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否思”新闻学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充分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彻底被颠覆——这是新闻学中必须关注到的根本性变化，也是进行否思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的变化没有想象中大，因此，学术研究中的否思意识要有，但传统的知识仍然有它的价值。
关键词：否思 新闻学 新闻传播格局
一、何为“否思”？
十几年前，美国学者Maurine Beasley就指出，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教育面临诸多挑战。他认为，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全球化的挑战。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的是先进的传播技术, 这些先进的技术正在使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成为新世纪最重要的产业。在此情况下, 什么是组织和管理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教育的恰当方式, 已经在美国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①]
十几年后，“否思”进入了新闻传播学场域。近几年黄旦教授就以一个彻底的颠覆性形象，在新闻学圈子里推广自己对于否思新闻学的观念。他认为，就历史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他的判断是“或许可以用得上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紧要关头’——‘旧的制度正处于土崩瓦解的阶段’。‘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新闻业陷入美国‘进步时代’以来的最低潮。”所以黄旦明确指出，需要从网络化关系的视角，重造新闻学。[②]
“否思”的观念来自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一本革命性的著作《否思社会学》。在这本书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明确指出，起源于核心国家、已经制度化了的现代社会科学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片面概括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经验（其中必然伴随着忽略或排斥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历史经验）而成的。这些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各种理论、范式和各种制度化的内容，从19世纪开始建构起来的，却一直是将自身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普遍真理来加以对待的，他们声称边缘国家应该像接受自然科学一样无条件地接受从这些核心国家输出的社会科学。
但是，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偏狭和封闭的，已经开始遭遇危机。沃勒斯坦在书的导言中说：“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有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③]因此，对于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来说，重建社会科学是当务之急，而重建社会科学，首先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垄断，使社会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不过，沃勒斯坦认为，自19世纪起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实施着不易觉察的“管制”。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我们的价值观念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形成的。沃勒斯坦承认，即使是他自己，也没能完全从这种自己所弃绝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而这恰恰证实了一个观点，传统方法的假说是多有力地控制着我们，而对此进行反思又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沃勒斯坦的观点是，要追问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直逼这些问题所由产生的学科机制：“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④]。所以，沃勒斯坦将自己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解构称为“否思”(unthinking)而非“反思”(rethinking)，即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否定性批判。
新闻学是否也需要一次这样的否思与清算?毕竟新闻学基本理论框架同样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新闻学研究较早开始起来的国家是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新闻学研究慢慢发展起来了，虽然其存在合理性开始时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但业界对将新闻业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愿望却很强烈。“出版发行人和新闻记者团体，都希望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学科能为记者提供专业的培训机会，以此来提升职业与新闻的声誉”[⑤]。在经济学家的卡尔·毕歇尔等人的坚持和呼吁下，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批报学研究所纷纷成立。至二战爆发之前，德国的柏林大学与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纽伦堡商业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哈勒大学等等，都先后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所，新闻学在德国发展成为一门逐渐成熟的学科。“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德国各大学共出现了21个报学的教职教授，包括柏林大学的埃米尔·杜费法特，以及汉诺威科技大学的瓦尔特·海德”[⑥]，专门的新闻学研究杂志《报学》也出现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新闻学也发展起来了。美国的新闻学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新式新闻事业”现实需求的产物。当时鲁道夫·奥克斯所领导的《纽约时报》开创了“只报道事实”的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而普利策直接推进了新闻学教育的发展。所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大批新闻学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现。
