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咏、李金铨：半殖民主义与新闻势力范围： 二十世纪早期在华的英美报业之争
張詠、李金銓（2011）〈半殖民主義與新聞勢力範圍：二十世紀早期在華的英美報業之爭〉，《傳播與社會學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7期，頁165-190。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半殖民主义与新闻势力范围：
二十世纪早期在华的英美报业之争
张咏、李金铨
导言
西方强权常常将其社会组织形式，例如银行、俱乐部、报纸，一并移植到海外殖民地。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不啻是帝国主义的角力场，英、法、德、日、俄、美纷纷争逐势力范围。这些殖民者意图影响中国人的观念意识，积极出版中文书刊；此外，又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出版本国语言的报纸，多达一百余种（Chao, 1931）。本文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初叶至1930年代初英美在华英文报纸的竞争。此时，美国经历了「进步运动」，加速在远东的扩张，开始挑战英国在华的殖权。本文希望探讨殖民者在华兴办外文报纸的动机何在，为谁服务，以及这些报纸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爱德华·扎伊尔德(Said, 1978)曾论及西方强权在海外殖民地的「文化与帝国」，他认为西方的文学、社会科学以及大众文化一起造就了歪曲的东方形象：东方要不是西方文化的附属物，就是西方文化的敌人，非此即彼。西方文化凭借这样的叙述，使殖民掠夺合理化。西方国家的「东方主义者」对异文化的歪曲叙述，显露了「话语暴力」。后殖民主义研究受萨氏的启发，着眼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相互作用（Pratt, 1992; Takvakoli-Targhi, 2001）。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呈现多元的话语建构，包涵各方面的影响。他们认为，西方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的关系虽不平等，博弈却始终存在。殖民话语争论的主要平台是报纸，报纸对殖民者的态度、殖民方式的形成和转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例如寇代（Codell, 2003：15-25）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和其他英属殖民地，报纸书写着某种「共同历史」，英帝国和殖民地国家「共同对自身和对方进行文本构建」。报纸既体现帝国主义统治的「威权场所」，又是显露殖民地抵抗的「分裂场所」，属性看似相反却并存。
殖民国家和被殖民民族的话语博弈，固然是殖民主义的重要面相，其实列强之间也彼此进行意识形态的角力。传统上东西方二元解读仅着眼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双边联系，但殖民主义是环环相扣的国际框架，无论整体与部分之间，或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皆彼此相关。列强之间在扩张殖民时所常见的冲突与竞争，更绝不可忽视。当今世界诸国互相依赖的联系愈来愈深，但权力利益之争却一刻未停。惟有理解早期殖民国家的竞争，才能够深刻体会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及其与今日全球化格局的关系。
本文旨在指出，二十世纪早期英美在华办报不仅仅是为了凝聚两国在华侨民，巩固各自的殖民势力。更重要的是，英美借在华竞逐殖民势力，在观念和做法上多有争论，而报纸推波助澜，不啻推动了英美殖民势力的重新分配，也促进了殖民格局的重新画定。
英美在华兴办英文报纸的基础相差甚殊。英人在华所办的英文报纸早于美国人，尤其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1951）开办最早，影响也最大。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在华没有出版影响力太大的商业出版物，例如《上海通信》月刊（Shanghai News Letter）影响很小，有的发行未久即夭折（Chao,1931）。1901年，摩根大通公司代表威利斯·格瑞（W. Gray）创办《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这是美国在华所办的第一份日报，但在1911年即转售英人（Powell, 1936）。然而在1920-30年间，美国在华报业稳定而迅速发展，及至1930年代中期，在上海办有六家报纸和新闻杂志，堪与英国的八家匹敌（Ma, 1935）。这些英商和美商的私营报纸，都不遗余力支持母国的外交政策。当时美国驻华记者柏德逊（Patterson, 1922：3）就说，外国在华报纸的新闻报道「几乎不得不受到报纸编辑人员及其拥有者的国家利益所驱使」。英美在华的英文报纸一致响应英美政府的中国政策，动员读者支持英美政府殖民扩张目标，它们几乎是英美在华殖民者的发言人、组织者、意识形态的理念陈述者，甚至是美英和中国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官」。殖民者借助报纸重塑殖民主义话语，以推进西方霸权在华的竞争。
本文所分析的第一手历史数据，数量既丰，类别亦繁，其中最核心是英美编辑的回忆录、游记、私人通信及笔记，大多获自密苏里历史手稿收藏馆（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Collection），胡佛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以及其他美国重要大学的图书馆。其他相关文章主要来自三处：在华出版的英文报纸，例如《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英美两国的主要报纸，例如《纽约时报》及《泰晤士报》；以及官方的历史文件和出版物。本文首先说明外国在华报业竞争对于半殖民地中国的意义，然后解释1910年代至30年代美英在华报业竞争的三大历史前提。第三部分，则是比较美英报纸编辑的立场，以及两国报纸与中国有关的殖民话语。最后讨论外国报业、殖民主义及其现代意义，作为全文结论。
半殖民主义、在华出版的外报及其读者
