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疫情过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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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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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类似的境遇：2003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诊疗过程中，从医者的职业迷茫再一次降临。现代医学在以往被认为可以速效、全效应对的感染性疾病方面遭遇了滑铁卢：特效抗病毒药物未能及时筛选出来，病因治疗依然无着落，发病学策略主要靠物理隔离，剩下的就只有对症（发热、咳嗽、腹泻等）处置以及危机（呼吸衰竭，以及由此诱发的多器官衰竭）中的生命维持与替代。

其间，中医宣肺平喘、清热解毒，调理肠胃等疗法起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异性疗效，与现代医学的对症处理协同显效，缓解了“炎症风暴”的蔓延，改善了许多轻症、重症早期患者的困境，减少了重症的发生比例，这也唤起人们重新认识中医的热情。重新认识中医，的确是一个新的思想契机，也是一份文化自觉。

1 中西医不必陷入互比高低的意气之争，而要寻找互洽性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中医价值的认定不外乎四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中医是一份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其二是特色维度：中医的健康观、养生观、疗愈规范有着不同于西方范式的中国风格，尤其对于一些复杂性、难治性疾病（如克罗恩病）有着意想不到的疗效；三是实用维度：中医中药具有廉、便、验的特点，容易推广，效价比高；四是科学维度：中医虽然是经验科学，但也有可重复的疗效，一些现代中医正在循证医学的轨道上精微地挖掘、阐释中医药的合理性，屠呦呦以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中医药合理性的示范。

正如何裕民教授书中所言，中西医不必陷入互比高低的意气之争，而要寻找互洽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遭逢健康诉求重新定位，疾病谱、死亡谱转型，慢病时代快速来临，中医的健康观、医疗观与理法方药的独特疗愈模式，可以通过与西医对话，而不是对垒来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补充与替代。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华文化复兴、思想出岫的机遇。大凡领风骚、执牛耳之辈，必然坚持多元发展观，摈弃一元进步论。因为他们深知，唯有差异性才能孵化出新思维、新疗法。

何裕民教授书中所述，科学主义的医学观不值得一驳，不仅中医提倡“医者易（艺）也”，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医学论》中就言明“技术即艺术”，医学是最具特色的艺术，医生都是手艺人，极力倡导艺术医疗，艺术化行医，以艺术的多元应对疾病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处理好可见的（症候）与不可见的（机理、救治良法）之间的关系。

现代医学大师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更是将医学定义为“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由此厘清了医学与数理科学的差异性，大凡科学都追求并捕获自然的确定性，驯服偶然性，但医学却似乎无法抵达这一彼岸，尤其是临床医学，具有类同于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性，疾病变化中充满玄机。如希波克拉底所言：“时间之中有机会，机会之中却没有多少时间”。对于那些假定的确定性条件，以及事后诸葛亮们揭示的最优解都不存在，医生必须凭直觉与智慧，甘冒风险，敢闯危境，才有可能在危机中摆脱困局，获得生机。

特鲁多（E. L. Trudeau）将自己对医学的本质思考刻在墓碑上：“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个特殊的墓志铭如同中医“病入膏肓”的警示，谆谆告诫医者，我们永远也不会全知全能全善，在临床中，不仅要明是非，还要知敬畏，疗愈只是小概率事件，陪伴、见证、抚慰、安顿才是大概率事件。时至今日，基因组学、细胞组学的显赫功勋也没有能彻底颠覆生命的偶然性与不可知性，纤毫立辨的现代影像技术也不过是对生命真相认知的逼近与拟真再现。莫测不是不可测，而是任何检测都无法穷尽生命的奥秘。

时光推进到21世纪，叙事医学的创始人丽塔·卡伦（Rita Charon）进一步延续了奥斯勒的医学思想，关注患者身上强烈的个体性、独特性。也就是说，每一位患者都是唯一，因果偶然性常常超越因果必然性，医疗活动有着鲜明的时间性、伦理性，医患之间在救治的时间节点、临床获益、风险的判定标准截然不同。因此，医者不仅要关注生命的客观性（事实），眷顾主观性（价值），还要关注主客间性（同理心）。也就是说临床医学中的客观性是不可穷尽的，主观性是漂浮不定的，唯有主客间性（由共情而派生的医患水乳交融）的佳境偶成才有医患交往的和谐。

