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各说各话乎，公共对话乎？
文章来源：：李金銓（2013）〈各說各話乎？公共對話乎？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讀後有感〉，《書城》(上海)， 88期（9月號），頁94-101；89期（10月號），頁78-88. 《思想》（台北），第24期，頁231-266. 由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各说各话乎，公共对话乎？
一、前言
中国近代报刊大致有三个范式：第一个范式是国共两方面的党报，这里不必多说。第二个是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第三种范式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专业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商业运作都相当成功，但《大公报》更受知识人尊敬。林语堂毒骂《申报》「编得很滥」，《新闻报》则是「根本没有编」，却赞扬《大公报》是「最进步、编得最好的报纸」，「肯定是诉诸教育过高的民众」。[1]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风花雪月、有闻必录的猎奇「小报」，为文人所唾弃，但近年来有学者为它们「洗冤」。当然，任何分类都不能绝对化而导致非白即黑，当时许多大报也以小报作风招徕读者。
唐小兵博士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企图比较《大公报》的「星期论文」（1934-1937）和《申报》黎烈文主编时期的「自由谈」（1933-1934）。[2]他分析的重点是：「为什么这两个知识群体选择了这两家报纸作为舆论阵地，这两个知识群体是怎样历史形成的，其内部交往结构又是怎样的，体现了怎样的一种文化权力的场域？」（页9）本书有清楚的问题意识，涉及的层面甚广，包括这两个诠释社群的话语，自我意识和内在紧张，论述的义理、主题、价值取向和风格。唐著证据充足，分析细致，推论步步为营，最后联系并归结到公共舆论的宏大叙述。我在拜读以后颇受启发，愿意狗尾续貂，发表一些粗浅的读后感，以求教于作者和各路方家。[3]
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以后，知识群体日趋边缘化，于是传统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人，纷纷透过媒介、学校和学会，重新进入政治中心。本书所关切的毋宁是近代中国知识界「救亡图存」和追求现代性方兴未艾的一部分。场景是1931年日本引爆九一八事变，侵华日亟，中国何去何从？知识人「想象」哪些方案、思想、办法可以拯救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内忧外患的文明古国？他们对「亡国」、「亡天下」深有切肤之痛，也普遍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国」为安身立命的「实在」共同体，绝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抽象而缥缈的建构。他们对于「现代化」的想象一直是相当实在的，不是虚无的遐想。[4]这些救国方案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包括杜威/胡适的实践主义）、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包括从英国引进温和的费边社社会主义，乃至激进的共产主义），不一而足。但中国思想界病急乱投医，「主义」驳杂，「问题」混乱，各种势力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报人的热情与无奈。本书选择两个关键的论坛园地，做具体而微的话语个案研究，企图从小见大，以刻画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样貌和问题，透露了「后五四时代」启蒙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分道扬镳，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两条政治和思想路线分歧，其间更隐隐约约预示国共政权的消长与更替。
这两个报纸牵涉几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态。
第一，晚清到民国，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是中国报业和出版业汇聚的中心，因为这些口岸代表资本主义初兴的基地，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沿，不仅工商和交通发达，而且华洋杂处，容易接受外来的新思潮。报纸寄生于租界管治的权力缝隙，享受较大的言论自由；1933年国民政府中宣部在租界成立新闻检查所，在这以前上海租界的言论是免于政治审查制度的。《申报》在上海，《大公报》在天津，南北辉映，都是拜赐于租界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第二，五四运动爆发十年以后，文化重心南移，文人纷纷由北平南下，「上海这十里洋场既是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家国前途未卜，上海文坛却初放异彩」。[5]全中国只有上海这个「国中之国」，有能力包容、支持这么庞杂的文艺活动和报刊声音。一些左派异议文人在当局的迫害下，躲到租界寻求庇护，即使人身安全未必完全有保障，至少可以钻空子在租界宣扬政治理念；有趣的是他们基于民族主义，对租界既认同又排斥，可谓爱憎交加（唐小兵，页121）。
第三，这两派共同面对的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权」，有独裁之心，无独裁之力，新闻控制表面严厉，实质上存在很多漏洞。这应验了当年储安平的先见之明：「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6]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鲁迅本身，他为《申报》的「自由谈」写文章，屡遭中宣部的书报检查员删除若干句子和段落，但他在编成文集出版时，不但把那些文字补全，还特意在还原的文字下面画黑点标示出来。一般来说，国民党势力显然渗透不到报社的底层，只能在外部选定异己的报老板和主笔，或威胁，或利诱，或暗杀，但这些手段往往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第四，1920年代中国的教育界和法律界开始有职业觉醒，不惜挺身捍卫他们的权益，而1930年代新闻记者的群体日益成熟，也努力争取新闻自由，言论独立，力图摆脱政党的控制。江浙人士得风气之先，在知识界和新闻界尤其如此；晚清时，报业是这些科举落第、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归宿，但民国以后新式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渐渐成为主流，记者的社会地位提高，大报主笔和老板俨然成为社会名流，甚至跃居党国要人的行列。[7]
第五，对本书更重要的背景，如前所述，就是日本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又接踵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全国抗日情绪高昂，更激发报人以「文章报国」的迫切心里，《大公报》开设「星期论文」，《申报》的「自由谈」改变风格与论调。
二、文本与脉络：两个诠释社群
商业市场勃兴是报纸专业化的原动力，这在美国报业发展史看得很清楚。[8]在上海和全国，《申报》是最老牌的报纸，《新闻报》则是销路最大的报纸。《申报》创刊于1872年，史量才于1912年接办。清末民初《申报》只有访员，没有记者，是江浙落拓文人的归宿，内容以奏折、官方文书、各省琐录、诗词和广告（商家市价、轮船航期，戏馆剧目）为主，没有太多新闻。以1922年为例，《申报》新闻占不到报纸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国际新闻只占新闻的4%，根本微不足道；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也好不了多少。[9]话说回来，如果《新闻报》纯属商业经营，《申报》却在上个世纪三十年编印全国地图，发行年鉴、《点石斋画报》和《申报月刊》，成立新闻函授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形成文化事业经营。[10]直到那个时候，中国知识人对《申报》评价还颇苛刻，林语堂抱怨它因循守旧，以一些无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徐铸成也批评该报文字「不关痛痒」。[11]与此截然异趣的，则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瓦格纳教授及其同事们。