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 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几大基本理论问题辨析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1期全文转载。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内容摘要】 本文对政治传播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辨析。第一，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与“传播”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元态的、完整的、独立的“政治传播”范畴；第二，政治传播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没有形成，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没有建立，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因而，真正的政治传播学没有形成；第三，正确理解“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传播的关系。“政治社会化”的深刻本质，是试图通过“化”使整个社会“政治化”，其“恶果”恰恰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社会政治化”；第四，造成政治传播中的所谓“富媒体，穷民主”现象，是严重夸大了新闻媒体的作用、政治“献媚”于新闻媒体的结果，是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政治”与“媒体”本末倒置的恶果；第五，构建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需要中国气派与全球视野的内在一致，西方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适度张力。
【关键词】 政治传播 视界融合 中国气派
全球化背景下和全球化进程中，政治传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各个国家异常重视的政治战略问题。毫无疑问，传统的政治传播的方略、方式，以及相应的关于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已经面临新的挑战。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证明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优越性的雄辩事实，说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强化研究政治传播的信念。但是，就我国现在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已然无法应对这种挑战。政治传播理论多从西方沿袭而来，无论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本身，还是传到中国之后，许多基本而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透彻，所以，约束了政治传播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就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做一辨析，以期得到学界批评。
一、 “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
“政治传播”这一范畴自身包含着双重的学科要素，即：政治与传播，而这两个重要的要素又各自具有理解甚为不同的学科界定，这使得“政治传播”范畴本身的界定十分困难：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是相争不下，各自为战。此外，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本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新的研究元素不断被引进到政治传播研究中来，使原本就没有形成共识的“政治传播”范畴受到冲击。
目前，西方学者在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上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范畴的学者往往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如：被普遍认为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最早表述是：“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两者不断的向对方传达政治性影响因素。”[①]再如，丹顿与伍德将政治传播定义为：“（公民或社会）关于公共资源（如：税收）、政府权力（具体由谁来掌握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与公共裁决权（奖惩制度）的分配所进行的决议。”[②]美国学者默里·艾德尔曼的定义较为抽象,他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图像”，这幅图像中包含着有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政治景象。在他看来政治传播似乎不是一种传播的流动过程，而是由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人们对于政治的种种假设或意向。此外，一些学者如路易斯·奥图拉，将政治传播看作是正在遍及社会的超阶级的传播实践中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者缪勒认为“政治传播是社会阶级、语言及社会化形态的政治结果”。[③]在政治学本位的队伍中，有学者更深入一步，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界定政治传播，如费根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④]他主张用传播的观点来研究比较政治。
上述观点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最简练并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传播定义来自查菲。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⑤]再如阿尔蒙和波尔认为“政治传播是一基本的系统功能，其许多结果将可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及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假设，在政治系统中所有主要的改变都牵涉到传播形态的改变，它既可为因也可为果。举例来说，所有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传播的过程；同样的，在不同组织角色中人的协调与控制者需要消息传播。因此，建立新的社会化形态与新的组织都需要传播绩效的改变。”[⑥]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综合了上述观点，他首先把政治传播简单的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活动”[⑦]，然后又将西方所有传播本位的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观点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一切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第二，一切非党派人士针对党派人士展开的传播活动。第三，一切涉及以上三类人群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文章或通过其他媒介形式的展开的政治讨论。[⑧]
