号资源。例如，Milani（2014）在研究具有性别特征的标牌时指出身体（bodies）的双重符号学含义：身体所处的位置可以限制人们目之所及的符号世界、身体作为标牌上的一种符号资源可以向受众传递性别和性向等身份信息；Pennycook & Otsuji（2015）发现，人们可以通过气味联想到公共空间中存在的人、物、语言、活动以及其他感觉官能；Pappenhagen et al.（2016）认为“声音景观”（soundscapes）也是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阶段，最近几年语言景观研究的焦点从大都市转向小社区，学者们开始借助超级多样性、都市语言学和其他跨学科理论以及历时性研究方法，解构语言景观的形成和发展（如：Blommaert，2013；Maly，2016；Vandenbroucke，2017）。

由此可见，国内语言景观学刚刚起步，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层面同国际语言景观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国内语言景观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三、语言景观的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语言景观研究的综述类论文重在概括语言景观的研究主题（如：李丽生，2015），讨论定量方法的实施细节（如：葛俊丽，2016），或者统计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如：章柏成，2015），仅有极少数学者尝试评述该领域的理论体系。其中，尚国文、赵守辉（2014a/b）重点介绍了Scollon & Scollon的地理符号学理论（Geosemiotics）、Ben-Rafael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和Spolsky的标牌语言选择理论等，为国内语言景观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首先介绍语言景观的基本理论假设，即语族活力理论，然后进一步讨论超级多样性和都市语言学两个理论在语言景观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潜能。

1.语族活力理论

Shohamy（2015）指出，语言景观研究最早起源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如果同一地区的各个族群实施不同的语言政策（如耶路撒冷），那么语言景观就应该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每个族群的地理边界；反之，我们也可以从语言景观中观察语言的分布情况，倒推出这个地区存在哪些语言族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语言是构成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在多民族聚居地区，看到标牌上出现自己族群的语言能让人产生价值感和自豪感（Landry & Bourhis，1997）。在理想的情况下，最好所有族群的语言都能在公共标牌上有所体现；但实际上，公共标牌的语码选择是族群之间权力和地位博弈的结果。公共标牌上选择某种语言，表明该语言受到官方认可，且使用该语言的族群相比其他族群在人口和政治方面占据主导地位。Giles et al.（1977）把语族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定义为影响各个族群在多语社会中作为独特的语族集体而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其中包括人口规模、机构性扶持和权势地位等因素。族群语言在公共标牌上使用范围越广、能见度越高，则该族群的语族活力就越强。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得到语言景观的两条假设：

①语言政策对语言景观有绝对影响；

②只有本族群成员才能使用该族群的语言。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政策不可能对社会的每个角落产生绝对性影响，因此，通过语言景观来定义族群的地理边界准确性并不高。而关于语言景观商品化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语言景观不仅能够象征民族身份，还可以被族群外的人们加以利用，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消费（Curtin，2009）。因此，单一的语族活力理论已经很难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求，我们迫切需要引入新的理论框架来解读日益复杂多变的语言景观。

2.超级多样性理论

根据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定义，超级多样性是指移民社区的语言、文化和人口构成变得比以往更加多元、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测（Blommaert，2010）。超级多样性重点强调语言和空间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对语言景观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在超级多样化的社区中，人们很少单独使用某一种语言和符号资源，而往往会创造性地混用多种不同的语言。Wang & Van de Velde（2015）在荷兰和比利时唐人街的语言景观中发现，移民通常会在使用母语时夹杂支离破碎的外语。他们不具备完全的双语或多语沟通能力，但日常表达和交流完全没有障碍。这种复杂性很难通过简单的频率统计来进行判断（Jaworski，2014），但我们可以用超级多样化来尝试概括和解释他们的语码偏好和社会心理。具体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语言和符号资源跟随移民的足迹跨越国界。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掌握了各种语言的片段性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资源库，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母语和这些语言片段杂糅在一起用于交际目的（田飞洋、张维佳，2014）。