研究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各类著述, 经常提到「半殖民主义」（semi-colonialism）的概念，但鲜见系统完整的定义。本文在前人基础上（ Osterhammel,1986; Walker, 1999; Shih, 2001;Goodman, 2004），总结出中国半殖民主义的三方面特色，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悉与在华外报的角色和局限性攸关。第一个特色，「半殖民主义」是介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中间状态。所谓帝国主义（imperialism），通常指钳制某国的中心大都市，而势力辐射至全国；而殖民主义（colonialism）则指对于一个独立民族国家施行直接的经济影响与社会控制，并输入正式定居的侨民。扎伊尔德认为，两者差异在于宗主国对附属国剥削与控制的程度与范围不同，通常先有帝国主义，而后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殖民主义（Said, 1993）。西方列强尽管对中国的社会控制较深，经济影响较大，而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划定若干通商口岸，但却从未大规模正式移民或占领中国领土。盖勒荷和罗宾逊（ Gallagher & Robinson, 1953），以及其后的麦克米可（McCormick, 1967）和威勒（Wehrle, 1966），称此种殖民状态为「非正式殖民王国」，具有三个特征：一，宗主国对附属国施加影响，是通过间接的政治经济控制，而非通过直接的殖民统治。二，宗主国不直接军事占领附属国，而是通过各种影响手段使附属国归服。三，虽然宗主国不排除通过官方渠道强行钳制附属国，但通常通过非官方渠道施加影响。在华出版的外报，被殖民者视作「软力量」，用以巩固「非正式殖民王国」。这些外报承载着重要政治意义：殖民列强的官方殖民话语借助它们得到发展、形成、正名，乃至推广；其海外移民也借助它们维系文化脐带，强化民族意识，鼓吹在华利益。
半殖民主义的第二个特色，是被殖民国家仍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在华殖民列强虽享有治外法权，但也必须承认中国为独立主权国，时常与中国中央政府咨商。各国所办外报，亦须服从中方新闻检查。英国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Tientsin Times），以及美国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皆曾因批评中国政府而被勒停邮政发行（Woodhead, 1935; “The future,” 1927：196; “Newspaper offends,” 1929：2; “China likely,” 1929：6; “Nanking restricts,” 1929：6; “Nanking threatens,” 1929：5）。另外，殖民列强为保护其在华经济利益与影响，还需要寻求中国民众的支持（ Walker, 1999; Goodman, 2004）。其所办外文报纸常迎合中国上层社会读者，以扩大外交影响。
半殖民主义的第三方面特色，学者向来关注最少，却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列强竞争各有不同的利益议题，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殖民理论与策略的形成，反映了列强间持久博弈的动态过程。列强在印度全境统治，在中国顶多是在中国的部分领土之上划分势力范围。当时，最大城市上海的外国侨民多达八万人，「国籍既殊，种族且异」，外国侨民有助于上海的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以及在华外文报业的中心（Powell, 1945）。殖民者的势力此消彼长，必然导致相互的冲突或结盟。例如，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在华的美国报纸编辑曾提倡废除治外法权，日本与欧洲诸国所办报纸一致指斥美国的道德优越感加深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
在华出版的外报在中国半殖民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30年代早期，上海工部局所聘委员会主席费唐法官（R. Feetham）在一份英文报告中有以下论述：
上海租界为不同种族国家所分治，而彼此间几乎全无公共讨论。惟有报纸可流通 于各处，如上海之英文报，法文报，即是如此。对于种族混居的（上海）社会来说，报纸的影响比在一般社会更重要。故上海各主要外文报纸肩负关键责任，既须传播消息，亦须刺评时事。（Feetham, 1931：230）
费唐还具体建议，在华出版的外报应该「维持华洋之间的正常友好关系」，「澄清有害这种关系的不实或歪曲言论、煽动宣传」。除此，还应该「少作煽动宣传，多经由独立调查，作出评论与报道」（p. 231）。
外报的读者多，背景多样。在华英文报纸的读者大约有三类。主要读者是在华的外国侨民；除英美侨民以外，欧陆各国侨民也读英文报。他们的身份背景各异，许多在中国居住过的美国商人、教师、传教士，曾撰写回忆录，提及各类英文报为他们的案头常备读物（Dingle, 1911; Crow, 1938; Allman, 1943; Service,1991）。《字林西报》为英国人所喜读，但许多美国人也经常阅览，因为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对手，美国侨民自然需要了解英国政策的变动（Powell, n.d.：17）。不论在华的英文报纸，或是在美国办的外国移民报纸，都企图建立移民间的文化纽带（Park, 1922）。
第二类读者是中国的精英阶层。1930年代初，上海《大美晚报》平均每期售出五千份，购买者半数为中国人（Gould, 1960s：121）。曾任《密勒氏评论报》总编的鲍惠尔（John Powell）还发现，数百中国大学生把《密勒氏评论报》当作为学习英文的范本（Powell, 1945：12）。中国政府官员为了解列强对华态度，也密切关注外国报纸。袁世凯当政，还褒奬《京报》（Peking Gazette）英人主编伍海德（H. Woodhead），称其「稳固华洋亲善」、「向世界解说中国之难局」（Woodhead, 1935）。