虽然道光癸巳十二月（1834年1月）号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5期刊载了一篇论文——《新闻纸略论》，这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第一篇新闻学论文,文章简略介绍了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有关新闻自由的法律和制度。但这篇文章没有出现“新闻学”一词。据周光明考证，“新闻学”一词最早是由梁启超使用的。20 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读到了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此书1899年在日本出版）。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刊出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梁启超首次将日文的“新聞學（しんぶんがく）”移植到中国。
不过，虽然梁启超是第一个介绍《新闻学》这本著作的人，但郑贯公才算得上是第一个介绍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人。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便翻译出版了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这使得更多的人得以了解西方新闻学的知识。中译本“不是足本，从正文的翻译上看，也肯定不是善本”[⑦]。但今天看来仍然是一本有价值的书，该书包括绪论和三十六章 ,约11万字，几乎涵盖了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经营管理新闻学几个分支的内容。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平民时代，……则新闻纸即国民之本身也。……西谚云：人民之声即神之声。东谚曰：天无唇口，使人代言之。观此言，则知新闻纸实有一种之天权，宜其有大势力于今日之世界也。”。该书第一章称新闻业是凌驾于贵族、僧侣、平民之上的“第四种族”。“第四种族者何谓也？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为构成国家之三大种族。……英之普鲁古氏，曾在英国下议院指新闻记者而喟然叹曰：是英国组织议会之三大种族之力（贵族、僧侣、平民），而又最伟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其势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⑧]这些新闻观，对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05年8月12日至23日，郑贯公在香港《有所谓报》中《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就引用了松本君平所著的《新闻学》，并简要介绍了日本新闻学科的情况。周光明分析指出，1918年，虽然后来包天笑在《考察日本新闻记略》中也提到“新闻学”一词，但“新闻学”这个术语并没有很快在中国流行起来。因为“新闻学”一词，由英文Journalism 翻译得来。在近现代中文里曾有两个词与 journalism 对应。一个是“新闻学”，另一个是“报学”。所以，与“新闻学”同期使用的还有“报学”、“新闻纸学”、“报道学”、“集纳学（集纳主义）”等。1921年厦门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专业性的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机构叫报学科，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成立系科名也叫报学系。慢慢地，“报学”一词才让位于“新闻学”[⑨]。
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介绍新闻学进入中国的早期过程，只想说明，新闻学同传播学一样，也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且中国早期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和报人，大多有在美国和日本留学的经历。他们的著作受到早期欧美新闻学研究的直接影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博士，《大陆报》创始人汤姆斯·密勒(ThomasFranklin Milland)等代表的美国“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从1902年就开始在全球推广美式新闻学，威廉博士在1914年至1928年间,先后五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⑩]（除沃特·威廉外，密苏里大学弗马丁(Frank Martin)、威斯康辛大学布雷尔(Willard G. Bleyer)、俄勒冈大学艾伦(E. W. Allen)以及华盛顿大学麦肯锡(Vernon McKensie)等人，都到访过中国并在一些大学授课或演讲）。正是因为有如此密切的互动，所以中国的新闻学界对西方的新闻学研究是相当了解的。如1914年出版的《进步》杂志连载了德国学者卡尔·毕歇尔的《新闻纸之源流》一文，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就多次引用毕歇尔（戈氏译为毕修）的观点。1922年10月，《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中发表了有关李普曼《公众舆论》的书评。要知道，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是1922年年初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书评作者陶孟和在当年秋天即在国内加以引介。[11]另据刘豁轩在《燕大的报学教育》一书中考证，当时燕京新闻图书馆订阅10多份美国新闻学刊，包括《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和《宣传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还有美国大报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纽约大学新闻系主任利氏(James Melvin Lee)还捐赠了500本新闻类书籍给燕京大学。甚至当时徐宝璜给学生上课时使用的就是两本美国教科书：哈林顿(Harry F. Harrington)和弗兰肯伯格(Theodore T. Frankenberg)的《新闻的基本要素》(1912)，及葛文(John Given)的《报纸制作》(1907)。徐宝璜在《新闻学》序言中也承认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12]戈公振曾写道: “近年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 同时欧美之名记者，又多来我国考察，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演讲及种种讨论; 而报馆因经营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于是报学之在我国，遂引起兴味而下一种子”[13]。
如果说中国的新闻学就是美国范式的翻版，那就错了。因为中国的新闻学有自己的传统，即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韬等中国启蒙思想家在中国启蒙报刊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闻观——“耳目喉舌”论。这种新闻观，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理念。古代中国的“稷下宫”到“清议”，或者“庶人传言”、郑子产“不毁乡校”的“导之使言”，是不同于西方社会基于理性和民主基础上的“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传统的。在中国政治制度下，“许其言或不许其言，其言多言少，言对言错，凭之于君王的判断和掌控，同样不准溢出其‘耳目喉舌’之轨道”。[14]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写道：“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15]