他们民粹式地美化《申报》、《点石斋画报》和沪上小报，宣称这些报刊把中国带进「全球公共体」(global public)。我怀疑他们借用中国史料，过度迎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宏大架构。[1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举国沸腾，面对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大公报》为了巩固中央的领导中心，转而成为国民政府当局的诤友。对比之下，《申报》的史量才却由温和转趋激进，他邀请黄炎培、陶行知等人撰写评论，大声疾呼团结抗日，严厉谴责国民党「安内攘外」的剿共政策，导致于1932年7、8月间，长达37天，《申报》被国民党禁止邮递到上海租界以外的全国各地。[13]后来虽然言和，但史量才拒绝党部派员到报社内指导。当他赴南京见蒋介石时，还对蒋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刻变了脸色。」[14] 1933年起，他请由法国回来的黎烈文接编「自由谈」，锐意革新，一登场就宣称要「牢牢站定进步和现代的立足点」，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黑暗，「绝不敢以茶余饭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黎烈文首先停掉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接着带进鲁迅、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叶圣陶等作家，「自由谈」俨然成为左翼的喉舌。但黎烈文饱受国民党的压力，在1933年5月3日撰《编辑室启事》，讽刺时局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呈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妄谈大事，少发牢骚」。他的编辑生涯只做了一年五个月，1932年冬起，1934年5月9日止。史量才于1934年遇刺身亡，鲁迅接着于1936年病逝。
鲁迅为「自由谈」写过133篇杂文，用过39个笔名。1933年前半年批判国民党剿共不抗日，下半年集中于社会与文艺批判，1934年则是批判帮闲文人、文坛及文化现象，这些文章全部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其余编为《花边文学》。他自言「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根据鲁迅新闻系年的资料，从1933到1935年，我的统计显示他的笔炮所及，至少轰炸48人次（包括黎烈文编务时期34人次，张梓生时期14人次），「重灾」对象包括林语堂（7次）、胡适（4次）、杨邨人（4次）、梁实秋（3次）、张若谷（3次）和施蛰存（3次）。他「不留面子」，照轰同党的廖沫沙和田汉。[15]鲁迅在为「自由谈」投稿以前，已经在许多报刊炮轰过许多人（如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这个统计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自由谈」固然以鲁迅为中心，但不仅止于鲁迅，鲁迅和其他同文的话语和关系网络都必须做更细致的整理，才能看到比较整体的图景。
《大公报》自称是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公器，不惜高薪养士，希望办成《泰晤士报》般的影响力。《大公报》正因为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成功，客观保障了它的言论独立。但该报却始终怀疑商业和金钱的腐蚀力量，矢言「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极力维持儒家自由知识分子轻财重义的作风。它认为言论独立必须来自知识人的良心，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调节，故高悬「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并获得1941年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外国报纸奖，允为中国新闻界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竿。[16]「星期论文」（1934-1949）学自欧美的传统，出自张季鸾的主意，商请胡适登高一呼，并由胡适出面组稿，象征学界与报界的合作，蔚为自由派知识阵营的言论重镇。15年间总共注销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位，一直维持到国共政权易手为止。
一直以来，左派控诉《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小骂大帮忙」，俨然成为颠扑不破的定论了。其实，在抗战以前《大公报》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颇为严厉，但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季鸾为了巩固领导中心，转而支持国民政府，蒋且以国士待之。张季鸾于1941年去世后，胡政之与蒋介石来往并不密切，继任主笔王芸生与国府若即若离，其言论更受到国共双方的责难。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翻案文章，尤其以方汉奇的见解最受重视，他认为《大公报》实际上帮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替共产党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17]必须指出，《大公报》以「不党」为号召，一旦发现记者有国民党的背景即予辞退，但国民党的身份是公开的，而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却是秘密的，党员的身份更是隐蔽的。最后1949年杨刚和李纯青策反时，谜底揭晓，发现《大公报》有许多地下党员长期埋伏其间。[18]《申报》的社会教育事业本来就任用李公朴、艾思奇（化名李崇基）等一批左翼人物，撰写抗日反蒋的文章。[19]若谓《申报》与左联和地下党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谓地下党对该报的编辑政策和言论方向毫无影响，当属匪夷所思。可能囿于数据未解密或政治禁忌，本书在这个问题上面着墨不多。
本书作者引述王泛森的话：「思想之于社会就像血液透过微血管运行周身，因此，这必定与地方社群、政治、官方意识形态、宗教、士人生活等复杂的层面相关涉，故应该关注思想概念在实际甚或世界总的动态构成，并追寻时代思潮、心灵的复杂情状。」（页12-13）这是作者认定的研究取向和分析策略。一言以蔽之，我想作者是企图联系文本(text)到语境（context），即是把文本放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来理解。由于「读后感」不能取代文本阅读，又限于篇幅，我无意也无法详介唐著丰富的主题和细微的分析。我仅归纳几个重点于下表，挂一漏万，自所难免：
《大公报》星期论文 | 《申报》自由谈 | |
籍贯 | 江浙人士占一半。（1934-37统计共40人） | 江浙人士占一半以上（1932-35年统计共43人，江浙籍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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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作者 | 北方著名大学教授（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为主），留美学人高达一半，次为留英者。言论为其教书以外的副业。 | 许多自学或读师范学校，留日者占三分之一，但多未获学位。文艺青年出身，多是卖文为生的左翼职业革命家。蜗居上海亭子间。 |
与当局关系 | 九一八事变（1931）以后，拥护中央，与政府合作，为其「诤友」。参加政府者 （含入阁、国民参政会、当技术专家、政治顾问）占40人当中的65%。 | 一半以上为左联成员。面对当局书报检查，左翼又内部倾轧。 |
论政主轴 | 以精英专业学理出发，从事知识启蒙。从自由主义立场温和批评，督促政府渐进改革，实施民主宪政。「制度内改革」 (change within the system)。 | 凭新闻阅读所得，以阶级立场诉诸民粹和道德主义，并据以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改革制度」 (change of the system) |
论政风格 | 多数具名负责。同人论政，和而不同。自许以「公心」正面表述，与《大公报》的「四不主义」精神相契合。 | 多数用笔名，少具真名。言论立场一致对付当局，但内部倾轧不已，可谓「同而不和」。以「推背图」（反话正说、「正面文章反看法」）为论述方式，如投枪匕首，冷嘲热讽。 |
话语性质(Williams, 1977) | 主流/支配(dominant)论述，兼及另类(alternative)论述 | 敌对(oppositional)论述 |
