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
原载：李金銓（2014）〈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傳播研究與實踐》（台北），4卷1號，頁1-21；《書城》（上海），（新）93期，頁51-63.
此为修订版，收入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预订2018年3月底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由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传播研究的“内眷化”：
简评美国主流研究的典范与认同
李金铨
传播研究已成为全世界景观了，但它毕竟发源于美国，刻上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即使欧洲和其他地区已发展出不同的风格，至今毕竟还是以美国的影响最大。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陸三十多年了（台湾和香港六十多年），传播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而是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的，许多学者对“传播学”不免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我们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学术，一方面又要批评“全盘西化”。但究竟要如何做呢？这样的大题目，谁也无法单独回答，更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无论如何，不二法门总要先钻进去学人家，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句话仿佛是老生常谈，其实尝得为学甘苦的人都深知很难做得好的。这篇文章分析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若有一得之愚，也许有助于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声明：我自从1971年到美国念书，后来留在美国教书，前后将近30年，与美国的传播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受益者，受益不代表没有批评，批评不代表全面否定，更不是在鼓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述评美国文献的时候，未始不是为自己建造一面借镜？
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是指什么呢？大致来说，美国的传播研究有两个范式：一是由芝加哥大学早期社会学家开创，以都市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媒介对社区整合的角色，这个范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独领风骚；另一个范式，在二战结束后，芝大的传播研究逐渐式微，其领导地位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取代，哥大以量化实证研究和结构功能论研究媒介短期效果，旨趣和风格与芝大截然异趣。两个范式的风格和递嬗，暂且按下不表，我想先交代的有三个观察：
第一，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是以哥大的范式为主轴一脉相承的，影响力至今未衰；尽管后来欧洲传进左翼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甚至美国本土也发展出各种比较激进的研究取向，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却未曾撼动哥大范式的主流地位，而且有更多国家跟着模仿这个范式。芝大的范式可能沉寂，却没有消失，而转为暗流，时而涌现，成为哥大主流的参照系。
第二，有趣的是哥大传播研究的先驱，在传播学科建立的襁褓阶段便纷纷告别传播研究的领域，以至于哥大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elson，1958）宣布要为传播研究送终。在这种诡谲的情况下，哥大的影响力怎么能够维持不坠呢？在我看来，哥大范式得以承传，施拉姆（Wilbur Schramm，另译为宣伟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在伊利诺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成立两座传播研究的堡垒，不断从其他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进概念与问题意识，其中尤以哥大的研究兴趣（连同它的学术操作方式）最突出，经过施拉姆及其同事综合推进以后，又不断回馈、引领到各地新闻学院去，蔚然自成一个系统。
第三，然而在新闻传播学院的范围内，还有一个可忧的现象，这也是本文所要强调的论旨：施兰姆在传播研究草创时期，念念不忘“跨学科”的视野；而现在的主流研究自以为已经不假外求，反而呈现一片闭关自守的状态。因此，整个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壁垒分明，而过分专业化导致了形式化、技术化的倾向，只向纵深的小题目发展，格局愈来愈小。
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美国传播学界也一直对这个学科提出质疑。在贝勒森为传播研究发出讣闻以后14年，著名的社会学家甘斯(Gans，1972)问道，传播理论为何如此“饥荒”？他说，一方面传播研究流行文化，领域太窄了，而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是高尚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视为美国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则又未免失之宽泛。普利和凯茨(Pooley and Katz, 2008) 重提社会学家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其转折点在于范式转移：原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独领风骚，面临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的视角来考察传媒。但二战以后，传播研究重心移到哥伦比亚大学，视野随之窄化，主旨在以社会心理学探讨传媒短期的说服效果。这是我个人赞同的观点，在后文将详细叙述。
谈到认同危机，常有年轻学生问起，传播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到底“传播”是否可以称“学”？内地大学有所谓“一级”或“二级”学科的设置，那是教育行政的措施，牵涉许多别的考虑，无关学术；但以学术论学术，传播学是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关于这个学科定位，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
首先，1970年代初有若干马克斯派政治经济学家主张，传播既然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学者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下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一旦了解下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即可以“顺藤摸瓜”式地分析或推论上层建筑传播领域的现象。经过政治经济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的长期辩证，我们知道学者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性看法不一，但即使有人把经济基础摆在最核心的位置，现在也不太会接受这么机械的化约论了。
其次，有人认为传播是跨学科的横向研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心理学的“纵向”学科，所以与其称之为“传播学”，不如称之为“传播研究”，以保持它的开放性（Paisley,1984）。从更广义来说，文化学者卡瑞（Carey, 1992）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斗争的场域（site of struggle），里面有各种势力和观点在折冲樽俎，在互相合作、竞争和对话中建构象征意义。欧洲的文化研究学者（例如R.Williams, S. Hall）更尖锐地分析媒介在意识形态“争霸”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牵涉的范围甚广，这里无法细论。假若我们接受广义之说，就必须接着追问：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边界（boundary），有一组基本问题，有一套特殊语言乃至于看世界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场域”显然企图贯通各领域，算不算是一个性质特殊的“传播学科”呢？甚至，传播研究难道一定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吗？
第三，若从狭义来说，传播学能不能取得像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很多人很焦急，一直想知道：“到底我是谁？”我自己倒不太为这种事操心，因为水到自然渠成，要是一时水不到、渠不成，平白操心也是徒然的。学科地位毕竟是靠学界共识认定的，而不以我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要是为了求心理安慰，迳自宣布自己是独立学科，却不被别人所认可，这样自卑又自大的“壮胆”有什么意义？基于我个人的训练和兴趣，我总相信现代社会不能脱离传播生活而存在，如果社会学可以研究家庭、犯罪、人口等等问题，我们又有何理由不能研究媒介和传播的制度、现象、过程和效果？英国学者坦斯多（Tunstall，1970)编过一本书，就叫《媒介社会学》。有人称我做的是“媒介社会学”，我总是欣然接受。也许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我在乎的是有无能力针对媒介和传播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并给以坚实的分析，至于贴上传播学或媒介社会学的标签，是无关宏旨的。