黄旦分析说，梁启超是以“国”为对象来论述报刊之重要，“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其次，他所谓的“国事”，是“万国并立”之“比邻之事”，是“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和“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如果暂时撇开“万国并立”这一新的背景，梁启超这番话与中国传统的“去塞求通”之类相比，几乎就没有什么新意。[16]同样，陈力丹也认为：“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17]
这一点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看得也很真切，他写道“在晚清中国，以个人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为基础的个人权的民权无论作为思想还是作为运动都没有发生过”，中国人所指“国民权、人民权”无外乎是指“多数者为了反抗少数者的专横自私所追求的全体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和欧洲“包含了个人经济活动的无限自由、即以个人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权利从一开始就大不相同”[18]。沟口雄三认为“清末并不是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个人权利主张，这种个人权后来也标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宪法之中，但是这种个人权的实质只是从属于国民权的权利而已”[19]。
所以，陈力丹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20]陈力丹认为这种新闻观中，包含了浓厚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黄旦则认为，“虽然‘耳目喉舌’的观念和制度是古老的，但在晚清中国，毕竟试图以此嫁接来自异国文化中的一种新交往，它不能不突破原有的含义疆界，呈现跨越不同文化的意义。因此，耳目喉舌——现代报刊的介入，无论在话语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不能不生发出新的东西，不能不体现出现代的特征”[21]。
在中国，自由市场报业的实践历史并不长，所以以戈公振、徐宝璜等人代表的美式新闻观——陈力丹称之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22]，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一方面吸收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思想，同时又广泛接收西方的理念，“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23]，等等。
可见，中国的新闻学，其实与美国的发展很相似，即同样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报业——政党报业模式的和信息报业模式。因之，也便有了两种不同取向的“新闻学”。
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新闻本位”的新闻观很快就被政治宣传新闻学所取代。陈力丹写道，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24]
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既不同于美式新闻学，也与国民党的鼓吹新闻学有较大的差异，即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党报要成为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这种理论体系接收了前苏联的新闻宣传思想，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但又有自己的发展，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新闻观中的客观性、真实性等方面的观点。
党报“延安范式”的确立，源于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不完全党报”变成“完全党报”，成为一元化领导的工具。“改版”是“改造”的突破口，通过版面的调整，在办报思想上，确立党报是“党组织的喉舌”，不是报社同人的机关；在实际操作上，强调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并把“全党办报”的原则具体制度化，使报纸的报导与党组织联成一起，不许表现“独立性”。[26]
不过，这时的新闻观念的主要提出者是类似于毛ZD、陆定一这样的党和政府的官员，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声音和立场。诚如单波所言，当一个“以宣传为本位”、“以政治为业”的新闻官员来探究新闻理论的时候,就不免要模糊学术与政治的界限, 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27]陆定一关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今天的党报新闻改革仍有一定的启发性。如陆定一在文章中指出“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这种强调事实为根本的新闻观，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篇文章“对新闻传播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知倾向中所导引的对多元知识、文化系统的排斥,蔓延到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领域,再加之各种复杂的因素,致使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越来越失去了理性与超越的品质。学者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理论简化到意识形态的水平,制造着理论的神话,把现实生活交给理论去判断、操纵和想像 ,从而导致理性的退化”[28]。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理念也有一些调整，所以新闻学的研究者们又重新研究诸如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问题，陈力丹称这是在“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29]。
当下的问题是，课还没有补完，新的课题又出现了，即新媒体、社交媒体和各种技术主导的媒体平台迅速发展，传统的媒体格局被打破，新闻信息传播的情势不同了，新新人类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的变化，显然新的媒体生态正在重构，而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实践规律的新闻学自然而然也要顺势而动了。
二、如何“否思”？
中国新闻话语的生产确实比西方的情况复杂得多。张涛甫认为，在中国新闻话语生产中，职业逻辑、启蒙逻辑、革命逻辑三者纠缠于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复调”结构。中国的新闻话语正是在这三种逻辑的交织互动中演进的。这使得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目前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新闻理论在社会大转型中因循守旧，低水平重复；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观照；缺乏自己的核心理论，生搬硬套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后辈人才匮乏，大量新生力量投身传播研究。新闻学危机已迫在眉睫，而新闻理论的危机更为突出”[30]。赵月枝和王维佳在《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一文中指出，我们既缺少在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关联和统一解释的努力，也缺少将西方知识体系还原到其自身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下，我们很难产生独立的理论想象力和创新能力。[31]
