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克思归来》中文版是“批判传播学”书系目前唯一一个集体署名的出版项目。无论是其中篇目的构成，“传播驿站工作坊”期间的热烈讨论，还是“批判传播学”书系两位主编对青年学人的传帮带，都蕴含“集体”之意。该书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被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之列，在重庆出版社出版。此次批传公号推送的由赵月枝教授撰写的《马克思归来》导读即为新书系所写。从英文版到“批判传播学”书系的中文版，再到纳入新的书系并有了导读，集体知识在时空移易的旅途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反思，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归来”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为阅读方便，导读分上下两部分推送，并省略注释。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下）

赵月枝

三、谁的马克思？《马克思归来》的局限与中国

正是以上的问题，使我在美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关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通过阐发这一传统，来解决当时的问题”这一以时间为维度的观察上，不得不补充一个以空间为维度的问题：马克思归来，但是具体在哪里落脚？与此同时，我希望把莫斯可提出的“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转化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谁的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马克思。就《马克思归来》而言，书中归来的马克思，究竟是谁的马克思，或者说，操什么语言的马克思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

不言而喻，基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尤其是当下的金融／网络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今天归来的马克思应该比当年的马克思本人更有全球性。本书的问题意识和许多具体分析，不管是基于欧美网络资本主义现状的研究，还是为数不多的有关拉美和中东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普遍意义，值得中国有志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学者借鉴。同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我们也要看到这部书的局限，从而寻找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路径，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内部再生产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学术殖民主义。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洒满了鲜血；今天，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途中，任何教条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都意味着沉重的代价。

首先，虽然本文集的作者来自全世界，而且征文的方式也很广泛和公平，但是他们全部是学院学者，而没有《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所囊括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通实践者，如同时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再如1975年参与上海某工厂关于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圆桌讨论的工人。总之，这个归来的马克思是学院派的马克思，而且正如书中不少文章所展现的，还是一个颇有经院哲学色彩的马克思——德国学者彼得·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一文，可以说是这种经院哲学倾向的集中表现。

其次，这是一个经过了冷战意识形态过滤的、去历史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在本书中，没有涉及任何列宁主义思想和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理论与实践；不仅如此，这些思想、理论与实践还被隐形地看成是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负资产。虽然本书有一篇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但是它没有任何对20世纪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实践历史的研究。同样，虽然学者们也对在网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以此作为让马克思归来的重要学术路径之一，但是，西方传播学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没有被批判和清算——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和传播学界的边缘地位，恰恰是与基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概念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苏联和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诋毁相关，或者是建立在这一学术意识形态工作之上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过清算的马克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位主编在《导论》中套用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不但显得无力和流于口号，而且对伊格尔顿的观点没有任何从新闻传播角度的演绎和深化。仍以彼得·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为例，文中一方面展示了宏大的构建普世理论学术雄心，另一方面不但教条化地直言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满足一个无产阶级社会所应具有的前提和特征”，而且在其有限的讨论中国现状的文献中，赫然包括充满反共色彩的张戎夫妇的书。在这里，也从作者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民问题上还停留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仿佛听到了西方学者傲慢的声音：你们不配有马克思，你们不配革命。

再次，虽然这是一次英语学术界全球性征文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来自非欧美国家甚或这些国家内部少数族裔的学者都非常少。这不仅仅是地理和人口上的代表性的问题，而且是在视角上的缺失问题。因此，虽然书中有罗迪诺－科罗奇诺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章，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从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文章，也就显得毫不为奇了。英国学者米丽娅姆·奥拉格那篇有关中东革命的文章，也因前半部分大量抽象的理论讨论，失去了对中东革命提出更明晰和更全面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传播学分析的机会。

第四，也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即使就西方学院马克思主义而言，本书呈现的也基本上是网络时代的西方白人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们对“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激活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使它更具有政治性，并找到了新的可能的抗争主体；另一方面，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制，他们对“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片面强调，也隐含了有关民族国家、主权、主体性等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知识遗产。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西方白人（男性）学者为主体的“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当作网络时代的“革命先锋”和处于“霸权地位”的潜在革命主体。他们因“生产消费者”的出现而强调消费领域中的剥削和抗争，或者取消生产与消费界限的倾向，也可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欧美消费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与此同时，与罗迪诺－科罗奇诺、李·亚茨、帕巴罗·卡斯塔尼奥、苏斯曼等学者不同（他们有着葛兰西主义倾向，关注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复杂性和文化领导权斗争问题），“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基于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上的盲点，以及他们在主体性问题上对民族国家认同、阶级、种族、性别、区域等复杂关系交互性的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对西方社会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乐观，显得是那么的一厢情愿。

