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公众必须归位，做他们该做的事“

沃尔特·李普曼（Lippmann W.1889—1974），美国最富盛名的新闻评论家、作家。1958年获普利策奖。一生撰写了20多部著作和大量新闻评论。深刻的见解和勤奋的创作使其成为美国政治学、传播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声誉。

 20世纪20年代起，李普曼先后出版了六部著作：《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1920），《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1922），《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人的命运》（Men of Destiny，1927），《美国检察官》（American Inquisitors，1928），《道德绪论》（A Preface to Morals，1929）。前三部著作涉及新闻、舆论和公众，皆与民主政治相关。其中，《舆论学》被公认为是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

李普曼从未执过大学的教鞭，但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他不仅参与了美国在一战时分刮世界的“十四点原则”的起草，甚至深入战场负责过短暂的战时宣传。他于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赫鲁晓夫、尼赫鲁、墨索里尼等首脑人物都有直接的接触。

他知道读者最关注什么。自1931年起开始撰写报纸专栏，便将专栏名取为“今日与明日”。日复一日，他连续写了30多年，共1.4万余篇。这些作品被美国及其他国家至少有200家报纸通过报业辛迪加加以转载。美国著名专栏作界詹姆斯·赖斯顿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李普曼他天资聪颖，17岁时进了哈佛大学，修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还学了德语和法语，3年就完成学业。

他的导师中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纳。他的同学中有未来的名记者、《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和未来的名诗人、《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课余他当过《哈佛月刊》编辑，还与其他同学一起创办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毕业后，他留在哈佛一年，在哲学系当桑塔亚纳的助手，詹姆斯给他单独上过研究生课程。

离开哈佛后，他先给当时“扒粪者”（黑幕揭发者）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当秘书。

1913年，他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问世。1914年，他与人联合创办《新共和》杂志，一份至今尚在出版的持自由、民主观点的周刊。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一战引爆。此时，李普曼正担任《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撰稿人。当时，美国因循传统的中立政策而使本国涉身于战争之外，但随后迫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侵袭和经济上的压力，最终于1917年4月7日对德宣战。战争开始后，李普曼随即被豪斯上校秘密调入政府咨询小组，参与起草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但后来由于受到英法秘密协定的干扰，以及国内参议院的反对，“十四点计划”最终流产。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李普曼对谈判结果深感忧虑与愤怒。在失望之余，李普曼反观新闻界，由于战争期间曾在“美国情报调查局”供职，他深刻感悟到在“国家利益”的感召与强制性新闻检查下，新闻界充斥着宣传、欺骗与谎言,“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没有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之上”。 

1919年春，李普曼在给《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编辑埃勒里·塞奇维克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因此我决定写一篇长文，全面地探讨一下在新的情况下，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我的这一想法是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和官方的宣传机器打过一些交道，也是由于我试图重新阐述一下，在由政府进行统治这种现代社会条件下，和在具备了如何操纵人们头脑这种现代知识的情况下，思想自由这一问题又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到了秋季，李普曼完成的两篇文章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后来，李普曼又写了第三篇文章。几个月后，三篇文章合在一起出了单行本，取名为《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 

1920年，他开始任职于约瑟夫·普利策所办的《纽约世界报》，先写社论，后当编辑。就是在这一系列经历之后，他开始了先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后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的漫长岁月。

美国幽默作家、画家詹姆斯·瑟伯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妇人手持一份日报，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吃惊地对她丈夫说：“天哪，今天早晨李普曼可把我吓坏了。”可见，李普曼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连一个普通家庭妇女早晨一起来也要马上读他的具有震慑力的专栏文章。

在《纽约世界报》工作期间，正值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倡导的《纽约日报》“黄色新闻报道”流行时期。李普曼不赞成报纸不负责任地用肆意夸张、渲染的新闻报道来耸人听闻、招徕读者。

“黄色新闻”一词因《纽约世界报》的周日增刊登载连环漫画《黄衣小子》而得名。当时这两家报纸都以大量报道凶杀、灾祸、绯闻和丑闻，再加大标题、增刊和插画来吸引读者，展开了一场以扩大发行量为目的的黄色新闻报道大战，更以“黄色”手段煽起读者对西班牙的憎恨，为美国利用古巴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发动美西战争制造舆论。当年赫斯特的名言就是“你提供新闻，我提供战争”。

李普曼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认为：

“一切都很戏剧性，戏剧性便荡然无存。所有东西都加足香料，过一会儿所有东西就都不会有多少香味。一切都是新的、令人惊讶的，人的脑子就不再感到惊讶。”