杰·布鲁默（Jay G Blumler）和斯蒂芬·库森（Stephen Cushion）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新闻学提出另一种批评，他们认为“学者、作者、教育者和学生，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新闻业复杂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影响和意义。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可能正变成内向型（inward-looking），而正在被边缘化的规范性问题（normativeconcerns）才应是新闻学研究的根本所在”[32]。他们认为要考虑为民主而传播（communication-for-democracy）的观点，因为“如果新闻学研究变得过于与世隔绝，只关注新闻生产的实践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变革、未来的融资模式，或是去比较专业身份，那么，新闻学与公民价值观的根本关系将来可能会变成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33]。
笔者认为，否思新闻学，就意味着对一些传统新闻概念和理论的扬弃，同时需要重新建构新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亦如郝雨所言：“任何一种科学或者一门理论的实质性的发展，都必然是以一些新的概念的提出以及新的体系的诞生为最根本的标志的”[34]。但创造新概念，提出新理论范式自然是一件任重而道远之事。但也并非没有一点线索可供参考。
其一，新闻学要紧时代的脉搏，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出发来重构理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物质文化的需要之外，还包括社会政治民主的发展、社会法治体系的完善、社会的安全稳定、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需要。因此，由“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的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其实早在2013年的讲话中，
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一直是事学的视角建立的，强调的是工作和任务。姜红曾追问道，“这种形态应该是新闻学的唯一形态吗?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形态凸显了一些什么要素又遮蔽了一些什么要素?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有没有可能在强调‘事学’的时候,失落了‘人学’的维度?而这种对作为‘人学’的新闻学研究的忽略,是否应该为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负一定的责任?至少此种研究向度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作为新闻实践‘路标’的新闻理论由于自身视野的局限,没有及时承担起徐宝璜所说的‘导新闻事业于正途’的职能”[35]。今天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表明了我们要从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的人出发，从人的角度建构新的新闻学。
对此，童兵认为，无论处于政党报纸还是商业报纸阶段，由于报纸或者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者作为“谋利工具”,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掩盖了。只剩下物与物的交易、政权之间的较量。他指出：“到了进行这些交易和较量的条件逐渐淡化的时候,新闻传播中的人的精神活动才会更多地得到重视和获得更多的反应，新闻活动才能广泛正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36]。
其二，要大力研究新闻传播规律与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这是
那么如何把握新闻规律呢? 在2.19讲话中，
如何“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黄旦教授认为，新闻学是围绕职业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而搭建的知识体系。然而，在传播革命所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职业新闻传播显现出如下的变化：1.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2.媒介与社会的界线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3.原有的职业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4.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数据的能力和水平。据此，黄旦认为，新闻学重造亦是迫在眉睫。这包括：要从网络化关系这样一个传播平台重新理解新闻传播，同时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学科；要否思原有的学科和理论前提；要以网络化思维思考人才培养的目标，改造新闻学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38]不过，这都是一些纲领性的观点，如何着手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其三，在创新的同时，还需要补课。《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撰文指出: “现在我们有点‘返老还童’的现象。……我们办了三、四十年的报纸，现在也要讨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问题。这些虽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 有些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 ，要拨乱反正，得从头开始。”[39]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一些重大议题还没有什么共识，无论是党性还是人民性、新闻专业主义与客观性、新闻自由等等，这些传统的概念还存在论争。当然，不少论争是学术性的，但更多是政治性的，所以讨论本身就存在风险。毕竟，新闻学是最贴近政治权力场的领域。任何政权的改变首先都会从控制媒体和改造语言入手，就表明了一切。
陈力丹就做过这样补课性的工作，如他就重新研究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1982年初，胡乔木提出不要使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从这年起，“党报人民性”的概念持续数年遭到批判。1983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式禁止在新闻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此后，“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概念，在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禁止使用，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基本消失，不多的文章里提到“人民性”也被打上了引号，作为被否定的概念呈现。直至“8.19讲话”论证党性和人民是一致的、统一的。之前，仍有少数文章在批判“人民性”。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做了定义，在我国宣传领域实际上打破了30多年来人为制造的理论禁区，意义重大。[40]
