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孤独、思者寂寞

无意意读到《人文科学的非预期价值》这么一篇小文章（见附录），这是一篇好文章。不只是因为它在为我们这些人文学科的价值追求说话，更在于他同时也为文科的研究提供一种反向思考的线索。

这样的文章，似乎应该让所有轻视甚至无视人文科学价值的教育部官员和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校长们读一读的。因为这些掌握着大量学术资源和建构学术场规则的大佬们，需要这样的实证的东西（尤其是文中提到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所做的研究）来给他们洗洗脑了。

自然科学的主流是研究生命与自然的现象与规律的，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人文科学也关心这些问题，但关心的问题会更宽广一些，比如人文学者会关心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人自身的问题（比如典型的问题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后面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一般理工学者的研究思维与研究领域。

我们作为人，当然有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人何以在此，而又如何存在，我们自然而然会关心人如何活得好，过得善。换句话说，科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是人的苦难与生命的苦难，这是哲学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导向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文价值，本来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核心追求。

一个没有好的人文学科基础的大学，谈不上好的大学。而没有人文追求的科学研究者，也肯定成不了真正一流的科学家。所以，中国虽然有了成堆的院士，却一直无法站在世界科学之巅，与中国的教育体系导向性偏失存在直接的关系。要不然，这么多人，这么多经费，中国早应该有令人瞻目的成就。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目前只有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尽管我们可以说，那是西方人设计的奖，评奖存在偏见与不公正，对中国的科学进步不了解等等。

在中国，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类的观念横行于世后，文科的价值就被低估了。

附文中提到著名学者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曾在博客上指责人文学科缺乏他所说的“应用价值”。他写到“人文科学的价值无法衡量，不过是一些学者的偏爱而已。”费希说，人文科学没有外在价值——工具性价值，不能提高生产力，也不能塑造智慧的公民、增强道德敏感性或减少偏见与歧视。这虽然是一个钓鱼贴，但却发现这确实是一种很有代表性观点。

前些日子，杨卫先生在与本人聊天时，就坦承，他们这样的理工科出身的人，几乎认为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是文科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这篇文章写于多年前，杨卫已经不当浙江大学校长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的观点是否有变化?他过得可好? 其实我认为他还是浙江大学最好的校长之一，他虽然不太明白文科的意义，至少还思考过这一问题，而有些校长则从不思考这一问题，只认为那些SCI有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下，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处于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经费减少、编制减少、学科严重萎缩。相反由理工量化思维提供的考核指标，让文科研究者也不得不挖空心思在所谓的SSCI、国家核心刊物、CSSCI之类的平台上发表文章，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获得晋升的机会。

如今，那种毕生追求一种深刻思想的学者，已经不可能在大学之内生存了。比如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帕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米德，还有普通语言符号学的创立者索绪尔，如果在今天中国的所谓一流大学中任职，估计他们一辈子都评不上教授，因为他们成果不多，最多出版了一本书，其中米德的著作，还是他的学生们在其身后收集多份听课笔记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

对成果量的追求的后果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确实如春水潮长，但随之泛起的无非是些枯草浮尘，大量平庸之作充斥着学术刊物。关系稿，人情稿甚至是金钱交易稿大行其道，思想的原创性，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了。同样理工科发表的SCI论文，创见同样少得可怜，有的人为追求发文的量，甚至伪造数据或者修改数据，发表假的实验报告。

其实，在我眼里，中国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科学家的。如施一公，从论文的质量看，他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身份，光cns三大顶级正刊，发表的论文加起来就超过50篇！这自然了不起了。但我喜欢他的不只是这方面，而是他不仅懂大分子结构（这是他的专业），而且喜欢艺术（喜欢画画），对一些社会公共问题也很关心。前些时候，看了他的弟子颜宁的一些材料和演讲，发现颜宁的出色之处，同样不只是专业上，也表现在她关心社会问题，如她对性别不平等问题就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另一位我更喜欢的科学家是饶毅。他的研究领域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及其在控制肿瘤转移的应用。我无法评论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但我欣赏他的是他干了一份专业之外的活儿——出任《知识分子》主编，这可是一般的理工科专家不愿意干的活，也干不了的活。另外，他在学校里还开设了一门课程《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据悉，在这门课上，饶毅没提一个字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反，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近一百多年来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以及发现背后的思想和思路。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你能说他讲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么?我还发现，他读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仅仅满足于教科书上的二手信息。

人文科学越来越边缘化的恶劣趋势，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我希望校长和部长们洗一个冷水脸，清醒一下。再这样下去，中国会你们搞坏的。

请看今日之中国，钱权交易，官商勾结，道德不张，良心弃毁，诚信不举，欺诈流行。行者孤独、思者寂寞。这样的中国，虽然富甲一方，然价值不张，其力必弱也，可悲也乎？

附录：人文科学的非预期价值

斯蒂芬•麦克萨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正来学堂，http://dzl.ias.fudan.edu.cn/ShowArticle.aspx?ID=16837