第三类读者是海外订户。在华出版的外报大多拥有海外订户，《大美晚报》每期海外销量为二千份，而《华北明星》在中国和海外每期销量均为四千份（Ma, 1935）。上海的英文月刊《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的海外发行站，遍布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东京等世界都市，每月销量达六千份（Chao, 1931, p. 78）。《字林西报》记者瑞夫·肖（Ralph Shaw）回忆录述及《字林西报》的影响：「恰值国际关系一触即发的敏感时期，《字林西报》影响极广，不限于中国，而远播于伦敦、华盛顿、巴黎、东京以及其他各国政治中心」（Shaw, 1973：50）。除海外发行外，在华英文报纸主编大多兼任本国报纸的驻华记者，《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驻华记者也常以在华外报为首要消息来源（Chao, 1931：3）。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不难读到这样的标题：「日本让步了吗？《字林西报》相信日本将会让步」（“Japan’s claims abated,” 1915：1），或者「某上海英文报纸认为，争端起因是神职人员及其态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G. E. Morrison）与国内编辑的私人通信，也时常引用英美两国在华所办的报纸作为消息来源（Morrison, 1976; Morrison, 1978）。
在华的外国编辑记者，既被本国政府视为「中国通」，在中国又倍受礼遇。其中不少人在中国政府任职，1935年《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伍海德以高薪受国民政府之聘，出任政府政治顾问（Woodhead, 1935：79）。1912年，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达十五年之久的莫理循，也出任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创办《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密勒氏（Thomas Millard），更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的全职顾问，第一次是1922年至1925年之间，而第二次则是从1929年一直持续至1935年。1941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身陷日据上海，被日方囚禁一年。次年鲍氏被遣送回美国时，蒋介石特赠他一万美元，连同国民政府的其他补助（Hamilton, 1986）。外国记者在新闻采访方面也颇受优待，能直接采访政府高层，而中国本土记者则只能望门兴叹了（Woodhead, 1932; Powell, 1945; Pennell, 1974;Morrison, 1976）。有些外国编辑记者甚至涉入中国的政党矛盾、内战冲突（MacKinnon & Friesen, 1987; Rand, 1990; Rand,1995）。总之，中国官员与殖民列强政府缺乏正式而畅通的外交渠道，在华的外国编辑记者于是发挥了类似外交官的作用。《密勒氏评论报》评论道，在华外国编辑记者「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远超过各国外交官影响的总和」（“Newspaper correspondents,” 1928：189）。因此，在华出版的外报占据了殖民政治组织机构的中心位置。
英国在华新闻垄断以及美国报纸的崛起
外国人在华办报，始于1810年代。早期传教士先在马六甲、香港、澳门等外围开办华文出版物，此后几十年，逐渐进入内陆。对传教士而言，教派的分别比国籍的差异更重要（Lowenthal, 1940; Volz & Lee, 2009b）。美英两国的新教传教士曾有密切的合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合办的《万国公报》（Globe Magazine），是1880年代至1890年代之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刊物（Zhang, 2007）。
其他身份背景的外国侨民也用母国语言在华办报。此类私营商业报纸，并无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通常是以国别划分。不同国家的报纸相互竞争，英国的殖民势力最大，所办英文报也最重要。1850年，英国拍卖商奚安门（Henry Shearman）在上海创办周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上海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十四年后，该报更名为《字林西报》，改成日报出版。《字林西报》主要提供贸易信息及有关中国语言与风俗的实用知识，被誉为「在华外国人的圣经」（Powell, n.d.：17）。但是该报立场与英国外交政策太接近，常为他国移民所不喜（“The future,” 1927; “Private confidential,”1929; Powell, n.d.：17;Shaw, 1973：50-79）。英国在华报业发展迅速，1850年至1900年间，英国人所办的私营日报增添了十三家（Chen, 1937）。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在华新闻垄断即已成格局。
相较之下，十九世纪美国人在华几乎没有私营办报，也很少驻华记者。迟至1911年，只有《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派一名记者驻华，却是澳籍英人端纳（W. H. Donald）。端纳「视其国家重于所服务之报纸」，被人称作「爱国的英国人」（Morrison, 1911）。美国在华报业的局限，由此可见。然而从1910年代晚期到1920年代，美国在华报业却经历了迅速的发展。1911年，美国资深记者密勒氏在中国报业中心上海创办了《大陆报》。1917年，密勒氏又在上海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Weekly Review，后改名为China Weekly Review，但中文名称始终是《密勒氏评论报》）。1918年，美国律师福克斯（Charles Fox）在天津创办《华北明星报》，直接挑战英国《京津泰晤士报》在华北的新闻垄断。迨至1935年，美国人在华英文日报与新闻周刊多至十家，比英国人的十一家未遑多让。