代表人物 | 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张奚若、吴景超、潘光旦、萧公权、梁实秋 | 鲁迅、茅盾、周扬、郭沫若、胡风、瞿秋白、郁达夫、巴金、老舍、叶圣陶、田汉、夏衍、曹聚仁、冯雪峰、胡愈之 |
先说文本的解读。唐著说要辨析关键词的意义，其实他用的还是朴素阅读的老办法，使文本的意义在阅读中跳出来，并找到内在联系。这是不可或缺或取代的步骤，但如能用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解读，主题应该更鲜明有序，更有系统，层次更分明。「话语分析」的方法仍在各学科领域发展之中，差异甚大，有的还不太稳定。我推荐的是社会学家盖姆森(W.A.Gamson)所提出的「建构性话语分析」，步骤是先把报纸言论的文本解构打散，再往返反复重构，归纳集合成为几个「意识形态丛束」(ideological packages)，从而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全面而崭新的理解。每个「意识形态丛束」由隐喻、举例、警句、描写、视觉映像、后果、道德原则等元素烘托而成。一个总结性话语包括几个次级话语，一个次级话语又可能包括几个第三级的话语，形成既提纲挈领、层次分明而又意义丰富的枝叶网状结构。[20]这个分析方法当然不是万灵丹，但若配以成熟而灵活的学术判断，却有助于深刻解读文本。我获益于此，颇愿推荐一试。
其次，作者把两个诠释社群成员的「生命世界」(life world)联系到话语的解读。概括来说，平津派学者以江浙籍美英归国学人居多，在著名大学任教，他们从自由主义的学理出发，自许凭借「公心」，多以具名的方式为国是建言，说的是正面话，其论述目的是追求「制度内改革」(change within the system)，督促政府温和渐进，实行民主宪政。胡适在《新月》时期对国民党批评严厉，后来与蒋介石的关系改善，又加上共赴国难，转而与蒋温和合作，也是温和的批评者。[21]其他学者也先后入阁或当政府顾问。
相对的，上海左翼文人也以江浙人居多，多半教育不完整，生活穷愁潦倒，大多以匿名方式，凭新闻阅读的敏感性，再通过瞿秋白等地下党人所提供的政治情势和动态，在十里洋场卖文为生。他们多半和左翼文联有组织和思想的关系，故以半懂非全懂的阶级立场看问题，诉诸民粹和道德主义，「正面文章反看法」，反话正说，即以号称「推背图」的方法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为的是挑战或颠覆主流的话语。这批文人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矛头指向当局，希望从根本「改革制度」 (change of the system)。被鲁迅称为「正人君子」、「博士」（胡适、刘半农）、「汉子」绝非好事，因为那纯是挖苦。他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更是毫无保留的人身攻击了。他对国民党的否定几乎是全盘的、彻底的，连政府为策安全转移北平文物到南方，在鲁迅看来也成了置北平民众（包括青年学生）安危于不顾的证据。
用英国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说，平津学者提出的是「主流（支配）论述」（dominant discourse），与当局的基本立场若符合节，或「另类论述」（alternative discourse）,肯定当局的主旨或假设，再提出另一种途径以达成之；而上海文人提出的则是「敌对论述」(oppositional discourse),与支配性的论述针锋相对。[22]最后，从这张人际网络图里，何不按图索骥，寻找在各自的社群中谁是意见领袖，谁是追随者，谁是当中的桥梁，谁是偶而投稿的边缘人物？它们的组织形式、互动方法是什么？他们的言论和组织、行动之间的关系何在？
三、关于方法论研究设计的几个问题
在方法论上，本书采用典型韦伯式的「理想型」(ideal type)比较法，从两个报纸的论坛中投射出去，看到中国近代「反传统启蒙」(anti-traditionalistenlightenment)的知识人所形成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诠释社群。「理想型」的分析以小见大，图以有限的案例，提炼有普遍意义的洞见，在做法上一方面假设内部的同构型，一方面放大外在的异质性，以便比较观察。在这个比较、推理、归纳的过程中，力求逻辑严谨，证据充分，而且必须恰如其分，否则解释过度，犹如解释不及。我以为在比较「外在的」异同以后（即统计学上的between variances），必须回头检查「内部的」差异(within variances)，内外兼顾，始窥全豹。试举以下这些问题来说明：
1. 这两个诠释社群是自觉建构的，还是后设概念？
以「星期论文」和 「自由谈」象征中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阐释社群，是不是报馆有意识建立这种言论风格与言论阵地，因而责成编辑精心挑选特定的的作者？作者是自觉的站队，还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星期论文」作者的群体自觉是否较显豁？「自由谈」除了靠史量才和黎烈文在台面主导，还有没有左翼文联的组织力量在地下运作？
尤其重要的是：本书是否以「后设」的概念分析文本，以呈现鲜明的主题？文人是自由人，并不专属哪家报馆。许多报人在回忆录提到为各不同的报刊投稿，有为了稿费，有为了复杂的社交网络（乡谊、人情、校友）[23]，因素不一，但他们未必优先考虑政治立场，何况言论壁垒未必如后人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陶希圣回忆，「星期论文」办得成功，是因为张季鸾从中联络平津教授，礼貌隆重，稿酬优渥；而同在天津的《益世报》，因为没有张季鸾这种鲁仲连式风格的人，学术副刊就办不好（唐小兵，页102）。胡适和丁文江固然是《大公报》「星期论文」的重量作者，却也是《申报》邀捧的文化闻人。1931年，《申报》五十周年的大开本纪念册中，最重头的就是胡适等人的文章。同年，《大公报》出满一万份，胡适的贺辞盛赞《大公报》比老牌的《申报》和《新闻报》办得好。1932年《申报》六十周年，又特别推出丁文江主编的巨册《申报地图》，销售很好。在1927年移居上海以前，鲁迅曾给广州《国民日报》和《国民新闻》投稿，文章并为《中央日报》转载。报纸与作者的关系如此交错，如何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论述社群？
2. 个案时间抽样的问题
在时间上，黎烈文于1934年结束「自由谈」的编务，张梓生接任后，不久「自由谈」就寿终正寝了。「自由谈」结束以后，「星期论文」才正式登场，一前一后，严格来说是没有比较分析的「同时性」的。《申报》在上海，《大公报》原在天津，要到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在津沪同时发行，两报才同时以上海为家。[24]唐著着眼于诠释社群的话语，本来不必完全拘泥或计较时地的参差，但为了求全，似不妨以间接的办法补救这个缺陷。什么办法？胡适出版同人杂志《独立评论》（1932-37）在先，再同时为「星期论文」（1934-49）组稿，使自由派的言论流通更广，由于两者发刊时间部分重迭，作者群也接近，唐著如能比较「星期论文」和部分《独立评论》论述主题的异同，当可进一步建立「星期论文」对自由派言论的代表性，也增强「自由谈」与「星期论文」的可比性。
3. 两报「内部」的横向和纵向阅读
「星期论文」足以代表《大公报》吗？《大公报》足以代表自由主义吗？「自由谈」足以代表《申报》吗？《申报》足以代表激进主义吗？本书作者以时间纵向阅读「星期论文」和「自由谈」各文，好处是目标单纯，思路清晰。但这里涉及三个解释上的问题：其一，如此「孤立式」阅读，可能导致过度解释，割断文本与整张报纸风格和立场的有机关系（下面再谈）；其二，只有研究者会这样阅报，读者总是浏览大概以后，再细看若干内容；其三，如果不横向阅读报纸的其他内容，恐怕不易为「星期论文」和「自由谈」的文本清晰定位。
以横向比较来说，《大公报》最拿手的是社评、各种学术和时事周刊（如「星期论文」），以及国内外特派记者的通讯特写。「星期论文」的创设原来有意让主笔每周休息一天，故如能从侧面比较「星期论文」和前后两任主笔（张季鸾和王芸生）所写的社评异同，当能更清楚看到整个意识形态光谱的异同与变化。另一方面，黎烈文（和继任的张梓生）时期的「自由谈」对抗建制，勇猛辛辣，前后不过两年多，在《申报》老店内部究竟算是化外的「言论租界」，还是整个报纸风格与论调的延伸——换言之，是例外，抑或常态？在功能上，「自由谈」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反蒋言论是否有配合与分工？除非横览《申报》其他新闻和广告版面，甚难了解「自由谈」的文本是在报内什么语境下形成的。
除此，《申报》前后两段的「自由谈」还得进一步纵向比较。「自由谈」创于1911年（比史量才接手《申报》还早一年），原由王纯根主持，后来由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接棒，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政权的控制较弱，他们用冷嘲热讽的笔调讽刺时局。这种风格和内容流行这么多年，自有其市场和惯性。1932年，就在鸳鸯蝴蝶派当红鼎盛期，史量才突然心血来潮，说变就变，一剎那旧貌换新颜，全都以鲁迅匕首式的革命杂文风格取代？这个急转有无过程，与老主笔陈景韩（陈冷）离职有无关系？鸳鸯蝴蝶派从此在《申报》销声匿迹？前后两段的「自由谈」难道只有断裂，没有延续与承传？果属如是，史量才戏剧性转变思维（包括聘请黎烈文为编辑）有何过程，他面对国家存亡如何选择言论方向，他与国民党斗争如何相激相荡，而黎烈文又如何能够快速组织一支左翼的写作队伍，左翼文联是否在背后发挥或隐或显的作用，这些问题想当有层层的权力交涉，至关重要，焉能轻轻一笔带过？