苏斯曼在自己文章的结论部分以“回不去了：即将瓦解的国家合法性？”为小标题，写道：“既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交织，将消费者卷入生产过程的社会工厂生产形态也广为采用，”那么，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而独占所有生产知识与劳动成果的“理所当然”的所有权概念，“也就显得越发可议了。”由此，他提出了建立于私有权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会不会瓦解的问题，并进而指出：

当社会一般智力成为生产体系的基础，最适当的所有权形态就理当采取集体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有可能实施吗？在营销经济时代，没有比此刻更加清晰的显示劳动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也更有合法性据此要求拥有政治权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斯曼对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信息时代合理性的阐述。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苏斯曼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也无意识地因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和“阶级”这两个层面的复杂交互关系而陷入了方法论民族主义，忘记了今天美国“国家财富”生产的全球性——从在中国世界工厂里的农民工到在美国本土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他们都在为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劳动。

正如2016年美国大选所展示的那样，特朗普之所以能入主美国白宫，并有可能把美国引向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和白人蓝领工人阶级的结合。也就是说，被特朗普激活的政治主体不是“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青睐的美国硅谷知识劳工，而主要是美国内陆和乡村的白人蓝领劳工阶层。当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结语化用到信息时代时，却发现，与“全世界信息劳工团结起来”这一愿景相反，特朗普的竞选机器和极端商业化的新老媒体组成的传播体系，正是利用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极端不平衡的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和族群分化、文化失衡制造了社会撕裂。要理解这期间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美国内部就区域政治和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同时归来，而“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武器则显得力不从心。显然，研究全世界的信息劳工能否团结起来的问题，离不开研究分裂的欧美社会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能少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内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多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地缘政治和文化政治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与此同时，本书以拉美为主题的两篇文章聚焦的国家问题，以及需要更多讨论的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问题，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包括网络战争问题，以及已经是网络大国的中国国家的性质与中国在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角色问题等，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这，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当下所面临的“中国的挑战”，也正是中国传播学者在创新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结语：让马克思主义回到网络时代的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达拉斯·斯迈思在1971-1972年间对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和文化实践的考察和《传播与阶级斗争》所收录的相关文献也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发展有历史性的对话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新闻传播理论方向的博士，是在通读马恩列斯文献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发展态势的内因，以及西方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内在引进国外传播学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甚至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一边倒地接受美国冷战传播学术的现象。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叙述中，达拉斯·斯迈思在1970年代对中国的两次访问被历史“虚无”。1982年，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士的威尔伯·施拉姆访问中国，不仅以美国传播学之父的身份受到中国新闻学界的膜拜，而且得到一位时任副总理的接见；相比之下，赫伯特·席勒这位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直到2000年去世也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一方面，深受冷战意识形态和各种“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界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并且以前者在学术话语中实际上的主导地位，边缘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内部的教条化、僵化、知识断层、“马工程”的形式主义化及其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现实缺乏解释力和批判力的问题，也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

新世纪以来，虽然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也陆续被引进国内，一位位西方批判学者到中国开会、讲学，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但是，在这些学者的学术中，中国即使被论及，也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和一个与美国有可能进行资本主义间竞争的国家出现的。几乎很少有西方学者会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宣称和中国传播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复杂多变的传播实践，也并非易事。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学生因为选择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在学术论文开题和评审中，不得不面对在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敌意。对于一些接受《报刊的四种理论》基本理论框架，并且希望传播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学者来说，如果还有一个马克思对中国有意义，这就是那位挑战普鲁士新闻审查制度的马克思，一位自由主义框架中的新闻自由斗士。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成果的“走出去”，更由于中外学术话语权力的不平衡关系，而无从谈起。

然而，2008年以来，正如西方学界已然出现了马克思归来热，在美国冷战传播学阴影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传播学界，也在不断反思40年发展过程中和在试图解释与指导中国内外传播的实践中，认识到了续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有了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界做出应有贡献的可能性。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以美国为主导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深度整合，使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传播在其中的角色问题成了讨论信息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的两个重要领域。总之，进入网络时代后，在人类重新面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严峻选择的关键历史当口，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特殊条件。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归来》的过程使我相信，中国传播学界让马克思和毛泽东归来的各方面正能量，正在积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中，还有对自己学术信仰的坚持者。来自海内外华人学术圈的本书的年轻译校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对所翻译文章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尝试，展示了他们对发展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初步思考。在这两者之间，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正以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宏大的国际主义视野，力图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网络时代的中国大地上重新结合起来。这其中，毛泽东思想中的新闻传播学遗产和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传播技术与社会主义政治、传播产业内外的劳工分化和阶级意识形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批判以及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土文化与三农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妇女解放、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可能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环境正义与传播、“‘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语境下的中国民族问题和国家主权与统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理念和战略指导等，都是关键而又急迫的研究议题。它们更是中国传播业界和学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归来》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的出版，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说明：所有注释请参照原文。原文收录于2017年重庆出版社《马克思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