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译本序言

2009年12月23日早上8点47分，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直播节目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用上海话聊天逗听众。一名听众给节目热线发了一条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小畅则接着说：“其实呢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一边说讨厌，为什么一边还要待在这里。”这一节目，随后演变成网络热点，有意思的是，上海人对主持人的言论赞同者多，而外地人反对者众。

这一论争，反射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人员跨国、跨省、跨社区的流动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映射出了我们对行走于文化边缘的各种类型的“陌生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启的时间不过百年，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更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因此，移民问题（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农民工和基于大型的工程——如三峡工程——而出现的移民问题）、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今天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界，已经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地介绍进来。帕克的这本《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本书的中文版译者展江教授邀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出于对帕克的喜爱，我欣赏同意了。但写点什么呢？介绍帕克的生平、思想来源、学术成就，分析其新闻社会学知识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已经相当多了，如丹尼尔·杰·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991）、罗杰斯的《传播学史》（2005）、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1990）、马丁·布鲁默的《芝加哥社会学派》（1984）等都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国内学者于长江的专著《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胡冀青的博士论文《再度发言》也有较详细的评介，因此没有再重述的必要。故下文试图紧扣帕克的社会学思想，尤其是其“边际人”思想谈点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一是个虽然被许多人提及，但仍然有深入讨论必要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边际人现象是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相关的研究还不深入；另一方面，透过对帕克的关于“边缘人”思想的分析，也能让我们感悟到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品位。

一、从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说起

要理解帕克的边缘人思想，我们得先看看他的老师齐美尔的观点。因为透过帕克的著作，我们经常能看见齐美尔的影子，而齐美尔思想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也得益于帕克和米德的传播。

齐美尔一向被称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不过长期以来，他的思想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他的研究方法甚至还受到不少批评。但今天，齐美尔已经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之一”[①]，哈贝马斯甚至称他为是我们这个时代富有预见而又才华横溢的“诊断专家”。

齐美尔认为，社会并非如涂尔干所宣称的实体或者看得见的独特物体，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他写道：“社会存在于许多个体发生互动（wechselwirkung）的地方”，他指出：“这种互动总是基于一定的动机或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产生”[②]因此，他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交往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以及社会组织的类型，研究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相互作用、联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他指出：“我们应该谈论社会交往，而不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由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的许多个体的名字。”因此，社会学就应该“探索人们之所为及其行为规则，但并不是探索个体如何可以在整体中存在，而是他们如何通过互动而形成群体并由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决定。”[③]社会学首先要脱离社会具体内容，研究社会关系形式或人际互动交往形式，再返回到社会具体内容中来。形式体现了社会本质的共同性，在这方面，齐美尔深受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等等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是齐美尔研究的重点。而他对陌生人现象的发现，正是其社会学思想的必然结果。

1908年, 60 岁的齐美尔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在文中，齐美尔提出了一个如今被人广泛引用的概念：“陌生人”。齐美尔指出：“这里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天留下来的慢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④]

显然齐美尔认为陌生人与本地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空间上的二重性：在物理空间上接近，在社会空间上疏远。身处本地人群体之中，但是不属于本地人群体，而导致这种二重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陌生人具有的空间流动能力。也就是说，“陌生人”离我们不太远也不太近。就像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国，因为与中国人的距离太远，联系很少，因之与我们的生活也无多大关联。所以齐美尔说：“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社会学意义考虑上是陌生的，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⑤]可见，陌生人与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在就于这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特殊关系，这使得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互动。若距离太近，则便成了熟人，谈不上什么陌生了。由于他们不是熟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可以把不便对熟人倾诉的事情向他倾诉。正是这种特殊的距离决定了我们之间的特殊互动，也就是说，在齐美尔的概念框架中，“陌生人”不是一类特殊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

