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中国与全球传播：新地球村的想象[①]
【内容摘要】2017年上半年，
【关键词】中国；全球化；城乡关系；地球村；新地球村；
引言：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
2017年上半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走出去，请进来，在外交和全球传播中以两个会议赢得了世界目光的聚焦。新年伊始，
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曾是冷战结束后的新一轮全球化的龙头，但随着中国不断被卷入到这一全球化过程中，在多年“与狼共舞”之后，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攀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当欧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高涨，逐渐表现出“逆全球化”趋势时，在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讲话中发表了被认为是“捍卫全球化”的言论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中国已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新龙头。
若这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捍卫”的“全球化”指的是欧美主流媒体所指的全球化，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作为全球化早期形式的古老“丝绸之路”启发，而这一连接中国与欧亚非地区的古老商贸和文化交往形式，与500年来西方所主导的基于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是不同的。
本文无意聚焦“一带一路”的现状和未来。为了在全球关注“中国的全球化”或“全球化2.0”的众声喧哗中提供一个另类的坐标，本文聚焦有关西方主导的旧全球化讨论中一个重要但很少被关注的视角和问题。这就是，城乡关系视角和被“全球”概念遮蔽的乡村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命运。
“全球化”往往勾起人们对“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想象。
这是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感觉地球变得和一个村庄一样。很明显，虽然这个概念唤起了人们有关村庄共同体里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常亲近的想象，麦克卢汉并不关心全球真正的村庄的何去何从，而只是用了“村庄”这样一个隐喻。
在这里，“村庄”是在象征意义上被提及的，是被挪用的。
不过，在同时代另一套学术话语体系中，也即丹尼尔·勒纳、威尔伯·施拉姆等人有关传播与发展的研究中，倒是有对真正的村庄的关注。
当然，在冷战语境下，这些学者关注的不是美国村庄，而是第三世界国家村庄，尤其是土耳其这样的冷战前沿国家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农村。在这一发展主义的框架内，勒纳和施拉姆们希望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如广播——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村庄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转而遵循欧美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定义着何为“发展”。但在本质上，他们延续了麦克卢汉的对传播技术的歌颂式和浪漫式论述。
今天，一方面，互联网的扩散和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使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更接近现实；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剧了阶级、民族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从中东到美国本土，乡村和内陆地区民众的失望、甚至绝望，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文化政治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如若中国要引领新的、另类的全球化，那么，关注真正的村庄，并在此基础上开启给乡村带来实质性发展的“新地球村”的想像[②]，就变得非常重要和急迫。
“全球”与“村庄”的文化政治
“全球”和“乡村”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体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城乡二元关系和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政治张力。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农村作为现代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的对立面，被等同于落后与愚昧；另一方面，农村又被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浪漫化、客观化和景观化，这一过程掩盖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式积累和农村作为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安全阀”的功能。[③]
在冷战期间，当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突出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意义的时候，勒纳和施拉姆们希望传播技术能解决具体的村庄发展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激进农民革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问题。然而，正如提奥多·沙宁在1960年代末所说的那样，“日复一日，农民让经济学家叹息，让政客汗颜，让战略家诅咒，在世界各地击败他们的计划和预言：莫斯科和华盛顿，北京和德里、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刚果和越南。”[④]
今天，虽然乡村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减少，但乡村人口总量依然从未有的庞大，如何克服城乡分裂，处理好农民问题，仍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在源于英国“圈地运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里，除了消灭乡村，把农民变为“无产阶级”，进而把乡村问题转化为城市贫民窟问题，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在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危机和互联网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全球到村庄”和“村庄到全球”的有机互动中，想象“新地球村”愿景，从而让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关照真正的村庄，让勒纳和施拉姆们对农村发展的关注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羁绊，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真正可替代的发展道路选择。
这要求我们挑战资本主义现代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相关的技术浪漫主义叙事，激活超越资本主义单一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新想像。对文化和传播学者来说，这意味着通过“深度去西方化”的学术理论和实践，克服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刻板偏见。
这又涉及媒体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关系问题。正如戈尔丁和默多克早就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不是大众传播理论，而是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得出指导我们研究的原则。[⑤]因此，“深度去西方化”需要从社会理论开始，而这正是中外传播学者在研究媒体时需要做的基础功课。科林·斯帕克斯教授是一位中国学者熟知的全球传播研究学者，这里不妨以他的一段话作为切入点。
在分析了“金砖国家”媒体制度不同之后，斯帕克斯教授曾概括道：“这些国家或者其他更多国家都在如下方面表现出相似性，那就是他们根本的制度特征是无情地镇压大多数。这些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内部矛盾，都有臭名昭著的腐败的政府，少数民族遭受歧视，女性受到持续性压迫，其制度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剥削工人。”[⑥]