一般人贬斥鸳鸯蝴蝶派是「报屁股」文章，以风花雪月、奇闻异事、猎奇趣味，提供市民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不能登大雅之堂。1950年代以后官方许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独尊鲁迅、茅盾式向国民党白色恐怖「投枪」的杂文为「新文学」的正宗，连带批判「鸳鸯蝴蝶派」为「五四逆流」，而胡适派虽本是「五四正流」，却因为政治立场而成为「反动派」。鲁迅这批人是看不起鸳鸯蝴蝶派的。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坛之一瞥〉痛骂上海文人轻薄无聊，专以写作「才子加流氓」的小说为能事，矛头对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25]次年，鲁迅讥评鸳鸯蝴蝶派为「肉麻文学」，以「夜来香」为例，「真集肉麻之大成，尽鸳鸯之能事，听之而不骨头四两轻者鲜矣」，代表「洋场上顾影自怜的摩登少年的骨髓里的精神」。[26]然而是否除了「肉麻」与无聊，鸳鸯蝴蝶派就一无是处？若干受到「后现代主义」启发的学者显然不服气。李欧梵辩驳道，鸳鸯蝴蝶派在二十年代以文字游戏作合法斗争，以讽刺的文学风格表达民意，其发挥批评政治的功能甚至比三十年代鲁迅的意气之争还大。[27]循此思路，陈建华称道鸳鸯蝴蝶派在感知层面发挥「大众启蒙」的功能，虽然与五四的思想启蒙模式不同，却代表「被压抑的现代性」，开拓的言论空间更是近代史上的「黄金时代」。鸳鸯蝴蝶派反映了都市中产阶级的日常欲望与物质文化，涉及生活各方面——包括新婚姻恋爱观、家庭问题、社会弊病、民众苦难、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矛盾——而且以嬉怒笑骂的方式边缘战斗，以至于挑战并颠覆宰制的权威、传统与成规。[28]这个争论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4. 两报「外部」在报业生态中的横向比较
在上海，报纸以商业运作为主，《申报》能推出「自由谈」这种专栏，其他大报（如《新闻报》）又如何？几家大报和林立的小报有无互动？大报与小报读者是否互通？小报是否提供文字粗通的都市边缘人逃避社会压力，长期而言小报是否促进报刊的「非政治化」？是大报乏善可陈，市民只好看小报？我们知道：小报作者间中为大报供稿，鲁迅常从小报找评论的材料，左联的徐懋庸跑到小报去回骂鲁迅，大报也有小报作风。总之，这方面的关系比想象中复杂，但严谨的研究尚付阙如。
我想必须检视整个报业生态，才能断定《大公报》和《申报》是否独树一帜，甚至鹤立鸡群。兹举例二例说明之。第一，除了《大公报》和《申报》，其他报纸也开办类似的论坛，这两报独特在那里？《大公报》标榜「四不」，力求不偏不倚；《申报》的「自由谈」由鸳鸯蝴蝶派转成左翼言论堡垒。成舍我的《立报》用人不拘一格，各种专栏左右言论兼容并蓄，他的作者和《大公报》或《申报》有无交叉重迭，是否另成一格的言论派别？第二，1933年储安平接编《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副刊，办得像「自由谈」那样色彩鲜明，言辞犀利，只要不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就行。该报副刊一方面批评林语堂的《论语》，说他提倡幽默是开文坛恶毒谩骂的风气，另一方面又批评鲁迅和他身边那帮普罗文学作家，「不务正业」，为人极不宽容，只会讽刺冷嘲，挑起笔战，但又不给解决问题的答案。尤有进者，「中央公园」除了支持当局以外，无论作者群、文章性质、言说方式，还是关注的问题，均与「自由谈」惊人相似。1934年改版，储安平逐渐脱离「自由谈」的风格，转而模仿《大公报》的「星期论文」，终因人脉不足而告失败。[29]储安平仍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初出茅庐而有理想的编辑，深受「自由谈」和「星期论文」两个典型的影响，不言可喻。储安平刊发文章支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如同近代中国其他知识分子，他的自由主义夹杂了民族主义和权威意识。他从英国回来编《观察》，变成激进的反对派，那是后来的事了。
5. 两个诠释社群的内部差异
以整体而言，「星期论文」的平津学者和「自由谈」的上海文人有显著的差别，但他们的内部差异也不可忽视。我们除了注意主旋律，还要聆听多样的变奏曲，因为其间的紧张状态有时可能危及主旋律的完整性。自由派阵营闹过一些别扭，但因为和而不同，仍然维持很好的交情。例如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胡适担心中国没有贸然开战的条件，力主和谈，委屈求全，以换取时间长期准备，傅斯年为此愤而威胁要退出《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又力排众议，独战群雄，反对蒋廷黻、丁文江和钱端升等人主张以「新式独裁」取代民主；及至抗战时期，学术中心迁移到后方，西南联大的自由派教授纷纷向左转，「星期论文」作者群的意识光谱包括左中右，更不是单一或统一的论调。[30]
「自由谈」的成员党同伐异，纠纷未已，情况更加复杂严重。唐著把林语堂、徐吁、丰子恺、夏丏尊、吴稚晖等人都算到「自由谈」的作者阵营里（页162-166），我觉得这个标签未免贴得浮泛，以致有误导的危险。这些作家未必属于或靠拢左翼阵营。林语堂是推重《大公报》而轻视《申报》的。以鲁迅和林语堂而论，「相得者两次，疏离者两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林语堂语）。[31]这应该是他们两人再度「疏离」的时候，鲁迅换各种不同的笔名在「自由谈」撰文，大肆攻击林语堂，指斥他倡导的「幽默文学」和「闲适文学」为「油腔滑调」、「油滑轻薄猥亵」、「实不过是『黑头』和『丑脚』『串戏』时表现的滑稽而已」、「只是一种名存实亡的『零食』，因此不管它如何变换手法，也总是不能避免没落的命运」，「也只能当它『顽笑』看」。鲁迅不满又不屑地说：「民族存亡关口还倡导什么『性灵』文学！」[32]数据显示，此时两人尚有社交来往，但鲁迅用化名把该骂的话都骂尽了。鲁迅之于林语堂，诚如西谚所言：「有这种朋友，那里需要敌人？」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鲁迅觉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书报检查不足畏，反而是左翼内部射出来的冷箭更难防。鲁迅在上海被推为左翼文联的精神领袖，但他与党书记周扬的阵营有许多矛盾。周扬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这边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除了口号和路线，加上宗派情结，双方动了肝火意气，明争暗斗，可谓水火不容。鲁迅致函友人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转引自唐小兵，页240）。他说田汉是「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33]田汉是鲁迅笔下「四条汉子」之一，其他三条则是周扬、夏衍和阳翰笙。周扬企图以组织名义指挥鲁迅，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34]正因为鲁迅视「四条汉子」为死敌，文革期间「四人帮」算起老账，他们遭受了无限上纲的迫害。还有，年轻的廖沫沙（化名林默）毫不知情，竟然写文章骂鲁迅杂感是「买办」的「花边文学」，鲁迅在文章结集时故意取名《花边文学》以为反讽。[35]鲁迅即在病重，还忍不住和左翼阵营内靠拢周扬的徐懋庸打了一场热滚滚的笔战。[36]鲁迅（未名社）与郭沫若(创造社)历史上恩恩怨怨更是离奇，他们化友为敌，恶言相向，郭沫若要鲁迅收回不必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1966年文革时期毛泽东审批江青所提出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肯定1930年代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批判另一派的「国防文学」为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迫使郭沫若立刻表态，由仇鲁迅转为亲鲁迅，毛甚至亲批把郭文送《光明日报》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37]这些左翼的阋墙之争，不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历史云烟，而对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斗争（例如「胡风案」和文革）、舆论导向和文字斗争的风格，都具有血淋淋的指标意义，值得重新梳理审视。[38]
