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输给科学家的？
在近代科学滥觞之际，人们曾因科学与宗教真理相冲突而质疑科学的真理性。后来又有浪漫主义对科学世界观提出强烈抗议。近几十年来，则又爆发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即所谓两种文化之争。
1959年，有一个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演，题目叫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站在科学文化一边，对人文学者的流行态度提出质疑。
当时所谓人文主要是指文学，在当时的大学里，文学教授很骄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引用荷马，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技术你可以到专科学校去学，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
斯诺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学揭示了关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科学和科学家在大学里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后来的局面发展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应该说，超出了他的愿望。今天的局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电子学、生物学、理论物理学，这些学科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学科，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人文知识分子反过来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现代文学的，人们心想，瞎混混的，没什么真才实学。
幸亏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还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统治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对科学的真理霸权也提出质疑。科学自称提供客观知识，但他们指出，科学实际上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受社会影响的，“物理学和化学、数学和逻辑烙有它们的特定文化创造者的印记，殊不亚于人类学和历史学”。
再进一步，似乎也可以说，科学是科学家们建构起来的。于是就有了建构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
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名称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
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构造，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事实性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仅仅充当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另一个神话故事；拉图尔明称“要消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法伊尔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转变”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但建构主义要走得更远。
在很多人文学科，特别在知识社会学领域、文化研究及科学学领域，建构主义势力强大。这种局面惹恼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他认为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攻击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不懂科学却经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
索卡尔本人是个科学家，同时是个左派，这尤其令他对建构主义恼火，他认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当用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位索卡尔于是写了一篇“诈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他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论驴唇不对马嘴地用来支持一些左派主张，例如把数学里的选择公理（Axiom of hoice）和妇女堕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这篇长文总的意思是说，最新科学成果表明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张是对的。
他把这篇长文寄给一家最权威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社会文本》很有名，但从来没有著名科学家写来文章。不久，这篇文章登了出来，登在《社会文本》题为《科学大战》的一个专刊上。
然而一个月后，索卡尔就在另外一个杂志上发了另一篇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这个题目就够荒谬了。
好几个月里，美国、法国等地的建构主义知识分子目瞪口呆。他们上了索卡尔的套。怎么办呢？似乎只能反击说你索卡尔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严肃，缺德。后来，一边有罗蒂、德里达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来批评索卡尔，另一边有很多著名科学家起来支持索卡尔，包括领军物理学家温伯格，鏖战不休。索卡尔事件发生在1996年，十年过去了，很多杂志上还在争论这些事情。
德里达批评“可怜的索卡尔”，说他使得“进行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被浪费了”。这个批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我看，倒是建构主义者在回应索卡尔的时候曲为自辩，不肯检讨自己这边出了什么毛病，结果浪费了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本书的论述范围和知识社会学极少重叠，这里简单谈一点儿我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看法。
在我看来，尽管建构主义的很多主张在流俗议论界风行，但颇少学理上的力量，最多是体现了自然态度和人文态度对科学主义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个人文学者，呼吁人文精神，反对科学对真理的霸权，义不容辞，非常愉快。但是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需要比呼吁人文精神这种愉快活动远更艰巨的思考。
强纲领主张，科学并不是客观真理，科学的身份和希腊神话、《圣经》、阴阳五行、几内亚的传说的身份相仿，仿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逃脱科学主义的罗网了。但在我看，这样迎战科学主义未免轻率，几乎可说放弃了思想者应有的智性责任，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对科学主义的迎战。
科学主义提出的挑战要严厉得多。把问题轻描淡写一番无法让我们当真摆脱困境，甚至还可能使我们更容易陷入科学主义的罗网，建构主义者时常引用科学成果来论证其社会主张就是一例。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动的概率性质对自由意志并未投以青眼，我们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识之士指明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然而，无缘无故的随机事件也并不增加道德责任的分量。科学成果能不能用来论证人生—社会主张？何处寻找论证的途径？这恰恰也是索卡尔的诈文本应引我们从学理上深思的问题。
科学认知对我们的道德诉求和艺术理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我们无法因此拒绝科学。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开始一直到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幅严整画面，这样一个画面是神话、常识、传统哲学完全无法提供的，与各种伪科学理论也完全不同。科学不仅提供对世界的系统的理性的解释，而且它通过对事件的预言以及技术性生产证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学技术的破坏力量，很多也是我们通过科学才知道的，臭氧层出现空洞即其中一例。