其四，坚持新闻学与宣传研究的分离。新闻与宣传本来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在日常用语中往往新闻宣传并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两种不同的本体混糅在一起，一样东西都看不清楚，结果就是新闻学研究做不好，宣传公关研究也做不好。
据学者考证，“宣传”一词在西方世界最早由格列高利教皇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1572-1585）成立的信仰宣传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提出，信仰宣传协会旨在建立神学院，并在国外印制教义问答手册和宗教著作。1650年，克莱门特教皇七世(Pope Clement VII)建立了圣道传信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旨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天主教思想[41]。是以，在新教国家“宣传”一词具有轻蔑、贬抑的意味。当然，在天主教地区，“宣传”相对中立一些，类似于“教育”或者“劝诫”的褒义词。在20世纪初“宣传”被用来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极权主义政治所采取的劝导手法，宣传被定义为“通过谎言与欺骗来向大众撒播扭曲观点的意见”。有史家指出：
“当国家无法对宣传作者批判，并将至将之视作操纵意识形态源头时，一次大战中的美国的确展示出他追求意识形态霸权的能力。然而一些较先进的批评家，并不把大战时的国家宣传视为问题的核心，而是战后各个私人机构与利益集团的竞合。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美国的进步人士则是将批判的主体至于社会力量的排列，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言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apparatus)的控制：教育、新闻、宗教与娱乐”[42]。
中国可能认识到这西方社会对宣传一词的负面认知，因此将新闻拖进来，弄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新概念“新闻宣传”，结果是新闻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了。其实，新闻只是一种信息，是事实的呈现，是一切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客观事物变动的状况的表征。虽然各种不同制度下的媒体，甚至是不同立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把握不同，会使得新闻的呈现出现一些偏向，但客观事实是什么，是容不得随意编造的。但宣传不同，即使是阳光宣传与公关，都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进行的灌输、说服与对话性活动。所以，新闻与宣传这两种活动都有自己的规律与效用法则，都需要客观科学地分析与研究。新闻学的否思，如果不能将这两者分割开来，仍然会是一笔糊涂账。李良荣认为，在中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要遵循党性原则，要无条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中国媒体承担的是宣传责任，而新闻专业主义只讲信息传递。宣传的规律和新闻的要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李良荣教授认为，中西方在新闻报道上的区别在于，西方的客观性报道要求事实和意见分开；中式的客观报道是在用事实说话。什么叫用事实说话？就是用事实做宣传、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思想性是我们新闻的核心。我们提倡的客观报道是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说服受众，所以它用的是宣传模式、劝服模式，和新闻模式不一样。[43]这虽然是一种特色模式，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中，自然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这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呢?
其五，否思新闻学，还得做到葛兰西（Gramsci）所指出的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某些新思想传播的环境；创造一些围绕着国民发展的整体后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44]。刘海龙认为，20 世纪初期中国新闻研究开始时，主要采用了政治学范式，关注政策、媒体、公众意见、民主之间的关系。194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否定政治学范式的新闻学，在延安提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关注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这一范式以科学主义的话语转换了问题域，并成为 1949 年后新闻理论研究的唯一范式。今天要突破新闻研究的困境，需引入包括政治学范式在内的多元范式。[45]
中国新闻学的创新与繁荣的最大困境，在笔者看来，尚不是场域内学者的学术视野或者跨学科吸收营养的能力不足方面的问题（虽然这方面也确实还有大力改进之必要），而是能否有一个允许创新的学术自由探索的社会机制。因为没有思想自由，就谈不上学术创新。迈克尔·波兰尼就认为：“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46]有自由的学术探索环境，才可能让学者像韦伯那样以学术为业，可能潜心进行学术创造活动。“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清明(Selbstbesinnung)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学术不是事灵者与预言家发配圣礼和天启的神恩之赐（Gnadengabe），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作的沉思的一个构成部分”[47]。在中国，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他说道：“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48]。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49]。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同样谈到独立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针对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现状，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50]。
中国新闻学研究几十年没有取得多少理论上的突破，以至与同属一个一级学科的传播学相比，越来越少吸引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以郑保卫教授多次提出他要保卫新闻学。这固然有新闻学术知识积累、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等多方面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新闻学研究离政治太近，风险太高，以至于仍然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只能谨慎地做一些注释性或者补课性的“研究”。如果回望徐宝璜、黄天鹏、邵振青那一代人的所做的研究成果，我想当今的一些所谓的新闻学研究者是需要汗颜的。而横向比较，美国新闻学也先后提出过诸如“新新闻主义理论”、“发展新闻学”、“调查新闻学”、“精确新闻学”、“倡导新闻学”、“多视角新闻学” 、“希望新闻学”等等不同的理论，而中国的新闻学仍然在党性、组织性、舆论引导等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范畴之中打圈子，这不是不说是件很遗憾之事。