其次，超级多样性理论重新定义了空间的概念。传统上讲，空间是对地理区域的划分。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将空间定义为社会场所，具有象征意义和物质实体的公共标牌遍布其中（Shohamy，2015）。而超级多样性理论提出了垂直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具有社会分层属性。人们在空间中的流动不仅仅是平面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迁移，更重要的是价值、行为规范、个人期望和社会秩序的迁移（Stroud & Jegels，2014）。移民们超级多样化的价值体系将不可避免地与所在国固有的社会阶层和既定观念相互碰撞，形成错综复杂的地理、文化和语言景观（Blommaert，2010）。只有那些掌握了多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才能在如此复杂的语言景观中拥有更高的权势地位。

再者，超级多样性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只能记录某地区在特定时刻的语言使用情况，而基于超级多样性理论的结点分析（nexus analysis）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语言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历程（Maly，2016）。在结点分析中，宏观社会关系是微观互动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历史主体（historical body）、当地话语体系（discourses in place）以及交流秩序（interaction order），可以了解人们怎样赋予符号含义以及如何解读符号（Scollon & Scollon，2007）。Blommaert（2013）使用结点分析揭示了比利时安特卫普市Oud-Berchem社区发展和转变的历史过程。借助20多年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他发现该超级多元化的城市景观中存在复杂、多层次的社会语言体系，标牌作者会根据自身期望和过往经验调整自己的语言模式。结点分析重点关注个体和空间的经验历史属性，借助这种历时性视角，我们可以观察到话语体系中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从而揭示移民社区内部的阶层流动（Arnaut et al.，2016）。

3.都市语言学理论

此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语言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例如，多元语言实践（Polylanguaging）理论认为，无论语言使用者是否真正掌握某一门或某几门语言，他们都倾向于在交际中有意识地糅合来自不同语言的表达特征；这是为了遵循现代社会中的多元语言实践规范，同时向其他人证明他们的多语能力（Jørgensen & Møller，2014：73）。多元语言实践理论隐含的前提假设是语言使用有标准可言，而且语言之间有明确界限（Jaspers & Madsen，2016），因而这个概念未被学界广泛接受。跨语言实践（Translanguaing）理论则指出语言学习者能够借助声音、文字和手势等空间中的符号资源来混合杂糅不同的语言。根据每个学生独特的跨语言模式，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身份特征（García & Li，2014）。跨语言实践理论的应用多局限于外语教学场景，但正逐渐延伸到公共空间和社会文化领域。

相比之下，Pennycook & Otsuji（2015）提出的都市语言学（Metrolingualism）理论认为，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会因为向往都市中的多语生活方式和多元化身份认同而主动选择杂糅化的语言交流实践。都市语言学作为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多重优势。首先，都市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规律性是在对话中自然产生的，没有预先假定的语言界限和规则，因此，很好地规避了多元语言实践概念的缺陷（Jaspers & Madsen，2016）。其次，都市语言学证明了空间对语言实践的重要影响，它启发我们深入探究标牌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重新审视标牌所处空间环境、与其他标牌的相对位置以及与语言景观中的个人或群体的互动关系等因素对符号含义的影响（Scollon & Scollon，2003）。空间具有历时性和社会性，而透过都市语言实践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观察到公共空间中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从而避免了共时性视角的缺陷（Blommaert，2010；Møller，2017）。再者，都市语言学从语言使用者当下所处的空间出发，在菜市场、餐馆或城市街道等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理解新型语言实践和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契合了语言景观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例如，Pennycook & Otsuji（2014）研究了悉尼的大型批发市场和小型菜市场。通过分析市场工作人员和顾客之间的对话，他们发现，要理解语码转换重复出现的原因，必须全面考虑谈话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个人背景、仓库大小和位置以及销售的物品，因为人们会从自己的过往经历、所处空间以及社会关系中借鉴多样的符号资源来完成当下的对话交流，其中就包括构成语言景观的公共标牌。

但也有学者对都市语言学提出了质疑。Jaspers & Madsen（2016）以及Schneider（2017）认为不应该将理论上的研究范围限定为“都市”，因为语码转换和语言实践随处都可以发生。Jaworski（2014）则提出都市语言学应该跳出语言的范畴，充分考虑多模态资源在交流中的使用。针对这两项质疑，目前已有研究将理论重点从城市中心繁华地带扩展到城市周边乃至乡村地区（如：Hult，2014），也有研究关注图像和声音等多模态资源如何构建语言景观中的空间感（如：Lou，2017）。尽管都市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新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启发了我们对语言景观的复杂性、流动性、多元性和符号性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四、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

