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海勒：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我们应该明白，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愿望及其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剧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人类主义进行自我转化，成为某种我们只能无助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我们就必须理解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
——伊哈布•哈桑：《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
本书以一个机器人专家的梦开始，这个梦对我来说近似噩梦。我正在阅读汉斯•莫拉维克的著作《心智儿童：机器人与人类智能的未来》（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欣赏其中奇妙而精巧的机器人，突然翻到其中一页，他说，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将人的意识下载到计算机内。 为了描述这种设想，他设计了一个奇思妙想的方案：用一个机器人外科医生，对人的大脑进行某种颅内吸脂手术，在清除颅内物质的同时读取每一个分子层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送到一台电脑里面。手术结束后，颅腔被清空了，患者正居于电脑的金属体内，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意识和之前毫无区别。
我问我自己，像莫拉维克那样聪明的人怎么会相信心智可以从身体分离出去？即使假设这种分离是可能的，人们又该怎样想象意识将会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中保持原封不动，似乎与具体化身没有关联一样？震惊之余，我渐渐发现有类似想法的远不止他一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诺伯特•维纳就指出了直接向人类/人体发送电报的理论可能性，莫拉维克的方案也是以这个设想作为基础的。 影片《星际迷航》的制作者在想象将身体非物质化，变成某种信息形式去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恢复成物质形态而且毫发无损时，他们正是基于相似的假设/条件。这种想法并不只限于贝斯•罗弗里达所说的“低俗科学”。 许多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理论都把信息当作身体表达的必要代码，这种做法也和莫拉维克的想法有某种相似性。 事实上，当前的文化有某种关键性的特征，那就是相信信息可以在不同材料的基质/载体之间循环，而且自身不被改变。所以，“传送我吧，史考提！”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社会的文化写照，并非言过其实。
循着这条线索，我被带入了一个迷宫，进而开始了一次长达六年的冒险旅程，在有关人机关系学的历史档案中摸索前进，采访计算机生物学和人工生命学的科学家，阅读关于信息技术的文化和文学资料，拜访研究虚拟现实的实验人员，钻研各种关于控制论、信息理论、自生系统论、计算机仿真和认知科学的技术论文。慢慢地，这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材料逐渐开始形成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强调信息如何失去“身体”，即如何被概念化，成为与物质形态相互分离的实体，而物质形态曾经被认为是信息赖以栖居之地；第二个故事集中关注电子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塑造为技术产品和文化偶像的；第三个故事与前两个牵涉颇深，它是关于一个具体的历史观念/建构（“人类”）逐渐让位于另一个不同的观念/建构（“后人类”）的故事。
这三个故事之间具有深广的联系。在有关电子人（Cyborg）的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连接有机身体和延伸假体的信息通道。这种设想提出一种新的信息观念，把信息视为某种无形的实体，可以在以碳元素为基础的有机部件和以硅元素为基础的电子部件之间相互流动，从而使碳和硅就像在同一个系统中运行。一旦信息摆脱载体的束缚，将人类和计算机相提并论就会特别容易，因为思维的物质性是通过个体例证予以说明的，对于思维的本质而言，它只是一种偶然性。此外，反馈回路的想法暗示，独立主体的边界是可供争夺的，因为反馈回路不仅可以在主体内部，而且可以在主体与环境之间流动。从诺伯特•维纳开始，信息通过反馈环就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结构密切相关，我所关注的也正是这种版本的“人类”。尽管关于“后人类”的阐释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
什么是“后人类”？不妨将它视为一种带有如下假设特征的观点/视角。（我并不认为这份清单是全面的或者权威的，而只是列举了一些在各种不同地方发现的元素。它是建议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 首先，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因此，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就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其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就像一个不断发展升迁的新贵，试图把一个次要的节目夸大为整个演出。而在笛卡尔认为自我是思考的心灵之前，漫长的西方传统都把意识/观念当作人格（人类身份）的中心；再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
后人类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为了阐明这种转变，我们不妨回顾一篇描述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特征的权威文章：C. B.麦克弗森关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分析。“个人主义观念本身具有占有性，本质上，个人是自己身体以及各种能力的最终占有者，其独占性并非社会所赋予……。人类的本质是不受他人意志影响的自由，自由是一种占有功能。” 以上斜体的文字为衡量人类和后人类之间的差异标定了一个便利的基点。“并非社会所赋予”这个说法，源于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市场关系兴起之前、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的一系列观点。（他们）认为，个人对自我的所有权在时间上要早于市场关系，并且不受市场关系的任何影响，因此，当一个人出售其劳动来赚取工资的时候，个人对自我的所有权就形成其他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然而，正如麦克弗森所指出的，这种想象的“自然状态”只是市场化社会的一种回顾性的创造。自由主义本身也是由市场关系的产物，实际上并非早于市场关系而出现。后人类通过消除“自然”本身，进一步摆脱了这个前后矛盾的悖论（麦克弗森语）。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试想一个“六百万美元先生”，一个后人类时代的模范公民。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他的确拥有自身的每一部分，但是，他之所以拥有，恰好是因为他购买了自身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因为所有权是先于市场关系存在的一种自然条件。类似的，关于自我（人本身）拥有某种力量、愿望或者意志，并且明显区别于“他人意志”的假设，也在后人类失去了基础，因为后人类的集体异源性特征隐含着一种分散的认知，分别位于相互之间仅有微弱交流的身体各部分（零件）之间。为了理解分散认知如何使个人机制变得复杂化，我们只需回想一下机械战警的记忆闪回与程序化指令相互交织的情形够了。如果“人类的本质是不被他人意志影响的自由”，那么“后人类”之所以“后”，并不是因为它必然不自由，而是因为没有一种先验的明显区别于他人意志的自我意志。尽管这些例子强调的是后人类人机关系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后人类的建构/观念并不要求他的主体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电子人（Cyborg）。无论身体是否受到干预，认知科学和人工生命等领域出现的各种新的主体性模式，都必然包含着一个可以称为后人类的生物学上依旧如故的“万物之灵”（Homo sapiens）。与这些典型的特征有关的，是有关主体性的建构/观念，而不是非生物成分的存在。