对政治传播范畴进行抽象合理、准确简洁、具有最大概括性和普遍性的界定，是研究政治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可能陷入“各说各话”的语义与内涵的困境之中。上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各自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是一种“学科本能”，虽然他们从政治学和传播学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介入了必要的合理的本质要素，但是问题恰恰出在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短视”的局限性，而且，从它们对政治传播理论更为系统的研究来看，这种“短视”所带来的和“学科壁垒”及相应的“学科偏狭”已经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因该说，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未能解决。
在我们看来，对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和规范，首先要突破上述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学科壁垒”思考的局限性，突破那种只是在具有独立而完整规定性的“政治”与“传播”的“关系”上做文章的思考理路，而是要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两个范畴，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政治的要素，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元态”的、完整的、独立的“政治传播”范畴。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为，所谓“政治传播”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个貌似简单的规定中，“政治信息”意味着是从“政治”中解构出来的本质因素，即是说这种信息只能是“政治”的；“扩散和被接受”意味着是从“传播”中解构出来的本质要素，即是说政治信息是在“扩散和接受状态”，二者融合，形成了新的“政治传播”的范畴。
对于这里“政治传播”的理解，要从哲学思维的高度上把握：一方面，政治本身的规定性中就内在的包涵着“传播”，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政治本身就是传播”，没有传播的“政治”是不存在的，这就好像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是不存在的一样；不能仅仅理解成“政治需要传播”，因为这种理解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不需传播的“政治”同样存在。另一方面，“传播”本身的规定性中就内在的包涵着“政治”，没有政治的“传播”同样难以存在。这就好像没有统治者的“统治”是同样不存在一样。进一步深入探究，该如何解释所谓“政治信息”？第一，“政治信息”，其要旨是政治文明中能够传播和需要传播的东西，不包括政治全部；第二，政治文明和政治形态各有不同，因而其需要传播和能够传播的信息也各有不同，这就深入到了政治文明和政治形态的内部，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对“政治传播”的这种界说中，即便存在“政治”与“传播”二者的关系问题，也不是讲某种“既成”政治中的“既成”传播，也不是讲某种“既成”传播中的“既成”政治，更不是讲二者的平行关系，也不是将二者直接机械合一，而是从“生成”的角度，既强调“政治”形成中的传播因素或层面，又强调传播形成中的政治对象或内容，政治与传播作为一种要素内在融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独立范畴，即政治传播。当然，若从理论逻辑的“种属”关系上讲，政治传播作为一个范畴，其中的“政治”与“传播”要素所占的地位也不一样。它首先强调的是“政治”的传播问题，因而“政治”是其基础；它同时强调政治的“传播”问题，因而“传播”是其着力点。单独的政治和单独的传播也许能够存在，但是，离开“政治是基础”与“传播是着力点”这种独特的关系，“政治传播”这个范畴无从生成，也无法解释。
二、究竟有没有一个政治传播学
现在，有很多的关于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冠名以“政治传播学”，但是，仔细读来，却似乎不是一种“学”，或者说，尚未达到“学”的层次和境界。所以，讨论一下究竟有没有一个“政治传播学”，对于政治传播的深入研究是有意义的。
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研究的成熟和繁荣，并不能表明政治传播学的繁荣，更不能成为确定政治传播学的形成标志。这是因为，第一，政治传播内涵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研究过程中，要么被规限于“政治学”，要么被规限于“传播学”，而作为具有完整独立内涵的“政治传播学”始终被“洇灭”；第二，通过政治传播本身的研究要形成成熟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普遍结论等。为此，西方学者至今未能认为，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政治传播学”得到了应有的认可。
现在，关于所谓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似乎已经“剑走偏锋”，不是深入探讨政治传播学的形成所应具备的条件，然后对照检查我们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差距”在哪里，而是热衷于探讨所谓政治传播学何时形成。我们不妨借机看看这种“争论”：一种说法认为,政治传播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认为1956 年出版的研究政治传播的著作,已经把政治传播设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领域，划定了这个领域的界限,即把政治传播看成是正式政府组织与公民投票行为之间的中介环节。在他们看来，正式政府组织、公民投票行为、政治传播这三个环节构成了西方国家主流政治传播学派研究的中心课题,可称为“政治传播学”；另一种说法认为，20世纪50年代并没有形成政治传播学，而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形成的标志是进入 60 年代后，对政治传播的研究，突破了仅从传统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政治传播，已经从政治学的角度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政治传播，形成了“以大众传播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为主”的新的学科形态，即形成了政治传播学。
我们没有看到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对所谓政治传播学有多大的意义。政治传播学的形成并不在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用“政治传播学”来标称自己。有史以来的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在不断的积累和积淀着“政治传播学”的形成。从一个学科形成的必备基本要素来看，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首先应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及其确定。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当年就“学科的标准”指出，“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这些特点可以是对象的不同，或者是知识源泉的不同，或者是知识种类的不同，或者是不止一种，甚至是全部的不同兼而有之。一种可能的科学和它的领域的概念，首先就根据这些特点。”[⑨]对于“政治传播学”来说，20世纪60年代，突破仅从传播学或政治学的“学科壁垒”，从“政治与传播的互动”来确立政治传播研究的独立对象，才有可能创立独立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政治传播学”。这是这个时代政治传播研究对于所谓政治传播学的贡献。