章柏成（2015）统计了国内语言景观的研究成果，发现在研究方法层面，大多数研究仅收集了文本语料，少数研究通过拍照的形式收集了图片资料，只有极少数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了定性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在简要回顾定量分析后，将重点梳理目前国际上主流的质性分析和民族志方法。

1.定量分析法

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多使用定量分布方法，通过统计各个社区标牌上的语言组合，得出每种语言的使用频次，再与当地人口分布数据进行比较，由此推断出社区的语族活力。这种定量研究方法能让我们从宏观上了解社区的多语化程度，但问题是如何确定调查范围、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和标牌类型。对此，Ben-Rafael et al.（2006）主张选取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标牌进行研究，并根据标牌的所有者大致将这些标牌分为官方（top-down）和私人（bottom-up）两大类。Backhaus（2007）则认为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不够严谨。他强调要把语言景观中出现的所有文字标识都考虑在内，然后根据标牌使用的语言、标牌的所有者、地理分布情况、语码偏好和视觉突出性、标牌多语程度以及新旧标牌的层叠等标准，将公共场所标牌细分为9个类别（Backhaus，2007）。到目前为止，标牌分类和分析单位的选择仍是定量研究学者们争议的焦点。

使用定量方法对标牌进行整理、归类和统计可以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例如，Lai（2013）在香港调研了4个样本区域的语言景观，通过统计语码偏好和优势语言，发现中文（简体字）的普及度有所提高，但英文仍占据主导地位。该研究不仅说明香港回归后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同时也为该地区未来的多语景观研究提供了参考数据。Edelman（2014）采用同样的方法调研了阿姆斯特丹和弗里斯兰省的语言景观，发现少数族群语言的使用频次远小于荷兰语和英语。但是，定量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标牌语言的选择不仅是基于实用功能，更多地是为了借助语言的象征意义。Shang & Zhao（2017）在研究新加坡商店标牌时就明确指出，店主会选择不同的标牌语言来表达身份归属或者招徕顾客，恰好对应Ben-Rafael & Ben-Rafael（2015）提出的“凸显自我”（self-presentation）和“充分理性”（good-reasons）这两大语言景观的构建原则。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语言使用频次和人口结构的对应关系来推导社区的民族语言活力，而要认识到语言政策和身份认同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标牌的语言选择。

2.质性分析法

在认识到定量分析的局限性之后，学界普遍开始尝试结合各种质性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语言景观研究的说服力。Manan et al.（2015）使用定量分析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语言景观，他们首先统计了5个街区的标牌语言使用情况，然后又通过采访店主来印证定量分析的结果。同样是在吉隆坡，Coluzzi（2017）则着重考察了意大利语在购物中心的使用情况，在简单的统计分析后，他随机采访了20名顾客，发现大部分人虽然看不懂意大利语，但商店的意大利语标牌会让他们觉得时尚、有新鲜感、有异国情调。也有研究者纯粹使用质性方法研究语言景观。例如，Cook（2013）对收集到的标牌进行内容分析，根据样式和功能将标牌分为位置类、信息类、行为管束类和服务类；Lamarre（2014）使用案例分析法重点解读了蒙特利尔语言景观中法语和英语的语码转换场景，发现这种语码转换是为了规避官方的语言政策规定。

此外，还有学者借助其他跨学科质性方法来解读多语标牌的内涵。例如，Wetzel（2010）以传统话语分析和文学分析理论为基础，使用叙事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研究公共标牌的语体特征。她主张将公共标牌看作长篇文体的缩减版。这样一来，公共标牌也应该具有索引和指代（reference and indexicality）、视角转换（point of view operations）、叙事聚焦（focalization）等长篇文体的典型特征。随后，Wetzel（2010）将公共标牌按照文体类型分为广告标牌和信息标牌，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剖析了标牌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解构了日本社区的生活情境。该研究创造性地将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语言景观研究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叙事分析法更适用于那些有较多文字内容的标牌。