虽然这一概括颇有对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的同情和“人文关怀”，但它不仅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而且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会发生剧变，而不是中国或越南？为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而不是印度？为什么巴西和印度都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在印度农村仍然有毛派叛乱？是什么让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领导人认可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在世界体系范围内，进行历史比较性分析，理解这些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现代性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城乡关系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尽管这两个体系在具体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碰撞是非常不平等的，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依然体现了对更平等的城乡关系的追求。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以城市为中心，与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关系相辅相成的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关系。这一剥夺性关系扩张至欧洲之外，就出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非洲黑奴的罪行和对北美原住民的剥夺。
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城与乡之间没有发展出对立的关系。正是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在城乡关系上的根本差异，或者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卷型特征，使得历史上的中国成为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农村社会”。在《回不去的乡村：为什么？——城乡关系与现代性反思》一文中，严海蓉教授对18、19世纪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有简要明了的概括：“中国农村和城市没有形成对立的关系，而欧洲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城乡关系是对立性的”。[⑦]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这种城乡相互依存的关系既不能用静态的“亚细亚”模式来描述，也不像文化本质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中国文化内在特征，而是中国农民周期性反抗斗争的结果。
其次，是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上的历史性差异。在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遭到破坏，土豪劣绅阶层的崛起、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绝望使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进而通过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成就。正如王宏甲所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制度性财富”[⑧]。在
与“全球南方特色的新自由主义”[⑨]不同，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所释放的制度性红利是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农民工因为拥有农村土地的保障而不但“廉价”，而且不会成为真正的城市流民；另一方面，正是中国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包括他们在城市服务业中的重要角色，使得城市中产阶级认为城市代表了“好生活”。这方面，王晓明教授那个“乡村让城市更美好”的《中华读书报》文章标题，可谓一语中的，把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口号所隐含的城乡关系意识颠倒了过来。[⑩]
然而，让乡村不断为城市付出的现状已经难以为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出口带动的增长面临欧美市场乏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公平与正义诉求在提高，而生态危机也使消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持续。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危机呼唤另类全球化——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地球村”想像，而中国有条件也有可能探索这样的一条新路。
中国站在可替代全球化新起点的背景
中国能站在一个新全球化的起点上，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反思。
第一，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中国保存了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持续农耕文明的文化和历史连续性。直到今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依然与共产主义理念交相辉映，而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和文化实践则展示了历史上非资本主义和非帝国主义的另类“全球化”的丰厚遗产。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所建立的政权有历史性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在广大的农村，革命意味着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真正的“翻身”：以土改和批斗会为主要形式，革命剥夺了地主和富农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和社会影响力，赋予了农民阶级真正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革命改变了杜赞奇所描述的旧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终结了“千百年来所谓的乡绅自治外观掩蔽下的私人领域和私人权力规则，建立了真正的公权力信条，实现了低成本政权组织的高执行力。”[11]裴宜理教授也谈到，与苏联和东欧不同，当今世界上现存的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这几个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民族主义农民动员（nationalistic peasant mobilization)后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些政权在如何使自己与社会相关联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她还特别提到，相对于这几个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文化领导权建设或“文化治理”（culturalgovernance)方面，表现更为特出。[12]总之，简单用基于西方城市社会（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对立框架来理解中国，是无效的。
第三，虽然主流舆论从维稳的角度出发，认为“‘文革’的惨痛教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对“内乱”的某种“免疫力”，有助于中国社会对各种失序的危险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13]但是，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初衷，我们也需要承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文革’也为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打了一剂预防针。“资本主义复辟”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后革命社会里，不平等的阶级权力关系重新产生和公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在中国农村，‘文革’期间许多农民作为斗幅贴在门上的“斗私批修”四字，体现的就是这种反复辟的“预防针”式政治宣传。时到今天，虽然改革过程产生了腐败，带来了新的阶层分化，而公权力的私有化所产生的一些社会力量和思潮也寄希望中国的“颜色革命”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经历了“反修防修”洗礼的中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终究有一定的警觉，对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有历史性的认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春曾说：“任何在后革命历史语境中的‘革命’，在逻辑上都意味着‘反革命’”[14]，“对一个曾被奴役的民族来说，失去了导致他们解放的新制度，就是失去一切”[15]。