但是这并不能说政治传播学已经完全形成。事实上，一个学科所具备的必要要素如前所述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普遍结论等，是有待于此后才慢慢形成和完善的。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著名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者丹·尼谋和戴维·斯旺森在其合著的《政治传播新动向》（他就没有使用“政治传播学”一词）一书中，还在苦苦研究政治传播的“研究方式、基本模式”等学科基本问题。看一看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多么的基本：第一，在使分散的研究活动、研究主题和理论获得尊重的同时，使政治传播研究“朝向有组织的框架发展，这一框架建立在传播与政治是如何相互交叉的基本问题上；第二，克服选举中心论，扩展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他们认为，克服选举中心论，不等于不研究选举问题，也不是弱化选举问题研究，而是把它看成是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而不是当成唯一的领域进行研究；第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寻求共同的主题和概念，形成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们要求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者要像研究母领域那样研究政治传播，构建政治传播研究的概念，以区别于其他领域，使政治传播学形成独立的学科；第四，提倡主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相互交流。[⑩]他们的这种呼吁得到了一些研究政治传播学者的响应。美国政治传播学者玛丽·E·斯塔基在1996 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回归基本”，重点研究了政治传播学的最基本的问题，试图在总体上构建更系统的、精确的“政治传播学”。
然而，时至今日，“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没有形成，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国内的研究相距就更远了。
三、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本是一个纯政治学的理论命题，但正是由于上述我们所批评的不能从政治与传播视界融合或本质融合的境界来理解和把握“政治传播”，导致了政治社会化这一纯政治学理论命题在政治传播理论领域的无限制“发酵”。这正是一种偏狭的“政治学本位”思维运用到政治传播理论研究所带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政治社会化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重要的理论命题，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十分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奇怪的是，至今却还没有形成对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内涵等相对权威和稳定的“共识”，更没有人对“政治社会化”这个概念进行过必要的“前提批判”和反思。这就使“政治社会化”这一理论命题引入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之后产生诸多问题。
从中外学界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来看，仅就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理论内涵来说，就形成了甚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社会教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本质上是社会组织、群体对该社会的个体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研究早期，这种观点影响颇大。赫斯和托尼指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团体或机构教导幼年成员或新成员学习、掌握有关的价值、态度和行为的过程。[11]兰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把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过程。[12]西格尔和格林斯坦把政治社会化界定为“正式教育机构有意识地灌输政治和政治价值观的过程”；[13]第二，个体学习论。伊斯顿和丹尼斯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14]其它类似的观点还有“政治社会化是公民习得关于政治世界知识的历程”，[15]“是人们学习现行政治体系所接受和实施的规范、价值、态度和行为的过程”；[16]第三，文化传承论。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7]它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政治文化的传承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之一；第四，社会环境论。露斯和阿尔托弗将政治社会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环境当中加以考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第五，我国学者综合上述观点把政治社会化理解为“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19]
首先“政治社会化”这个范畴就值得反思。“政治社会化”主要涉及“社会”、“政治”、“化”几个关键词。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应从“社会结构”讲起。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近年来理论形态纷繁多样。但是，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说明，还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富有生命力。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学说的典型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0]这就是我们非常熟识的社会结构之“经济—政治—文化”三元结构说。应该承认，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并在全世界流行以来，这种三元结构学说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用，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经典学说。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有诸如普列汉诺夫之“五项因素说”等对马克思三元结构说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有现代西方哲学或社会学对马克思三元结构说的“超越”、“改造”和“修正”，但都不足以取代马克思的三元结构说。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具体的说，经济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资料需要，政治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平秩序需要，文化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意义需要。与此相应，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既有“张力”又有“合力”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机制。