Rowland（2016）则提出可以使用修辞批判（rhetorical criticism）和动因分析（motive analysis）来解释受访者对标牌的认知形成过程。他在研究中发现，日本大学生对于在公共标牌上使用英语的原因有3种解读：第一，英语代表着品位和高贵，可以吸引那些向往文化权势的日本人；第二，英语可以方便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因此主要服务于外国游客；第三，使用英文可以体现出日本人参与全球化的决心。在这些受访者的描述中会呈现5个关键要素——行为（act）、人物（agent）、场景（scene）、方式（agency）和目的（purpose），它们分别对应现实主义（realism）、理想主义（idealism）、物质主义（materialism）、务实主义（pragmatism）和神秘主义（mysticism）的世界观。通过判断受访者更着重于描述动因的哪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从相对应的哲学角度去解释他们的世界观。相比简单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动因分析能让我们更系统地解读受访者对标牌的认识过程。

3.民族志方法

民族志方法起源于人类学，是指研究者采用观察、记录和访谈等方式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关于研究对象的所有信息。具体到语言景观领域，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充分了解标牌所处的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包括与标牌产生互动关系的社会主体（Blommaert，2013）。在具体操作层面，民族志方法较为灵活多样。Stroud & Mpendukana（2009）最早提倡使用“材料民族志”（material ethnography）来探究南非小镇的语言景观。通过考察标牌制作所用的材料和技术，他们发现社区中存在“必需地带”（sites of necessity）和“奢侈地带”（sites of luxury）。在必需地带出现的标牌多使用本地物料和价格低廉的技术制成，而位于奢侈地带的标牌上的文本则有更强的互文性和更多的国际化特征。这种隐性的社会分层主要源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人们对消费主义的追求。随后，Stroud & Jegels（2014）又将行走叙事法（narrated walking）应用到语言景观研究中。行走叙事指的是参与者携带录音设备，在根据路标指示行走的同时，通过叙事的方式记录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在对实验参与者与标牌和空间的互动过程进行观察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街道路牌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空间话语体系，预设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在符号景观中，这种潜藏的物质秩序掌控着人们的话语和行为模式。

也有学者使用更为传统的民族志方法。Hirut Woldemariam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居住期间，和来访的Elizabeth Lanza一起观察研究对象，访问商店老板。这些数据细节帮助Lanza & Woldemariam（2014）理清了英语在国际品牌市场中的权势地位，也反映出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和对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期待。由此看出，语言景观中的每个语码选择都与当事人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语言环境息息相关，而民族志方法更有助于我们揭示标牌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进程。

结语

作为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语言景观学已经走过20个年头。从探究语族活力到揭示社会变迁，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呈现出跨学科的发展态势。这对我国的语言景观和语言规划研究有3点重要启示。

首先，当前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仍着重于对语言规范及外语使用错误进行描述性分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国内学者应进一步借鉴全球化社会语言学背景下的超级多样性视角和都市语言学理论，认识语言实践的流动性和社会性，在研究理论层面同国际语言景观学接轨。

其次，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采用以语码频次统计和标牌分类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虽然这种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社区的多语化程度，并能够开展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分析（Blackwood，2015），但历时性的语言景观方法更能够捕捉语言实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的趋势。

最后，国际语言景观学发展日新月异，国内学者也需要不断尝试和创新。2018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语言景观研讨会”提出了“X-scape”的概念，表明语言景观的边界有无限拓展的可能性。在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有学者在积极尝试将语言景观与机器学习等跨学科方法相结合（详见Lyons & Rodríguez-Ordóñez，2017），语言景观研究大有可为。

希望本文对于语言景观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综述能够引起各位读者的广泛兴趣，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适应微信排版，本文格式略有变动，欢迎阅读《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纸质版期刊或知网下载论文。

本文编辑：朱皓 吉林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 吉林大学

专著推荐

应用学推荐

如需购买国际原版学术著作，可以联系我们询价，支持对公转账，可以制订合同，开具电子发票和购物清单。订购联系人：王老师 13501892122（电话同微信）

扫码关注我们

语言学通讯

投稿：[e-mail]

商务合作：1350189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