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时代志同道合，后来在政治取向上闹翻了，彼此很少来往，不管鲁迅怎么骂，胡适都不还口。胡适早年受梁启超启蒙，但在他留学归国以后治学方法和政治见解都与梁大相径庭。鲁迅文风接近梁启超「笔锋带有感情」，但他对梁的政治主张和文学成就似颇不屑，曾言：「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39]梁启超和胡适宣扬清代考据的成就，鲁迅几近栽赃地诅咒说，外敌入侵的关头做这种事，「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40]鲁迅常提到邵飘萍和《京报》对他的影响。邵飘萍常为《申报》写北平通讯，徐铸成为《京报》写上海通讯。鲁迅写「自由谈」的杂文时，攻击力和战斗力特强，大有万夫莫敌的气概，这时他已进入个人生命的最后驿站，揆其文风、意理、人际和政治网络，是否一以贯之，和以前各阶段有何同有何异？这两个论述社群承先启后的关系是什么，尤其值得注意。
四、唐著所引申出来的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平津胡适派的自由主义学者，与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左翼文人，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却一致高估了言论报国、以文字改造社会的力量。他们都是「反传统主义的启蒙者」，处于价值激烈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前沿，全面抨击旧传统，鼓吹新西潮，但他们从小在内心深处受到中国文化的浸淫熏陶，挥之不去，故在文化认同、价值取向和思想模式各方面大抵具有中西的「两歧性」。[41]平津派学者迷信文字和思想的力量，显然是延续中国士大夫「立言」不朽的传统。鲁迅尽管怀疑文字的力量和立言的价值，假定他不看重自己「投枪匕首」的文字，根本犯不着阴郁尖诮，对敌对友、对旧文化、对国民性动那么大的怒，我想这是典型鲁迅式的吊诡。
问题是中国没有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尽管新式学会社团逐渐兴起，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白话文应运普及，社会意识跟着提高，但影响所及仍以都会为限。[42]即使《申报》和《大公报》的流传再广，也是点的，限于都会的知识群，不是面的。中国幅员广大，识字率低，城乡差距大，报纸无法渗透到全国社会底层，下层社会的启蒙还必须靠传统文化的形式（如演说、戏曲）。[43]尽管如此，以零星的数据推断，上海报刊覆盖率或许可观，[44]但反观各报馆局促在狭窄不到一百米长的望平街，落魄文人蜗居亭子间，这幅浮世绘不啻刻画了十里洋场的边缘角落。近代中国报刊在型塑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有何角色与贡献，现在总结起来实在过早，在更多扎实的经验研究出现以前，我毋宁保持一种谨慎怀疑的态度。[45]
平津自由派教授有知识的优越感，把启蒙视为理所当然的分内事。胡适除了在二战期间应召出使美国，曾多次婉谢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入阁邀请，却口口声声表示愿意留在政府之外，做国家的「诤臣」，做政府的「诤友」，颇有「作之师」(educate the chief)的味道。他早年提倡「好政府主义」，这个「低调民主」碰到「高调革命」便窘态毕露，被中共戴上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46]《独立评论》的成员如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人，在一个「前现代」的国民政府工作，始终是权力圈的外人，做装饰品，算是「尊」而不「重」。即连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也受尽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污秽气，宋子文连对美交涉的文件都不给胡适看。[47]坦白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成气候，这些教授高高在上，生活在大都市，交往圈和世界观也多半在知识阶层内，和底层民众是脱节的。
左翼文人诉诸大众，对于自己能不能代表大众，充满了身份的焦虑感。他们的话语从「结合工农」取得武装的道德感，既企图为工农代言，又想启蒙他们；一方面颠覆既有秩序，一方面建构一个单元而专制的话语。底层民众是否领受得了文人的代言和启蒙，懂不懂文人的话语，都不应该想当然耳。左翼文人后来纷纷投奔延安，发现气氛和上海迥然不同。鲁迅是左翼阵营中的「离群者」，他是悲观痛苦的虚无主义者，他反对所有的权力；在左翼阵营中，唯有他未对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赞过一词，而只一味猛烈批判群氓的国民性。他骂阿Q式愚昧顽劣欺骗的国民性，不比骂当权者或其他文人少。只要民众落后，他就要启蒙他们，就要对他们进行思想革命，所以「他的接近民众，始终是出于个人的反对权力，而不是追随民众，更不是充当民众的代表。」[48]鲁迅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相当零碎，他使用阶级分析是因为符合他同情弱者的需要。
在林毓生看来，胡适和鲁迅都承袭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意图伦理」(韦伯所说的ethics of intention)的谬误，即是企图把「政治道德化」（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认为政治问题可以用文化、思想、道德的方案来解决，政治活动不许参杂丝毫道德暧昧。这种逻辑如果推到极端，则为了实现崇高的意图，当可不择手段，以不道德的方法完成道德的意图。[49]林毓生批判「意图伦理」，同时提倡韦伯的「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愿意承认世界不完美，知道良善的意图可以导致相反的效果，因此有时候愿意以妥协的方式处理问题。这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不会徒为保全玉碎（意图），而打破瓦全（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胡适和鲁迅是有分别的，因为胡适不止相信思想与文字，还颇具政治感和判断力。
唐小兵的关怀最终归结到「公共舆论」的问题。他没有像瓦格纳般削足适履，以中国史料去迎合哈贝马斯的理论；至少他的答案开放的，未如瓦格纳在「先验上」假定「公共领域」的存在。哈贝马斯建构的「公共领域」，一方面免于资本主义的异化，一方面免于列宁专制主义的异化，追求近乎乌托邦的境界，使人们能够充分地进行批判性的沟通，互相争鸣，使理性更澄明。[50]相对于此，英国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阐发「意识争霸」的过程说：「鲜活的霸权恒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生产、保卫与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51]霸权不是一个谦和揖让的静态成品，「争霸」是充满竞争乃至斗争的动态过程，论争团体相争互鸣，有进有退，有分有合，有合纵有连横，有助力也有阻力，是主动不断积极介入的过程。参酌威廉斯的洞见，我在评论瓦格纳的书时表达以下的看法：
既然「公共领域」是理性沟通的「动态」场域，除了文本(text) 分析，我们必须看到「人」的活动，了解传播者（报刊及其主笔）和受众如何透过文本（内容）而产生甚么互动（思想变化、行动、效果、影响）。…我们需要内证（文本的理路）与外证（语境和脉络的联繋）交叉配合，才能推敲「公共领域」是如何运作的：各受众群体（阐释社群）究竟如何解读报刊文本？它们是各说各话，还是围绕公共议题展开生动的沟通、对话和辩驳？在这个互动的场域中，报刊到底是调节者、仲裁者，或是议题设定者？在众声喧嚣中，读者有没有进一步化对话为公共行动？[52]
回顾本书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自由谈」作者一致反对国民党，但政治帮派严重分歧；「星期论文」是自由派学界同人的组合，背景和理念接近，较易建立沟通和共识，但历史上也是有演变的。问题是这两个诠释社群「之间」，有没有沟通、诘难、交锋、共识的基础？数据显示，上海左翼文人动不动冷嘲热讽平津的教授们，例如鲁迅经常肆意揶揄「胡博士」（胡适）和梁实秋等人，曹聚仁挖苦「胡圣人」，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但「胡博士」和他的朋友们对来自上海的挑衅一概不回应，处之泰然。1936年9月，鲁迅步入生命最后阶段，仍致函曹靖华，说到北平的报纸还肯记载他病重，「上海的大报，是不肯载我的姓名的，总得是胡适林语堂之类」，言下忿然。[53]那年年底，胡适致函苏雪林，劝她要公私分明，攻击私人行为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又说论人须持平，并赞扬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以及小说史研究是上乘的。胡适说：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判，一定可以产生效果。[54]