三大活动“各司其职”，互不“代替”、“挤压”、“侵犯”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是通过政治文明和社会治理的不断进步，逐步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如果我们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简单地划分为前市场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那么，在前市场经济前社会里，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分散的方式从事生产，自给自足，缺乏一种由分工造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各个个体之间也就缺少一种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便不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必须主要地依靠超经济的力量去整合分散的个体，于是，社会结构便形成了以政治为中心而直接地把三大领域统合为一体的社会结构及运行方式。而到了市场经济社会，个体之间的分工有了高度的发展，每个人的生活资料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换活动而获取，就是说，分工与交换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把各个个体结合起来的力量，经济活动有了自身的独立性，不必像过去那样完全从属于政治。文化也是一样，他给人们提供一种生活得意义，因而也从过去那种完全从属于政治的状态中独立出来。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急剧变革。当然，各个领域的相互分离，并不意味着各个领域的互不相干或“脱离”，而是保持一种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适度的“张力”。但是，毕竟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化”已经不复存在。以中国为例的“社会政治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谁也不想再看到的。
而上述关于政治社会化研究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化的深刻本质，已经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接受和内化政治信息”的问题，而恰恰试图通过“化”使整个社会“政治化”，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恶果”恰恰可能是“社会政治化”。因此，从理论上讲，应是经济、政治、文化回归自身：政治“政治化”，经济“经济化”，文化“文化化”。何来“政治社会化”？何必“政治社会化”？何以“政治社会化”？甚至可以说，“政治社会化”这个概念本身就逻辑不通，难以成立，因为，所谓“社会成员接受和内化政治信息”这个过程是政治运行本身的过程,并不是、因而也不能称为“政治社会化”过程。如此类推，能说“经济社会化”、“文化社会化”这些概念都不能成立。从实践上讲，政治最应该“回归政治”!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伤害的“社会政治化”的历史不能重演。
进一步说到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从上述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上看，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政治共同体内政治成员对政治信息的接受和内化并不能理解成一种所谓“社会化”的过程，因而，政治传播与所谓的政治社会化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看一看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来理解和论证。美国学者弗雷德·雷格斯蒂在《政治社会化》一文中，把政治传播直接理解为政治社会化，把政治社会化直接理解为政治传播，并用拉斯维尔的信息传播“五W”模式来解释政治传播过程和所谓政治社会化过程；[21]这种观点至今仍是关于政治传播的主流学派，影响甚大，这是一个理论误区。
四、富媒体，穷民主：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我们可以不准确的把上述那种视政治传播本质为政治社会化的现象理解为一种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学偏好”。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另一种“传播学偏好”。“传播学偏好”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一开始就把政治传播的重心“堆放”在新闻媒体的作用上。学者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研究政治传播的职责，而将目光转向新闻媒体，由此出现了现实政治生活与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所谓“富媒体，穷民主”的现象，也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中“政治”与“媒体”本末倒置产生的恶果。
这种倾向的发端，要推到人们对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公众舆论》在政治传播理论中的不恰当推崇上。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等著作，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李普曼指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22]第二，提出了“刻板成见”理论。“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第三，“议程设置”思想。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认为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
李普曼的这种理论和思想在传播学界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不乏思想的追随者。加拿大当代思想家哈罗德·伊尼斯把媒介的作用推进到了“人类文明传播”的高度，开创了传播学的“媒介决定论”学派，[23]虽然罗德·伊尼斯并没有声称自己的理论与李普曼有什么关系。伊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视野，这种政治视野以全新的方式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比较论带到当代人面前。如果说，斯宾格勒揭示出每一文化的生命必然有繁荣就有没落，汤因比进而把这种兴盛衰亡的根本动因归结为某种救赎精神的话，那么，伊尼斯发现是承载着精神的媒介及其传播作用和效果决定了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他认为，传播的过程充斥着人们为追求意义与秩序而展开的斗争，通过传播媒介，人们把信息记录并转化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又与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相配合。知识和权力的接力也即媒介和社会的互动，造成了传播的偏向。透过传播的偏向，人们不仅可以辨识古今文明的特质，而且能在一种长时段的比较视野下预断一个社会的未来。