其中《大美晚报》日发行量达七千份，在所有英文报中仅次于《字林西报》（Chen, 1937）。另据《大美晚报》主笔高尔德（Randall Gould）的记述，美国驻华记者人数也在1930年代持续增多（Gould, 1937）。在此期间，合众通讯社扩大了驻华记者站，聘用格雷（Fanya Graham）、察查克（Max Chaichek）等记者来华工作。《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芝加哥论坛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美国主要报纸，同一时期也在京沪两地建立记者站（Chao, 1931：87）。密苏里新闻学院也派驻教授与校友，帮助中国成立了一系列新闻系科（Volz, & Lee, 2009b）。甚至中国本地的报纸也莫不以美国报业为师，美国报业月刊《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曾经提到，中国报纸「无论风格、版式、内容，作法多袭自美国」（White, 1935：X-XII ）。
要理解美国在华报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当时的三个社会及政治背景：一是英国在华所形成的新闻垄断格局；二是美国在华侨民增多，有共同的国家认同；第三，美国经历了「进步运动」，开始采取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为在东亚地区与英国进行势力竞争确定了政治基调，制定了具体方案。因为英国新闻垄断激化了美国侨民的国家意识，他们希望自办报纸，抗衡英国殖民的新闻垄断。例如，密勒氏在华办报，就是觉察到英国「在国际要闻的搜集、传播、发行诸方面，几已完全垄断」，于是希望为美国人开辟言论空间。密勒氏将《字林西报》比作「新闻界的所罗门王，天真地认为可以左右美国人的想法」（Millard, 1928：180）。他先后创办《大陆报》与《密勒氏评论报》，都是为了动摇《字林西报》的垄断地位（Millard, 1916：197）。
密勒氏是美英争夺新闻主导地位的着例，其他的事例还有不少。侨居上海的美国名律师阿乐满（Norwood Allman）注意到，上海当地中文报所登载的美国新闻，多译自各欧洲新闻通讯社，尤以英国路透社（Reuters）为主，于是抱怨「欧洲人的美国新闻，多喜描述美国社会生活中道德败坏的部分」，「多数通讯社都坚持其本国偏见，以辱骂轻视美国人为乐」（Allman, 1943：250）。1911年，美国人克罗（Carl Crow）抵达上海时，同样注意到了路透社的垄断地位。他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谈及往事，「故乡的消息，乃至总统大选的结果，都得依照伦敦的时间见报，令美国海外侨民恼怒而不解」（Crow, 1944：5）。为改变此种情况，克罗与密苏里大学的同学鲍惠尔合作募得美方资助，在上海创办了一家通讯社，专门为上海的中文报提供新闻译文。
在美国报人心目中，英国报业是美国报业在中国的主要对手。克罗在协助密勒氏创办《大陆报》时坦承，「吾辈办美国式报纸，冀望其获得成功，不仅关乎职业荣誉，更关乎国家荣誉」（Crow, 1944：5）。《大陆报》1918年转售英国人，引起美侨的担忧，认为该报不能再「代表美国的观念、理想以及政策」（“Status,” 1926; “American papers,” 1926）。《大陆报》转售后，《华北明星报》总编索克思（G. Sokolsky, 1919）即敦促上海的美侨，尽速重办一份「真正的美国日报」。索克思写道，「美国人须独立拥有此报，独立编辑此报，此报之于美国，须如同《字林西报》之于英国，极力保护美国利益」。美侨纷纷响应，不久即成立了专门的美国出版公司（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美国出版公司1926年筹划在华创办日报的时候，连远在马尼拉的美国侨报《每日公告》（Daily Bulletin）也以欣喜的口吻宣告读者，「所筹备的日报，无论财产归属、经营管理、报道政策，完全是美国式的」，可以「照美国在东方事务中的利益表达主张」（“American paper,” 1926）。
第二点时代背景，当时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美国侨民愈来愈多，势力愈来愈强，滋长了爱国热情。据《中国年鉴》记载，1911年美国在华侨民仅3470人（China Year Book, 1913：594），到了1924年增至8817人（China Year Book, 1927：30）。美国商人逐渐立稳足跟，他们不但是稳定的读者群，而且是报纸广告需求的来源。《密勒氏评论报》的运营，主要依赖石油、金融、报业、船运等美国公司的广告（Schuman, 1956：35）。又据《中国年鉴》记载，1911年美国在华公司仅111家，到了1921年增至412家，1927年又增至551家（China Year Book, 1913：30; China Year Book, 1923：4）。而英国在华势力的扩张速度，无论侨民人口或公司数目，都赶不上美国。英国在1911年时已有在华侨民10256人，公司606家。至1924年，其侨民仅增至14701人，公司仅增至726家（China Year Book, 1913：594; China Year Book, 1927：30）。1930年，上海已有美国侨民3149人，英国侨民8449人（Feetham, 1931：21）。
各国侨民愈来愈多，而利益不同，于是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各国租界。英国人伍海德评论道，「以今日英美在华侨民数目而言，若共享学校、教堂、俱乐部等设施，则已不够用」（Woodhead, 1935, p. 207）。美国主张废除治外法权，更加深了美国侨民与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侨民的矛盾。1930年代早期，《洛杉矶时报》记者卡尔（H. Carr）造访上海，即感觉到双方的关系紧张：「在上海，所有人相互仇恨」，「他们（欧洲人）把全副感情、精神、智力只放在一点上，那就是仇恨美国人」（Carr, 1934：186）。
面对欧洲人的憎恶和排挤，美侨发出强烈的群体意识，并且付诸行动。他们印发了在华美国人的名册以及在华美国公司的清单（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1946），还建立了美国人联合会，「保证在情感上与英国人割断联系」（Service, 1991：194）。在上海，美国侨民还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学校与教堂，企图在租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Crow, 1944）。1924年，美国政府又派驻华外交使团，在各地设立领事馆及外交使驿，多至二十余处，以保证美国的经济利益，支持美国公司扩大规模（Fairbank, 1974：69）。