我抄录这段话，实有感于这种宽容开放的态度是建立「公共领域」的必要前提，在举国一片党同伐异声中犹如空谷足音。胡适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对鲁迅们表现出来的气度可能源于他的过度自信，因为他「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只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鲁迅他们「成气候」与否，姑不置论，我要指出的是：探戈舞要有伴才跳得起来，一个巴掌打不响，胡适他们不回应，上海左翼文人只能唱独角戏了。有去无回，中间断线，这两条并行线不交叉，这就形成了「各自表述」、各说各话、信者自信的局面，我们看不到「公共舆论」复杂往复的互动、争鸣、折冲与沟通。再说上海沦陷以后，《申报》并未迁到后方，在孤岛与日伪合作继续出版，有道德污点，抗日战后自然被国民党方面接收，1949年被中共封掉。国共内战时期，《大公报》走中间路线，直到最后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主笔王芸生宣布向共产党「投降」。[55]公共舆论纵使萌了芽，也来不及长出苗。
报纸当然有话语，但各报的话语与话语之间如果只像孤立的浪花，起起落落，没有掀起互动的壮阔波澜，那就未必形成有现代意义的「公共舆论」；而光把各种话语杂然并陈，听任它们独自喧嚣不已，纵然增加参与者和旁观者的热闹，却也无法促进「公共领域」的理性沟通。当然，报刊言论不能脱离社会脉络单独看，即使京沪两派各说各话，没有在战场上直接交锋，并不意味它们在舆论环境中毫无作用。整体而言，媒介在社会学家所说「界定局势」(definition of situation)和「现实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过程中有形和无形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得追问这些言论对各自的(甚至对方的)读者群发挥多少影响力，留下什么文风，带进什么新观念，解决什么问题？它们如何促进沟通上下，联系左右？我们有无证据说明报纸摧枯拉朽，加速国民党政权的溃败？于此，唐著所选择的两个个案提供了什么短期和长期的象征意义？众人走过的路必然留下痕迹，有的径道也许被历史烟硝湮没了，如何挖掘残留的蛛丝马迹，连点成线，联机成面，则是一场艰辛而必要的历史重构。若不先廓清这些多层互动的场域，以及考察这些对话的机会与限制，空口抽象讨论「公共领域」只怕是浮游无根的。
最后，我们势必要讨论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命运在中国的消长。余英时在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时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实践主义思想挡不住共产主义的狂流？原因当然很多，但也涉及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胡适是提倡「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人，在方法论上援引杜威的路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坚持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他自然不愿触及「中国是什么社会」这样全面性的论断，但也因此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56]国共政权交替以后，胡适在中国大陆声名狼藉，犹如丧家之犬，毛泽东于1950年至1952年发动全国政治运动批判胡适，1954年至1955年更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57]滞留大陆的胡适派学者纷纷出面划清界线，而且扭曲历史，上线上纲地诋毁胡适，他们自己且沦为「反右运动」的祭品。胡适先流亡美国多年再回台湾，他曾被蒋经国的军方政工势力猛力围剿。[58]至于胡适在《自由中国》运动的角色，论者已多，我就不再画蛇添足了。[59]
鲁迅在中共建国以前13年即已瞑目，没有亲眼看到当局给他的无上崇荣。但他的幽灵飘荡不逝，被官方树为一贯正确的「神主牌」，当年的敌友在政治上都走过不同的崎岖路，「胡风案」株连甚广，郭沫若在文革期间捧鲁迅以避祸，但其着例而已。鲁迅一介独立的知识人，个人主义色彩极浓，他反对一切权力，从不屈从任何权力；毛泽东只能团结并利用知识人，而不许他们闹独立。鲁迅知道知识人对社会的感受永远是痛苦不满的，他对作家与政治人物的关系是深有戒心的：文学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发出怒吼，预示反抗的到来；第二阶段，行动取代写作；第三阶段，文学不是歌颂革命，就是吊挽旧社会与旧文化的灭亡。[60]鲁迅被推为左翼文联的精神领袖，却从未入过共产党，其顽强、不屈服权力尤甚于其他同路人。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忆述，1957年毛泽东到上海小住，湖南老乡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片刻后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61]有人怀疑周海婴只是耳闻，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就算毛没有说过，这句话的确引人深思。以鲁迅骨头之硬，会屈从于「新社会」的党令吗？当年被鲁迅百般揶揄的胡适博士，晚年相信鲁迅如果还在一定「是我们的人」，这是一厢情愿，还是有些道理？
鲁迅的光辉革命形象也许没有褪色，但大陆学界开始重新发现、评价胡适的现代意义，胡适已经蔚然成为显学。例如当年的左翼知青李慎之，一辈子崇拜鲁迅的深刻勇敢，轻视胡适的肤浅怯懦，但他到了晚年(尤其是「六四」以后)痛定思痛，却不断宣扬要回归五四，以前跟着鲁迅把传统个人道德「破」得殆尽，现在更应该向胡适学习如何「立」民主制度了。[62]扬胡而不抑鲁，李慎之的态度也许是一叶知秋。有趣的是当年在国民党压力下去职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命运如何？抗战结束后（1945）黎烈文即已随陈仪赴台，出任《新生报》副社长，后来滞留在台大当法文教授，日子想必不会过得太惬意。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斥责他「后堕落为反动文人，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直到1987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才除去这个罪名，2009年《鲁迅大辞典》用了1000字介绍他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亲密关系。[63]有趣的是当年在国民党压力下去职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抗战结束后随陈仪赴台，出任《新生报》副社长，后来滞留在台大当法文教授，日子过得委屈；1987年版《鲁迅全集》把他列为「反动文人」，要到2005年版才除罪，并用1000字介绍他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历史与政治的纠缠曲折诡谲，是是非非，实在一言难尽，唐小兵博士倘能联系个案分析到事情后来的变化，当必更有「鉴古知今」的深意在焉。
五、结论
报纸是「公器」，代表舆论。要是不服膺这个古典民主理论的基本假设，则目前的讨论便无立足点。「星期论文」的作者强调「公心」，《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自许。然而何谓「公心」？「公心」是否就是「四不」？《大公报》强调发表意见不带成见，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公器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我认为是儒家自由主义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结合，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专业精神的标竿。[64]《申报》象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前沿的雏形文化产业，迎合新兴都市中产阶级文化的市场需要。这两报代表本文文首所提到「专业报」和「商业报」的主要典型。