无论其后还有更多的人是怎样地推崇李普曼的理论，其实不难看出，李普曼的上述贡献主要在“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上。这种作用当然包括它的政治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政治传播都绝对不可忽略“新闻媒体”在其中的重要价值，但是却不能据此认为，政治传播就是新闻媒体的创造！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无论何等重要，始终改变不了政治与新闻媒体是“目的与手段”的根本关系。改变了这种关系，就会把人们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新闻媒体”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现在，人们普遍把李普曼作为“政治传播学”的奠基人，把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作为政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坦率的说，这都难免把李普曼在“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上的贡献无限的放大为对政治传播的贡献之嫌。
事实上，李普曼之后的拉斯韦尔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所提出的“五w”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对李普曼理论的发展，也是对李普曼理论的“修正”。在他的“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说、取得什么效果”的著名“五W”理论体系中，我们看到，新闻媒体的作用主要在“通过什么渠道说”这一环节上。也就是说，如果政治传播（拉斯韦尔讲的不仅仅是政治传播）是一个“五w”的整体过程，那么，政治传播的“功夫”应下在每一个环节上，而不应仅仅在“通过什么渠道说”的一个环节上。然而，很可惜，人们只注意了拉斯韦尔对李普曼理论的“发展”，却忽略了拉斯韦尔对李普曼理论的“修正。
正因如此，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负面作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1983年，兰斯·班尼特出版了他的《新闻：政治的幻想》一书，仅从著作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对政治而言的“作用”：新闻媒体所提供的东西已经是远离政治真相本身的虚假的“幻想”。在这部著作中，班尼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新闻在政治传播中的本质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在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新闻的本质的重新思考。作者在对以美国为例的现代媒体运行和大量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闻与政治关系里的政治经济学，尖锐的指出新闻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民主！作者惊世骇俗地揭穿了新闻媒体自由的神话，提出“言论自由并不能保证信息畅通”、“新闻也并非民主的保障”。作者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段化”，大量的新闻正在脱离政治，他警告未来的公民最好要摆脱媒体的束缚。
《新闻：政治的幻想》出版之后的1999年，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教授出版了他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政治传播》一书。我们从书名就可以看到，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班尼特视新闻媒体为政治幻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证了在现如今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新闻媒体从政治思想的“幻想”俨然变成了经济上的“富翁”，它宣传的未必是政治上的民主，但却汲取的是民主身上的鲜血。麦克切斯尼毫不客气的把媒体推到了“反民主”的位置上。在他的著作中，麦克切斯尼告诉我们，媒体在积聚财富额度的同时如何削弱了民主的根基。把媒体作为批判的靶子，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入木三分的分析了媒体公司与政府如何“密谋”来摧残民主，使得民主偏离了正统意义上的“多数统治原则”。在他看来，美国（包括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媒体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作为公共机构的大众传媒，由于政府鼓励公司联合与集中，从而导致媒介市场由少数几家大公司主导的局面，追逐财富利益成为媒介公司的根本和第一法则，媒介公司借助高科技无限放大了媒体自身的功能，让公民失去了政治判断力。因此，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极度萎缩，形成了所谓“远离政治”现象，民主也据此成为一种政治游戏。麦克切斯尼最后疾呼：人们对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负面作用批评已经至少一个世纪了，现在这种“警世之言”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响亮和清澈。
从拉斯韦尔的“五W”说，到兰斯·班尼特的“幻想”说，再到麦克切斯尼的“富媒体，穷民主”说，他们对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关系的论述，对我们这里所要着力论述的政治传播研究而言至少彰显了三重的意义。第一，他们或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揭示了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不管是所谓的“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提醒我们在政治传播研究中新闻媒体至关重要不可忽略；第二，从现实状态和发展趋势看，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是越来越远离政治甚至是反面化，这既是对新闻媒体的强烈谴责，也是对政治本身敲响警钟；第三，反观我们的政治传播研究，严重夸大了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政治“献媚”于新闻媒体。毫不客气的说，从拉斯韦尔的“五W”说，到兰斯·班尼特的“幻想”说，再到麦克切斯尼的“富媒体，穷民主”说，其本身对“新闻媒体”的“细致入微”的研究，也正是政治传播研究中“新闻媒体偏好”之使然。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严重忽略了上述第三重意义，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没有在“政治”本身的许多方面下足功夫，而是一说到“政治传播”，就归之于新闻媒体问题。同样，在政治本身的“说什么”——即政治内容、政治文明等环节和方面更没有出现像上述这样的“警世之作”。所以，如前所述，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对“基础”的研究即政治的研究，应从“着力点”的传播反推到政治本身，在探索一种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更为广泛的真实的传播，什么样的“政治”更能广泛的真实的传播等——这些政治传播研究中更为根本的方面下足功夫。
五、构建具有中国气派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理路
从整体上看,我国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正因如此，如何深入推进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构建一种满足中国政治实践需要、体现中国政治特色、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便显得尤为重要。要构建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今后深入研究,这里只能就基本理路谈些粗略的看法。