在华的美国有识之士认为，美国在华报业对于培养侨民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美国保险业富商史带（C. Starr），买下了英人所办《文汇晚报》（ Shanghai Mercury），将之兼并到《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并购之时，史带向《文汇晚报》主编伍海德承诺，会为他特设专栏，名为「一个英国人的视角」。然而，新任主编高尔德非常不满，因为他难以忍受一个英国人在「我们美国人的报纸」上发表言论。多年以后，高尔德回忆道，「我本着美国人的良心，改正他英国式的单词拼写，虽然《大美晚报》在上海英国侨民中销量陡增，我对此还是感到不快」（Gould, 1960s：129）。《密勒氏评论》也发表声明，对「在上海创办一美国日报的需要」作如下解释：
上海为多国侨民所聚集之处，吾辈身处上海，尤其需要一份报纸，在地方及国际问题上表明美国观点。对美国侨民与美国利益而言，此一报纸的重要意义，等同于学校、俱乐部、教堂，以及各商业组织 ……美国观点的引导、表达、阐释，全赖于此一公器。无此公器，则在亚洲最大也最为重要之城市，美国侨民将对本地事务有口难言，美国侨民的影响亦必微弱之极，为人忽略。（"The proposed,” 1926）
最后，若想要理解美国在华的报业扩张，不能不结合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也就是美国二十世纪之初扩张主义政策。历史学家拉斐·莱科（Ralph Raico）把1898至1919年间定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过去的不干预政策被新的帝国主义政治理论所替代（Raico, 1995）。扩张主义的政策理论，发端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后为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所完善。本质上它是美国「进步运动」的产物，对外扩张是要将美国式民主推广至世界的道德使命。以东亚地区而言，在1890年代晚期以前，美国尚无系统的政治与外交方案，其后才开始与其他西方国家展开扩张的竞争（Fairbank, 1974）。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菲律宾，迅即成为东亚的新帝国主义势力，对英国的殖民霸主地位构成挑战。来到中国的美国进步主义信徒，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扩张主义方案，其政策主张、殖民作风、话语系统都迥然异于英国。沃尔特·李普曼（W. Lippmann）认为「以在华商业利益而言，英国多而美国少」（Lippmann, 1935）。美国在华报纸的编辑认为，美国的首要在华利益是体现在「文化与道德」领域（Powell, n.d; Millard, 1916：339-363; Ekins and Wright, 1938）。这是由美国人「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政治理念演化而来的使命感，希望以美国式理想主义促进中国的民主。不少美国在华报纸编辑及驻华记者，几乎把中国的进步视为个人的责任。他们描写中国为美国「最优先的慈善事业」（Fairbank, 1974）。《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索克思撰文说，「美国人在华的最重要事业，并非货物买卖」（Sokolsky, 1937：3）。他特别称赞美国传教士的在华功绩，他所描述的传教士有着高尚的利他主义情怀，全然符合进步主义的理想：美国传教士既带来「新学的光焰」，又介绍「种种社会关系的新定义」，还帮助中国塑造「追求进步的领导阶层，此一阶层对未来有瞩望，不吸食鸦片，且躬行一夫一妻制」，凡此种种，「为社会改革埋下种子」（pp. 3-5）。
进步主义的政治理念固然含有利他性的道德动机，但其实，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相当可观。有学者认为，美国以帮助中国的借口，掩盖其争夺海外经济利益的动机（Williams, 1982; McCormick, 1967）。美国政府主张「门户开放」，用意在于保证美国与其他列强平等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美中贸易规模突飞猛进。至1920年代晚期，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中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15.7%，而英中贸易额则仅占7.8%（Clark, 1932：105-106）。
无论如何，进步主义的高尚言论，对于美国殖民者粉饰在华的帝国主义，确有成效。美国在中国所遇到的抵抗，远远小于欧洲各国，更遑论日本了。日欧殖民者对华经济剥削可说是明目张胆，从而激发了中国人富国强民、共御外侮的迫切愿望；而美国殖民者的言论，与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谋而合。美国人起初利用英国侵略所获得的治外法权，敲开中国大门；然后为推翻英国的殖民霸主地位，又联合中国精英阶层，收揽民心。上海的美国侨民曾经为中国留美回国学生组建美国大学俱乐部（American University Club），以使「中美两国具同等智力之民众相互友好」（Sokolsky, 1925：ii-iii）。美国传教士更在中国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各地的美国教会大学共计十余所，尤以燕京大学声望为高。美国人在文化领域的努力，令英国侨民甚感不安。《字林西报》针对杜威博士（J. Dewey）的中国之行撰写评论，敦促英国人仿效美国的作为：
英国为何不能也时常选拔贤能，派往中国及日本？惟有将英国人的思想带来中国，当中国强大之日（中国亦必将强大），英国才不必担心中国将采取何种立场。我们对待这一问题，必须发挥《字林西报》专栏的影响，促使英国国内人士尽早「清醒」。（“Prof. John Dewey,” 1919）