唐小兵博士选择《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为个案，以小见大，生动刻画了五四以后在「救亡图存」、内忧外患、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群体如何分化，而这个知识群体分化是和整个中国政治社会的变化互为表里的。以这两报的言论堡垒为镜子，投射到中国报业发展与公共舆论的状态，到知识群体与意识阵营的分合，到报界、知识界和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至于管窥中国何去何从的轨迹。个案研究做得出色，应该施展这种独特的「秘密武器」，剥笋见心，尝一脔而知全镬，犹如牛顿从苹果引申到地心引力的定律。当然，在从小向大、由里往外推的过程中，牵涉到许许多多逻辑的跳跃，那就必须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从种种直接和间接证据旁敲侧击，还原历史，真实呈现「人」与「事」在历史场景下交织演出的一场戏。
唐博士实事求是，廓清了一些新闻史的复杂轮廓。历史面貌是必须联系文本和层层语境经过阐释获得了解的。环顾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正统新闻史界的书写，一方面片面堆积流水账似的史料，一方面根据党意或己见空发议论，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而这个历史评价又随着政治气候而变化。因此，鲁迅的脸谱是一贯 「正」的，而胡适的脸谱是一贯「歪」的。大陆历史学界人才辈出，各自精彩，努力挣脱政治的魔咒。我不专治新闻史，但以我片面的观察，知道新闻史研究远远落后于整个历史学科之后。在中国，新闻史写作最需要提倡朴实的学风，严格的训练，讲究用问题意识、逻辑推理和经验证据，从点到线到面到结构，铺陈并呈现有意义的历史图像。学子切勿一下子就跳到「史论」，史实贫瘠，赘论满篇，事情没有搞清楚就「微言大义」起来了，实在不是很好的学风。本书作者本科念新闻，后转攻历史，再从事新闻史研究，现在回馈给新闻史界，也算是饮水思源的「古风」。
在唐博士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胡适，是「历史的」鲁迅，不是以后人的偏见给他们画成神或鬼，而是两个活生生、有个性、有关怀、有情有仇、有重大影响和有主客观限制的人。从胡适，到「胡适群」，到自由派；从鲁迅，到「鲁迅群」，到左翼激进派；它们象征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诠释社群，提供中国两条道路的部分蓝图。1949年以后，但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人，不论左右，历经反右和文革的种种运动，无不惨遭磨难或灭顶。然而那些人所播下的思想种子，是否已经完全湮灭在政治瓦砾和历史尘土？不，以今视昔，我们还感受得到那一代知识群体的热血在奔腾，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所争吵的，举凡民主宪政、新式独裁，到民族解放、阶级平等、个人自由，无不余波荡漾，在国族血脉和知识人心中隐隐发作。他们的言论牵动中共建国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他们提出来的问题至今仍然活力蓬勃，此所以李慎之要提倡要接续胡适对自由民主的启蒙，也是唐小兵要回去研究胡适和鲁迅的缘故。先驱者的思想魂魄还不停地与当代人对话、诘难，斗争。我们不断还原历史，廓清事相，分析他们思想的根源、潜能与限制，并赋予我们所处的时代意义，其动力在此，其目的也在此。
[1]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34。
[2]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承密苏里大学张咏教授提供许多发人深省的意见，做为本文修订的基础。
[4]LeoOu-fan Lee (1990), “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Paul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Ideas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9-135.
[5]王德威：《如此繁华》，香港：天地，2005年，页112。
[6]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第2卷，第2期。
[7]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页32-39。有报人在回忆录感叹这个职业辛苦，也有人说大报记者出入富贾名流。无论如何，社会上对记者职业的确日渐认同，北平燕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吸收不少家境好的学生，《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学生也有不少来自医生和公司职员等正经职业。
[8] Michael Schudson (1978), Discoveringthe News, New York: Basic.
[9]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页146-147。
[10]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页69-70。
[11]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页135。徐铸成批评段祺瑞执政时期，《申报》「国家大事很少触及，专谈小问题，而且文笔曲折，兜圈子，耍笔头，不伤脾胃，不关痛痒，友人比之为《太上感应篇》」。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1。
[12] Rudolph Wagner, ed. (2007),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SUNY Press。书评见李金铨：〈过度阐释公共领域〉，《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110期，页122-124。
[13]黄瑚、葛怡廷：〈从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所刊内容看史量才政治立场的转向进步〉，载傅德华、庞荣棣、杨继光主编：《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50-159。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过从甚密，在同一阵在线反对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14]黄炎培陪同史量才去见蒋介石，这是根据黄的回忆，转引自熊月之：〈《申报》与近代上海文化〉,载于傅德华、庞荣棣、杨继光主编：《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页6。按，史量才购进《新闻报》一半股权，故称两报有数十万读者。
[15]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年。鲁迅的话引自页93，统计根据新闻系年的资料，见页448-549。
[16]李金铨：〈序言--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载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页16-19。（繁体字版，台北：政大出版社，页22-25）。
[17]方汉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载方汉奇等着《大公报的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23。
[18]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载李金铨编着《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409-416；天津《大公报》的地下党员多为周恩来在南方局的旧部，见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过程：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为例〉，载上书，页356-368（尤其是页360-361）；《文汇报》一报有地下党员近20名，见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1998年，页190。据此推论，《大公报》各地设有多馆，地下党员当远多于《文汇报》。
[19] 见傅德华、庞荣棣、杨继光主编：《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页109。
[20]William A. Gamson (1988), “A Constructionist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11:161-174; William Gamson, A. David Croteau, William Hoynes, and TheodoreSasson (1992), “Media Imag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37.