亚历克斯·罗森堡评论说，按照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若要理解达尔文进化论何以逐渐成为生物学的主导理论，仿佛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记录，更不需要去理解变异—环境过滤的来源，仿佛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了解十九世纪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看它们会允许哪些理论出现。
应当提到，罗森堡在这里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理解而非指责，他回护说：“科学客观性的反对者并不在意说服别人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的辩证立场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保护智力生活的领地不落入自然科学的霸权。”
的确，如果我们只把某些建构主义者的极端论断挑出来读，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实他们在科学学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学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建构主义的“纲领”是领错了方向。
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我们今天对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学主义对真理的理解，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有《圣经》研究者据《圣经》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都认为这是错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到46亿年。
两个科学家对地球的准确年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争论很明显不同于关于《圣经》的争论，如果出错，错法与《圣经》的错法也不一样。科学体系有办法改变自己，提供更正确的结论，而对于《圣经》来说，不存在更正确的东西。若说科学是另外一种神话，那它和本来意义上的神话大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把它叫作神话对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毫无补益，只会造成混乱。
也许，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片面的，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这样的句式属于官老爷的总结报告，严禁出现在哲学写作中。我还没学会怎样写哲学，但我相信已经学会了不怎样写。
避开“科学主义”和“构建主义”两个极端，如何把握“科学”和“真理”之间的关系？答案可以从本书找到。
附录：科技“愚人”节 盘点科学史上6大著名骗局
来源：《科学新闻》杂志 ■整理/赵鹰 图/黄山
神秘N射线——最坚挺的骗子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后，有许多科学家想成为伦琴第二。法国南锡大学物理教授布朗洛是个杰出的物理学家，由于他在电磁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两次获得科学院大奖。1903年，在研究X射线的偏振现象时，他声称观测到一种未知的新射线，取名N射线，以纪念他任职的大学。
然而，德国、英国的物理学家们却无法重复布朗洛的发现，不免心存疑惑。这个骗局最终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伍德戳穿。
有文献认为在伍德向外界公布了这些实验结果后，布朗洛就会身败名裂，甚至发疯而死。其实布朗洛一直活到1930年，享年81岁。
骗局被揭穿还能安享晚年，这样的骗子是否足够坚挺呢？
皮尔当人——最成功的骗子
皮尔当人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骗局之一，在近百年之后它的真相仍然没有完全搞清。
从1912年开始，皮尔当的砾石层出现了一些半猿半人的颅骨、牙齿以及石器等，著名古生物学家、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地质部主管史密斯·伍德沃德等将之命名为“道森曙人”。如果属实，将是从猿进化到人的关键证据。
然而，40年后，这个骗局逐渐被戳穿。原来，所谓皮尔当人的下颚骨年龄大概只有5万年，头颅是约500年前的现代人头颅，犬齿是黑猩猩的，只不过都被精心炮制，以便于看起来年代久远。
然而，这个精心策划的骗局的主谋是谁，至今也没有明确的定论。这个骗局看来谋划很到位！
索卡尔事件——最搞笑的骗子
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其常识性的错误居然能够蒙混过关，并最终发表，实在是对学术期刊的一大嘲讽。这就是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的“索卡尔事件”。
原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科学技术价值的质疑不断加深，索卡尔对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感到震惊和不安，他决定撰写这篇文章。文章中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等等。
这样一篇胡说文章居然得到了《社会文本》编辑部的感谢，称其为“十分有趣的文章”。
舍恩造假——最神速的骗子
2002年，贝尔实验室的简·亨德里克·舍恩被发现有系统地大量伪造重大实验结果，其胆大妄为超过了生物学领域的任何造假案，被视为科学界的最大丑闻之一。因为舍恩能把有机分子变成具有高温超导的特性，还能把单个有机分子变成晶体管。与此同时，舍恩的论文发表速度极其惊人，三年左右的时间，他共参与发表了90多篇论文，2001年尤为神速，平均每8天就有一篇论文有他的署名。
然而，舍恩的发现却没有人能够重复，最终在贝尔实验室的调查下，他的造假被认定。2002年9月，舍恩被贝尔实验室开除。而且连他的博士学位也在2004年6月被康斯坦茨大学撤销。
从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到希望破灭，舍恩真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科学界从此再无他的安身之处。短短几年，葬送一生，何苦！
米德受骗？——最上当的骗子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年）去世时是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25年，米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前往美属萨摩亚群岛作田野调查，采访了68名年轻妇女，并由此发现萨摩亚年轻人所享有的性自由使他们得以顺利地从少年过渡到成年，表明至少就青春期的行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米德据此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于1928年出版，一举成名。
然而，198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德里克·弗里曼写的一本书却否定了米德的主要发现，因为当年米德采访的人是用捏造性冒险的故事捉弄她的，萨摩亚年轻人在性方面实际上是很保守的，甚至一名受访者当时还是个处女。
一个简单的骗局，却让米德在死后蒙受了学术上的羞辱。看来，听到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
普洛茨——最随意的骗子
德国古人类学家普洛茨骗人确实有一套。
普洛茨在美国受的专业训练，于1973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法兰克福大学任人类学教授，并当上该校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成为德国碳14年代测定的权威。然而，经他测定的化石却最终被认为是造假，因为只要给他鉴定，都会是“最古老”的。于是，有人怀疑，他只是随心所欲地给化石编一个年龄。
2001年，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考古学家托马斯·特伯格把德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化石的年龄重新测定之后发现，许多化石的实际年龄要比原先测定的年龄年轻得多，甚至有的错误到了荒谬的地步。
最离谱的是“帕德博恩－散德斯人”，只不过死于公元1750年左右。
原来，普洛茨不会使用碳14年代测定仪器，只好编造数据交差，而且他很懂得编造一个又一个“最古老”的化石年龄去迎合德国人的民族情绪。所有由普洛茨测定的化石的实际年龄都要比他说的年轻得多。
看来，光有先进的仪器并不能产生科学发现，因为仪器可能“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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