对此，吉登斯解释说，在齐美尔看来，在传统社会，“陌生人”指的是来自其他地方、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交流的人。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无时不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但吉登斯发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当面遭遇陌生人时，大多以纯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politeestrangennent)的刻意控制。这些方面与戈夫曼的论述存在类似之处。当你在大街上遇到素不相识的人时，你不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兴趣，但你知道他们的确在那里。在那些更加传统的文化中，内部与外部有着严格的划分。如果你是一名来自“外面”的人，他们可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或者对你指指点点，这是因为陌生人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对陌生人也不信任。同时，他们对大规模机构也不怎么信任，因此，农民经常不把钱存入银行，而是把它们换成金子埋在床底下。他们相信的是另一种抽象机构，因为如果把钱存入银行，就如近来所能见到的那样，产生了严重的信任问题，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出现了问题。据此，吉登斯指出，齐美尔预示了帕森斯对于货币的符号性质的论述，这种符号与信任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信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代社会的人们经常处于半信任或者不信任状态。例如，在民意调查中，总是反映出对个人关系的较低信任水平，这些情况就象是个人关系领域的陌生人那样。因此，把齐美尔与所有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不困难。但我那个时候却没有充分这样做，因为我没有把他置于核心的地位。[⑥]

按照拉文（Levine）对于“陌生人”的分类研究，“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究竟属于哪一类分类，由两个大的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与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可以得出一个陌生人的两种主要的模型：[⑦]

第一种类型是“过访者（visitor）”，这样的过访者，多半是抱着好奇之心，来这里的，他们没有在当地定居的计划。因此，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性知识”，对当地社区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都是外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研究强调在田野调查时，必须呆比较长的时间。目的是达到可以与当地人沟通，掌握丰富的地方知识，甚至可以用当地人的思维进行思维。不过，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类学家的“访客”身份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了。

第二类型和是陌生人是指“新来者（newcomer）”。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外地人，不过他们虽然也是陌生人，然而却是一个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⑧]这种陌生人对于本地文化以及本地人生活的态度与本地人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的地方。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中也许还应该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陌生人”，一种我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这种“熟悉的陌生人”存在于移民组成的社会里，在这里，人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之中，但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在缅甸、在爪哇，这些地区人种的混杂——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著人。这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混杂，因为他们尽管混合在一起，却没有互相融合。每一群体的构成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只有在市场上，在买卖关系中，他们才作为个人相遇。这是个存在于同一政治单元中的多元的社会，社区的各个不同部分并存，却又彼此隔离……。[⑨]这种陌生人，可能借捷克流亡作家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经历来说明。昆德拉曾用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生活在别处”做书名，隐含的正是他的陌生人感觉。昆德拉属于离开了熟悉的故土捷克的流亡者，也就是所谓“生活在别处”的人。历史上由于战争、疾病、民族问题等等原因很多背井离乡的也是流亡者。作为流亡者，他们的命运一般是与灾难，受到惩罚被逼迫而离开故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与故土产生了距离，与新居产生了陌生感。就像萨义德所感受到的那样：“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伤感，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到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⑩]

另一种，我称之为“现代都市漂客”。在于现代都市社会中，即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背景的差异，但现代社会的单位区隔和小区设计，使得我们对面相见不相识，即使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同一层公寓里，我们之间仅有点头之交，对方是谁？有什么爱好？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共同点？等等，我们总是被动地期望着交流与互动，但结果常常是“老死不相往来”。

不过，这样的分类终究显得粗糙，因为，在我看来，“陌生人”既是一个社会事实概念，也是一个心理事实的概念。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1995年笔者曾经在《杭州日报·下午版》策划并编辑了一个副刊《视网》，其中几期主题是讨论“文化家园”的，策划这一讨论主题的原因是我自己在杭州生活多年后那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不懂杭州本土方言，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规则，难以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我一直觉得像上海或者杭州这样的自恋性文化的城市，“主人”很难得放下身段真诚面对他们的“访客”和“新来者”，他们以一种防范和蔑视的矛盾心理拒斥着外来者。当然，这样的拒斥是双向的，即彼此之间的不认同。是以齐美尔写道：“生活的本质，如果说不是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地域空间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思想的位置上。”对于外乡人来说，“只要他自己感到是外乡人，那么，在其他人的眼里，他就不是‘土地所有者’”。[11]