如果我们不进一步解放思想，给学术更多自由讨论的空间，只是让新闻学处于领袖观点阐释甚至只是有限作注的境地，那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繁荣和范式创新就不过是一种奢望。童兵曾分析过中国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五大论争。他发现，这些论争涉及的都是新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功能、如何理解新闻媒体的党性、新闻是否具有商品属性、舆论导向与新闻真实的关系、新闻媒体与权力制约等等。其中一些争论从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了,而部分争论至今还在或明或隐地进行。有些争论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期间比较激烈,有些争论则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进入理论研究关注的中心。[51]对此，陈力丹感概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历经了如此的磨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愿新闻学能够早早地摆脱那些长不大的孩子们的纠缠，摆脱这类低层次的所谓学术讨论，真正走向成熟”[52]。
三、新时代下的否思与传承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前两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新的文明崛起，旧的帝国消亡，中国却在这两次革命中黯然退场。新的信息革命，正席卷全球，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这次革命中再落后。知识的创新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也是社会运动的反思性力量甚至是矫正的力量。所以，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成就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次自然也不会例外。
阿芒•马特拉（A. Mattelart）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会出现一些“关键时期”，它们“特别期待那些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53]今天，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关键时期。新闻传播学，处于这一场革命的知识创新的中心区域，这门后起的学科是否可以赢得自己的尊严，这也许是一个机会。
“网络社会作为当前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转型和新的社会形态，其核心特点在于产生了新的空间域态、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个体。在网络社会时代，社会信息更为充裕，生产合作更为远距离和跨时空，生存空间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现实混合态共存，社会结构更加扁平，社会组成由简单静态结构向复杂动态结构转变。”[54]黄旦教授发现了网络社会出现的新质以及新技术带来的根本性挑战。他认为新传播推涌出一个新的“紧要关头”，发生了传播的“整体的生态变革”。虽然学界和业界虽然关注到了诸如“媒体融合”或“全媒体”之类的操作性课题，但黄旦认为，当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媒体融合”所吸引时，却似乎忽视了“网络化社会”或者“网络化关系”是由另一种“融合”所构成，亦即延森所谓的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融合”：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以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延，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籍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 [55]。
黄旦教授所指的这种新的“紧要关头”大概可以用延森（Jensen）的一段话来解释：“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如果它们表现不佳，其他关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给接收过来。因而，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它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转换者’遵从的是网络运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56]
这种变化确实不可谓不大，因此整个传统的新闻传播体系都受到了根本性挑战——比如传统媒体的生态系统和生产与传播系统，都不得不再造和重塑。而那些原本不懂新闻规律，甚至不生产新闻内容的技术型公司，如推特、脸书，谷歌、Amazon 、instagram ，国内的BRT、今日头条、美团等等，这些技术型公司正倒逼着传统媒体变革。因为人们发现，移动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充分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彻底被颠覆——“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57]传统媒体虽然还拥有内容、资源和专业性等方面的优势，但已从拥有垄断话语权、手握麦克风的强势传播者，变成“多元声部”的一个声部。
这些新技术型公司取胜的法宝是什么呢? 大数据、云计算、和所谓的精准推送。这些公司因为可以深度介入和分析用户信息消费习惯（包括喜好的信息内容类型、消费时间、消费地点、生活场境等等），所以它们可以从海量的信息自由市场上（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在生产内容，第一个人每时每刻生产并在上传于云端的内容数据）找到用户偏好的信息，并以恰当的方式推送给他们，所以他们一招制胜了。
新闻学，如果没有关注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那新闻学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2015年，一家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向上与超越：展望新闻教育的未来》对新闻教育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1）流通是新的核心价值。掌握市场趋势和新兴技术比传统新闻技巧更加重要；（2）教师无法传授他们自己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必须建立数字优先的学术倡导和新闻教育体系，在新闻-信息市场上给予数字化新闻机构同等的地位；（3）对新闻教育的评价应该更加重视结果，而不是体制传统。报告作者的建议是：在当下的新闻与信息生态系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之时，应该将数字教育置于优先的位置。[58]
不过，新闻学的前行，是否一定得否思性再造? 笔者持保持态度，因为知识的创新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创新，每一个所谓的创新者，都不可能不带着母亲留下来的胎记，他不可能象孙悟空那样，凭空从石头里变出来。