第一,中国气派与全球视野的内在一致。“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不是说要关起门来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而是要放眼世界，着眼于全球化进程对政治传播的特殊影响来思考中国的政治传播。现在，对全球化的研究如火如荼，但相对来说，重点还是在经济与文化上。很多人认为，唯有政治是不可能“全球化”的。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表面的，也许，政治最终确实不能全球化，但是，政治本身的“全球化意图”是最强烈、最明显的，这正是政治传播研究所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现在，政治传播往往是被裹挟在“文化传播”之中，政治的“全球化意图”往往是穿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外衣，可能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一点正像萨米尔·阿明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例如，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全球化力量交织在一起。”[24]也就是说，表面上的文化传播与争论，往往延伸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就演变成政治的传播与斗争。我们可以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由文化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的关注与争论里得到感受。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混沌与朦胧的文化传播中清醒的把政治传播“剥离”出来，以准确地判断出对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价值。当然，对于一个政治传播的主体来说，政治传播有其“内传播”与“外传播”之分，我们这里所强调的“全球视野”也有内与外的双重意义，既强调构建中国气派政治传播理论“外传播”的全球视野，也强调“内传播”的全球视野。
第二，西方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这一点主要是就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如何处理引进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传播先进理论和构建中国本土化政治传播理论的关系而言的。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尖锐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的许多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以对抗西方价值观及其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或直接就是以操纵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统治的“精英”的把戏。因此，除了高喊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口号外，在实质内容上进展甚微，仅在“面子”和“研究对象非个人化”等孤立或细节方面小有发展。在我们刚刚从引进阶段步入批判消化阶段之际，茫然地追求“本土化”，恐怕既不切实际又浪费精力。而西方的政治传播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发现和发展了一些像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有一定“普世意义”的政治传播规律和理论。西方政治传播理论自身要想再有重大突破都已经很困难。对于处于批判消化阶段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而言，要跨越西方现有的政治传播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积累，既有批判、有发展地应用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又不落入他国学者异地搬用和重复验证的巢臼。另一种观点是，政治传播与本国政治生态有密切的相关性，政治传播的智慧与经验也大都来自与本国的政治实践与传播实践。同时，从政治传播为国家政治服务功能出发，政治传播研究也必须着眼于国内。所以，政治传播的主要面向应该是本土研究。在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如果只把政治传播当做具有普遍统一性的现象，开展以世界政治传播为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性研究，不仅缺乏理论支持，也不符合政治传播的特性。我们认为，不能把上述两种思维完全对立起来。就前者而言，西方先进的政治传播理论我们一定要汲取，但决不是生搬硬套所谓“普世真理”。事实上政治传播理论像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普世真理”很难让人理解。与此相应，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其本身不可能已到“极限”，更不是不可逾越的“雷池”。就后者而言，中国的政治生态的确有自己的特质，因而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首先要求其对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的“有效性”，甚至可以把这一点理解成中国气派政治传播理论的本质属性，但是，这种政治传播理论却决然不是盲目的、落后的、个体性的。政治实践的普遍性和人类性，决定了在经济、信息、技术、文化等全球化的时代，构建具有中国政治传播理论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博大胸怀。
第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这一点是就中国气派政治传播理论要汲取历史的教训而言。政治传播在其功能实现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强烈的意识形态管控的工具性；一个是社会政治生活意义的引导性。前者可简称为政治传播的工具理性，后者可简称为政治传播的价值理性。我们的问题在于，文革时期政治传播的工具理性占据“统治”地位，除了宣传教化之外,其它功能基本被抹杀。现在，政治传播对诸如社会凝聚与和谐等社会政治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治传播的工具理性有效发挥的同时，其价值理性愈来愈彰显。就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而言，一方面仍然要坚持以党和国家的宣传为本位，譬如比如强调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强大作用；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把政治传播放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研究政治传播对社会总体的意义。政治传播本身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应该明白，对于价值理性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工具理性的否定，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因长期受极左的意识形态思维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政治传播时显得过于小心谨慎。我国政治传播实践的发展,已经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因而要求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必须注意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