二、帕克对老师的超越

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一生拥有丰富的经历，如果按照简单的两分法，可以将其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87-1912年的早年阶段，作为记者在中西部及纽约为不同的报纸工作,在哈佛、柏林、海德堡及斯特拉斯堡学习，作为布克·T.·华盛顿的影子写手和文书匿名工作；1913-1944年的后期阶段，他作为专业的学者供职于芝加哥大学和费斯克大学，继承了当时的社会学家使社会学具有科学特征的合法化和在社会学与调查新闻学间建立更宏大知识区分的愿望”。[12]帕克在密歇根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后又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威廉·詹姆斯，他在德国学习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综述其学术生涯，可以明显而感受到，他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寻求解释解决之道。而浸淫于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潮中的乐观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的观念，为帕克这样的社会学家建构自己的社会改造梦想，提供了丰富的想像力，这也引导帕克早年作为记者对城市种族问题特别关心以及作为职业社会学家对移民文化和报刊控制特别关注。

而对于当时的芝加哥来说，大量的移民导致的社会“边缘人”的出现，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如何减少移民社区的社会偏失问题，就成为帕克的后半生的重要学术关怀。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帕克将社会学定位为“集体行为的科学”的，而其中，社会控制是社会的核心事实和核心问题。在与伯吉斯合著的《社会科学导论》一书中，帕克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种递进的社会秩序深化进程。首先是竞争，这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低级的、普遍的和基本的形式，是没有接触的相互作用；其次是冲突，在这一阶段，竞争性彼此有意识地确认对手或者敌人；第三个阶段是顺应，它意味着敌意的停止和冲突的中断，在这一阶段，冲突虽然仍然以潜在的力量遗留下来，但不再以公开行动的形式出现；第四个阶段是同化阶段。此时，个人和团队都知晓其他团队的记忆、情感和和世态度，他们共享彼此的经验，互相在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融合。[13]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文化融合模型，问题是社会整合或者说融合的机制是什么？阻力又在哪里？对“边缘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成为帕克社会整合思想的必然选题了。

1928年，罗伯特·帕克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亦译为“边际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关于陌生人的论述。帕克在《人类的迁徒与边缘人》一书中指出，“边缘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14]国内学者周晓虹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15]

不过，这种边缘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缘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缘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16]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与陌生人发生交往，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不断地涌人我们的生活，人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他们打交道。而这些陌生人，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关乎我们的情感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现代生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Strangehood)。近年来，在欧美社会广泛流行的“Freehugs”（抱抱团）一词，主要是针对陌生人所发生的伦理态度——“拥抱陌生人”。[17]

帕克之所以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边缘人”的研究当中，是基于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一百多年前，大量的移民进入美国，大多数移民在家乡是农民。在他们那个小而封闭的村庄，生活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固定而平静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行为建立在面对面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话。在美国，他们很可能成为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参与到我们现代工业城市喧闹的大都会生活之中。这里人们关系疏远，缺乏传统，人口流动快，所有事情都在变动之中，在这里，农夫抛弃了原来的习惯获得了“思想”。显然，这些移民们，不过是美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尽管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美国人，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帕克分析说，“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18]帕克和伯吉斯发现，在大城市都建立起了移民集在区，在这结集居区里，外来移民生活在完全的隔离状态，这情况与伦敦东区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超过了伦敦东区的封闭隔离。这一结果，导致移民们“在情感和了解方面互相远离，他们完全生活在相互依存的状态，而不是生活感情亲密的状态中，因而社会控制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遇到的困难也大大增加”。[19]

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的文化圈，帕克将社会整合的功能赋予报刊，他写道“乡村是民主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村民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机构基本上是乡村的制度，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主要是出自公众舆论和议论。”[20]帕克在对移民社区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移民大多数在欧洲是农民，到美国的时候大多数人也都不识字，更谈不上读报。但他们到美国不久，他们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在美国，外来移民对应的外语报纸和期刊数要高于在自己国家同等人口对应的报刊数。“单单是居住和被雇佣，移民对美国的事件，习俗和思想产生了兴趣。为了‘过日子’，他需要熟悉这些东西。外语报刊必须刊登美国新闻以满足它的读者的需要，这就必然促进了个人对美国产生兴趣。”[21]这样，“定居在我们城市中的移民就打破了对地方和省际的忠诚，代之以程度稍弱的，但更为广泛的民族忠诚……很有趣的现象是，移民美国化的第一步，不是变得像美国人，而是成为不那么地方性的外国人。”[22]