[21]高力克：<在自由与国家之间：新月社、独立社留美学人的歧路>，载李金铨编着《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页130-134。胡适致罗隆基函（1935.7.26）说：「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不能『小事胡涂！』」又函蒋廷黻（1937.4.25）说：「蒋介石先生确是一个天才，只可惜他的政治见解嫌狭窄一点，手下人才又不太够用，真使人着急。」见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书信选》，上海：三联，2012年，页240，278。此后，1956年胡适在台北的《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劝蒋介石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以无智「御众智」，以无能「乘众势」，绝对节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不轻易做一件坏事，才能做一个守法守宪的总统。此文乃犯蒋氏之大忌，见张忠栋：《胡适与雷震》，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页156-157。
[22]RaymondWilliams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例如1933年12月27日鲁迅致台静农信，说他不能在「自由谈」发表文章了，但《申报月刊》尚能发表，「盖当局对于出版者之交情，非对于我之宽典，但执笔之际，避实就虚，顾彼忌此，实在气闷，早欲不作，而与编者是旧相识，情商理喻，遂至今尚必写出少许。」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页498-499。
[24]《大公报》开沪版时，《申报》和《新闻报》带头抵制，后来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徐铸成：《回忆录》，页69）。但后来上海的报业公会每两周举行「星期五聚餐」，中坚分子包括《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和胡仲持、《大公报》沪馆副经理李子宽和徐铸成、《新闻报》严独鹤，加上《立报》的成舍我、萨空了。他们不但定期吃喝联欢，也交换广告发行信息，讨论如何对付新闻检查。1937年，上海沦陷，《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和《立报》自动宣布停刊，但《申报》照常出版。
[25]王德威：《如此繁华》，页125。
[26]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页512。（见1934年5月8日条）。
[27]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二十一世纪》，1993年，19期，页39-51。
[28]陈建华：〈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页186-209。陈氏认为「鸳鸯蝴蝶派」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见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到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页iv。
[29]韩戍：〈初做编辑—储安平在《中央日报》（1933-1936）〉，《传记文学》（台北），2013年，102卷4期，页46-74。
[30]章清：《「胡适派学者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418，467。
[31]陈漱渝：〈「相得」与「相离」--林语堂与鲁迅交往史实〉，载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页1-15。林语堂的话引自页2。
[32]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见页454，491，510，514，518，524，532，535新闻系年各条目。
[33]房向东：〈「同一阵营」：「旗手」与「战友」的纷争—-鲁迅与「四条汉子」〉，载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页339-366。鲁迅对田汉的批评，引自页344。
[34]景凯旋：〈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书屋》200年，第10期。
[35]陈漱渝：〈廖沫沙误伤鲁迅〉，载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页384-387； 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页520，见1934年6月28日条。
[36]鲁迅抱重病作文，阐明自己坚决拥护并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徐懋庸等人在小报骂鲁迅「笔尖儿横扫五千人，但可惜还不能自圆其说」。鲁迅致友人信，说徐懋庸「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见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页557，1936年8月25日条。又见陈漱渝：〈「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记〉，载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页367-372；房向东：〈「传话人」与「替罪羊」—-徐懋庸夹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同书，页373-383。
[37]叶德裕：〈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载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页301-313；廖久明：〈也谈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同书，页314-322。
[38] 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下）〉，《书城》，2013年，2月号，页5-17；3月号，页12-22，此文甚有启发意义。
[39] 1927年春致台静农函，要求转告刘半农，辞谢瑞典探测学家提名鲁迅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曾为美国记者斯诺列举中国五大杂文作家，依次为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可见文人的关系不断在变化。
[40]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页523，见1934年7月23日条。
[41]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1989年，页173-174。例如胡适承袭传统价值，整理国故，而且有浓厚的群体意识，而不是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鲁迅劝青年学子毋读中国书，他自己却多读线装书。
[42]民国报刊只在大都市流通，殆无疑问，但几个全国性大都市报刊的普及率应该是蛮高的。以1946年为例，全国报纸发行量仅200万份，近半集中在上海南京（60万份）、北平天津（30万份）。在上海南京一带，《新闻报》号称销20万份，《申报》10万份，南京《中央日报》7万份，上海《大公报》5万份。见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页193-194。
[43]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44]若按1946年的数字计（见注42），上海和周围市民阶层透过阅报所、家庭邻里交换、茶馆会馆订报，报纸传阅率应该比发行量大数倍。市民甚至以《申报》统称报纸。每份《申报》要转卖三次，早晨先以原价卖给中等收入阶层，报贩回收以后中午转卖中低收入者，晚上再卖给低收入阶层。顾执中幼时家贫，举债度日，所看的《申报》就是晚上买的。陶隐菊的回忆录也提到这一点。以《申报》10万份销路计，假定每份卖三次，每次10人传阅，则阅报率高达300万人。若再加上《新闻报》、《大公报》和其他大小报，报纸在上海市民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报纸对中国「现代性」有何影响，都尚待做许多基础研究。
[45]李金铨：〈报国情怀与家国想象〉，载李金铨编着《报人报国》，页24-34。
[46]潘光哲：〈《我们的政治主张及其纷争》：1920年代中国「论述社群」交涉互竞的个案研究〉，载李金铨编着《报人报国》，页169-170。
[47]黄波：〈将心托明月，明月照沟渠〉，《书屋》，2004年，第11期。
[48]景凯旋：〈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书屋》，2004年，第10期。我相信，鲁迅再生，目睹有昏人盲目美化文革时期的工农德性，必将横眉怒目，起而斥之。
[49]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北：联经，1989年，页234，238。按，苏维埃革命成功，罗素访问苏联以后即作此说，因此修正以前同情苏俄的态度。
[50] Jürgen Habermas (1989), The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1] Raymond Williams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112.
[52] 李金铨：〈报国情怀与家国想象〉，页32。
[53] 王春森、许兰芳编着：《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页557-558，见1936年9月7日条。
[54]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书信选》，页274-275。（1936年12月14日）
[55]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过程：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为例〉，载李金铨编着《报人报国》。
[5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1987年，页568-569。杜威的美国弟子也面临这个困境，左翼进步主义分子转而追随马克思主义。我想到社会学家C. Wright Mills，他原来立基于实践主义，充满社会改革的锐气，与当时主流结构功能论的保守倾向格格不入，后来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愈变愈激进，在英年早逝以前写过政治性册子支持古巴革命。
[57]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2003年，页318，323。
[58]尤其重要的是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布了极机密「特种指示」，长达61页，名为《向毒素思想总进攻！》，诅咒胡适和《自由中国》最厉。军方控制的报刊随歌起舞，大肆攻击心目中的敌人。该机密文件收录于雷震：《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社，1978年，页109-145。
[59]例如林淇瀁：〈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机器的分与合〉，载李金铨编着《文人论政》，页310-350（政大版，页351-393）；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1987年，页259-293；雷震：《雷震回忆录》。
[60]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页260-261。
[61]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另外，1950年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他与鲁迅曾有恩怨）亲自答复说:「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牛汉，〈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当代》杂志，2008年，第1期，页83。
[62]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书屋》，2001年，第5期。
[63]孔见、景迅（2012），<《鲁迅全集》注释中的黎烈文>,载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页144。
[6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