比如说，新闻学研究的根本性议题：什么力量左右着新闻的生产与传播? 什么样的新闻是好的新闻?为什么说公民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新闻专业主义何以还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价值? 等等，仍然是未来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虽然可能在传统的权力分析要素——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外，我们会加上一个技术权力。但如果深究，技术权力何尝不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延伸? 技术就算是自主的，仍然要受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制约。比如中国强大的防火墙技术就可以让人们普遍认为的网络传播技术天然具有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基因的功能无法得到激活。再则，就算未来有一天，技术的自主性可以超越其它权力的制约，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新朝的重叠不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么?他们的信息生活仍然少不了一个主宰者。
未来新型的技术公司可能会取代传统的控制者——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我们的个人数据，只要我们使用智能终端，利用网络，那么在这些公司面前，我们就毫无隐私可言。 无论是中国的BAT（百度、阿里、腾讯）和TMD（头条、美团、滴滴），还是美国的Apple、Google、Facebook、Amazon，我们的信息来源都被少数的科技信息公司所主宰，我们所期望的“开放的社会”反而越来越 “中心化”了，特别是从PC端到移动互联网之后，这种趋势还在加剧。互联网短短20年所形成的封闭和垄断，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100多年甚至数百年的资源集中。而且，所谓人人都在生产新闻，也不过是一种幻象。事实上，这些技术公司可以让某些信息彰显，也可能让另一些内容“不存在”。这种控制逻辑与传统权力控制模式，有什么根本性区别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来。从另一个维度看，政治权力，甚至仍然是这个所谓的网络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因为它可以让VPN下架，可以让许多家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关闭，它可以用低俗、色情、有伤风化的方式让你封口。难道你真那么天真地认为，19世纪发现的这些知识分析范式就不再适用了么? 未必。一方面，社交媒体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弱势者基于新媒体的赋权而得到了发声渠道，但另一方面，任何发声者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这种自由度甚至连当年通过地下办报（刊、电台等）而发出声音的年代都小了。
单从新闻生产的维度看，众声喧哗未必就是繁荣的新闻市场。大量的垃圾性信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信息终端，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观，有品质的新闻正因为优秀的新闻记者与编辑从传统媒体走失而弥足稀缺和珍贵了。王辰瑶分析说，“未来新闻不再是一种由职业记者提供的垄断知识产品，但这绝不意味着职业新闻的灭亡或式微。在职业新闻和公民新闻之间进行二元选择，其实是在知识形态上对新闻做了固化的、单一的理解。事实上，未来新闻的知识形态将会更多元，这意味着参与者会更广泛、新闻生产形式会更加灵活、新闻生产者与接受者的边界会更模糊，角色转换更为常见———在这其中，职业新闻生产会变得更有活力，而非相反”[59]。所以潘忠党指出：“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不是新闻业会被打造成什么样或新闻会变成何种模样（虽然这是重要问题），而是我们希望并如何建构什么样的公共生活，即如何交往。我们不仅需要拷问哪些新闻创新可能或正在发生，其成败会受什么影响，而且更要探究这些新闻创新体现了怎样的元传播模式。它如何将公共性原则、商业和其他逻辑的融合，落实为新闻传播的结构符码。职业新闻人又如何促进新闻场（journalistic field）的进一步开放，并在其中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式，继续成为真实、理性、开放、多元等公共交往理念的维护者、阐释者和示范者”[60]。
Tim Berners-Lee曾指出，他设计的www互联网模式，本来是去中心的结构——每个人都可以建设自己的网站，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远离他的理想，因为当今的互联网事实上变成中心化结构了。[60]这当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19世纪发现的那种权力控制与抵抗模式，未必已经完全不适用，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研究对象可能变了，比如以前我们没有关注过的“暗网”——它何尝不像传统社会中的反叛者与游击队？（这又是19世纪建构的概念范式）——将会成为未来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分析对象。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这个世界确实变了，分析这个现实的知识也需要更新了。但世界的变化没有想象中大，因此，学术研究中的否思意识要有，但传统的知识仍然有它的价值。
[①] [美]Maurine Beasley：新世纪美国新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杨保军编译，《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第31-34页。
[②]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第75-88页。
[③][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导言第1页。
[④] [美]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页。
[⑤]刘兰珍：卡尔·毕歇尔与德国新闻学的兴起，《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26-130页。
[⑥]同上，第126-130页。
[⑦]周光明、孙晓萌：松本君平《新闻学》新探，《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第37-43页。
[⑧] [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参见胡太春 、胡晓实：中国近代最早的国外新闻学中译本，《新闻研究导刊》 , 2014 年第10期，第94-96页。
[⑨]周光明：“新闻学”的引入与新闻学的创立，《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7-20页。
[⑩]王海：《新闻学原理》一书译者序，[美]卡斯珀·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王海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1]刘晓伟：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引介与接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第89-97页。
[12]徐宝璜：《新闻学》序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3]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 259 页。
[14]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 , 2012 年第11期，第127-145页。