第四，三十多年的改革，尽管有许多新自由主义的取向，官方依然有选择地维护革命意识形态，这在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意识形态掩护的同时，也为下层民众通过抗争来重新定义改革，使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一套合法性的话语体系。与此相关，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精英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组成的跨国市场自由资本主义话语联盟非常有影响，部分由于国家控制着传统媒体的结构和内容，对网络和新媒体管控也在不断调整，部分由于商业化媒体和新媒体话语的精英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市场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潮在下层民众中并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不管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审查制度得到多大的关注和批判，也不管是否能利用网络，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在不断地进行抗争，而中国的改革进程也不得不自始至终地回应这些抗争。
第五，虽然民众的彻底觉悟需要时间，“对于各种反社会主义趋势的批判性有效干预”[16]也有限，但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农村，有南街、华西等一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2017年初开始被热议的《塘约道路》——贵州一个贫困村振兴集体合作经济的故事——更是一个新的例证。同时，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开始就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这一历史遗产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越是试图“遏制中国”，其结果可能越是适得其反。
第六，在风云变幻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汲取从苏东到中东许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或“政权更迭”的教训，在调整自己的治理术，包括在一定范围内重谈“群众路线”。在农村，针对权力的黑化等问题，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重新被提到重要的高度，而“反腐”则旨在遏制公权力的私有化问题。与此同时，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至今未消，中国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四伏，以及市场化媒体和美国式的选举政治的丑陋，这客观上使社会主义愿景更有吸引力。
所有这些意味着，简单的西方化是一个充满偏见的一厢情愿和早已破产的“历史终结论”的幻影，它与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格格不入，与全球权力转移的趋势也背道而驰。这不是证明“中国例外”，而恰恰是诠释了历史的、唯物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也代表了被压制的民族和阶级争取实质性的民主的必然要求。
想象“新地球村”的“希望之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想象替代性全球化，包括围绕“民生和发展”，“构建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和价值观”，进而“颠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彻底清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17]“一带一路”倡议为这样的另类想象插上了翅膀。当然，“国际关系只是国内关系的延伸，”“一带一路”能否避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路，“成为汪晖教授所期望的‘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18]
考虑到传播领域“地球村”这个概念的中心地位，以及这一领域从一开始就对传播技术的扩散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关注，我把从城乡关系角度对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城市剥削和消灭乡村的资本主义逻辑当做这种思考的焦点，并把“新地球村”的理念当作另类全球化的想象的一部分。
回到前面的讨论，这里所说的“新地球村”，不是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而是关照现实存在的乡村的“地球村”, 也即克服了马克思所讨论的人与自然代谢断裂、弥合了雷蒙德·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中所描述的城乡撕裂的地球村。在他的晚年，雷蒙德·威廉斯出版了《希望之源：文化、民主、社会主义》一书，把实质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主题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也正是萨米尔·阿明在总结了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教训以后得出的结论：“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视野也没有民主的进步。”[19]
在中东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尽管民众在革命中推翻了威权政权，但是，由于民众的抗争缺乏超越既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视野，也由于帝国主义的遗产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干涉，民众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和对民主的渴望最后被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所裹挟和绑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关系没有产生革命性的改变，民生与发展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同样，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民众对精英宰制、极端贫富不均和文化多元化带来的冲击的反弹被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所裹挟。
总之，在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选择又一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一选择从来没有像当下那样，有如此普遍的全球意义。
在中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誓言“不忘初心”；另一方面，底层民众也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之于他们的价值。在深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冲击的知识界和媒体界，社会主义思想也在激烈的话语交锋中冲破种种事实上的话语限制，成为虽然边缘，但不可忽视的声音。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成为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新出现的共识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思想遗产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包括在“一带一路”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对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和对中国要强、要美、要富，乡村必须强、美和富的坚持，是中国想象另类全球化的基础和出发点。