当然，从学术行政的角度来说，如何为传播学定位是重要的，因为这和资源分配息息相关。在内地，传播学被认可成为“一级”学科，只要行内学者不因此沾沾自喜，以为“学问之大，尽在于斯”，那么能争取到更多资源和地位自然是应该欢迎的。在美国，传播学大体还是交叉的边缘学科，许多大学文理学院的核心是文学系、数学系、哲学系、物理系、历史系之类，新闻科系虽热门却非核心。有的大学成立传播学院，俨然自成系统，不隶属于文理学院，但传播学院内部各系的课程往往多所重复。我也做过学术行政，深知到大学当局去和各系争取有限的资源时，不能太自贬身价，总要力言传播是沟通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学科，是占据中心位置的新兴学科。学术政治必须在科层体系内建立学科的正当性，这个道理我完全理解。然而本文以学术论学术，不涉及实际的学术政治，旨在探讨学科发展的道路，所以不妨有话直说，即使说错了，也不影响到学科的根本利益，何况大家还可以平心静气地商量。
这是一篇通论性质的文字，缘起于一次对学生所做的学术报告，后来根现场据录音改写而成。我无意做地毯式的文献扫描，何况这类书籍坊间也所在多有。我要提供的是一张路线图，首先从字源探索广义的“沟通”与狭义的“传播”之间的关系，然后叙述早年在“统一科学”运动下，施拉姆尝试建立统摄性“沟通学”，这个努力最终是失败的，由此反映了“沟通学”与“媒介研究”的张力。接着述评美国传播学早期的两大范式及其兴替，即由哥伦比亚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主流，视野逐渐窄化。美国主流传播的理论匮乏，是因为学科日趋“内眷化”，误以为本学科自给自足，不假外求，所以一味追求内部的窄深，以致技术愈来愈精良，却缺乏思想创新，甚至逐渐脱离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怀。最后着眼于传播研究的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秉承“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古训（朱熹语），我且效法野人献曝，提出若干不成熟的孔见，以就教于华文传播学术圈的师友们，其中以偏概全，挂一漏万，非特难免，可能十分严重。无论读者最终是否同意我的解读，我愿意开宗明义坦白交代这一点。
传播的三层意义：沟通，交通，媒介
根据科学家的估计，人类在地球上已有一百万年的历史。施拉姆（Schramm，1981）将这一百万年画到一个24小时的钟面上，每分钟代表700年，每秒钟代表12年。这样算来，照相术出现于午夜以前13秒，电报午夜前11秒，电话午夜前8秒前，电影7秒前出现的，广播午夜前5秒，电视午夜前4秒，卫星、计算机则是午夜前3秒才出现的。总之，这些先进的传播科技原来都是在午夜13秒以前才密集出现的，尽管一个接一个，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然而它们不啻是历史长河的小点滴罢了。我们眩惑于科技的神奇，常常忘记历史的悠远，各种炫目的科技不过是如此新近的发明。以我的生长历程为例，要到小学六年级家里才有收音机，高中三年级才第一次看到电视的面目。但年轻一代是与电视共生的，哇哇落地即直接进入电视影响圈内。现在的儿童大概认定电脑和iPad这些“玩具”存在五百年了，属于他们的基本人权，难怪他们操作起iPad那么娴熟自如，不像他们的祖父母那么笨，看了半天说明书还未必懂。
我想借用威廉斯(参考Williams, 1976: 62-63)关于字源的界说，以阐明Communication所包涵的三种意义：沟通、交通与媒介。communication的原始意义就是中文的“沟通”，它在拉丁文与community同个字源，都是communis，即是要建立“共同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过社区内人们面对面的沟通，彼此分享“信息”和“情感”，以建立深刻的“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场域，莫过于家庭。家里面的声息气味都熟得不得了，隔壁房间有人走过来，只要听脚步声就晓得是谁，根本不必抬头看。可见“熟悉”是沟通的基本要素。因此有人建议，学好英文的不二法门，就是跟美英人士结婚──这倒也不见得对，我有朋友娶美国太太，英文却讲得结结巴巴的；因为他们结了婚以后，许多话尽在不言中，只要起个头或讲半句，伴侣早已心知肚明了。难怪夫妻愈老愈像，连生活习惯、脾气、语言行为方式都不知不觉互相感染，道理也一样。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人们走出“家庭”的堡垒之后，进入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公共”场域，在那个场域里彼此不熟悉，必须建立一个免于政治压迫和资本污染的情境，使大家透过批判性的理性沟通，求同存异。
沟通最有效的媒介是语言，尽管语言有各种缺陷，科技再发达却绝对无法取代语言的基本功能。（当然我也同意，心心相印，无声胜有声，禅宗捻花微笑，不着文字，是心灵沟通的最高境界，但那是另外一个语境的题外话了。）到了产业革命以后，communication进入第二个阶段，增加了“交通”的意义。工业社会制造就业机会，大量农民迁徙到城市，拜赐于舟、车、飞机、电话、电报，徙置远处仍可维系感情和意义的共同性。交通工具打破了地理的藩篱，延长人们沟通的能量，但沟通内容的稠密度却非大为稀释不可。今天交通银行译为Bank of Communications，交通部译为Ministry ofCommunications，别以为翻错了，这是保留communication第二层的意义。以沟通“稠密度”来说，最高的是见面，可以近距离亲身聆听语言的意义，听其言，观其行，揣摩言外之意或未言之意，甚至察言观色，即是进行“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样彼此透过各种直接接触的方式，在反复交涉中建立准确的意义。要是彼此见不到面，退而求其次，只好打电话；打电话总比不打好，但假如夫妇长期分处太平洋两端，无法有肌肤之亲，只靠电波传情，结果愈传情愈薄，最后怕要分道扬镳的。为什么生意人当面几杯黄酒下肚，谈不拢的东西也谈得拢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以肚子控制脑子”？原因无它，都是为了搞熟以后，拉下面具，大家好说话。又如，白宫和克利姆林宫早就设有“热线”，照说一通电话可以解决的事，何劳外交官风尘仆仆，飞来飞去？因为双方必须坐下来当面谈，察言观色，聆听弦外之音，或步步为营，或互相让步，以避免扩大争端。
晚至1950年代，英文才出现mass media（大众传媒）一词，泛指我们所熟知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乃至延伸到今天所谓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卫星和社交媒介等载体），这已经进入communication的第三层意义了。倘若第二层意义指“物质的”交通工具，第三层便是指“心灵的”交通工具。大众传媒无远弗届，超越时空，涵盖面广，由少数的传播者与广大的（massive)受众建立“共同性”，但这种沟通是单向的，音影稍纵即逝，又都缺乏双向反馈的功能，其内容的稠密度必然更加稀释了。在古典社会学里，mass还意指中文所说的“乌合之众”，形容受众的背景分歧，组织松懈，群龙无首，受众与受众、受众与传播者之间互不相识。正因为是“乌合之众”，老死不相往来，早期哥伦比亚学派才会假设媒介可以长驱直入，其信息有力“击中”这些“原子化”(atomized)的受众，改变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个假设是无稽的（详下）。照李普曼(Lippmann, 1922)的说法，大众媒介把“外在的世界”转换成为我们“脑中的图像”，而记者居于两者之间（mediated)，他们必须运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s)捕捉复杂的外在世界，不免挂一漏万，所以李普曼鼓吹由专家精英为公众阐释社会事相。早年芝加哥学派称媒介为“有组织的情报”（organized intelligence）, 由记者、编辑等组成的科层组织，有目的地收集、制造和散发各种信息。既然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代表“理性沟通”，为何又说“乌合之众”的媒介(massmedia)促进公共舆论的“理性沟通”，其中理论的矛盾如何统一？那就必须进一步假设：即使个人是无知愚昧的，众人却是有集体智慧的。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这个矛盾如何安排，产生许多社会理论的流派，这里无法详说了。
这三层意义出现的时间有先后，既独立，又同时存在。任凭现代“传播”科技有多先进，也无法取代面对面的“沟通”，而和“沟通”与“交通”的功能也不完全重叠。西方民主理论的浪漫原型，从希腊的城邦政治，联想到美国新英格兰小镇的议事厅，都假设社区内人人互相熟悉，见多识广，更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实际上，李普曼（Lippmann, 1922）批评在美国幅员这么广大的国家，这种为小国寡民设计的民主蓝图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明知不可能实现，美国总统选候选人还喜欢描绘一幅“电子议事厅”（electronic town hall meeting）的愿景——虽然美国人民无法聚合在一个地方亲身接触，还是想象可以透过最新科技进行全民沟通，正是“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可见这个印象如何深植于美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