三、作为“边缘人”的移民与移民报刊

帕克一生著作不多，除了博士论文，出版于1922年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他惟一的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早期美国传播学最重要的教科书和读物之一。

将现代传媒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样的观点是库利、杜威和帕克共有的。“他们在本质由将现代媒介解释为在美国恢复广泛的道义和政治一致的力量，他们认为这种一致性已受到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等扭曲性破坏的威胁。”[23]他们乐观地认为，现代传媒是最有效的社会整合力量，是可能用来消除美国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杜威和帕克甚至策划创办一份新型报刊，来从事他们伟大的社会改造实验。[24]

在这三个理论家中，帕克更因为丰富的记者经历，[25]使他对报刊及其影响有着特别的学术兴趣。他对社会学家的定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种类似于超级记者（super reporter），像为《财富》写作的人。他认为社会学家与超级记者不同的地位，是社会学家应该报道得稍微更准确一些以及以一种稍微与通常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社会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大新闻”(Big News)，这种“大新闻”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它记录的是确切在发生的事情，而非浮于表面的仅是好像要发生的事情。他写道：

“我们这一群人相信，由于纯粹的事实报道，加上哲学的洞察和科学的精确，并从最近事态的趋势看，报纸注定会带来巨大迅速的变革。一旦报纸达到了能够也愿意以报道股票市场和球赛的同样精纯来报道政治和社会事件，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静默而连续的简要革命，这是我们所期待的。”[26]

帕克对美国报刊业的发展过程有过认真的梳理，从英格兰乡绅对城镇和法庭趣闻的兴趣产生新闻信娓娓道来，一直讲到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报业帝国，并关注到《纽约时报》在20世纪初未定的严肃模式。他以其职业记者的社会观察和职业学者的学术视角诠释社会变迁及社会发展为报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认为：“报刊的自然历史是求生物种的历史，是人口中大众教育启迪最显著的成果。……现代报纸是城市生活的产物，它不再是宣传和观点充斥的机构，而是具有了大众出版物的形式。……发行量的上升使报纸脱离了政党机关的附属而成为可刊载广告独立生存的商业主体。”[27]在他看来，“最明显的便利或阻碍传播进程的条件主要是物理上的，在现代由技术设备的方法包括字母表、印刷媒体和广播等来解决”。[28]虽然技术的进步已经大大减少了阻碍传播扩散的因素，但报刊传播方式、社会成员构成等仍赋予社会交流沟通和共同行动形成以新的挑战。

帕克发现，大城市是一个由众多小的语言群落和文化领地组成的马赛克，小群落互相分离又在更大的大都会生活圈中相互依存。每一个小群落当然有某种协作或互助团体，很可能是教会，学教，可能是剧场，但最有可能的是报刊。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报刊业的生存亦同移民直接相关。帕克认为，现代美国报刊“新闻业的问题之一就是将移民及其后代变成当地报纸读者的一员”，“赫斯特的巨大成功即有报纸对移民读者的不断吸引，其报纸每六年即可有一批新的订阅人群，他们明显主要来自移民群体，由外文报刊的读者变成赫斯特报纸的读者”。而且，他引用某俄文报刊所作的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俄国移民到美国后由少数人阅读变为几乎所有人都是俄文报纸的订阅者或读者，移民的阅读范围也由母语报纸转向本地报纸，其视野也从狭隘的移民社区转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29]他研究了一系列意第绪语、波兰语、日本语、意大利语和其他外语的报纸，发现这些报纸可以帮助那些在原有国家不看报的人们建立阅读的习惯。这样的报纸在保存本民族文化和通过民族语言为读者打开更广阔的世界性视野上发挥着作用，用他的话说，那些外文报纸从旧的遗产中培养出了新的忠诚，使移民更轻易地投入美国生活。

帕克深刻地认识到报刊对移民的文化传承和社会融入产生的重大影响。“作为社会或社会组织的成员，人们以传播传递社会的遗产”，“习俗、膳宿、情感、态度及理想的特别部分通过传播和教育流传构成社会的传统”。[30]而传播的方式除了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口头语言的环境熏陶与教育强化外，母语报刊传播的新闻故事和传递的社会准则同样是传统的重要来源。“传播一方面带来文化特点的散播，扩大了文化领域，另一方面倾向于使共同理解的新观点产生，将不同的文化影响带到传播的中心。传播的社会功能看起来即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和维持理解与文化团结”[31]，而移民对报刊此种社会功能的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移民既难抛弃母国文化和语言的传统，又需尽快融入新社会的族群中，这种身份的双重困扰使报纸的作用凸显。

