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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获得克鲁格奖后,曾经发表演讲,表达了自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不过,我们细究下来,就会感觉到他的演讲,其实不尽不实,而且还有许多掩饰之辞。为何如此说?余英时博士是《汉代的生死观》,在此之后撰写了汉代经济和民族相关的研究。到了七十年代,毕业后近十年,才转入中国思想史研究,连续出版了《方以智晚节考》和《论戴震与章学诚》,完成了从汉代研究向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转变。

笔者曾经撰文谈过,余英时存在一个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实就是指,余英时从汉代研究转入思想史研究这一具体转变而言。如果认真研读这两部作品,我们会感觉到余英时似乎回到了钱穆的思想研究史的途辙,但是,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余英时除了在形式上采取了与钱穆类似的研究主题,但是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结果,都与钱穆的研究背道而驰。

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是强化了戴震与章学诚的篇幅,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但是他写作的风格,其实还是传统的学案体,即学者小传加学术批评,这样的写作方式,看起来固然传统,但是从写作形式上,反而显得非常的整齐。方便读者了解戴震与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大概。




与此有鲜明对比的是余英时对戴震和章学诚的研究,他将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研究混合到一起,以生平小传和书信批评的方式,构建了余英时自己独特风格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往往历史和思想研究混合在一起,生平与学术评论杂糅,时而生平,时而学术,虽然从阅读上看,会觉得叙事有意思。但是从研究角度上,就会发现这种写作既无法深入探讨学术思想的深度,也无法更好展开生平事迹。这种研究其实仅仅相当于钱穆学案思想史写作的学者小传部分,当然比那部分显得更加深入,但是从学术分析的角度就不免的浅薄了。

从学术思想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继承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和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研究,并综合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梁启超和胡适眼中,清代的朴学考据,与西方的科学理性是可以沟通,因此褒扬清代学术,似乎可以与西方现代学术接轨。针对这种看法,钱穆提出了舍宋学,无以知汉学的著名论断。在钱穆看来,清代学术继承的是宋明理学,特别是东林党人的余绪,因此,虽然清代强调考据学,但是内部是义理学为线索的。这部清代学术史专著,由此而获得了独特的学术地位。

与之相比,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虽然以此两人作为个案,但是他的目标是要颠覆过去对于清代学术研究的认识,认为清代学术史,从宋明理学到考据学是存在某条内在理路。在余英时看来,宋明理学中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因此到了晚明出现了以经典来印证观念的做法,最终必然推导出经典考据学。清代考据学恰恰是中国学术中知识化倾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部书中,虽然内篇是戴震与章学诚,但是最重要的总结都放在了外篇中。






最后,可以进一步对比的是,钱穆与余英时的写作方法。钱穆从二十多岁在中小学教书就开始撰写研究著作,从《国学概论》到《四书释义》,都是很严格的论著。钱穆一生撰写了七十余种作品,如果不包括后期演讲集的话,论著写作无论从序言,还是写作体例,都是非常严整。

余英时的许多论著,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基本上都是论文集,是由研究论文连缀而成,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论著。这样写作的好处是,可以将平时发表的论文,收集后就可以结集成册,坏处是写作往往零散,缺乏良好的组织线索和整体构架。看的过程会有跳跃感,而不会形成连续的思路。

某种意义上,余英时确实在五十年代在新亚书院读书,而且还继续跟随钱穆读过研究生,但是他的整个研究思路,其实是在美国接受汉学训练的结果。因此,他虽然选取了钱穆曾经的研究对象,但是从写作思路和写作手法上,都选择了与钱穆截然相异的道路。我们不能仅仅从研究主题上,就得出余英时继承了钱穆思想史研究的结论,而是应该继续分析他们之间研究的异同,从而获得更加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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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学人的分裂与歧异,到底出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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