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变恶魔？斯坦福监狱实验启示录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场景。这部新上映的电影源于这项极其著名却又广受误解的研究，是一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由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担纲，饰演首席研究员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2015年7月17日上映。图片来源：SPENCER SHWETZ，SUNDANCE INSTITUTE
《斯坦福监狱实验》 是由Oliver Hirschbiegel执导的惊悚电影，莫里兹·布雷多、克里斯汀·伯克参加演出。
该片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的斯坦福大学，一群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心理学试验——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由一位名叫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主持。
菲利普·津巴多以每天15美金的薪水的价格招募了24名大学生。
其实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有接近100人报名，他们之所以选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做过了心理测试，证明这24个人是心理非常健康的一群学生。
而这些学生一开始只是为了好玩或者赚点零花钱的目的加入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次看似好玩的实验，将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些学生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扮演囚犯，一组扮演狱警。
他们要在一个监狱里待14天，期间不可以离开，模拟一个现实的监狱的生活情况。
这里面有一点比较有趣，当时很多学生表示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
实验的地点选在了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改造的监狱实验室里，里面的一切设置都跟监狱一模一样，为了保证实验的真实性，津巴多教授还专门请来了当地的警方配合他们的实验……
实验开始了……
那些扮演囚犯的学生，被真正的加州警方从家中逮捕，戴上镣铐，头上蒙着牛皮纸袋，秘密地送到“监狱”中，使得“囚犯们”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负责扮演狱警的学生，则被赋予了和真正的监狱狱警同等的权利，他们可以决定奖励或者惩罚犯人……
津巴多教授原本计划将这个实验进行14天，但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他只是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度两个“无聊”的星期，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实验最终的走向轰动了全世界……
实验的第二天，意外就发生了。
因为感到无聊，囚犯们居然开始造反，他们集结在同一个牢房，撕掉身上的编号牌，并且说话挑衅狱警。
扮演监狱长的教授没有做出指示，他要求狱警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采取措施维持监狱的秩序。
于是令人预想不到的一幕开始了。
这些“狱警”们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现实中狱警们管理犯人的办法，他们命令“囚犯”们脱光衣服进行搜身，用水柱清洗，剥夺了每个人的姓名，只用数字编号来称呼他们……
为了树立在“囚犯”们之中的威严，“狱警”们想出了一些折腾人的办法，比如半夜的时候吹起床哨，让囚犯们清点人数。
在面对一开始还没进入状态的“囚犯”们的反抗和挑衅时，他们还想出了更多的招数。。
例如脱光囚犯的衣服....
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
没收枕头和被褥....
取消囚犯的进餐....
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
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
剥夺囚犯的睡眠....
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
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个实验仅仅进行到第二天，就有忍受不住“狱警”虐待的“囚犯”精神崩溃了……
其中编号为8612的犯人，因为在刚刚“入狱”的时候带领囚犯们反抗狱警的管理，而受到了狱警们的格外“关照”……
最终他因为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产生了种种精神崩溃的症状，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咒骂，并且要求退出……
而此时的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教授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他将自己带入到“监狱长”的角色之中，认为如果8612一旦退出实验，则会影响到后期的效果，而此时的他，已经差不多将接受实验的志愿者们的心理健康置之度外了……
开始的时候教授以为8612只是在假装，但后来发现他真的精神快崩溃了，所以决定放他离开。
在第4天的时候，“狱警”听说已经离开的8612将带人回来解救这些“囚犯”，于是和教授一起马上把这些囚犯都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建筑里囚禁。他们还把原来的监狱拆除，这样8612就会以为实验真的已经结束了。
然而，当“狱警”知道这个消息不是真的时候，都变得很生气，一气之下要求囚犯们光着手清理马桶，还增加了点名次数，站在他们背上让他们做伏地挺身。。
再后来，有个编号#819的囚犯生了重病，见到教授的时候痛哭流涕，说他不能再坚持。教授无奈只好打算放他走，并让他现在旁边房间休息，去帮他取个人物品。
但就在这个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看守把所有囚犯叫到走廊排队开始喊口号：“819是个窝囊废！”教授回来时看到819正在低头哭泣，让他走，但是被他拒绝，他对教授说，他不能走，因为要向别人证明他不是一个窝囊废。
他已经深陷这个角色不能自拔了。。
这时教授告诉他，你不是819，你不是一个囚徒，你的名字是xxx。这时志愿者才恍然大悟，离开了模拟监狱。
这时候，教授才警觉，才过了几天时间，这群心理正常的学生，都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自己的定位。。有的变成了施虐成瘾的狱警，有的变成了自怜自哀的囚犯。。
实验进行到第六天的时候，所有囚犯的精神状态都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然而教授还想继续把实验做下去。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终于有人出面，这个实验提前终结了……
在实验的后期，所有的犯人们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一个实验的环境之下，他们完全不记得只要自己提出推出这项实验，就可以获得自由这回事，大家都在规定好的情境下机械、麻木地重复着『犯人们』所受到的屈辱……
这个实验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终于开始正视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和行为的观点…无论是平时看起来多么健康阳光、温文尔雅的人，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下，都会被激发内心魔鬼的一面……
这项实验被命名为“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实验已经过去了45年，但是其中揭示的道理还是令人细思恐极……
这个可怕实验2015年还被翻拍成了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the Sanford PrisonExperiment)的。
下面是一篇《纽约客》上的一篇分析文章：The New Yorker，The Real Lesson of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本文作者：玛利亚·康尼科娃（Maria Konnikova）是位记者和作家，专注心理学和文学，已出版《Mastermind: How to Think Like Sherlock Holmes》由 /译）
1971年8月17日的早晨，帕罗奥多（Palo Alto）警方拜访了九位年轻人。在邻里瞩目之下，九人因违反刑法第211条和第459条（武装抢劫及入室盗窃），被捕，被搜查，被拷上手铐，被塞进一辆警车车厢。车队将他们带至帕罗奥多警局，在那里立案，录指纹，羁押，蒙眼。最终，他们被移交到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 County Prison）——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
他们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的。
这项研究的对象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和精神健康病史，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事先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实验中，他们通过扔硬币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根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 “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人马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的、软弱无能的，整天考虑平等啦、学术啦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BBC研究的最初几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一方面，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地手舞足蹈。”（“太他妈棒了，”一名囚犯评论道。）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
（编辑：游识猷）
编译来源
The New Yorker，The Real Lesson of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