“新地球村”（TheNew Global Village）的想象基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也建立在各种“希望之源”上：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基本完成了自己境内的道路、电力、电信方面的“村村通”后，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与更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中东欧以及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以及这些国家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唱衰乡村”的媒体和网络舆论高潮过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洗礼和体验了“分田单干”的好处和弊端的乡土中国，在人口和村庄数量都大大减少的前提下，在主体性和文化自信方面，也已经今非昔比。这些不仅是全球化了的乡村，也是有可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的姿态走向全球的乡村。
比如，从2016年春节开始，浙江丽水一些充满乡土气息乡村春晚，就通过中国网络文化电视台向“一带一路”上的二十多个国家直播，而这些主办春晚的村庄共同体中的村民，也通过这样的春晚，有了真正的“新地球村”的体验与主体意识。当然，乡村春晚的意义主要不是有多少台乡村春晚直播海外和有多少海外观众，而是这些春晚所体现的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加强的历史过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是经历了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中国农民开始在农村追求一种“怡然自得”的美好生活的过程。[2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策划的第二届“河阳论坛”在其征文启示中写道：
乡土文化复兴绝非回到前现代历史，甚或以一种乡绅情结和精英姿态蹈入现代历史的虚无和国家虚无，而是在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谋划城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它意味着摆脱马克思所说的“必然导向城乡对立的城市化”或者费孝通所说的乡村和都市“相克”的城市化，意味着跳出对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非此即彼和唯我独尊的文明模式认知，在否定之否定中开启人类文明新纪元。在社会政治意义上，这必然是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过程和实现以城乡互哺、工农联盟为本质的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在世界历史意义上，这必然是建立在对物极必反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反思基础上，建设包涵农业和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生态文明的过程；在文化自觉意义上，这必然是在情理并重和知行合一中重新发现“乡土中国”的过程。[21]
结语
与本文开头所引述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引领新全球化的媒体叙事相对，我部分是因为“乡村败落”而最终把东西方关系和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中国乡村何去何从问题，当作自己研究的焦点的。对一个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来说，就像当年那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一样，改革时代一个几亿农民离开乡土、上百万个村庄在短短几十年内消失的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型”。
历史上，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被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古老的农耕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过漫长的血与火的革命，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权力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和新一波以信息和金融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不久，以《河殇》为代表的内在化了冷战意识形态和发展主义逻辑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叙事，曾毫不留情地把“落后和保守”的帽子扣在以黄河和黄土地为象征的农耕文明和中国农民身上。在担心中国要“被开除球籍”焦虑中，中国以牺牲“三农”利益，扩大城乡分裂和深化城乡内部的阶级和阶层不平等为代价，主动融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
这样的客观历史过程，加上“告别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唱衰乡村的媒体和网络叙事崛起，乡村被构建为“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负担，并不奇怪。
然而，当我们带着乡土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意识，从“深度去西方化”的理论视界出发，在跳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的同时，将一个居于主体地位的、活跃和能动的乡土社会的存在置于首要地位, 并深入到乡土中国的机理去检视其内生活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乡土中国的付出不仅是“中国崛起”的重大秘密所在，而且在今天也还有许多“希望之源”，乡村中国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败落的故事。[23]
这些“希望之源”并不是本质化了的乡村传统，不是没有受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与全球化过程构建的“原生态”，更不是与国家对立的“乡村”，而是维系着村庄共同体的理念和日常实践，不同历史时期建设和积累起来的基础设施，经历了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洗礼的新型乡村主体，以及从“村双委”到乡镇和县市的各级公权力体系，包括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一部分的基层公共文化和传播体系。
在《塘约道路》中，这些被调动和激活的“希望之源”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和集体化的精神遗产，在改革和市场化的“单干”过程中重新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和“抱团发展”重要意义的村支书和村民们，对农民首创精神有尊重态度和引导力的上级领导，更包括那位面对塘约农民的实践，而感到“看到了，不敢不写”的有社会主义情怀和立场的作家王宏甲。
回到前文提到的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这包括那些主要在传统祠堂和毛泽东时代的“大会堂”基础上修建或小部分新建起来的“文化礼堂”，包括那些富于创造性、拿来主义精神和不甘于乡村衰败的基层干部和村民、尤其那些从跳广场舞开始组织乡村文化生活的妇女们，也包括组织和引导乡村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宣传文化部门。
如果包括“发现乡村春晚”在内的走近乡土中国的学术过程向我昭示了什么，那就是，媒体和学者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的另类全球化话语体系是可能的，基于“新地球村”想象的另类全球化道路也是有可能的。
[①]本文由作者在2017年3月分别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同名英文演讲的基础上修改和补充而成，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杜学志在整理和翻译英文演讲中的贡献。
[②]张志华，《“新地球村”的想像——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第54-67页。
[③]赵月枝，《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第66-72页。
[④] Teodor Shanin (1966). The Peasantry as APolitical Facto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14:1, p. 5. 此引用来自张晓星在本人指导下的博士资格考试文献梳理。
[⑤]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Theoriesof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f Society”,曹晋、赵月枝（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p. 3.