在美国「反帝国主义」的话语建构中，美国在华报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密勒氏希望他的《大陆报》「增进中美友谊，加深相互了解」（Crow, 1944：7）。他不仅积极寻求中方投资，更允许中方投资人在编辑委员会任职，以「传达中方观点」，「驳斥损害中国利益与声望的不实言论」（Rozanski, 1974：94）。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曾鼓励密勒氏，希望他利用报纸，一方面推动美国在华扩张，另一方面影响美国民众，为支持中国的美国外交政策赢得人心。
美国在华报纸的编辑形成了共识，以为报业应成为中美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有益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协调。《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认为，该报支持中国独立事业，始终如一，这样的支持有助于中国自主，而不致附庸于日本及欧洲列强（Chao, 1931：76）。《评论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关税独立、废除独立法权」，此种立场「与美国对华政策一致」（Chao, 1931：76）。《大美晚报》主编切克瑞（T. O. Thackerey）宣称，该报编辑方针是「凡是中美关系诸事务，俱保持宽容友善的态度，秉持坚定的立场，务去中美友好的错误阻挡以及人为障碍」（Chao, 1931：66）。又，《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主编黎安（George Rea）曾被疑为在编辑工作中亲日，遭到美国同侪非议，他因此撰写一篇长文，辩称《时报》「坚定支持中国」，赞同「门户开放政策」，代表「可信赖的新闻以及卓越的美国精神」（Rea, 1928：147）。
总而言之，当时美英在东亚展开殖民竞争，美国外交政策亦愈来愈具有扩张性。在此时代背景下，美国在华报业的崛起，实质上是直接响应美国对英国的新闻垄断。如上所述，美国在华报业的崛起涉及多方面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特性。无论美国人，或美国政府政策，或中美交往，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美国在华报业崛起的唯一推动力。美国成为新的殖民强国，在远东地区挑战英国霸权，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英美报业之争：编辑立场以及殖民话语
美国在华报业的影响力愈来愈大, 英国急于巩固其垄断地位，对其在中国新闻上的编辑立场多所辩护。上文提到，对美国报纸而言，国家利益高于客观独立等新闻原则。英国报纸也如此。1911年，某德国银行家找到伍海德，希望由他主办《京报》。伍海德享有「英国头号顽固派」的称号，明确表示他希望「所办报纸必须是英国报纸」（Woodhead, 1935：373）。又如，北京有两家英人编辑的报纸--《京报》与《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 1915年一战爆发，莫里循曾致信《泰晤士报》编辑斯迪德（H. Steed），肯定这两家报纸的英国立场：它们「在反德的立场上，与所有英国人同仇敌忾，其民族忠诚毋庸置疑」（Morrison, 1915：373）。
随着美国在华报业逐步扩张，英国报人感受到了挑战。莫理循致信《泰晤士报》英国总部编辑，抱怨该报中国报道太少，「如今要了解中国政府消息的读者，要改读《纽约先驱报》了」（Morrison, 1909a：501-503）。他最担忧的，莫过于美国报纸曲解英国在华的利益：无论是美国人所办报纸，抑或是与美国编辑有联系的中文报纸，「每提及《泰晤士报》，必是断章取义」（Morrison, 1909b：520-521）。《泰晤士报》提到美国在华报纸，多次指斥其为「反英情绪的煽动者」，宣称这些报纸利用中国民族情绪，全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Anti-British propaganda,” 1925）。
英国报纸编辑不仅鼓动本国侨民，还寻求中国人的支持，以败坏美国在华报纸的名声。1911年密勒氏创办《大陆报》，英国《字林西报》向《大陆报》中方投资人施压，要求他们撤资（Powell, n.d.：59）。1913年，密勒氏想要创办一份中文日报，游说中国官员，希望筹得办报资金。莫理循对此极为忌惮。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声称「该报必将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且以美国排华法案为例，向中国官员指出，若美国有某项政策反对中国移民，则势必引起两国争议。「在此情况下，密勒氏先生会忘记自己的美国国籍，支持中国政府，还是会考虑自己的报纸是美国人所编辑，又受美国政府保护，从而选择支持美国政府呢？」（Morrison, 1913: 145-147）。1917年《密勒氏评论报》创办未久，密勒氏的社论体现了美国中立的外交立场，被人目为纵容德国。《字林西报》编辑葛林（O. M. Green）乘机批评《密勒氏评论报》，导致英国广告客户集体抵制密勒氏所办的报纸，其中包括《密勒氏评论报》与《大陆报》，迫使密勒氏于1918年将《大陆报》转售于英国商人（“The departure,” 1930）。
英美报纸对华报道的立场，伍海德感叹道，有「无可救药的差异」（Woodhead, 1935）。美国费城《公众纪录报》（Public Ledger）驻华记者指出，在新闻报道的语气上，美国编辑「对中国人的梦想抱有自然流露的理解与同情」，但英国报纸的社论则「相当尖刻，一贯贬损」（Berkeley Daily Gazette, 1926: 4）。《密勒氏评论报》也曾经批评《字林西报》，「新闻作风蛮横」，「对于中国的组织制度、政治运动与民族梦想，抱着批评与强硬的态度，甚至时常加以玷辱」（“The future,” 1927）。相较之下，《大美晚报》主编高尔德论则认为，外国在华报纸对于中国事务的报道必须富于建设意义，应该有利于中国发展（Gould, 1935b）。在本质上，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的进步主义热忱，美国编辑希望报纸担负社会责任，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服务。