从本质上讲，帕克是在社会学大的理论框架中关注报刊及其影响，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行动中寻找报刊的意义。“个人是社会、对其角色阐释及间接共同行动的产物，其行为受习惯和传统的控制。社会不只是个体的集合，而且是有能力做出共同行动的集合。”[32]政治冲突和政治行动是帕克对共同行动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美国黑人为例，对种族或民族的少数派来说，当他们认识到报纸评论所言的政策与其事业相一致时，他们会同其他的少数派一道成为寻找其在美国社会受难源头的积极参与者，报纸评论所给出的政策成为使少数派受难理性化的重要力量并且赋予了他们事业以角色。[33]

公共舆论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帕克在政治领域寻找共同行动的价值。按照帕克的理解，“只有具有共同基础的一致性意见及对事件的共同理解才能出现所谓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变成稳定保守而非创新的力量”。[34]在此方面，报刊不仅能引导公众，而且可以导致共同意志和政治力量的形成，帕克细致地区分了新闻和评论对此所起的不同作用。“新闻以短小独立的传播形式存在，可被顺利快速地理解，使人产生向他人复述的愿望。这样，围绕新闻可以产生对话、发表深层评论及可能开始一场辩论，在公众中激起的不同观点和情感最终以共识终止——即是公共舆论，它孕育于新闻中，取决于对当前事件的阐释。”[35] “评论的角色与新闻相关但并不一致，评论被设计为新闻的补充”，它寻求一致性的意见。[36]“在政党纪律得以维持时，评论在主导政治行动中倾向于成功。有时当政党纪律比较松弛时，新闻更倾向于形成舆论。”[37]

不论报刊的新闻或者评论在公共舆论中的作用为何，帕克同他的两位实用主义哲学的老师及李普曼一样，关注的是民主精神的持续流传和民意表达的自然形成。历史学家弗里曼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新闻虽同二者紧密相关，但却二者皆非。正如帕克对新闻在公共舆论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他认为：“看来，我们正处于新闻的时代，美国文明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记者的崛起。”[38]帕克的这种认知也体现在他对社会学家的认识中，在他的自传笔记中写着：“按照我最早对社会学家的概念理解，他应该类似超级记者，像位《财富》写作的人。他应该报道得稍微更准确一些以及以一种稍微与众不同的方法……‘大新闻’。‘大新闻’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它记录的是确切在发生的事情，而非浮于表面的仅是好像要发生的事情。”[39]

四、帕克的影响

在现代生活中，当人们陌生人相遇时，可能发生的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如一低头时的微笑、一声没有任何所指的“你好”，如此而已——这种交往方式体现的是陌生关系所特有的暂时性、脆弱性和“非私人性”。沿着齐美尔和帕克的思路，鲍曼分析了陌生人产生的原因，也分析了陌生人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处境。在《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中，鲍曼探讨了陌生人同朋友和敌人的关系。在鲍曼看来，陌生人是处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那类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但是，他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可见，陌生人好像是没有被分类、而且难以分类的“杂种”和“怪物”。

可见，鲍曼眼中的陌生人既像戈夫曼所说的要被除掉的“污点”，又像萨特所说的混淆了事物边界的“粘液”，因此,他们的出现破坏了同周围的环境，影响了特定社会秩序(或生活世界) 的建构。从这种意义上说，“陌生人是现代性的祸根”。鲍曼进一步指出：“陌生人总是处在朋友和敌人之间、秩序和无序之间、内与外之间。他象征了背信弃义的朋友,象征着狡猾的伪装过的敌人，象征着混乱的秩序，象征着容易受到攻击的内部”。[40]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鲍曼指出，在每一种社会中，陌生人都使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难辨，使确定的事物变得变化莫测。但是，他们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在追求秩序、完美、和谐的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始终处于一种被消灭的状态， “秩序建构就是反对陌生人的拉锯战”。[41]而在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的存在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问题不再是一劳永逸地消灭陌生人，而是如何去适应他们（这时，就穷人而言，陌生人的存在犹如紧紧粘在身上的令人不悦的“粘液”；而就富人而言，陌生人是快乐的提供者，是无聊世界的“有聊”）。