是什么造成了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既引起恐怖又带来快乐？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曾经遭到许多观点批评。当然，很多批评都是中肯、贴切，极具说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曾经指出，它（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被历史地建构成欧洲白人男性的，假想一种普遍性，用来压制和剥夺女性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不仅从（白人男性）自由主体的普遍性的角度，而且用一种统一、协调的身份理念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强调主体的杂种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比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将它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力主分散的主体性具有自由的潜力，散布在被他们称为“没有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的形形色色的欲望机器中。 在人机关系学中，对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尽管与上述观点有一些相关性，但它主要还是沿着——努力将人理解为一套信息程序——这条路线进行的。信息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形式（载体）。这种观点暗示，具体形象（身体）对于人也不再重要。在后人类的人机关系思想中，具体形象已经通过多种途径被大大贬低或者彻底抹去了。在关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其它批评中，特别是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这种情况是不曾发生的。
的确，人们可以争辩，对具体形象的消灭，是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和人机交互后人类的一个共同特征。与理性思维一致，自由主体具有（possessed）身体，但并不是经常表现为存在（being）的身体。仅仅因为身体与自我（self）并不一致，主张自由主体的普遍性就存在问题。这种主张取决于对身体差异标志的消除，比如，性别的、民族的和种族的差异。 吉莉恩•布朗（Gillian Brown）对人本主义与厌食症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她在研究中证明，厌食者之所以能够“克扣/亏待”身体，是因为身体被当作一个可以控制和掌握的对象，而非自我内在的一部分。引用一个厌食者的话——“你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你自己专制的王国，你就是绝对的独裁者”——布朗说，“厌食症就是一场争取自我控制的战斗，逃脱食物的威胁和奴役；自我维持、自我占有、独立于身体的欲望，是厌食者极重要的目标。” 将自由人本主义内含的自我占有价值发挥到极致，厌食者创造了一个身体的形象，其瘦骨嶙峋的样子，相当于一种有形的证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中心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心灵。后人类尽管在很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解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但它也和自己的前辈一样，强调的是观念而非具体形式（身体）。在《精神漫游者》（Neuromancer）中，当叙述者把后人类的身体描述为“数据做成的躯体”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生动的说明。 在一定程度上，后人类将具体形式（身体）建构成思想/信息的具体证明，是对自由传统的继承而不是抛弃。
追溯“天生的自我”与“控制论的后人类”之间存在的连续与断裂，并非是为恢复自由的主体而努力。尽管我认为应该严肃地思考，如何在后人类的语境中有效地阐明那些与自由主体、特别是与机构（agency）和选择（choice）密切相关的特征，但我不会为失去一个与统治和压迫行为相互纠缠的概念而挂怀。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可以采取干预行动，以免这种“分离”（dieombodiment）再次被改写进各种强势的主体性概念。我把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视为一种机会，藉此重新考查在当代关于控制论主体的讨论中，将继续被抹灭的肉体。我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信息是如何失去载体的？因为这个问题对创造亚瑟•克罗克（Arthur Crocker）所谓的“食肉的90年代”非常重要。 如果我的噩梦是后人类植入的一种文化——他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时尚的饰品（fashion accessories），而非自我存在的基础。那么，我梦想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后人类，他们尽可能地体现各种信息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或者无形的永恒；承认并且宣扬：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
现在也许比较清楚了：本书的标题“我们何以变成后人类”暗含调侃与反讽，但并不妨碍其严肃性。说白了，这个标题指出了另一些与自由主体迥然不同的主体性形态。如果把自由主体称为“人/人类”，那么他的继任者/替代者可以叫做“后人类”。本书记录了一些有关这种转变的历史进程，因此标题与内容是吻合的。但是，我的论述将反复地表明，这些变化绝不是彻底的转化或者突变/剧变；毫无例外，当他们在阐述新事物时，总是会借助传统的理念或者设想。因此，标题所宣告的变化，要远比“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复杂得多。其实，“人类”与“后人类”共存/共生于一个不断变换的结构中。这种结构总是随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改变。鉴于这些复杂的原因，在标题中采用过去时态——“变成了”——一方面是想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震撼，另一方面也想借鉴一些反讽的分析性观点，比如莫拉维克关于人类的后生物学下场的预言。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作者：[美]凯瑟琳﹒海勒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