虽然表面上看“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在词源学上的渊源关系相当明显，但不知什么原因，人文学者总喜欢对自己的晚辈下手。在市场条件恶化，难以招募年轻人时，学者们就兴冲冲地自相残杀了。

就在一年前，著名学者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在他的《纽约时报》博客上谈到一个观点，即高等教育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缺席，其活动与“它对世界的可测量的影响”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最近他再次重复了这个观点。他单单把人文科学挑出来，指责它缺乏他所说的“应用价值”。他写到“人文科学的价值无法衡量，不过是一些学者的偏爱而已。”费希说，人文科学没有外在价值——工具性价值，不能提高生产力，也不能塑造智慧的公民、增强道德敏感性或减少偏见与歧视。

并不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人上钩了。一个多月来，教授们就人文科学的用途争吵不休。这种争论正好发生在大众越来越多地怀疑人文教授及其研究的价值的背景下。人们似乎有一个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有时候大声说出来的）感觉，即文科教授似乎试图在逃避什么，我们该怎么说呢，他们试图在欺骗我们。这种心在去年《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达到了逻辑上的高潮，该文的题目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文科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考虑到这“困难时期”几乎完全是美国的商学院毕业生造成的，如果有人需要证明自身价值的话，应该是这些人才对。但或许只是我自己这样想。)

所以当费希宣称人文科学研究的好处仅仅局限于研究者自己和课堂，因此公众不应该“资助我的美学鉴赏瞬间”。他实际上是很好地领会了共和党支持者的口号“钻探啊钻探啊，钱来了，钱来了”（讽刺联邦政府在海上石油钻探中的腐败—译注）中体现的当代思潮（zeitgeist）。

正如费希承认的，真正的议题不是艺术、音乐、历史、文学是否具有工具价值，而是对这些学科的学术研究是否有价值。很少有人公然宣称艺术或文学没有内在价值或认为它们的用途可以测量出来。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像美国各地医学院学生一样选修艺术课。研究者相信，艺术学习能够使得学生的观察力更强，思想更开放和灵活，简而言之，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医生。

1974年，国会成立了对国家生物医药和行为研究人体保护委员会。自那时以来生物伦理学家一直处于应用人文学科的前沿，尤其是在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成立了国家生物伦理学顾问委员会后，生物伦理学家在医药、生物技术和法律等问题上的政策辩论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出身哲学系。

虽然讲授毕加索或者康德可能需要学术上的思考, 但这些例子不能证明人文科学研究的用途，也不能证明这些学科的用途。医学院的艺术课不是有关画家莫奈（Monet）作品的学术研究，他们关心的是莫奈的实际画作。所以问题是：艺术、哲学、文学、历史的学术分析，也就是文科的学术研究是否有清晰可辨的用途?

实际上，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工具价值，但这种价值很少是直接的或者可以预测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1970年代和198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高德纳（Donald E. Knuth）突然意识到设计电脑软件实际上是类似于文学创作的美学行为。正如他在《文学化编程》(1992)）中详细表达的，他的电脑语言工作受到人文科学的重大影响。高德纳写了两个电脑程序—WEB 和 CWEB—部分因为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允许“一个人用意识流风格编程的”语言。

“意识流”是1890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首次使用的术语，用来描述人类思想概念的流动。后来它被文学批评家梅•弗里德曼（Melvin J. Friedman）所采用，此人在1955年出版了一本书《意识流：一种文学方法研究》。他用这个术语解释1920年代现代派小说中常见的没有编辑的内心独白。但高德纳自己承认，他的革新主要受到比利时电脑科学家皮埃尔•阿诺德•玛尼夫（Pierre-Arnoul de Marneffe）的影响,而玛尼夫则是看了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67年有关复杂器官结构的书《机器中的幽灵》受到启发的。《机器中的幽灵》的题目和思想则来自20世纪一项重要的人文科学研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挑战笛卡尔二元论的《思想概念》(1949)。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看得见的价值传承，笛卡尔研究导致了电脑科学的重大革新。

历史和文学研究也影响国家的情报界。当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1942年创立时，办公室主任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吸收文科教授加盟。他招聘了50多位历史学家来研发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分析方法。这些学者采用了文科研究的框架、脚注、尾注、参考书目、交叉索引、反向索引等指导下情报分析实践。这反过来使得战略服务办公室能够在一天时间内按重要性顺序编纂外国目标清单。

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主管的詹姆斯•安格勒顿（James J. Angleton）通过研究文学批评著作而养成的技能掌握了情报阐述技巧。理查兹（I.A. Richards）的《实用批评》(1929) 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n）《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 等学术著作帮助创造了情报分析和信息管理的新方法。情报分析科学实际上就是在文科学者提出的研究方法上创造出来的。