鲍曼还分析了城市里的不同的“公共空间”，如在音乐会、展览馆、旅游景点、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这样的公共空间里，陌生人的相遇是必然的，但这种偶然的相遇有别于亲戚、朋友和熟人之间的约会，它是一件“既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只是一次巧合，是一个“无法持续下去”的故事，因为陌生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互动。[42]所以，他指出，为了聊天和社会交往（sociate），人们是不会挤进这些购物天堂的。[43]

帕克认为，因为生活在边缘，所以导致移民社区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小。种族意识或阶级意识指的就是人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它们“描述了一种思想状态，由此我们开始……意识到那种把我们和我们并不全然理解的种族和阶级分隔开，或者好象分隔开的距离。”[44]在美国，特别是种族关系是一种固定的习俗的社会距离，它确保黑人“在他自己地位上的安分守己。”只要他安分地呆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距离，就可能出现一种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脉脉温情。房子的女主人也许和她的厨师关系极为密切，但是这种关系只能在厨师对她的关系保持“适当距离”时才能维持。

法学家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在帕克“社会距离”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关系距离”（Relational distance）。布莱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或交际网(networks of interaction)，这里面人们之间的关系远近随着他们对他人生活的参与程度变化而变化。他认为，这种参与程度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45]他指出，最亲密的关系是相互完全渗透，最远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相互渗透。关系距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测定，如关系范围、交往频率、人们相互交往的长短、交情的年头以及在社会网络中他们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数量。正如可能测定人们相互之间的分层一样，也可以通过每个人之间或每个群体之间的平均关系距离和关系最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来测定较大场合的亲密程度。

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关系距离很少达到人们完全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比在简单社会中的关系距离要大。现代化摧毁了部落和其他传统社会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其他社区关系。同时，它使人们聚集起来，把曾是隔绝的世界组合起来。人们相互之间日益成为陌生人，但陌生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布莱克引用了西美尔的一段话：[46]

每一种人类关系中的远和近的统一是以一种方式在陌生人这种现象中组合的，最简单地可以这样来表述：相对于一个人而言，距离意味着对方虽在身旁但（在心理感觉上）遥远，陌生意味着对方虽（在心理感觉上）遥远实际上（空间距离上）却很接近。因为，成为一个陌生人很自然地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是互动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西里乌斯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至少在社会学意义上不是真正的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远和近的问题。就像穷人和各种各样的“群体内部的敌人”一样，陌生人也是一个群体的构成因素。作为群体的一个完全有资格的成员，陌生人的地位在于他既处于该群体之外同时又与之相对……。尽管陌生者对该群体的依附不是有机的，却仍为该群体的一个有机成员。[47]

唐纳德·布莱克分析道，现代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而生活高度分化。即使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关系距离还是在加大。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关系距离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大。[48]布莱克的研究，也许对我自己长期关注的社会传播网络的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常住人口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无外乎列维·斯特劳斯(Caude Lévi-Strauss)的分析的那样，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方法是“吞噬策略”(anthropophagic)，这一策略指在把陌生人“吞没掉”，从而消灭他们的不同性、差异性（otherness）；而第二种方法是所谓的“禁绝策略”（anthropoemic），即“把不适于成为我们”的他者（the others）“吐出来”，或者把他们禁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有形界线内，或禁闭在文化禁令的无形界线内，要么通过把他们赶到一起，放逐他们或是强迫他们离开，就像当今在种族清洗和净化的名义下所做的那样，从而把他们隔离起来。然而，思想逻辑很少和事迹逻辑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言词和实践之间，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关系，而且这两种策略中的每一种策略，都可能与两种修辞的其中一种缠绕在一起。记住了这一点，就算是深谋远虑。[49]