过去二十年，数码化技术把我们带进一个“新媒体”的崭新纪元。新媒体为旧媒体（特别是报刊）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威胁，而且促进各种新旧媒体的汇流与整合，发展之速宛如旧小说形容的“迅雷不及掩耳”，从1990年代中叶互联网开始普及，接着又有社交媒体的流行，各种接二连三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资讯环境犹如旧貌换新颜，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影响整个资讯产业链的重组与消长，新媒体甚至已开始介入美国总统大选运作的过程，至于未来的面貌更难预测。当然，世事之理可以“自其变者而观之”，也可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何者变，何者不变，新旧媒体如何互动，尤其值得密切关注。研究新媒体现在最为时髦，学界是否以原来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来了解新媒体，新媒体是否产生以前未有的新理论？新媒体研究尽管如火如荼，但历史尚短，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我自己从旁努力观察这方面的发展，却总感觉追不上情势变化，因此不敢多所置喙，留待更有资格的专家来阐述。
统摄性的传播科学？
最近我在内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发现应邀报告的题目繁多而庞杂，有人谈“文化帝国主义”、国家形象，针对的是传媒的角色；但也有人谈祖孙关系，那是涉及第一个意义的“沟通”了。这两方面的知名学者都很认真，但好像在两个世界各说各话，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南辕北辙，完全无法交流得上。这又回到“什么是communication”的问题来了。这里，我要提醒准备到美国念书的学生，如果你选报speechcommunication系，那就是打算做类似祖孙关系的研究，举凡对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少部分传媒问题）、演说和言辞感兴趣的，这个系是正确的归宿。但你若选择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则几乎全心关注第三层意义的大众传播了。以学科定位而言，communication research应该以媒介为中心，还是应该泛指各种“沟通”？如果泛指各种人类“沟通”(human communication)，一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也应该算在内，因为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与权力网络，不啻是广义的社会科学。但如果是以媒介为中心，我们纵使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解释一些媒介现象，核心关怀始终是媒介问题，也就是以媒介为主，以其他知识背景为辅。[1]
我的学术兴趣是以媒介为重心的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但必须把媒介紧密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里，而不是封闭式兀自关起门来“以媒介看媒介”。这种传播研究关注什么问题？社会学经常提到agency（能动性、自主性）跟structure（结构）的互动：行动者有何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其极限何在？行动者采取哪些行动才可以改变结构？而结构又如何一方面保障、一方面制约行动者的自由与能力？以此为分析的纲领，媒介研究包括三个层次：（一），以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媒介是行动者，社会是结构；媒介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内运作，而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复杂的辩证联系。（二），在媒介内部，媒介组织（如报馆）是结构，专业人士（如记者、编辑、市场行销者）是行动者；记者可以影响报馆的运作，但报馆的规范反过来制约记者的行动。（三），以媒介与受众的关系而言，媒介是行动者，受众就是结构；媒介对受众产生什么影响，而社会大众又如何形塑媒介的品味与内容？抓住这三个纲领，我们自然可以引出很多子题（参考Croteau, Hoynes, & Milan, 2012）。
在美国，传媒研究之所以有今天，公认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贡献最大。他多才多艺，高中毕业时，辛辛那提职业棒球队要他去打棒球，他在哈佛大学念硕士时，在波士顿一个职业乐团吹长笛。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在爱俄华大学英语系当教授，遇到美国经济大恐慌，他写短篇小说赚外快，小说得过著名的奥亨利奖，并收入中学的教科书里。他晚年时曾告诉我，偶尔还接到那几篇短篇小说的版税。接着他创立爱俄华大学新闻学院，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在伊利诺大学创立全国（全世界）第一个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科从此宣布诞生。
1950年代，二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掀起一个野心勃勃的“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施拉姆（Schramm,1962）说：“communication是最基本的社会过程之一，甚至是唯一的社会过程。”这是极为广泛的定义，几乎涵盖了人类沟通(human communication)的核心，甚至全部，因此是政治学（如民意）、社会学（如社会结构）、心理学（如群众心理与认知）、经济学（如信息经济）等等学科的汇点和中心。既然如此，何不建立一套独特的“沟通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以居高临下的角度俯瞰，足以统摄或整合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视野？在伊利诺大学时期，环绕在施拉姆身边的学者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例如两位资讯科学大家连书名都叫做A Mathematical Theory ofCommunication（Shannon and Weaver, 1949）（（姑译为《沟通的数学理论》）；又如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是著名的语意心理学家，他和同事完成一部书，从几个语义的向度衡量心理结构（Osgood et al.,1957）。施拉姆显然相信汇聚一流的头脑，让他们从不同的观点在一起碰撞，可以爆发全新的知识火花，叫做“沟通科学”。当然，这个“统一科学”运动证明是失败的，施拉姆自己也慨叹道：“许多人穿过，很少人逗留”。他终于发现，社会科学的各路英雄好汉，因缘际会，偶尔在边缘处相会，触摸到若干“沟通”的问题，但他们穿过十字路口以后，又向本学科的方向和旨趣直奔。奥斯古德还是回去当心理学家，咸能和维尔还是资讯科学家，早年这批先驱很少自我认定是“传播”学者的。施拉姆也无力留住他们，十字路口还是十字路口，只穿过，不逗留。传播研究不但没有成为统摄性的中心理论，而且边缘如故，只能继续拼命争取中心的承认。
后来，施拉姆移师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创立另外一个举世闻名的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更是培养了数代传播研究的领军弟子。他还是时时宣称“沟通”是最基本社会过程，似乎没有忘情于统摄性理论，但具体的研究却从广义的“人类沟通”转而专注于建立狭义的“传媒研究”。他这时期的研究包括电视在儿童日常生活的角色、教育电视，特别是媒介在国家发展的功能。纵然跨学科的统摄性理论建构失败，然而传媒研究的理论根基不足，施拉姆还是从老资格的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养料，以灌溉新兴传媒研究的园地，始终不遗余力。他褒扬传媒研究有四位“祖师爷”，都来自其他的学科，包括社会学家拉斯斐尔德（Paul Lazarsfeld)，政治学家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 以及团体动力学的勒温（Kurt Lewin）和实验心理学的贺夫兰（Carl Hovland)。施拉姆的“点将录”，未必是定论，但他所推崇的传播研究都是实证主义的范式，其中三位大师后来与传播研究渐行渐远，事实证明影响最大是拉斯菲尔德与同事莫顿（R. K. Merton）在哥伦比亚大学发展的范式，奠定了美国实证量化传播研究的基础，进而蔚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其长处短处都在这里。等到这个路数变成支配性的主流范式，学术发展逐渐呈现偏枯的趋势，几乎忘记了更早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系还有另一个主要的传统，与欧洲的激进思潮更是南辕北辙。
美国媒介研究的两个范式
美国的传播研究深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启发，英国的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批评，渊源大为不同。在美国，传播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范式，一个是芝加哥学派，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它们的崛起、发展和消长各有时代的烙印，也反映美国社会情境的递嬗。称之为“学派”，是因为它们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对传播研究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内部纵有差异，但整体合起来看，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迥然不同的。兹参考Hardt (1992),Czitrom (1982) 和Carey (1992)等人的著作，约略述评如下，并归纳其要点于表一。
表一：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比较
芝加哥学派 | 哥伦比亚学派 | |
极盛时期 | 一战到二战之间，美国社会历经动荡。 | 1950年代以后，美国国力日正当中。 |
聚焦 | 报刊是社会文化机制的一部分，与城市发展和移民社会息息相关。报刊的作用在于维系政治和道德共识。 | 以媒介效果为主。把社会结构视为当然。 |
范式 | 实践主义，报刊促进社会改革。与“进步运动”同步。 | 结构功能主义，媒介维系系统的平衡。 |