在李普曼的影响下，《纽约世界报》后来在“黄色报道”方面有所收敛，变得稍有节制、注意准确性，但还是没有达到李普曼所希望的职业水准。

李普曼的专栏以题材及时、深入浅出、逻辑性强、生动活泼等特色吸引广大读者。他力求文章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往往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游移，所表述的观点也并非永远正确。比如，尽管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所提出的主要改革方案，但作为自由派人士，他担心在经济大萧条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出现独裁专制统治，所以对罗斯福总统不敢看好。

当时由平均年龄70岁的“九老”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阻挠新政，宣布许多改革措施违背宪法，罗斯福因此曾企图扩大最高法院，增补年龄较轻的成员。李普曼对此持竭力反对态度，竟在5个月内写了37篇专栏文章来谈这个题目。实际上，罗斯福与最高法院之间的这场斗争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李普曼则站在了保守派一边。

不过，在更多情况下，李普曼显示了正确的政治立场。

参议员麦卡锡歇斯底里大搞反共活动，李普曼谴责这名“流氓政客”以“赤色攻击”这一政治武器来打击和迫害进步人士。

他曾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峙局面，并创用了“冷战”这一名词，写了《冷战》一书。外交家乔治·凯南以X署名发表文章，主张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李普曼表示强烈反对，而主张美、英、苏三国放弃在德国的政治势力，从德国撤军，让德国中立。他担心“冷战”变“热战”，世界战火重燃。

杜鲁门总统派兵卷入朝鲜战争，他痛心疾首。当他知道是哪些人在决策这一军事行动时，他说道：“那些操纵我们命运的人的素质，更使我感到沮丧。”

越南战争一爆发，他就表明其反战态度，指称“美帝国主义”介入越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对北越的轰炸是“一种丧失道德的敌意行为”，也是“徒劳无益的”。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笔枪”，他这个“持枪者”被民众视为反战英雄，而把约翰逊总统气得在其椭圆形办公室里冲着“李普曼”这个名字连声骂骂咧咧，说他“背信弃义”，是个“老朽”。他与约翰逊之间的私人交情从此也就一刀两断。

李普曼188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上层家庭，父母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尽管是在一个犹太世界中长大，李普曼却不愿局限于这个世界，对其犹太血统采取了漠视态度。他认为，对犹太人的迫害固然促使所谓“隔都”（犹太人区）的形成，但正是“强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人恶劣的经济行为、其对普通人民的剥削，使其受害者坚持维护他们自身的民族利益”。他最反感那种“部落式的忠诚”，始终拒绝参加犹太组织，甚至放弃犹太文理学院给予的奖赏。他确实从来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一位犹太朋友说，连他们在一起玩“争抢”拼字游戏时，大家也都回避提及“犹太人”，以免惹他生气。这种态度或许有点偏激，但的确能使他比较客观、超脱地看待国际事务和美国对外政策。

除撰写大量专栏文章外，李普曼还著有多部著作，其中有关现代媒体的三本书《自由与新闻》、《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至今仍受到舆论界重视。在这些著作中，他分析了当时新闻界的种种怪现象，揭露沙文主义记者团热心传播由政府宣传机构发出的谎言，用“制造共识”、“刻板成见”等手法来向公众抛出虚假信息。

李普曼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当意见的自由显现成为错误的自由、幻觉的自由和曲解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几乎不可能激发出比自由本身所代表的更大利益，这种意见的自由是完全抽象化的自由，是对主智主义思想的过度改良。”

《自由与新闻》192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包含3篇文章：《新闻业与更高法则》《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自由与新闻》。它们是李普曼重要新闻思想的源头。他在这本书中试图阐释三个疑问：新闻最高级的法律准则是什么?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如何拯救自由的危机? 为该书1995年版作序的保罗·楼曾先生认为《自由与新闻》是李普曼文章中的重要转折。

在其中的《新闻业与更高法则》一文的开篇中，李普曼写道：“现代西方民主的危机是新闻业的危机”。一战后美国报刊业在政府管制和宣传控制下，变得极端“爱国”。报刊编辑认为报刊的最高职责是指导人民而非刊印新闻；是保护文明，而非刊登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李普曼认为，报刊是社会公器，其首要职责是向社会持续提供真实、可信、有意义的新闻。

在《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李普曼则从哲学上认识人自由的条件，从人实现自由所需要的信息基础出发，分析新闻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富有洞见的新闻自由观一一他并不认同三位先贤弥尔顿、密尔和罗素所倡导的绝对的、普遍的言论自由观，对这些自由观中蕴含的对人的理性过分依赖不以为然，一改传统将新闻自由寄托于不可捉摸并且并非可靠的理性和良心之上，将新闻自由的实现途径置于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新闻自由具有确定性并且在新闻传播实践上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在《自由与新闻》一篇中，李普曼认为新闻从业人员报道事实最为重要的是客观检验的理念。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在对新闻业改造的设想中，李普曼甚至提出要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的观点。这可以说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最早洞见。《耶鲁评论》（1913年）的一篇《美国报业的两次革命》中，李普曼更为乐观地预言了美国新闻业因客观性理念的植入所带来的专业化的深远影响：从一战后，美国报业开始了第四阶段——“专业化”阶段，报纸将会成为“训练有素的人员”的机构。它们将追求“尽可能地客观描述事实”以至于它们能够摆脱公众兴趣和偏见对它们的牵掣。