英国本国官员也不满在华英报的作风。有英国官员认为，一味批评中国，只会阻碍英国在华的殖民扩张。1926年，英国上校马龙（L’Estrange Malone）在报告中批评英国报纸「不放过任何污辱攻击中国人的机会」，「自始至终都采取最反动保守的立场，使读者对于英国政策的印象差到极点」。马龙指出，「较诸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美国在华报纸更能精确反映美国民主对中国的真正热情，从此意义上说，美国报纸对于美驻华公使马慕瑞甚有帮助。反观英国报纸尖刻抨击的报道方式，对于英国公使麻克类爵士的外交工作实在大有妨害」（“The British,” 1926; Millard, 1928）。
虽然本国政府官员时有不满，但是英国报纸编辑辩护，他们的立场对中英两国利益最为有益。当外界评论《泰晤士报》的文章「对华态度不友好」，该报编辑歧柔（I. Chirol）即回应道，「我相信良药苦口」（Chirol, 1909: 525）。又如《京津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方式有「破坏性的报道方法」之称，该报主编潘纳录（W. Pennell）辩解：
外国在华报纸，尤其是英国人所办报纸，已成为西方文明对中国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些报纸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乃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带领中国加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这些报纸的批评言论，固然令读者常感不快，但却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此时期尤为显著，因为中国本地报纸尚处在学步阶段，对于西方带给中国之巨大变局的完全意义，仍可说懵懂无知……归根到底，外国在华报纸的使命应是诠释西方世界，供中国了解，并且通过西方式的社会批评，加深中国的社会变革。（Chao, 1931: 56-57）
潘纳录不单是为《京津泰晤士报》辩护，更涉及现代性、西方新闻的批判传统等抽象观念。若从此角度理解，这段文字则又反映出西方霸权与外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英国编辑对于美国报纸对华报道甚为鄙视。伍海德批评美国人的《华北明星报》：「在我看来，该报对于国民党过分友好的态度颇不明智」（Woodhead, 1935: 194）。
然而，美国报纸编辑所坚持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话语立场，很受中国人欢迎。《大美晚报》主编切克瑞曾述及其办报宗旨，最可概括此种立场：
（《大美晚报》之于中国）譬如宾客之于主家。本报认同这种地位，并且严格依其行事，从不有所偏倚，或挑剔批评，夹缠不清。本报决不干涉中国事务，只求寻出相关趋势，以本于事实、不含偏见的方式，告知国外读者。本报义务，乃是在新闻报道的自然权限以内，诠释中国事务，以飨西方读者，从而推进东西方民众之间、乃至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理解。（Chao, 1931: 66）
这种对中国事务的新闻报道立场，可称作「建设性报道」，与英国报纸的「破坏性报道」相对。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中国，美国报纸通常都持此立场。《纽约时报》向美国读者宣告，密勒氏创办《大陆报》，为「致力于中国进步事业的重要报纸」（“Starts a paper,”1911）。1926年，有人撰文提议在上海创办一份美国日报，依循「美国新闻的最优良传统」，「既宽容又有建设性」（“The proposed,” 1926, p. 6）。1934年，高尔德从切克瑞手中接任《大美晚报》主编，也说报纸「虽不免在适当时机有所批评，但编辑政策必将以富于建设性的方式支持中国」（Gould, 1960s, p. 166）。《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是一份由当时中国激进派知识分子所办的评论杂志，高尔德甚至邀请该杂志主编桂中枢，在《大美晚报》设一定期专栏，以「表达中国观点」（Gould, 1960s: 167）。
「建设」与「破坏」之争，实可揭示外国在华报纸的殖民话语地位：这些报纸已成为殖民话语争论中心的博弈平台，涉及殖民主义以及殖民的道德问题，种种观点尽皆在此交锋。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之间，国民党执政，英美在新闻的竞争达于白热化。绝大多数美国报纸编辑支持中国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批评欧日帝国主义行径及其对华事务的干涉。美国报纸编辑人还在上海大力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美国在华和在本国的报纸编辑人都呼吁美国和其他殖民国家政府「门户开放」，以使各国平等瓜分中国市场。
英国报纸针锋相对，认为应该维护各种条约所规定的殖民特权，而且坚称中国乱局要有出路，即需要西方列强强制干涉。英国报纸叱责美国报纸编辑人的反帝国主义言论，实为「煽动反英情绪」（Woodhead, 1935: 204）。上海几家主要英国报纸都刊登匿名来信，要求《密勒氏评论报》停刊，并遣送其主编鲍惠尔返美（Millard, 1927: 233）。又如，中美通信社（Chung Mei News Agency）报道某次中英军事冲突，招致英报的批评，称其散布「无耻谎言」，「传播毁谤及虚假报道」，以「加深中国人仇外情绪」（“Chung Mei on Nanking,” 1927; “The Chung Mei’slies,” 1927）。伍海德为《京津泰晤士报》撰写一篇社论，措词更为激烈，矛头直指美国在华侨民，称他们在华定居，乃是「建立在英法两国八年前所获得的权利基础之上」，无异于「半寄生」：
所有美侨，无论是传教士、商人或各种专业人士，所以能够来华居住，合法谋生，完全依赖所谓「不平等条约」。但美国与英法两国不同的是，美国获得条约特权，不曾费过武力，而是「半寄生」…… 美国特使们借着别国兵戈炮舰的余威，免于亲身参战的险，而获得与别国相同的特权。在广东、上海、天津、汉口等口岸，各国侨民皆可居住通商，包括美国人。这些特权即来自于英国所签订的条约（Woodhead, 1935）。
这一段话指责美国人既反对帝国主义，又积极扩张在华经济利益。究其根源，反映了大英帝国的没落，面对愈来愈强的美国殖民势力，连殖民霸主的地位都可能被取代，不免感到不平和忿恨。
结语