研究方法 | 人类学参与式观察深访，社区研究。 | 以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为主。不重视历史。 |
知识论 | 经验性，也阐释性。象征互动说。 | 实证经验研究。 |
代表性学者 | Robert Park, George Herbert Mead, Herbert Blumer, Morris Janowitz, Kurt and Gladys Lang | Paul Lazarsfeld, Robert K. Merton, Elihu Katz |
美国版图的拓展史是由东向西移动的，全国第一大城当然是纽约，而第二大城长期而言就是芝加哥。直到后来西部的洛杉矶崛起以后，芝加哥的关键地位才逐渐稍有退色。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枢纽和集散地，转运周围农业州的资源到东部，但无论是地位、资源或价值取向，芝加哥也与东部都市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礼。美国象征人类史上横跨新大陆的第一个民主实验，这个新兴国家历经都市化、工业 43 65346 43 28322 0 0 6181 0 0:00:10 0:00:04 0:00:06 6181和大量移民的洗礼，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和核心价值动荡不已，必须重新整合再出发，于是知识界领袖在上个世纪初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政治上，它鼓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好政府主义”，鼓励报刊揭发政客贪腐无能，它提倡个人凭本事升迁，反对绝对或武断，主张以科学方法促进社会改革；经济上，它反对社会资源与财富寡头垄断，并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反对资本家剥削劳工；文化上，它提倡新的中产生活方式、新式艺术和建筑品味，以及都市计划(Carey, 1997)。“进步主义”更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其中一环便是孕育了美国社会的“媒介专业主义”。“进步运动”的余绪，更是开启了美国的对外扩张，包括开始介入亚洲事务，并提出“门户开放”为口号进入中国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
芝加哥大学是“进步运动”的重镇。芝加哥大学首创全国第一个社会系，该系在一战到二战之间独领风骚。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受到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所影响，放弃欧洲式的抽象玄思，而注重学术在社会和政治改革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们以芝加哥这个城市为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有计划地做了大量人类学式的开创性社区研究。他们研究的范围很广，其中一环是把报刊视为社会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探讨报刊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社区和谐以及种族融合。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与整个都市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伴相生的关系，研究旨趣充满了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精神。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引起动荡，社会上的道德基础与政治共识失衡，学者探讨如何使用媒介维护社区的整合与共识，以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其终极目标即在于完善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诠释性的。它着重参与式观察，也使用历史和人类学田野方法，以社区研究为主。记得他们曾派驻学生在商店门前“站岗”，实地记录交易的种族和阶级情形，店主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打电话要警察驱逐他们。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帕克（Park, 1982），研究报刊的“自然史”以及移民报纸对融入美国社会的影响，他曾到燕京大学做访问教授，是费孝通的老师。布鲁墨(H. Blumer) 是“象征性互动派”的代表，在集体行为和民意研究的贡献卓著，影响很大。杰诺维茨（M.Janowitz）研究社区报纸与社区权力结构，以及社区报纸如何促进社区和谐。朗式夫妇(K.Lang and G. Lang)配合实地观察和电视内容的分析，提出媒介建构“第二手现实”。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取代英法帝国主义成为世界霸权，国力如日正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持盈保泰，学界所关注的是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平衡，研究旨趣日趋保守，他们提的问题比芝加哥学派窄化得多。这时，社会学的重心已从芝加哥大学移转到哈佛大学，但帕森斯（T. Parsons)提出宏观结构功能论，过于抽象艰涩，从一个名词跳到一个名词，无法接受具体经验证据的考验。以传播学而言，其重心又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理论家莫顿（R. K. Merton)提倡“中距离”的结构功能论(middle-rangetheory)，以接通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使理论能够接受经验证据的检查。理论家莫顿和以量化研究方法见长的拉查斯菲尔德（P. Lazarsfeld) 合作无间，相得益彰，训练了数代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的领袖。哥大仰赖企业界（尤其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经费，他们使用相当精细的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研究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短期态度与行为，特别是选举与消费购物方面。大公司和政府资助学术界，自然不愿意学术界用这些研究来检验甚至批判它们，因此哥大的学者们几乎冻结了社会制度与结构性问题，把媒介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视为当然，只以工具的眼光孤立地看媒介产生什么效果。他们原来期望媒介发挥“魔弹式”的强大效果，但各种实证研究却纷纷否定这个假设，反而发现媒介无力改变人们的态度或行为，只能巩固他们固有的预存立场。这个结论使得他们开始怀疑传播研究的价值，以前的乐观期待转变为悲观情绪，以至于哥大的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elson, 1959)过早地为传播研究发出讣闻。
拉查斯菲尔德原是来自奥地利出色的应用数学家，移居美国以后发明了若干重要的量化研究和统计方法。他的panel study当初是为美国农业部设计的，正好碰上美国总统大选，他就把这套方法拿到俄亥俄州的伊里(Erie)县使用，即在选举过程中每隔段时间就反复回去访问相同的样本，以追踪选民投票意向和行为受媒介影响的方向与程度。研究成果总结在《人们的选择》（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8）这本书中，这是开创传播研究量化实证研究的先河。（有一次，我和业师罗杰斯开车经过该地，看到高速公路Erie的路标，心中仿若触电，颇有到麦加“朝圣”的味道。）该书否定媒介有强大的劝服效果，提出“两级传播”的说法，也就是媒介无法直接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有一群意见领袖先吸收过滤媒介的信息，再传布给广大的受众。后来，他和学生凯兹合作，在《个人的影响》( Katz & Lazarsfeld, 1955) 把“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做更详实的试测。
现在回顾哥大对于“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提法，和李普曼（Lippmann, 1922)早年对于公共舆论所提出的见解，实在不无若符合节之处。前面说过，李普曼认为公共事务复杂万端，新闻媒介需要靠“刻板印象”了解外在世界，新闻报道本身有相当大的内在缺陷，而且为政府和大公司操纵心灵的公关企业又方兴未艾，为此他提倡由专家精英为公众阐释公共事务。李普曼的论敌杜威虽然也承认公共事务复杂，但杜威寄望于公众参与和社区沟通，以凝聚民间智慧，反对精英治国。杜威哲学是芝加哥学派的指南针，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它和哥大学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基本差异。
正当哥大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酝酿形成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勒纳(Lerner, 1958)的著作《一个传统社会的消逝》。其基本资料来自哥大在中东所做的问卷调查，是第二手分析，但影响甚大。究其原因，此书立论背后的基础是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的支配思潮---现代化理论，自然不容易受到挑战；而勒纳提出一套貌似“科学”的解释，也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合理化。勒纳说，第三世界要现代化，必须利用媒介灌输人们的“移情能力”(empathy)，潜移默化，使他们打破宿命论——如果人人具备这种“移情能力”的现代人格，整个社会必然告别传统，步入现代的门槛。这个理论到现在已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但它曾为国际传播研究定下数十年的基调。施拉姆(Schramm, 1964)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一度被第三世界领袖奉为“圣经”；罗杰斯（Rogers，2003)的“创新扩散”(diffusionof innovations)则在第二代学者中是影响最深远的。施拉姆和罗杰斯都以勒纳的学说为范式，鼓吹第三世界以媒介为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触媒剂，以媒介促进民族整合、经济现代化和文化自主。