著名记者、前总统克林顿助理西德尼·布鲁蒙萨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假如李普曼像民间传说中的那个瑞普·凡·温克尔一样，睡了20年一觉醒来，揉揉眼睛，看看周围世界，他们的感觉将是不一样的。温克尔发现世界全变了：凶悍的老婆死了，女儿嫁人了，英王乔治的肖像被乔治·华盛顿的取代了。可李普曼却发现世界没有多大变化：布什总统像威尔逊总统一样巧舌如簧，为其所谓的“先发制人之战”辩护，而今天的新闻媒体也像近一个世纪前的记者团一样，站在沙文主义宣传车上，替总统鼓吹“先发制人”的必要性。

布鲁蒙萨尔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如今的新闻媒体时常帮政府说谎圆谎，替政府传播假消息。连《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也不例外。该报在2002年9月至2003年2月之间发表26篇社论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每篇社论都含有假情报，其中有的是直接由政府官员提供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用所谓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WMD后，该报以《铁证如山》为题发表社论，说是“难以想象谁还能怀疑伊拉克拥有WMD”。后来，在事实证明“铁证”是“伪证”之后，该报也没有作任何歉疚的表示，就这样溜之乎也了。布鲁蒙萨尔感慨道，90年前李普曼就率先分析过新闻危机，谴责过战争时期传播媒体与政府宣传之间的合谋关系，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零地带”（指灾区中心，原意为核弹爆心投影点）。

1922年问世的《公众舆论》是李普曼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著作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新闻业概况而写的，甫一出版，即深受美国新闻传播界和政治界的重视。全书的8个部分虽然是围绕报纸来展开的，但其论述的中心却不是报纸，而是舆论。什么是舆论？它是怎样形成的？谁是公众？公众舆论是怎样形成的？公众舆论何时能成为独立的力量？什么是新闻的客观性？怎样才能保持客观性？对这些舆论界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入阐释。

该书开头引用柏拉图的《共和政体》中的一段话说，穴居野人看到的世界只是在墙上舞动的影子。李普曼写道，美国人也是居住在洞穴里，因为媒体所传播的外部世界的消息是被歪曲了的，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新闻报道“缺乏客观标准和行为准则”，而在公众独立接触信息的权利被剥夺后，那些“假行家、冒牌者、沙文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就能随心所欲地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他认为，新闻工作的目的与“情报工作”相似，在这个作用上，记者是政府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他从决策者那里努力了解到实情，然后传递给构成公众舆论的公民们。他曾建议成立一个由“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组成的“情报局”，该机构能提供有关环境的“确凿而令人信服的画面”，向公众传播真实的信息。由于对政府不抱幻想，他觉得应由反传统政治的专家们来当现实的仲裁人，并希望这些专家能摆脱党派偏见，确立理性的稳固地位。为此，他甚至拟定了维护新闻客观性的“基本宪法”。

他告诫说：“一个大众的政府假如没有大众的信息，或大众缺乏取得信息的手段，这将是一场闹剧或悲剧的前奏，一场或许既是闹剧又是悲剧的前奏。知识将永远胜过愚昧无知，一个需要成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的民族，应该用知识赋予他们的力量来武装他们自己。”

李普曼认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现实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脑海中的图景’来采取行动。”

他认为，人们在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对媒介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而形成的主观现实。如果说媒介在再现客观现实中所建构的是媒介现实的话，那么脑海图景所反映的则是主观现实。

由此，李普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的“脑海图景”，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这就是“议程设置”思想的最初萌芽构想。

在这本著作中，李普曼引入了一个很有张力的概念“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他认为，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他指出，拟态环境影响人对客观环境的认识，与此同时影响人的现实行为。他说在书中写道：“人们的行为是对环境做出反应。如果见诸行为，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为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在这本著作中，李普曼还讨论了人的刻板成见问题。

所谓的“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判。

李普曼认为，人们生活中接触的外界信息刺激很多，不可能一一对应作出反映，于是便有一种自然的“省力”原则，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这便是依据信念（即刻板成见）对感兴趣的事物作出不经思考的直接判断。在李普曼看来，舆论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介、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累积下来的印象、偏见和固定的成见，一旦这种成见形成，它就会“淹没”人们对“事件”进行描述的“新视野”。

