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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冷战方面的几本代表性研究著作简介

2017-04-28 吴飞 重建巴别塔

刘禾在一篇访谈文章中曾说道:“冷战当中,所谓“自由世界”争取到很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帮助,像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诗人T·S·艾略特、W·H·奥登等等。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有一些高人,他们去找另一些高人出主意——比如在大陆被炒得很火的牛津教授以赛亚·伯林,他和中情局的人就有很多秘密来往。有人认为,西方赢得冷战,是文化冷战的胜利,其实当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垮,而是在文化上首先垮掉了。”她的评论是中肯到位的。(原文请见http://www.guancha.cn/liu-he/2014_08_15_257006.shtml?XGYD)

新近,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之“文化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有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



这本书的作者是安德鲁·N·鲁宾 (Andrew N.Rubin),是美国乔治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他在本书中将文学、文化与政治历史相结合,并且在大量的档案研究基础上写作而成,其中还包括以前从未公开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文献。他研究认为文化政治——尤其是美国对于艺术的暗中资助的文化政治——在二战以后帝国权力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重要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这种权力转移重塑了战后的文学空间,同时揭示了在这个历史阶段,诸如广播、快速且在全球发行的杂志等新的高效的文化传输、复制和传播模式如何彻底改变了战后作家的地位以及世界文学的作用。 

他研究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了著名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在世界各地创办和发行了各种相互关联的深奥的期刊。诸如乔治·奥威尔、托马斯·曼、W.H。奥登、理查德·赖特、玛丽·麦卡锡以及阿尔伯特·加缪等作家的作品,几乎被同时翻译并发表在这些相互关联的期刊上,从而颇为有效地将这些作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重新塑造成易于辨识的跨国形象。

他研究发现,历史上几乎没有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这样被翻译成如此多的语言、发行数量如此庞大的英国小说。英国情报研究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特别重视《动物庄园》各个语种和各个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而《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之所以被选择作为旨在暴露“苏联罪恶的活动”的电影改编作品,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基于“心理战”的考虑,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官方改编对于发展能够使美国在海外实施权力的新模式极其重要。

作者的结论是,战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点“管理和控制”,然而,关于这一点却几乎没有得到世界文学研究界的关注。长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都“忽略了它的历史的决定因素”。为此,作者提出了“旨在发展以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理想为目标的新的比较文学史料的编纂框架”。该书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并获得美国兰南基金会2013年度非虚构类文学奖,被誉为“犹如冷战间谍小说般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学术著作”。

关于文化冷战方面的另一本代表性著作是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所撰的《文化冷战与中情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4月出版)。 桑德斯是居住在伦敦的文献记录片独立制片人,这本书的写作大约花了她七八年的时间。



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

美国间谍机构触角触及范围很广,伸展到西方盟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之中。它们把知识分子及其工作当成一盘棋赛中的棋子放在棋盘上各个位置,成为冷战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传统手法之一。

冷战官方文件系统否定了利他主义的神话。凡接受中情局津贴的个人和机构,都被要求成为这场范围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一分子。

在这里,“宣传”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响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为目的的新闻、专题讨论或有组织的努力和运动”,均称为宣传工作。

这种努力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战”,其定义是:“一个国家有计划的利用宣传或‘非战争’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求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其目的是有助于国家达到其既定目标。”
“最有效宣传”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桑德斯在研究中指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她写道,只要称颂美国的自由主义就能实现民主,这种假设站得住吗,难道民主就如此简单易行吗?在思想的有机发展、自由争论和自由交流的过程中,一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外来的秘密干涉?在他国秘密干预下,哪个国家的人民以为他们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实际上他们却是受到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这样做是否有以假民主充当真民主的危险?

中情局介入文化界又引出了另一个困惑的问题。接受经济援助会否使知识分子提出自己观点的过程遭到扭曲?在选择哪些人可以受益时,是不是仅仅考虑他们所持的立场,而置其学术素质于不顾?亚瑟·凯斯特勒把知识界的会议和研讨会讥讽为“国际学术界应召女郎的电话召唤网络”,其真正含义是什么?



国内学者彭凤玲其著作《 心理战——争夺心灵与思想的战争 》同样认为,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工业体制,同样也劫掠了它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援助正好用来复兴战后幸存的文化团体,援助的项目包括:资助出版物、资助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帮助单干的作家和艺术家,为作家出版书籍提供费用,为艺术家提供旅行补助、安排巡回讲学等等.