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知识社会学上的吊诡：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哥大学者总结“媒介有限效果论”，媒介只能强化人们固有的立场，无法改变他们“短期”的态度与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在国际上，美国学者凭借有限的证据，却信心十足，以预言式的话语强调，媒介在第三世界社会变迁的“长期”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发展轨迹既合流，又分途，其间关系尚待细致分析（见本书第二章）。（有趣的是：由于政治情况和学术见解的丕变，倘以当今左派的观点重新做180度相反的解读，则哥大学者的发现也许不再证明媒介的效果“有限”，反而证明媒介具有维持现状的“强大”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假如媒介的主要功能在于强固人们的预存立场，维持他们态度和行为的长期稳定，以致阻碍社会变革，这么说来媒介岂不正是权力结构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利器，反而符合克兰西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
芝大和哥大这两个社会系的传播研究，早已各自往别的方向走，而传播研究则被各地后来兴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接收为版图。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术来说，哥大因缘际会，逐渐凌驾芝大之上，仍是影响当今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历久不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引进美国，它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把美国主流传播研究攻击得不遗余力。但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成为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战未能动摇哥大范式在美国的支配地位。欧洲的批评理论原来是对美国提出“敌对的”的世界观，但到了美国就被分插到整个学术光谱中成为一支，其批判性当然明显削弱。美国式传播研究的流风余韵更扩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学界似乎多少在这个影响圈内。“全球化”的声音响彻云霄，传播研究却未必更多元或更国际化。
芝大的传播研究范式纵然退隐为暗流，但从未完全失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反越战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和学生运动等等——风起云涌，改革派学者回去芝大范式寻找血脉，重新发现先驱学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芝大的范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进一步切磋琢磨的空间。其一，芝大的实践主义取向采取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立场，与法兰克福批判学派（马克思主义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不同，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紧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不至于水火不容，使美国和欧洲传统有对话的基础。其二，芝大先驱学者米德（G. H. 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有人认为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者(Becker& McCall,1990)。 “象征互动论”虽然不及欧陆传进来的现象学那么抽象而深刻，彼此却可以曲通幽径，而哥大的结构功能学派和现象学则几乎毫无共同语言。许多美国主流传播学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只知道哥伦比亚学派的工作，对其他范式不是不了解就是漠视，这是理论视野上很大的盲点。最积极重新发现、诠释芝加哥学派的贡献者，莫过于雄辩滔滔的文化学者卡瑞（James Carey)，他从芝大的实践主义的范式诠释欧洲进口的激进学术思潮，对美国主流的哥大传统也批评得不遗余力。
理论贫乏与“内眷化”
美国新闻院系和传播研究的接轨相当偶然，而新闻院系接收社会系遗留的传播研究有何得失？新闻教育是美国的特殊产物，欧洲的精英贵族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排斥新闻教育，轻视它缺乏知识骨干。1908年密苏里大学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四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继出现──普利策死后，希望捐赠遗产以成立新闻系，先为哈佛所拒收，后来哥大才勉强接纳，乃有现在举世闻名的新闻学院与普利策奖。（按，上述拉斯菲尔德的“哥伦比亚学派”，指的是社会系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与新闻学院没有什么关系。）但哥大是例外，美国主要的新闻院系都集中在中西部的农业州，因为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拨划联邦土地，成立州立大学，除了追求人文与科学知识，还高悬“服务社区”为主要使命，一些应用学科（尤其是农学、军技、商学、新闻）因而在高等学府获得正当性。当时一般记者多半桀骜不驯，不乏才华洋溢之士，却很少有人念过大学，新闻职业的整体声望不高，所以各州的新闻同业团体纷纷乘机怂恿州立大学成立新闻系。这样凭内外两股力量合流，为美国大学的新闻系接生。必须指出，密苏里新闻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第11章另有详细的历史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大学有了新闻系是一回事，新闻系在大学里有没有地位是另一回事。美国大学的新闻系一般都是从英文系分支出来的，目的在于培养编采写作实务人才。二战期间，有些老记者征调参加军旅，战后回到大学校园读研究所。但新闻系因為没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学里是很难有地位的。威斯康辛大学的布雷尔（William Bleyer）独具远见，在政治系里增加新闻辅修，教授新闻和相关的政治学、法律和伦理学、公共舆论和宣传等课程。这些老记者获得政治学（或其他老学科）博士以后，相继应聘到各重要大学新闻系任教，逐渐发展新闻学博士课程（因此，早年以威斯康辛、伊利诺、明尼苏达和斯坦福四所大学为重镇），以至于蔚为学府建制的一部分。
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逐渐吸收、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传播研究嵌入新闻科系成为建制的进程中，施拉姆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他建立了几座传播研究的据点，培养下一代领袖人物，拓展影响力；他以文学的想像和晓畅的文字，叙说有趣的“传播”故事，引人入胜；他努力从其他社会科学吸取概念和理论，加以综合改造，为“传播”的躯壳注入内容；他编撰重要的教材，为全国所通用，而其专著更有“点题”的作用，后面有许多人跟着他点过的题目展开研究(参考Rogers, 1994)。后来施拉姆的视野也受到不少批评，这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对本文来说是题外话了。（话说回来，全美国各新闻学院几乎都纷纷改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表面上平安无事，学生人数愈来愈多，其实新闻与公关广告的哲学关系从来没有处理好，内部的新闻实务和传播理论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2]）
回顾施拉姆时代，传播学紧密依附其他社会科学，从跨学科引进理论、概念和视野。他和麻省理工学院普尔(Pool and Schramm, 1973)合编《传播学手册》，厚达一千多页，各章作者多为著名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学家，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国际传播问题。十多年后，下一代学者（Berger and Chaffee, 1987; Berger et al., 2010)合编《传播科学手册》，作者都来自传播本行，其他学科的作者几乎绝迹。后书的编者自诩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既是“科学”当然就自给自足了，从此不假外求，不再需要其他学科的奥援；而且，他们对国际传播几乎全然漠视，国际传播仿佛只是国内传播的延长，国界与文化差异俨然都是无关紧要的。切非（Steven Chaffee）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得意门生，他比他的老师更强调“科学”，但科学一旦变成“主义”，他的眼光却比老师狭窄得多。切非曾于1980年代初撰文辩称，传播科学有自己的博士班建制、学术期刊等等，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他不仅从外缘的制度面“合理化”传播学，因为以《传播科学手册》的精神看来，他显然也认为传播“科学”在内涵理论上有独立的贡献。培斯理（Paisley，1984)曾形容传播学是一门“横向”学科，链接其他的“纵向”（例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学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切非似乎想把传播学从“横向”扭成“纵向”学科。我觉得这样做可能走向死胡同。从这个个案即可展示美国国内传播的窄化，但美国的国际传播何尝不然？我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将有详细的分析。
