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早已消亡,在现代医学中见不到多少痕迹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史宴 Author 史蒂夫·帕克
现在通称的“西医”其实是不分国界的现代医学,任何国家的人都能够以整套的科学的标准研究,所以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简直是崇洋媚外。历史上倒是有过真正的“西医”,就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医学,相当可怕,而这种欧洲特色的“西医”早已消亡,在现代医学中见不着多少痕迹了。
公元476年,日耳曼和其他部落组成联盟,在军阀弗莱维厄斯·奥多亚塞(Flavius Odoacer)的带领下,大举进攻意大利,占领土地、夺取政权。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在拉文纳(Ravenna)被废黜并被流放,通常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已衰败了300年的西罗马帝国的最终覆灭。与此同时,这也象征着欧洲社会进入持续近千年的混乱和黑暗时代,史称中世纪,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的来临。
西罗马帝国灭亡
标志着欧洲进入中世纪
在约公元1000年以前的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社会与文化变得支离破碎。法治在好战的部落面前显得虚弱无力,古希腊和罗马取得的很多进步都失传了,甚至发生逆转、倒退。
在封建制度之下,历史记载被忽视,许多人生活水平骤然下降,恐惧、贫困和迫害四处蔓延。对这一时代的通俗说法是“黑暗时代”(Dark Ages)。
对于医学来说,这也是一个黑暗时代。行医之人往往未经培训,也不考取执照,部分原因是:几乎没有专业机构或体系来监督他们的活动,遏制他们的越界行为。诊断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很容易被金钱和某些有权势之人所左右。一部分治疗确实有效果,但另一些却是在损害健康甚至残害生命。
在这几百年中,欧洲医学仍然依赖从古希腊和罗马继承下来的理论,尤其是四体液说的概念。此时,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以天主教为主的教会涉足的众多领域中的一部分,由宫廷和自私自利的行会草率地组织而成。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希波克拉底的研究结果(疾病是身体的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神明惩罚或恶魔附身)。结果是江湖骗子、无能庸医大行其道。如果一位医生或者医师治疗了一位病人并且这位病人康复了,那么功劳就全都是这位医生的,而且医生会声称自己与上帝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而如果最终结果是病情恶化,甚至患者死亡 — 好吧,那也是上帝的旨意。是这位病人触怒了上帝,医生已经无力回天。
中世纪医学的最新进展,一般私藏在贵族、富豪、教会手中。一些宗教领袖甚至对古代医学唯恐避之不及,比如用草药治病,就被他们视为“巫术”。他们说,真正根治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全身心地奉献和顺从上帝,这样上帝就会奖励病人,驱除疾病。一些所谓的医生声称自己拥有神力,令“神迹治愈”(miracle cure)的现象大行其道。
然而,生活在乡下的大多数农民与这些无甚关系,他们继续使用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草药配方和其他疗法。
大约12世纪,开始出现医院的雏形。其中大多数附属于修道院、女修道院以及类似的宗教机构。
医院里通常环境整洁,提供价格低廉的食物,还有富有同情心的工作人员,他们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病人提供急需的关怀和慰藉。这些早期医院还是旅客们的驿站、学生的静修所以及穷人、残疾人、老年人、“智障”(feeble-minded)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避难所。
做礼拜被当作一种经过严格组织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病人恢复,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强制力量。除此之外,医生也定期地访问这些早期的医院。
然而,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阶段,典型的医生会诊很有可能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实际上,主持会诊的人甚至可能都不是一名医生,而可能是一名药剂师、助产士、江湖术士,甚至是一名兼职做医生的女巫。
此人一开始可能会观察皮肤、把脉(脉搏象征着心脏的“抽搐”,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血液循环),并记录呼吸状态。也许这位医生还会在静脉处切一个小口,来评估血液的某些指标,比如血液是自然流动还是黏稠不通,颜色鲜红还是暗红等;然后他会对采集到的血液进行嗅闻、刺探、倾倒,之后通常还会仔细检查尿液和粪便。品尝血液、尿液甚至粪便可能是必要的,此外也有可能将它们与各种化学试剂混合,进行搅拌。
所有这些观察得到的情况都将帮助医生确定体液是否平衡,黏液、黄胆汁或者其他体液是否异常。患者自述病情也有可能提供一部分线索。例如,病人内心谨记着上帝有惩戒众生的力量,可能就会承认最近的一些罪过或不道德的事。如果当地医生不在病人附近,那么就传达给他所有的检查结果,进行远程诊断,再将处方传回给病人和医护人员。
那个时代“包治百病的最佳疗法”无疑是放血,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盖仑认为,在四种体液中血液占主导地位,许多疾病都与血量过剩有关,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多血症(plethora),因此,放掉一些血可以减少过剩的血量,清除体内的杂质。