此外,还有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做出隐蔽的、长期的努力。这就是与“红色阵线”的较量,如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一类苏联阵线组织正在妇女、新闻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大力进行活动。为了给这些职业和社会团体里的非共产党人士提供一座可供选择的讲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际组织”计划在于谋求建立反阵线组织。有些民主阵线幸存了下来,并成了有可能维持下去的组织;有些则夭折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便是这样的组织之一。

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便开始进行的一项很有争议的心理战活动便是针对欧洲知识分子建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于1949年在巴黎由政策协调处建立。这个组织的目标很简单,即利用美国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来帮助抵消共产主义对欧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减少共产党的道德优越性。

因此,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便利用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后来中情局代替了政策协调处的角色)提供的秘密资金出版政治刊物和自由杂志,赞助文化活动、音乐节、艺术展览、讲座等等,目的是向欧洲知识分子展示美国式的自由要比苏联式的自由优越得多,要让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共产主义是艺术和自由思想的敌人。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代表了一种适度的反共产主义,吸引那些非共产党左派的知识分子,并且进行一些文化事务以巩固西方社会的自由和民主的形象。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召开会议、举行研讨会、举办艺术节、发行出版物等等。

正如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情局》一书中所言,美国的冷战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向中立主义的思想基础提出挑战,争取中间分子。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真正目的是,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兴风作浪的中心,而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此来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进犯;它应当发动一场广泛而具有凝聚力的运动,对它的知识分子同行们施加一种压力,使他们脱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或一些同路人的组织;它应当鼓励知识界提出理论和观点,其对象不是广大群众,而是压力集团和从政的少数精英分子,这些人反过来会制定政策;它不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机构,中央情报局其他部分的特工都受到告诫,不要把它当做情报源来利用;它应当从独立的角度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即通过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欧洲运动来促进一个统一的欧洲,其中包括德国的统一;它应当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僵化的负面看法,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它还应当对有关美国民主的某些方面,包括美国的人权记录所作的反面批评作出反应。

为此,中央情报局大力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相关项目,并在17年中为此投入了几千万美元。中情局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基金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各种出版物,如《邂逅》、《纪实》、《证言》、《月刊》等,暗中支持这些杂志来宣传美国的观点,如《党派评论》、《凯尼恩评论》、《哈得孙评论》、《西威尼评论》、《诗歌》、《思想与代达罗斯历史学报》等。

1952年4月,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美国在欧洲举行了一次艺术节,通过展示欧美文明在文化上的团结和互相依赖,以此来打破欧洲盛行的关于美国文化低劣的说法。同时将使自由世界的文化向极权主义世界的文化提出挑战,“同时也将成为提高勇气和振奋精神的力量源泉,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法国和大部分欧洲的文化生活处于错位和瓦解的状态,而这次活动将向那里的文化生活注入某种判断力和自觉性”。

1952年5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受命监督中央情报局代号为“Packet”的心理战计划执行的进度和时机,并监督对海外“舆论引导者”施加压力的行动。这些舆论引导者包括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艺术家、教授和科学家。

把这些人争取过来,让他们回到争取“自主和自由”的事业上来,需要制定具有“学术性的行动计划,包括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专著和学术性刊物,建立图书馆,进行人员交流,资助教授等等”。

根据这道指令,心理战略委员会现在负责监督“道德重振行动”、“自由十字军”、自由欧洲电台、“和平与自由组织” 、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甚至对船只海上广播、“三维电影”以及民歌、民俗、民间故事和巡回故事员都管了起来。1953年6月,Packet计划还只是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教义宣传计划”的一部分,在一份新的文件中,其心理战的目标被界定为“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瓦解那些为共产主义和其他敌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说和思维模式”。按逻辑推断,这场说服教育运动将会在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被共产主义俘虏的展业人员中制造思想混乱、产生怀疑乃至失去信心。

因此美国的文化冷战斗士们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对纳粹主义豢养出来的妖孽,他们极力主张把艺术和政治区别开来;而一旦涉及共产主义,他们就不愿意把两者分别对待了。

文化冷战的,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整个前提就是作家和艺术家都必须置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

中央情报局的李·威廉斯解释说:“你们不是在谈论著名作家,著名音乐家和画家吗?无论是谁,只要他赞同加缪提出的为文化‘介入’而战斗的理念,那么他就不仅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要为表达某种价值体系而写作。只要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赞同,就支持。”

就连最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抽象艺术,也被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美国的文化官员们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是一种反共意识形态,一种自由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自由的创新精神。这种艺术既不影射什么,在政治上也不表态,恰恰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道而驰。这正好是苏联人仇视的艺术。还有评论家认为这种新的艺术为“独立的、自主的艺术,真正体现了国家的意志、精神和性格。

从美学特性上看,美国的艺术不再是反映欧洲影响的收藏馆,它不使外国各种‘学派’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的水平虽有高下之分,但都是一种组装、汇集和扩散而已。”因此,美国还因此资助现代艺术博物馆向欧洲输出其藏品。

1966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出版物《邂逅》是由中情局资助的,引发了许多指责,称这本杂志充其量只是迎合美国政府的心愿的一本反共产主义的杂志。紧接着,1967年,随着各界对中情局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批评之声越来越严重,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最终解散了。

刘禾认为,传统的文化冷战没有放弃大众文化,它是两条腿走路。大众文化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世博会等大型展览都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当年举办世博会,苏联明显比较笨,送去的展品是最先进的导弹这一类,而美国展览的是日常生活方式,电冰箱、洗衣机等等,这才是对苏联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美国推广大众文化是全球性的。70年代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大片,美国电影出口部门的一个头儿说,输出好莱坞大片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当拉丁美洲人看到我们的俊男美女手里拿着可口可乐的时候,我们就跟过去打开可口可乐的市场。

精英文化的冷战原来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门面出版社之类的办法可能用不着了,但西方的各种书展、文学奖(包括诺贝尔奖)、电影奖等手段,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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