再说一遍：施拉姆时代力求和别的学科接枝，后来从新闻传播建制内产生的文献却力求“独立自足”。上个世纪70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科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马力”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
以“议程设置”为例，它最早提出媒体也许无法影响受众“想”什么（what to think），但却有力地影响他们“想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换言之，媒介可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强大的“认知”效果，媒介透过报道与评论而聚焦并凸显若干议题，引导人们对混沌的外在环境中获取认知，然而媒介未必有力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行为。这是个有趣的角度，本来可以以此为起点，接通其他的理论，丰富其层次与内涵，但一般学者似乎只抓住“议题设置”成为终点，不断在印证它的正确性。“议程设置”迄今经过五十年的研究，发表过六百篇论文，所受到的注意应该算最为显著了。当中当然有些个别的佳作，然而整体来说，这些研究获得的洞见是否一定超出李普曼(Lippmann, 1922)将近一個世紀以前出版的《公共舆论》？我总觉得文章虽多，创见殊少，其中多数文章只换几个“变项”，视野却不断复制，原地打转，彼此既没有交集点，也没有向外拓展或向前推進。整个来说，应该是支离破碎，无力提供一套体例完整的满意解释。必须指出：从现象学发展出来的“真实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和“议程设置”渊源殊异，而且比它更宏大更精致，却有学者硬把它拉进来，号称为第二层次的“议程设置”，在我看来简直荒谬绝伦。
再举“框架(framing)分析”为例。“框架”是一个有力的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识，引入传播领域以后，“框架分析”竟逐渐沦为简单而机械的分析工具，甚至很多人还以为分析工具就是理论本身。如西谚所云，如果给小孩一把锤子，他无论碰到什么东西都要锤一锤；这就犹如中国人说只有“一剑走天涯”的本事了。所以，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我们看到“框架分析”满场飞；不管什么问题，许多学生都要给它“框架分析”一番，最后“框架分析”剩下了形式，失去了内容，不知道究竟为何要“框架”分析，又“框架”分析了什么。“议程设置”和“框架分析”如此，其他的例子可以举一反三。个别学者固步自封已经说不过去，要是整个学术社群各自割据小山头，关起门埋头操作，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以致造成“碎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必然无从提升。其实，如“议程设置”这类在新闻传播学院流行的“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足于划地自限，而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
我承认这种批评容或太过，但事实上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的确狭窄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更甚者，有的学者花半辈子的精力在单一的题目上（例如议程设置、第三者效应、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写上数十篇文章，博取盛名，甚至为此沾沾自喜，若问这几十篇重复劳动的文章对了解社会传播有何贡献，却又说不出所以然。读者也许要质疑：人们如何使用新媒体显然是重要的问题，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何不妥？没有不妥，该诟病的是：不管任何新科技出现——手机、互联网、部落格（博客）或微信——这些人都像学生做算术题，抓住同一个简单的套路和招式“敲打”不停，千篇一律，呶呶不休，大有以不变应万变之概，这样的辛勤的劳动累积再多数据，对理论创获却是徒劳无益的。
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我的论断，都必须面对一个尖锐而严肃的问题：为何我们缺乏深邃的“范式”引导传播研究的工作？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Kuhn,1970）指出，“科学范式”(paradigm)指学界普遍接受而具有广泛共识的一组严密、层次井然的思想以及看问题的方法，也包括可供模仿的操作规范与范例。一般科学家都遵循特定的范式勤恳工作，也就是在具有普遍共识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下从事探究活动。刚开始，发现少数不符合范式的现象或证据，尚可归诸为“例外”，并不妨碍这个范式对“常态”的解释；然而一旦“例外”愈积愈多，以致威胁到范式的稳定与完整，原来的范式不能再把这些“例外”轻易解释掉。这时候范式必须改弦更张了。于是最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修订原来范式的若干核心假设，产生新的范式，使得看问题的角度焕然一新，原来的“例外”不再是“例外”，而被纳入“新常态”的解释范围，这就造成了“范式转移”，而新范式比旧范式的解释力更强，自然引领科学社群跟着新范式看问题。如此巡回反复的“范式转移”，写就了一篇科学革命的动人历史。库恩所分析的自然科学发展史，未必直接套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社会科学没有这么明确清晰的范式，学者间对于何为“范式”甚至难以达成共识；即令如此，库恩的卓识对于我们了解社会科学毕竟深具启发。
库恩说，科学家必须接受传统范式的严格训练，从大量的、点滴的辛勤努力工作之中，才能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情况下逐渐发现传统范式的破绽，并相应地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和解答，这便是产生新范式的契机。换言之，要做创新者,必先做传统派。创新是从传统脱胎而锐变的，传统与创新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有趣的辩证吊诡。因此，创新绝不是守株待兔，无法凭空胡思乱想，喊口号更毫不济事。前面提过朱熹的两句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永远是为学最好的座右铭。朱熹的旧学应该是库恩的传统，新知则是创新，唯有在旧学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新知。一般人只能讲究平实，效法敬业精神；但求熟能生巧，焉敢妄效神通？倘若没有学统的熏陶，一心空想捕捉灵感，即使传统范式的破绽出现在眼前，也没有足够的学术敏锐、能力和资源去驾驭它。欲“破”，须先知“破”什么，更遑论“立”了。
社会科学学者当然也要在若干主流范式内思考。在传播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问题出于这个领域先天的传统薄弱，理论资源缺乏，视野和范围都嫌狭小，后天又失调，学界不断简单地加以“再生产”，熟而不能生巧，这样要谈创新，何异缘木求鱼？
这个盲目再生产的一窝蜂现象，就是学术发展典型的“内眷化”（involution）过程。这个名词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 1963）在印尼比较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经济生态史所提出来的。由于荷兰统治者强取豪夺，又有巨大的人口压力，农业发展策略应该更新变革才对，但格尔兹发现，爪哇岛自恃天然条件优厚，不思大幅变革，只选择走一条方便的道路，因此没有提升耕作技术和品种，而只求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安插耕作人口。我们都知道，农田最容易吸纳过剩人口，正如中国人说的，只要加一双筷子，短期内大家都有饭吃，虽然人愈来愈多，吃的也愈来愈差。爪哇这样一味增加农业人口，没有提高技术水准，每亩地的单位产量非但没有增加，农地且因过度垦殖分割，以致良田变废墟，造成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灾难。
这种做法不啻是杀鸡取卵。纪尔兹的involution一般译为“内卷化”，我选择译为“内眷化”。一字之差，因为我偏重强调学界眼光“向内看”的过程，而“内眷化”保存了“眷顾”的意思。以此引申，描述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窄愈细，彷如躲在自筑的一道墙围内，得到心理安全感，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犹如格尔兹形容这个过程是“技术性的分发丝”（technical hair-splitting)，舍本逐末，纵然把发丝数得分毫不差，也看不到整个头型的全貌。优生学鼓励基因相异的人结婚，反对近亲繁殖。豪门如果只顾分产，不事增产，再多财产也要败家。
在我看来，“内眷化”是学术创造力的退化，特别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奖惩体制内，鼓励放大镜照肚脐眼，抱住一个小题目做到死，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如隔山。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旦丧失“公共性”，便只成为在学苑内部评职称和加薪的嬉戏。这是可怕的学术危机，尤以中国的传播边缘学科为然。中国经济发展与学术自信或积淀迥不相侔，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指标，美其名为国家的“软实力”强力推行，道理在此。好在近年来大量著作译介到中国，尽管选书和译事均水准参差，年轻学者如欲开拓眼界，机会之多倒是前所未有的。