[⑥] Colin Sparks (2015). Deconstructing theBR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8, p.415.
[⑦]严海蓉，《回不去的乡村：为什么？——城乡关系与现代性反思》，《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⑧]王宏甲著，《塘约道路》，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第108页。
[⑨] Vijay Prashad (2013). Neoliberalism with Southern Characteristics: The Rise of The BRICS.http://www.rosalux-nyc.org/wp-content/files_mf/prashad_brics.pdf
[⑩]王晓明，“乡村让城市更美好”，《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3日，第13版。
[11]老田，“革命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40d1b10102xjtr.html.
[12]ElizabethJ. Perry & Hanchao Lu (2015) Narrating the Past to Interpret the Present: A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J. Perr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2:2,160-173.
[13]单仁平，“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环球时报》，2016年5月17日，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7/c_1118876348.htm。
[14] Chun Lin (2013).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Contemporary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US, p.46.
[15] Chun Lin (2013).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Contemporary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US, p.79.
[16]老田，“革命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17]玛雅，《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70页。
[18]林岛，《“一带一路”能否避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路？》，blog.sina.com.cn/blog_dae1641d0102y17n.html。
[19] Samir Amin (2011). The Implos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Challenge for the Radical Left.http://www.andreasbieler.net/wp-content/workshop/Amin%20-%20implosion%20and%20audacity%20E%20rev%20final%20(2).pdf
[20]有关浙江丽水乡村春晚的讨论，见赵月枝、龚伟亮，“乡土文化复兴和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当代传播》，2016年第3期，51-55页；赵月枝、龚伟亮，《乡村主体性与中国软实力：缙云乡村春晚的启示》，第三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论文集》，第123-141.
[21]第二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征文启事：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http://mby.cuc.edu.cn/tongzhi/4866.html。
[22]
[23]赵月枝，“讲好中国乡村的故事，”《国际传播》，2016（2），21-33.
Chin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Imagining theNew Global Village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January 2017 keynote speech at the Davos Forum was widely interpreted as a defenseof “globalization” by the Western media. Rather than follow the neoliberalpath, the terms of a Chinese-led globalization, might be seen through China’srecen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Xi’s speech at the May 14-15, 2017 Belt andRoad Forum.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initiative emphasizes infrastructural interconnectivityand prioritizes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Engaging withMarshall McLuhan’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prophecy of the “global village” onthe one hand and the Cold War era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sconcern with Third World peasants on the other, this article not only advancesa critique of the Western-centric and urban-centric path of globalization anddevelopment, but also draws upon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o explainChina’s positioning at the crossroad of a potential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vis-à-vis the West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grounding urban-ruralrelationship as a key analytical dimension and engaging with the resilience ofa CCP-led state forged in a rural-based nation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craft of“cultural governance” as what define China’s distinct path to modernity, thisarticle first posits this alternative vision of glob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concept of the “new global village” and then draws upon rural examples tospotlight the “resources of hope” for pursuing such an imagination.
Keywords:China,globaliz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global village, The New Global Village
【作者简介】赵月枝，博士，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此文发表于[国际传播], 2017(3),28-37.由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