把这些故事联结起来的不是他们说明了文科研究具有工具价值，而是它们有非预期工具价值。这些学者没有打算也不可能预测自己研究的应用价值。但这不是说文科研究的应用性是研究价值所在。毕竟，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的时候并不是用一只眼盯着中央情报局的创立。相反，文科研究就像所有学科研究一样重要，恰恰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新知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这个原则最近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再次证实。科学家们画出了显示不同学科研究者展示复杂网络影响力的曲线图。他们跟踪阅读网上十万学术杂志的阅读模式，某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引用了另一个学科的文章时就记录一次，由此制成“科学点击流程图”。学科知识联系曲线图看起来就像车轮，其中的毂是人文社科杂志，位于边缘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杂志，辐条则由新兴的跨学科杂志如新能源、人文地理、生物多样性等构成。该图显示人文科学充当了学科之间的桥梁，激发新观点和新研究领域。正如该研究的作者总结的，他们的发现纠正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科学研究成果上偏少的错误。所以，即使像斯坦利•费希的人文科学提供了“美学鉴赏瞬间”的愉悦是真实的，但那显然不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上面提到的所有例子都是20世纪早期和中期进行的文科研究。(“新的研究成果在哪里？受福柯《性史》激发的酸奶冰淇淋技术在哪里？)但这是问题的一部分。现在只能辨别出20世纪人文研究的非预期价值，现在的人文研究的价值或许需要几十年后才能认识到。再过40年，人们回头看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说不定会认为这个时期是文科研究大丰收的黄金时代呢。我们不知道这种研究是否有应用价值。

因此，用途和预期后果是棘手问题。费希宣称他讨论的只是文科研究与最终的工具性价值之间“直接的和预期的”关系，以此回避实质问题。但任何学科的任何研究项目在科研的程序特征和它可能具有的最终效果或非预期影响之间都不存在直接的和即刻的关系。如果有的话，研究者就不必研究了，直接做完全不同的事好了，如政策实施或者资产管理。所以，当有人说文科研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非学术用途时，我觉得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说是大而无当，就像跨越牙签那样高的栅栏。预期结果和最终应用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所有研究中常见的现象，无论在什么学科都是如此，这也是任何科研的特征。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即使知道，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这些东西将来会有什么用途。

这是很正常的事。任何学科都有很多不清楚工具价值为何的研究的例子。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在一堵蓝色墙（不是红色）前面工作会促进创造性的思考。内布拉斯加大学和华盛本大学（Washburn University）的商学和社会学学者发现，打高尔夫球的女性在高尔夫课程上往往因为觉得自己掌握技术太慢的错误观念而感受到冷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土木工程师发现，人们买汽车时的选择部分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他们了解到那些追求地位的人更愿意购买昂贵的汽车，而顾家的人更愿意购买小型面包车。表面上看，这种研究似乎稀松平常或没有什么工具性价值。但它的真正用途恰恰在于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

长期以来，美国人具有赞赏为学术而学术的美德的传统。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鼓动创建美国宇航局时对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说，该新机构部分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苏联已经在前一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但它也有更抽象的理由。他指出，美国宇航局会刺激“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迫切渴望”，提升“国家的地位”，推动额外的“科学和探索”，创造更加丰富的“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机会，丰富我们的知识”等，因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

就算我们假定艾森豪威尔故意对其军事用途轻描淡写是一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为美国宇航局的辩护是多么抽象，纯科学研究、模糊性和无知结果的愉悦是多么根深蒂固。它背后的基本逻辑至今依然存在。美国宇航局花费了大量金钱，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或成年人美国宇航局的目的及产品，得到的答案可能是诸如“地球引力对番茄种子的影响”或“卫星技术”或“Tang饮料美味可口”的争论(和大众普遍的观念相反，美国宇航局并没有实际开发常常被归功于它的有用发明如唐牌饮料（Tang）或耐高温涂料特富龙（Teflon）或连接辅料维克罗 （Velcro)）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宇航局的作用不是获得让人怀疑的番茄种子数据，而是为了学习新东西。我们进入太空是因为我们想了解新东西，而不是我们得到的什么。美国宇航局是纯粹科研的最伟大纪念碑，把它的重要性放在某个具体结果上来衡量是愚蠢的想法。

我们预先并不知道科学研究的最终工具性价值如何，但我们还是要搞科研。公平地说，学习新东西当然好，不管它最终是否导致产生新技术或者其他用途。任何一个研究者，无论是美国宇航局工作人员还是诗歌学者都拥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不知道研究的最终结果如何。任何学科研究的共同点是结果未知。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现什么，这恰恰是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如果事先知道了科研项目的用途，那我们还研究它干嘛？

译自：The Unintended Value of the Humanities By Stephen J. Mexal

作者简介：斯蒂芬•麦克萨尔（Stephen J. Mexal）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Fullerton）分校英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