[15]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6]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 , 2012 年第11期，第127-145页。
[17]陈力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193.html
[18]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0、15、49、15页。
[19]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7页。
[20]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25-29页。
[21]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 , 2012 年第11期，第127-145页。
[22]代表这一理路的新闻学代表作包括了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等等。
[23]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25-29页。
[24]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25-29页。
[25]林溪声：学术自觉: 建构中国新闻理论话语的历时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00-104页。
[26]李金铨：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載於李金銓（編著）：《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27]单波：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75-79页。
[28]同上，第75-79页。
[29]陈力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193.html
[30]张涛甫：新闻学理论创新：问题与突破，《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第14-19页。
[31]赵月枝，王维佳：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第19-26页。
[32] JG Blumler，S Cushion，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journalism studies: Stock-taking and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ism , 2014 , 15 (3) :259-272.
[33]同上。
[34]郝雨：新世纪新闻学的体系重建与学派拓展，《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29-135页。
[35]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18—1949）》，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导言第1页。
[36]童兵：新闻和人文的新闻观，《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第5-9页。
[37]
[38]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 , 2015年第1期，第75-88页。
[39]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中国新闻年鉴》( 1982卷) ，第 126 页。
[40]陈力丹：《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41]参见[美]爱德华·L.伯内特：《舆论的结晶》，胡百精、董晨宇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42] Sproule, J. Michael (1991). (1991). Propaganda and Americanideological Critique, in Anderson, James A.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14(pp.211-238),Newbury Park,CA:Sage.P.214.
[43]李良荣：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当代命运，《新闻与写作》 , 2017年第9期，第36-37页。
[44]Gramsci, Antonio. Analysis of Situations, Relations of Force, in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Volume 1, pp. 108-112. New York: InternationalGeneral, 1979: 11.
[45]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93-99页。
[46]转引自林毓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4.html
[47] [德]韦伯：《韦伯作品集·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林振贤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48]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录入《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49]同上，第8页。
[50]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5月。
[51]童兵、陈杰：围绕 “五论” 的六十年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学理论研究管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6期，第47-52页。
[52]陈力丹：从三次新闻商品性的讨论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 2013 (8) :152-156。
[53]Mattelart, Armand. 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alysis ofCommunication, in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Volume 1, pp. 23-70. New York:International General, 1979.
[54]何哲：网络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与秩序构建，《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55]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56][丹麦]克劳斯·布劳恩·延森，刘君 译：《媒介融合》，复旦大学出版2010年版
[57]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11日第6 版。
[58] https://www.knightfoundation.org/features/je-conclusions-and-recommendations/
[59]王辰瑶：未来新闻的知识形态，《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05-110页。
[60]潘忠党 ：“元传播”：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第1002期。
[61]霍炬，《互联网完蛋了，已经》，http://www.sohu.com/a/162149262_114760
文章的压缩版刊发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