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李普曼是较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的学者之一。 

李普曼认为普通大众是一群没有主见、笨拙无知的“愚民”。这是他的另一本著作《幻影公众》的重要主题。

在这部被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称之为“具有说服力、充满生命力的观点”的著作中，李普曼以冷静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

传统的民主理论认为，在公众中形成的舆论和新闻界对信息的传播及其对公众舆论的反映乃是民主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在传统的民主理论家看来，公众是有政治能力的理性个体，如果为其创造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就能很好地促进民主。

李普曼根本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当今的普通民众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应关注舞台上展开的神秘故事，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普通民众……不听演讲，不读文件，……我相信他被赋予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被要求去实现无法实现的理想”。他写道：

“公众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明确地判断规则存在缺陷。我提出的‘认同’和‘遵从’两个方法可以帮助公众做出判断。但是，公众判断规则有缺陷，也许是因为他们错判了相关力量的平衡变化，或者是否忽略了某个要点或相关环境，或者由于规则本身的调节能力不佳，或者存在内在矛盾之处，或者晦涩难懂，或者阐释不清，或者缺少从普遍规则到特殊规则的推演，从而使公众无从判断”。

李普曼认为，传统民主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政府功能”与“人民意愿”混为一谈。 此外，传统民主试图通过舆论力量健全民主，这在李普曼看来也是枉然：“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而是相关的旁观者的声音。因此我相信，旁观者的观点必定在本质上不同于行动者，旁观者所能采取的行动也必定与行动者有本质上的差别。” 

在李普曼的观念中，旁观者无异于局外人，是不知情的大多数，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公众，而行动者才是真正的局内人，他们掌握足够的信息，有能力参与政府运作。

从柏拉图开始就有人相信，大多数人是受到他们最为低级的本能所支配。这种精英主义的传统认为，怠惰和无知的个体所构成的大众，根本不能在政府中起到主导作用，政府是让他们保持冷漠的一个设计，以免他们对自私与暴力的积极倾向破坏公共生活。 因为大多数公民通常在政治上是无知天真的，他们容易被那些蛊惑人心的家伙所引诱。民主的选择既不存在于通过选举出来的精英所制定的政策体系中，也不存在于全体公民持续的参与而制定的政策体系中。如果后一种情况真的发生了的话，实际的决策者会是那些嘴皮子利索的少数人，或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操纵者。 

李普曼认为受众对专家们表现出较大的依赖，因为这些人能使“一个无形的巨大的困难的环境”变得容易理解，即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据此作出明智的判断，然后将之提交给公众。

是以李普曼明确指出，“公众必须归位，做他们该做的事，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让我们每个人更有可能摆脱迷惑的野兽般的肆虐和怒吼。” “我们必须摒弃民主治理能够直接表达人民意愿的观念，我们必须摒弃人民统治的观念。取而代之，我们应该接受的理论是，通过偶尔动员大多数人，人民可以支持和反对实际掌权的个别人。我们必须承认，公众意愿并不总是直接参政，而只是偶尔介入。 

有论者分析说，通过把进步主义单一的概念——“公众”，无情地击碎成多元化构成体，李普曼作为后进步主义的政策构想开辟出一条新路。后进步主义的政策构想融入了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多元主义，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一项政策不过是公众利益的构想，正如哈罗德·拉斯韦尔1936年出版的《政治学））（Politics）一书的小标题：“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或者如E.E.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的客观观察，公共政策仅仅是“对政府提出的‘有效需求’产生的结果”，或者如杜鲁门·阿诺德（TrumanArnold）得出的那个惹人厌的结论，公众对于政治原则或价值的争论，不比神话表演或“咒语”（magic words）好多少。

李普曼的许多观点都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公共舆论》一书称之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 。因为李普曼的理论直接触动了民主所依靠的基石。不过也有人认为，李普曼之质疑“公众”，与其说他旨在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不如说他是对整个人类政治生活、对人性本身的怀疑。在书中，他更像技术分析员，热衷于展现人性以及政治运转的机制、模式，而不是随意评判哪种政治形式更为优秀或低劣。正如他的朋友伯纳得·贝伦森所评价的那样：如果瓦尔特·李普曼有什么烦恼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把政治当成一系列像几何学一样的问题来处理。

在70岁生日宴会上，李普曼自我评价说他为自己从事的“不简单的职业”感到“骄傲和高兴”。不过，在晚年他活得有点失意和冷清，因为他女儿把他送进了一家凄清寂寥老人院。

他的传记《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的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给他的一生概括道：“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国家共和大厦的重要的、聪慧的设计师。当他于1974年12月14日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留下了他的遗赠。”

本文部分材料来源于《凤凰周刊》总3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