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与我们杭州

因杭大与杭州结缘

我很早之前就关注杭州，最早来到杭州则是因为杭州大学，那是在1980年。我应沈善洪校长的邀请，来杭大做一次交流，西湖之美让我深深沉醉。后来，我又参与了由沈善洪先生组织的一次“文化中国”的学术会议，当时国内很多重要学者像王元化、汤一介、李慎之、李锐等都来杭大参加了讨论。从2005年开始，我做浙大的光彪讲座，前后也有七八年的时间。担任哈佛燕京社社长的时候（从1996年到2008年），我每年都要到国内来一段时间，访问一些学者，希望邀请他们到哈佛做访问学人。浙江大学是我们争取的重点之一，所以每次来总留出一周左右的时间与浙江大学文史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潘云鹤校长曾经到哈佛访问，我们从那时我又和浙大结缘了。有一度潘校长希望我能够长期到浙大来，后来经过协商，我牵头在浙大成立一个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浙大文史哲甚至企业管理等其他领域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杭州有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对杭州的理解，它不是一个闲暇之都，而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厚的地方，与浙江文明和东南文明有着密切关系。杭州因为有白居易和苏东坡，所以人文这一块非常强；因为有岳飞和于谦，所以也是孕育民族精神的地方；因为有西泠印社，所以传承了吴昌硕他们所代表的金石诗画的传统。再就是有浙江图书馆，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湖边的浙江图书馆看了好几个星期的书，那一段回忆非常美好，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杭州还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底蕴，有乾嘉朴学的大师俞曲园（俞樾），有大家都熟悉的章太炎，还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马一浮。我曾到蒋庄参观马一浮先生居住过的地方，感觉蒋庄就是人文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当时的市领导曾希望我到杭州来建一个马一浮学术研究中心。现在我非常高兴的就是由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和浙江大学正式成立了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

杭州首创并提出了“我们”

我觉得非常惊喜的，是杭州提出了“我们”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基本构想，就是怎样能够使得官员、媒体、企业还有学术、社会组织等多界一起联动，治理城市。这在中国是首创，而且是有着长期积累和观察实践的过程。我记得在05、06年我和胡征宇先生讨论过以杭州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如何可能”的问题。我觉得难得的是，当时他们就在考虑杭州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杭州毫无疑问是一个精致文化的代表，但精致的文化之外，如何体现和谐和包容，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子就是深圳。在深圳，60%的居民是外来居民，40%的居民是本地居民，但是60%的那部分人认为自己完全是被异化的。杭州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有“我们”，“我们”是一个包容性的“我们”，当然它里面有分别，有内外有别，有上下有别。但这个有别的基础是一种包容性的“我们”的观念，也就是那时候胡先生谈到各种不同的领域之间的沟通。我一直有一个意愿，就是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的出现，需要让相对独立的社会力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包括学术界、包括企业、包括媒体，还包括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那么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政府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而不是一种控制的角色。所以当政府的官员考虑到政府不仅不应该宰制，还应该鼓励各方面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这个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思路。我非常感动于杭州市和各界的知识分子一起努力探索“我们”概念背后的深刻哲学意义，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不仅包括学术界，还包括政府、媒体、行业界、广大市民等。每一个“我”成为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员，“我”也重新来审视（同情的理解和批判的认识）“我们”的概念。杭州有一个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随时关心政治，建设性地参与社会，重视文化建设，类似传统文化中“士人”的概念。他们不仅是杭州的公民，也是浙江的公民，中国的公民，他们甚至正在成为世界的公民，全球的公民。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扎根地方又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精神。

“我们”的传统文化渊源

儒家的传统里有一个大家一直不太关注而且常常引起误会的观点，就是《论语》里面讲的“为己之学”——学问就是为了自己。 “为己之学”的意思，就是你学习不是为了父母，甚至不是为了社会，是为了建立你自己的人格，发展你的人格，这才叫修身哲学。你的“己”建立以后，你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建立各种不同的“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这中间立刻就发生互动。因此第一个原则就是“恕道”，“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己所欲施于人”。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最好的，我的伙伴不一定认为是最好的。我必须先接受，不仅容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存在，而且尊重它的特殊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参照。在这个基础上，个人的独立的尊严和所有其他人独立的尊严是配合在一起的，这样就有一个“恕道”。而且，有了“恕道”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人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就是说我在一个差序的格局里。我所接触的人中，我最接近的就是我的亲友，我对我的亲友的关爱比对路人的关爱要强。这是自然的。但是假如我只能关爱亲友，不能关爱路人，那这个“我”就是狭隘的。所以这个“我”一定要慢慢通气，从个人的“私我”变成家中的一个成员，从家中的温暖扩大到对于邻里的温暖，就是“里仁为美”，到邻里以后扩大到更大的社区甚至扩大到国家，乃至要超越国家的利益，到了更大的国际社会。所以中国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观念，就是我提到过的程颢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都是我的个人的组成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社会就像一个湖，一块石头掉下来以后，水波就慢慢向外扩散了，在这个石头刚刚掉下来的中心点，它的扩散力度是非常大的，然后逐渐逐渐就减少了，这是中国人的问题，对自己很亲近的人很爱。但是我说不要忘了，掉下去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大批石头，每一个人都有中心点，每一个中心点之间的联系都非常活跃。我们可以把所有人的感觉汇成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生命共同体，有分歧、有差异，但也有相同。在这个基础上所讲出来的，就是“和”。现在提出的这个“我们”，它其实从某种程度还是个探索或者说一种尝试。“多界联动”就是处于“我们”里边的每一个人要以天地立行。

个人主义与“我们”

个人主义作为individualism的观念，就是个人的自私自利，即使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都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个人主义因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个人对于“我们”的观念比较淡化，尤其是年轻人对此反感，因为他要突出他的个人，这是现代精神中间突出的地方。可是要注意，西方这种启蒙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容易演化为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现在主义。一切为了当前，一切为了物质的满足，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这是一个“经济人”的观念，“经济人”很有价值，因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在充分扩大他自己的利益要求之下，在合法的框架之内扩大他的利润，这就是一个“经济人”。这种人体现了自由、人权、理性等价值。但是除了普遍认同的价值之外，我们不要忘了——“责任”。曾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以前我作为自由经济学家，我认为只有自由最重要，但后来我发现，除了自由以外，还必须有责任。后来他进一步说，特别是有钱有势的人，除了责任以外，必须有善心，就是要有同情心、恻隐之心。此外，除了个人尊严以外，还要注重社会的和谐。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佛家讲的慈悲，道家讲的无为，这些价值都要进来，还有法治和礼让。所以杭州这条路我觉得最难得，就是把这些复杂的价值都当做塑造“我们”必须要有的资源。有一个观念，叫作“重叠的共识”。这个共识不是完全一样就叫做“同”，我们有共同之处，我们也有矛盾冲突，各种重叠的共识越来越大，它成为“我们”、成为一个我们的生命共同体甚至世界共同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的出现是一个新的启蒙的思想。这个启蒙后面的依据，不是西方启蒙所代表的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对于这个精神世界，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关系：个人身心如何能够协调整合；人和社会如何能够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如何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还有人心和天道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要开始有一种敬畏感，我们需要诚信和敬畏。

声明：本文出自公众号“我们讨论会”

作者：杜维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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