第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适度张力。从纯理论上讲，政治传播，在政治共同体内是政治信息和政治价值观的扩散、接收、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更多的时候则是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政治冲撞和较量。较量的“输与赢”虽然相关于诸多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较量的底线——政治文明本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展示了其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治理的卓越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高远的政治境界汲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所获得的成果，可以说是“引进来”的结果。然而，在当代的国际政治形势的背景下，对于政治主体来说，政治传播的“国际国家形象塑造”、“世界政党政治平台”、“营造全球政治公共空间”、“制造政治价值观认同”等功能则日益突出。政治形势本身对政治传播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国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在“走出去”的战略上责任更为重大。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从不同方面总结奥运会“传播”的成功，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奥运会也成功的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治理的优越性，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将这种政治文明的优越性“走向世界”，是我们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
几年前, 就有人认为美国一些右翼媒体“妖魔化”中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把政治传播描述为在全世界“制造同意”的工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总结说, 冷战结束后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媒体的“软力量”得以实现的；现在美国又提出所谓“巧实力”。不言而喻，我们的政治传播研究不能还仅仅停留在对我们的政治民主理论“迷思”的层面上，而是要迈出实际行动，加紧构建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以此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政治文明成果。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治信仰研究》（批准文号：08BZX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见 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search.lawrence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15
[②]参见 Denton. R.E, Woodward, G.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NewYork Praeger.1990.14
[③]参见 Mueller C.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④]参见 Fagen, R. R.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⑤]参见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search.lawrence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xiii
[⑥]参见Almond, G. A. and C. B. Powell, Jr.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s Processes and Policy. Boston:Little Brown.1978. 152.
[⑦]Brian McNair：《政治传播学概论》，林文益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5页。
[⑧]Brian McNair：《政治传播学概论》，林文益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5页。
[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3-4 页。
[⑩] Mary E. Stuckey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search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1996.
[11]参阅马起华：《政治社会学》，中国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239页。
[12]参阅Gupte,Kalpana: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Political Socio-lization,Bombay,Himalayopub,House,1989,p.2.
[13]参阅Gupte,Kalpana: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Socio-lization,Bombay,Himalayopub,House,1989,p.2.
[14]参阅Gupte,Kalpana: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Political Socio-lization,Bombay,Himalayopub,House,1989,p.2.
[15]参阅马起华：《政治社会学》，中国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239页。
[16]参阅Gupte,Kalpana: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Political Socio-lization,Bombay,Himalayopub,House,1989,p.2.
[17]参见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987年版，第91页。
[18]参阅Gupte,Kalpana: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Political Socio-lization,Bombay,Himalayopub,House,1989,p.2.
[19]参见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1]参见雷格斯蒂：《政治社会化》，载《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5期，第8—11页。
[22]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M]. New York:Macmillan, 1956. 15.
[23]参阅罗德·伊尼斯：《传播与偏向》与《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参见萨米尔·阿明：《当代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载王逢振主编《全球化症候》，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作者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施惠玲，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荆学民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jxmpol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