扎伊尔德《东方学》（Orientalism）出版多年后，又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深刻探讨殖民地对帝国主义文化的历史抵抗（Said, 1993）。受萨氏启发，后殖民主义学者普爱特（Mary Pratt）提出殖民研究的跨文化视角。在她看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形成了一个「接触区」（Contact zone），也即是「民族国家接触的空间」。「因为地理或历史因素原本阻隔的民族，在殖民地的空间内相互接触，建立不同类型的关系，其中包括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彼此极端的不平等，以及不可调和的冲突」（Pratt, 1992: 6）。用这种视角观望历史，则能对于殖民主义有更丰富的理解：各个主体的殖民话语与殖民作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关、有机组合的整体，它们相互关系也同为这整体的一部分。然而现有的后殖民研究大多仅是把殖民主义视作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分体系，却忽视了殖民体系中列强间的关联与竞争。
不同于大多数后殖民研究，本文试图揭示殖民者之间动态的话语争论。列强所建构的殖民话语，并非像人们通常所假设的那样内容一致、立场相同。由于政治目标、经济利益不同，列强之间不仅争夺殖民霸权的地位，也用不同话语为殖民方式做合理化的解释。列强的殖民竞争也表现了意识形态与殖民话语的竞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殖民话语不是由宗主国与附属国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是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的产物。
在殖民化的过程中，报纸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无论在母国或殖民地办的报纸，都可视作「殖民帝国的软件」（Nalbach, 2003），为殖民扩张正名。另一方面，报纸又为列强竞争提供话语平台，推动殖民霸权的再分配与重新整合。根据本文分析，美英在华报业之争，并非只是两国间殖民竞争的外延，而实为整体殖民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在华报业的最初崛起，即直接体现了美国殖民者对英国殖民垄断的挑战。其后，美国在华报纸又大力支持「门户开放政策」，本质上即是支持一种与英国相对的意识形态。「门户开放政策」的根源是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是十九世纪初期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正当化阐释，鼓励对外扩张，在世界确立美式民主。进步主义运动为美国崛起并且建立新的世界霸权，奠定路径：美国不会像德国、日本那样进行传统殖民掠夺，而是以进步主义为由，开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扩张形式。
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统治，这为美国挑战旧有的欧洲殖民霸权、实现进步主义信念，恰恰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所与时机。也正是因为半殖民地，中国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统治，外报作为帝国主义控制的「软实力」，才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外国报纸编辑人成为非正式的外交官，而外国报纸成为极为关键的殖民组织形式。这些报纸既影响殖民地人民与外国侨民的观点，又塑造其母国读者的意见，甚至代表各自国家利益，展开了帝国主义内部的话语争论。
殖民国家在华办报，呈现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同时期，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成熟。这无疑与美国人在华所办报纸的国家主义倾向，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在华报纸对中国事务的新闻报道，依照进步主义的原则，构建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中国独立的新话语体系。而英国报纸则与美国报纸完全不同，始终坚持英国政府对华干预的立场。英美两国报纸竭力批评对方，捍卫本国立场，最终导致两国对华态度的重新定位，及其在华殖民势力的重新整合。当然，外国在华报业的竞争不只是英美之争，当时各大国际通讯社，除了路透社和美联社，还有法新社和德国之哈瓦斯社等，各持势力范围，为本国政策以及海外政治和商业利益服务。除了外文报纸，其它列强在华所办的华文报纸更是纠葛纷争，各施其法，以赢得中国读者。
本文着重分析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然而当时英美在华报业之争，其影响不仅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一方面，英美两国报纸的话语争论，最终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殖民话语的让位，以及进步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的崛起。这一殖民话语的修正过程，无疑为美国实现世界霸权，最终在全球政治军事干预，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干预，已成为近几十年里人们最重要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根据麦康瑞（MacKinnon, 1997)的观点，今日的中国媒体格局，与二十世纪初期半殖民地中国的报业格局，仍有相似之处。时至今日，同样有若干国家在华争夺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而中国社会有许多议题悬而未决。面对着文化启蒙、后殖民主义以及媒体帝国主义等严峻挑战，中国能否作出恰如其分的响应？在全球化时代，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半殖民地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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