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主持人晓君和小畅未能以宽容之心对待外乡人，其实正体现了他们的无知与浅薄。事实上，这样的“陌生人”、“外乡人”有着比自身更大的优势来看待自己的文化。因为，其一，外来人“没有从根本上被群体的某些个别的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倾向固定化, 面对所有这一些, 他采取‘客观’的特殊的姿态, 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某种单纯的保持距离和不参与, 而是一种由远而近、冷淡和关怀构成的特殊的姿态”[50]；其二，陌生人的客观性, 可谓一种自由。“客观的人是不受任何确定性约束的,确定性可能会给他对既定事物的接受、理解和权衡造成先入之见”，“这种自由也让外来人犹如从鸟瞰的视角来经历和对待近的关系。”[51]

五、社会科学研究的底层关怀意识

帕克当年到中国给学生讲课时，第一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多年后，费孝通还刻骨铭心说“这句话打动我们的想象力，开了我们的心窍”。[52]不过，作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帕克虽然写有大量的论文，可他出版专著就是这本《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了。虽然帕克开创了大众传播、种族关系、人类生态学和集体行为等研究领域，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引领者，[53]但仅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不应该给予太高的评价，即便他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后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多个面向，提出了许多到今天看来仍然有价值的问题，但就这本书而言，不过重复了他早已成熟的观点，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对杜威、齐美尔、米德甚至是W·詹姆斯这些思想家观念的回应。

我更感兴趣的是帕克的社会底层的关怀意识，他一生观察和研究了大量的边缘群体和移民社区，揭示他们的生活状况，试图为社会改善他们困境提供政策性方案。这也许更应该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道德情怀和价值追求。透过帕克的学术生涯，我倒是体悟了帕克的“写书”另一层意思，即他的写书，是用“心”去“书写”底层民众的生活。费孝通介绍说：

“派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教导就是他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不仅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看出和听出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来，就是要理解或体会到引起对方动作和语言的内心活动。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去体会。这种‘将心比心’的活动在我们传统是经常受到重视的。”[54]

帕克于1903年在德国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回到美国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助理教授的职位。不过这时他开始厌倦了学术界，他甚至为他的博士论文、以及根据该论文所出版的小册子而感到羞愧。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领域的流浪者，一直都找不到落地的感觉。后来他说：“我讨厌我在大学里所做的事，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靠我自己作出任何一流的事情。我断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使自己依附于某个正在做某些第一流的事情的人。”[55]

历史的机遇注定会落到有准备的人身上，他在哈佛当助教时，住在波士顿附件的Quincy区。当时此地正爆发反对刚果虐待黑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引起民帕克的兴趣，他和一位牧师发起成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刚果改革协会”，并为该协会的秘书。这一工作，让他对黑人社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刚果改革协会工作期间，帕主动联系了当时的黑人领导人B·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他督促帕克在访问刚果之前看一看塔斯基吉，帕克接受了这个邀请，两人会晤后从此结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长达七年之久，一起为争取黑人的解放奔走。1942年，帕克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起当年的情况说：

在见到卜干·华盛顿之前，我除了书本知识外对黑人和美国南方一无所知。我就是这样到脱斯开奇来的。我到了这黑人地区后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阅读所有地方报纸，跟我所见到的黑人进行谈话，像是一个探险者进入了一块新的待开发的土地。我当时开始觉察到当时黑人和白人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接上的，但是从来并不相沟通。正如卜干·华盛顿所说的有如一个手掌分成不同的手指。我在南方各地旅行一直到达New Orlens，碰到种种新鲜动人的事，但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黑人生活底子里存在着一种不案例的悲惨感觉。[56]

1910年，华盛顿和帕克一起作了一次漫长的欧洲旅行，收集有关农民、工厂劳动者等方面的信息。帕克以前在欧洲留学时，曾接触到过德意志的农民，后来在美国，他又遇到大量漂洋过海移入新大陆的欧洲农民和他们的后裔。他急于了解那些在欧洲农村的农民工的情况。在长达六周的欧洲之行中，帕克和华盛顿从伦敦到东欧的沙俄边界，横跨七八个国家，一路讨论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的成果是他们俩唯一的一本共同署名的著作《最底层的人》，在这本书中，他们论证说，欧洲所做的帮助工人阶级的事远远多于美国为帮助黑人所做的事情。