中世纪医生用水蛭给罗马皇帝加莱利乌斯放血
放血是中世纪“包治百病”的疗法
因为不具备循环系统方面的知识,所以人们认为,血液是由肝脏生产,并在组织中消耗的。如果这个血液周转的过程失去平衡,血液就可能会积累并淤塞在四肢之中。针对这个问题,放血疗法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
盖仑及其追随者总结出了一套复杂的放血指南。放血过程的具体方法取决于病症及严重程度,病人的详细状况(如年龄和先天条件等),具体到当时的年、周、日,甚至是当时的天气。是否要剖开血管,剖动脉还是静脉,以及在身体的哪个部分剖,都是根据一些准则来判断的。
静脉放血疗法(venesection)让血液从一条相当粗的皮下静脉流出,通常是小臂的皮下静脉,血液缓慢渗出,很容易控制和凝结。动脉切开术(arteriotomy)风险很大,因为在血压的作用下,血液会喷涌而出,很难控制放血量,而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凝结。
选择哪条血管的问题也非常复杂。尽管医生不能轻易接触到人体内部器官,这个理论却认为内脏(如肝脏和肺等)和一些特定静脉有关联。这就引出了“衍生法”(derivation)和“诱导法”(revulsion)两种方法。衍生法是从患处的周围抽取鲜血,而诱导法则是从远离患处的部位抽取。颈部疼痛可能会用诱导法治疗,从脚踝抽取血液,而脾脏疾病可能需要在左手腕处剖开静脉。
中世纪医生为放血疗法的理论贡献了更多的细节,包括使用什么样的手术刀或水蛭,以及在放血过程中病人应该做的事情 — 祈祷、朗诵诗歌,甚至奏乐。某些情况下仅需要一蛋杯容量的血液。而其他情况下,需要一直放血到病人昏厥或身体虚弱为止。这是好现象,表示妖魔已经被驱走,体液也恢复了平衡。
当时医生手头上的参考书就是所谓的“水蛭书”(leechbook),这样的称呼可能来源于医生的绰号“水蛭”,因为他们几乎对任何疾病都习惯于用这种蠕虫状生物来抽血。
大多数水蛭书记载着经年累月积攒起来的治疗方法,从各类繁杂来源中随意收集而来。可追溯到 10 世纪的《英格兰医典》[Medicinale Anglicum,俗称《巴德医书》(Bald’s Leechbook)]是一本流传至今的著名“水蛭书”,它可能源自一个9世纪版本。
书的第一部分涵盖了约 90种外科疾病和传染病,涉及耳朵、面部、牙齿等从头到脚的各个部位;第二部分针对内科疾病,如呕吐、胃痛和腹泻等。这本书涉及的病症还有狗咬伤、臭虫叮咬引起的皮疹、脱发、头痛、背痛、肝痛、对邪灵(evil spirits)的担忧、男性缺乏男子气概和女性过于唠叨。
《巴德医书》甚至记载着针对兔唇的外科手术方法(在当时非常少见):“捣碎微量松香,加入蛋清与其混合,直到变成朱红色,用刀切割假唇边缘,用丝线严密缝合,全部涂满药膏,直到丝线腐烂。”还有一个治疗体毛过重的较温和疗法(除了需要用到鸟类以外):“如果体毛过重,就抓一只燕子,放到瓦片下把它烧成灰,然后把灰撒到毛发过多的位置。”
一本水蛭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它涵盖了临床建议、草药和矿物质药、礼仪、诗歌、咒语、宗教祈祷和哲学思考,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和阿拉伯的学说。
如果没有水蛭书,医生可能会倾向于用做实验来解决问题。约翰内斯·德米菲尔德(Johannes de Mirfield)就是这样的一位实验家,他是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向人们推荐下面这种药浴:“找到若干只眼盲的(新生)幼犬,取出它们的肠子,砍掉它们的四足,之后放入水中煮沸,并让病人在这种水中浸浴。病人应当在饭后浸浴四个小时,而且浸浴时,应该蒙着头,用山羊皮裹住胸部,以防他突然打寒战。”
中世纪欧洲对于解剖学这一领域一无所知。天主教尤其反对在身体上切口研究其内部,除非是为了医治危及生命的创伤,而且这还只适用于贵族和统治阶级。一些勇敢的医生确实尝试过解剖病人的身体,但遭到了各方面的掣肘和限制。他们对基本的解剖知识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几乎没有医生知道哪个器官是在哪里、功能是什么。
如果病人有知觉,那么只能通过服用酒精、鸦片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麻醉和止痛,其剂量通过可怕的蒙猜进行确定。另外,由于缺乏微生物和消毒方面的知识,内脏中的污垢和脓水几乎肯定会导致病人感染、死亡。
那个时代的主要疾病之一是麻风病(leprosy),后来被称为汉森氏病(Hansen’s Disease)。麻风病的记录古已有之,特别是在印度次大陆,这种病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恐慌。
这不仅是因为它会逐渐侵蚀身体的各个部位直到其腐烂、脱落,还因为据说这种疾病特别容易传染。麻风病人因此常常遭受强烈的社会歧视,许多病人被隔离,或者被限制在麻风病患者聚集地(leper colonies)——也称为麻风病院(leprosaria)或麻风病人之家(lazar houses)。有些麻风病院剥夺了麻风病患者的一切权利,因为天主教信条宣布“麻风病患者已经死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活死人”(living dead)。
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有些人将麻风病视为上帝对人临死前的探望——升入天堂之前,对于罪孽的一种净化和清洁——这反而给了麻风病人一种神圣的地位。
尽管有教会的官方禁令,但组织麻风病院并为患者提供衣食的却往往就是修道士和牧师。如果麻风病人被允许出院,他们必须随身携带铃铛并振铃发响,这样既是为了提醒别人麻风病人来了,同时也是在恳求上帝的慈悲。
奥古斯丁派修士为麻风病人带来食物
不顾教会的官方教条“麻风病是已死之人”
几乎没有医生或其他健康的人愿意冒险靠近他们。由于一些未知原因,在14和15世纪的欧洲,麻风病不再那么常见,可能是受到黑死病(Black Death)的影响,因为黑死病夺去了很多已经被其他疾病缠身、身体非常虚弱的病人的生命。
本文节选自《DK医学史》,全面而饶有趣味的介绍世界医学史,值得入手。本文已获出版方授权 文史宴 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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