苏钥机（So, 1988) 曾分析传播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数，发现它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愈来愈少，引用传播领域的文献愈来愈多。从切非等人的观点来看，这正是象征传播学的日益成熟，我没有这样盲目的乐观，反而担心这是典型学科“内眷化”的证据。纯粹“从传播看传播”，理论资源如此贫乏，特别是那些从新闻系内部产生的“理论”，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脱节。家底本来就薄，关起门自娱，情形更为不堪，焉能不边缘化？我常常觉得1970年代格伯納（G. Gerbner）主编《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时,尽管有些文章良莠不齐，但却经常激起重要辩论的知识火花；现在该刊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致得无懈可击，却往往处理微枝末节，对于不同流派和各种大问题都缺乏辩论，更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点，有时候我戏称之为“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也就是“精致的平庸”。管见以为，主流传播研究之所以流于平庸，是因为充满了太多熟悉的“变项”(variable)，太缺乏新鲜的“视野”(perspective)。事实上，美式训练出来的许多人只要脱离孤立的“变项”，便浑身不自在，一谈到比较大的问题时更不知道如何自处。在我看来，这是主流学术“内眷化”的巨大危机。我自己宁愿回去读点老书，它们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在技术层面容或不够成熟，但我们从那种开阔的气象却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跃动。
国际真空与历史真空
米尔斯（Mills,1959）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对我的学术兴趣与风格影颇大。他有两个主要的命题：一是要把个人的关怀联系到公共的问题；二是把重大问题放到时空背景来考察，既有历史的视野，又有全球的视野。毋庸置疑，美国是传播研究的中心，我们必须虚心参考美国的文献，否则恐怕连正常的研究都难以进行。然而，按照米尔斯提出的标准，我在这里且大胆地（但愿不是草率地）论断，美国主流文献有两大真空：一个是历史的真空，一个是国际视野的真空。
对于历史的真空，大家好像觉得社会科学是研究现在的，历史是研究过去的，而现在和过去彷佛是断裂的；而且又以为社会科学是“硬”的，历史研究是“软”的，不应该混杂在一起。留心的读者都会发现：近几十年来，不少主流传播期刊以“科学”为名，愈来愈排斥结合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文章，而青睐那些题目切得很整齐、技术处理得很干净的文章。这种“楚河汉界”的心理，彷佛“现在”和“过去”可以一刀两断的，所以不愿探讨事件在时间系列上的“常”与“变”。主流期刊更不愿意接受富于争议性的辩论，以为这种争鸣没有“硬证据”，是“不科学”的玄谈。殊不知任何经验学科都必须建立在某种预设和世界观上面，现在许多主流研究之所以能够埋头苦干，只因为他们“冻结”了这些预设和世界观；他们只是视而不见，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这种倾向其实是一种极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作祟，米尔斯称之为“抽象的经验主义”。管见以为，脱离历史，也就脱离了人文的关怀；脱离了人文的关怀，社会科学也就自残了半臂。
再说到国际视野的真空。因为美国是传播研究的发源地，主流文献蕴涵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把自由多元主义、资本主义及美国社会的“恒久价值”视为当然。它们认为美国制度整体健全的，细节可以改善，于是研究旨趣放在“体制内”如何改革，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的关怀。因此，政治传播就变成媒介如何影响选举与投票行为（美式民主），另外还大量探讨媒介如何影响购物行为（资本主义）。学者不考虑体制的正义基础，媒介的产权与权力关系，不讨论“体制改革”的问题，也不太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在接受美国主流文献之余，
也要明白它的局限性：美国主流文献一旦离开了美国，对于许多国家的“体制改革”或文化冲突，这些文献的许多假设未必成立，其解释力可能跟着不断减弱。这说明了美国的文献既不能漠然轻视，也不能无条件接受；另一方面，更有力彰显了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社会科学讲求“条件性”，紧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很难像自然科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
这三四十年来，传播学者在传播领域之外还有影响力的寥寥无几，有活力的传播研究反而多是从外面带来的冲击，且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是统称为“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突然密集出现，它们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媒介与政经条件互动的历史，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运作，新闻制作的流程、过程和因素，以及新闻制作与社会运动的互动（例如M. Schudson, H. J. Gans, G. Tuchman, T. Gitlin, D. Hallin)。即使过了三十多年，这些分析视野还是生机蓬勃，可惜很久没有人提出其他重大的新观点了。我相信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也有“内眷化”的情形，可能是当代学术界的“后现代”现象，并以传播这类边缘学科尤然。其二，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使媒介无法孤立看待，而必须分析媒介话语的政治经济基础（例如J. Curran, H. I. Schiller)。拉丁美洲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也曾有重要的贡献，但它与第一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互动不多。其三，文化研究使媒介话语更紧密联系到背后的深层意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脉络，包括英国的有威廉斯（R. Williams) 和侯尔 (S. Hall) 对美国主流范式的批判，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的重新发现与诠释（J. Carey, H. Becker)。萨伊德（E.W.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的开创，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具深意。这些理论在美国各新闻传播学院发生的影响甚不均匀，有的学校颇重视它们，但有些以庸俗实证主义挂帅的学校则淡漠视之。中国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于短视或无知，只局限在简单的层次和粗糙的面相。
我觉得学界应该回归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拒绝被过分专业化作茧自缚。严谨专业训练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过犹不及，以致被“过分”专业化绑住手脚，遮蔽视野，变成社会学家所说的“训练有素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学者的研究和生命不应该分割，而是要联系个人经验到社会结构，并在历史的全球的视野里构思。学术孤立主义当然要不得，传播研究必须解决“历史真空”和“国际真空”的两大问题。过分专业化的结果，彷佛竖立几尊神，大家都供奉这些神，人云亦云一番。萨伊德(Said，1996)特别呼吁学者敢站在边缘看问题，态度严谨，却愿意冒险，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敢对权势者讲真话，敢于关心哪些受迫害的弱势团体。如果一味在画地自限的主流框架里打转，整个传播研究不可能生出新的活力。这绝非鼓励学者信口开河，妄议自己不懂的东西，而是主张学者以开放的心灵和丰富的想象力，跳出既定的框框看问题。当然，说到最后，任何学术工作还是必须遵守学术纪律与规范的。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经过国际层面的考验，终究还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论层面。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但传播研究的国际化脚步很慢。我们从西方学习传播学，不是为了替西方理论找海外根据，而是希望活络思想，帮助勾勒素材，以研究本社会的重大问题，从而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