现代化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和过程，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个无情的扬弃过程。任何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人和团体，在现代化单向度进步过程中，都会变成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无论他们曾经多么主流，多么辉煌。比如说，工业革命兴起时，纺织工人曾经是时代拥抱的对象，但信息革命之后，曾经时代的娇子很快又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诚如帕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正如那些对它们作过调查研究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充满了渣滓，其中大多是人类的渣滓，那些男男女女由于某种原因，是在工业进步的行列中被淘汰下来，并且被工业组织所废弃的，而原先他（她）们是这些组织的一部分”。[57]用“人类的渣滓”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社会边缘人，虽然多少有些令我难以接受，但我不得不承认，帕克以他的慧眼，洞察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充满苦难，富士康员工接续自杀，数起被认为有“神经疾病”的人向毫无利益关联的小学生、妇女举起了屠刀，我发现，与这些悲剧事件勾连的解释性词汇包括“神经疾病”、“抑郁症”、“报复心理”、“社会公平”、、“个体间的疏离”、“异化”等等。但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这样的结论，早已被社会学家们证实。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就分析说，将自杀仅仅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是肤浅的，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者是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状况反映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因为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

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就是与22位合作者合著的《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苦难》，这一著作的主题，似乎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事实上，布迪厄是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他写道：“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将政治比喻为医学，认为政治家如同医师：仅仅记下症状和病人的陈述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去发现疾病，而疾病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着眼于推理从而揭示结构性的原因。社会科学要能够解释社会病患的最明显的征兆，判断和理解导致病患的真实原因，就需使人们意识到被掩盖的各种形式的不幸的社会起源，包括人们最熟悉的和最隐秘的。[58]

关注社会的底层，揭示苦难生成的社会根源，为底层民众脱离苦海奔走呼吁，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而这一使命，使得优秀的知识分子自身也往往会有边缘人孤独感和陌生感。布尔迪厄曾经写道：“在学术界，我是—个陌生人，无疑正是基于这种情感，使我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满怀狐疑，而且这种感觉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社会排斥感：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我并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必须为那种对我来说是毫无根据的特权作出交待，尽管该向谁负责，向谁作出交待，我并不知晓。”[59]其实以“陌生人”来描述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的不只是布尔迪厄，曼海姆也有类似的描述，如“漂泊不定、被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之抗争的与其说是地方性社会，不如说是自己的那些地位巩固、自满自足的官僚们的地方性观念”。现代知识分子是“永远的流浪者，是普存的异乡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没人真正喜欢他；无论在哪里，他都不得其所”。[60]

帕克虽然是一代社会学大师，但他的学术生涯也充满孤独感，他与芝加哥早期的社会学大师托马斯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且最终促成他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应该归因于帕克发现托马斯与他有着相通的气质。用帕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在托马斯这个人身上初次找到了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a man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myself）”[61]

帕克的学生评价说，“他一直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思想和持续哲学思辨的人，不会在未经实践之前让一个思想溜走，同时他对身边的新闻保持兴趣。他身上具有的两个品质——反思的哲学品质和对于新闻的敏感——两个特点的结合使他成为有创造力的人”。[62]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帕克：

派克老师在大学里时曾着重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师从杜威博士，二是他喜欢读歌德的《浮士德》。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就可以明白他在大学里读书时，心中已有了个要追求的对象了，有了这个对象使他拒绝走他父母所走过的现成道路，成一个一生不甘心为稻粮谋的人，可见他当时已决心冲进思想领域里遵循杜威博士的实证主义方法用平白的语言来表达歌德诗剧里的浮士德所经历的那个哀乐无常，悲欢交织的人生。他要求自己能理解这个世界上在芸芸众生里生活的人们，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和具有怎样的感受。[63]

1943年6月，二战的硝烟正浓，帕克的心，仍然在社会底层。他走到南Dakota的乡村去观察农民收获土豆。这里原是一个穷地方，不过此时他发出了令人开心的信息“他们翻身了，土地又绿起来了。满地奔跑着猎物，鸟在树上歌唱”。据他的朋友Brearly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帕克还在思考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传教士对文化传播等问题。1944年2月7日，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先生曾感叹说：“如果他多活7天，他就到80岁生日了。”

注释略，原文请见《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文版）之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