中国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科学无国界，中国人学起来很快。人文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中国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有辉煌的成果，可以与其他文化沟通，自不待言。社会科学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受到科学的影响，一方面受到人文的影响。美国式的传播研究通常是跟着科学走的。科学追求宇宙外在客观存在的规律，主要的方法是实证主义，企图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化约为少数重要的元素，而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若能用数学公式把因果关系表达出来，则最为精简，涵盖的内容也最丰富。但从人文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是混沌复杂的，不可能化约，我们必须用语言的解释力量，使其意义能够层次分明地显现出来。文史哲首先追求的是意义，而不是规律。
长期以来，以哥大为主流范式的传播研究是向实证主义科学靠拢的，其成就与限制可以有公论。我认为，这个学科应该适时回头注意韦伯式(Max Weber)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以拯救传播学主流范式的偏差。韦伯企图平衡规律与意义，以经验研究为基础，但未必拘泥于实证主义的路径。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为人文与科学搭一座桥梁，不但对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最有启发，而且这个路径的学术业绩辉煌，足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质言之，爬梳丰富多元的意义脉络，固然要层层建立系统性，但追求规律却不宜流于简单化或形式化。韦伯依照他的法学训练，以具体之“因”联系到具体之“果”，而不是追求抽象的普遍规律。由韦伯知识论所发展出来的现象学道路，强调“互为主观性”，容许不同的诠释社群建构不同的现实，然后求取“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沟通与了解（Berger & Kellner, 1981）。世界观不同，并不代表完全无法互相了解。而诠释社群可能取决于性别、阶级或种族，但对本书的语境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文化因素。一般公认韦伯、涂尔干(E. Durkheim)和马克斯是社会学的三大鼻祖，代表三种不同的旨趣与方法，但不同的学者也可能互相渗透。我特别在此提出韦伯，一是因为美国式主流传播学（哥大范式）漠视韦伯的启示，二是因为韦伯和现象学为传播研究本土化提供知识论的基础。
我在本书第三章提倡“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联系，容我在此略为申述一下。任何研究都必须在语意学家所说的“抽象阶梯”上下来回游走，企图找出勾连具体经验和抽象理论的最佳点。社会科学既然不是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是自外国接枝生长出来的，我们向外国学习构思的理路、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方法的实践上，我毋宁赞成韦伯式现象学的路径，一切认知、题旨和问题意识先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寻找出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拾级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会与整个文献（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直面接触，这时我们站在制高点取精用宏，有意识地选择最适当的理论。很少理论是可以直接拿来套用的，许多理论必须再造才行，有些理论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互相参照或补充。万一现有的理论都无法解决问题，学者可以试图自创一个合适的理论，但那显然不是简单的事了。倘若放弃文化自觉，“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问题和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拼命套取经验印证，我认为是本末倒置的。
这个取径还有几个特点必须说明。第一，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L. von Ranke）说：“从特殊性出发，我们可以拾级攀登到普遍性；但从宏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兰克的话切中肯棨，社会科学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甚至从特殊性去了解普遍性。第二，我们反对西方理论的霸道，也反对华人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说到底，社会科学的旨趣是要解答母社会的核心关怀，虚心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活络思想或勾勒材料，而不是要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倘若丧失了主体性，只顾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区的注脚，实在无关痛痒。我们当然要提倡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知己知彼，道理还是相通的。第三，我提出的“全球理论”，当然不限定是欧美理论，地方经验和理论会合时，各文化观点应该有不断平等对话、竞争和修正的辩证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学习（learn）西方理论，一方面淘汰（unlearn）纯粹是西方本位的理论；尤其，哪天我们拿得出学术业绩，足以和西方学界共同“再学习”（relearn），那么理论的创新便指日可待。经过这样反复切磋修订，理论的概括力、包容性、解释力必会大大提高。我必须强调：上面说的是“正反合三部曲”，必须永不歇止地唱，周而复始，止于至善，这才是打造“全球理论”的真谛。现象学提倡“诠释社群”之间互为主观的理解，无论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正好为华人学界争取“主体性”提供自主的空间，其精微的涵义犹待有识之士阐发。
我们处在世界传播学术的边缘，要像猫头鹰一样保持清醒：不但努力“知彼”，且要努力“知己”。千万不能把华人文化圈本质化，更不能定于一尊。一方面，我们必须容许甚至鼓励内部多元发展，和而不同，但合而观之，的确提出一个与“西方”（必须再进一步分疏“西方”）有同有异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更要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动态的交流，并转化成为研究“最切身”问题的理论资源。最后，希望华人文化圈的学术社群聚合起来，不断突破藩篱，为开拓世界传播研究的边界注入活力与创意。早年芝加哥学派内部虽有分歧，但合起来却提供和哥伦比亚学派截然不同的视野。再如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取径不同，文化研究内部还分各种支流，但合起来就和美国主流研究分庭抗礼。这就好比一首悦耳或雄浑的交响乐，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和音调组成的。掌握这样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底蕴，才有跟人家对话的基础。这是我心目中华人传播学社群应该黾勉以赴的愿景，是需要靠整个学术社群几代人努力不懈的。
最后，我愿意引用一段话以明志，兼亦总结本文的题旨(Lee,2011)：“我们研究中国传媒，部分是因为我们受中华文化所熏陶，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中华文化，只能研究中国传媒。在知识上，研究中国传媒不是自足的，不是孤立的，而必须与国际传播、甚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展并驾齐驱，互相渗透。…..我们最终希望建立的普遍性理论视野，一方面在问题意识和意义的解释上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透过文化反思，汲取更宽广的洞见，以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若能建立这种理论视野，容纳内部差异，又有独特的文化声音，排除理论上的狭隘主义，我们就更能以开放的心灵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互相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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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专业组织而论，speech communication学者参加的是National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者参加的是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and Mass Communication,而双方学者都参加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九十多年前，李普曼(Lippmann, 1922)就已批评公关遮蔽新闻的真相，其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依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更极力攻击广告和公关是服务资本主义的社会“盲肠”。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除了教新闻，也教广告和公关，原因有二：一是新闻与广告是媒介生存的两辔，在媒介组织的安排上刻意把新闻和广告发行分开，以保持新闻的独立，不受广告的影响，但由于媒介经济愈来愈萎缩，新闻和广告逐渐有汇流的危险；二是从媒介研究的版图来说，广告和公关都属于媒介效果的分支，故纷纷包装改称为“策略性传播”，所吸引的学生人数甚至超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