叙事医学虽然明面上只是鼓励大家讲故事、写故事，继而倡导共情、反思，本质上却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倾向，将文学化的虚拟、虚构、情感、意志、信仰等价值引入医学，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拓展了以求真务实为基本诉求的坚硬的医学实证价值。构成了与现行循证医学体系的对垒、互补情势，如丽塔·卡伦所言：仅有证据是不够的，故事也是证据。

由意达悟一直被认为是中医学认知思维的特征之一，在对象化、客体化盛行的现代医学认知范式的强势挤压下，这种思维逐渐被边缘化，而叙事医学松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板结，其时间性、独特性、主客间性、因果偶然性、伦理性的叙事医学特征与“医者意也”之间存在着相同与相近的认知路径。

最新流行的“精准医学”与“个性化医疗”具有十分密切的互文性，在奥巴马（2015年）宣布的“精准医学计划”中，就有“精确、准时、共享、个体化”四个原则的强调，其社会背景当然是大规模生物数据的长足进步，如人类基因测序，各种组学数据的大量积累，还有移动健康数据的即时采集，大规模数据的计算机高速分析技术。还将触觉延伸到多维度生物信息，除了分子水平的数据之外，还包括了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外环境变迁的多元意象。

其目的也是着眼于生命品质、生活品质的有效提升。以肿瘤为例，影响靶点的因素不仅是生物遗传因素，还有生活方式、危险因素、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靶向疗法的效果也是综合因素的集合效应。这一切都与中医诊疗原则“病有千变，医有千法”“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息息相通，可以相互交流心得。

2 当下的中医行进在历史的钢丝绳上，要走出一条符合辩证法的中医复兴的新路来

对于当前蔑视中医的思潮与个人，还有两副清热解毒剂一定要“服”，一解“中华文化破产论”，二醒“全盘西化论”，这两种论调都来自于晚清民初的文化失败主义。无疑，“五四”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倡导是积极的，但也有偏激的一面，在启蒙-救亡，奋发-自新的同时，也在全面摒弃传统，割断历史根脉。

历史沧桑，百年巨变，中华民族历经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长斜坡，抵达国家昌盛、富强、民族复兴的高原。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我们应该摒弃激愤、偏狭的情绪，不再秉持矫枉必须过正的信念，不再拘泥于新-旧，古-今，高-下，科-玄之间非此即彼的认知范畴，重新审视传统，为民族复兴积聚根植于主体性的文化自信。

抚旧观今，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钟摆，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甲午惨败，中华民族坠入危厄的深渊，风雨如磐，家国倾坻，痛定思痛，情理俱乱，思想界经历了从文化焦虑、恐慌到文化自损、自卑的精神滑落，一些人迁怒于中医，认为是中医阻挡了科学化的脚步，实属误解。对此番变迁，有必要对这一历史脉络与路标进行重新发现，重新思考。

第一个路标是“西学东渐”，思想界展开中体-西用的讨论，随着文化碰撞的日渐加剧，“改良中学，适应西学”成为思想界的共识，期望中国文化完成创造性转换，实现中西合体互用。但这一过程遭遇了不可通约性，于是“全盘西化”的观点甚嚣尘上，成为第二个路标。在全盘西化论者那里，中国文化已经僵化/僵死，甚至彻底破产。

与之对应的是一系列文化自贬、自弃行为，无论是砸烂孔家店，还是废止中医，都透出决绝传统，拥抱新学的偏激。背后有日本近代脱亚入欧的示范效应，满目都是新-旧对立，传统-现代的差异归于高-下、优-劣的较量，非黑即白。殊不知，西方的现代化并未贬弃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古典学系、古典学说依然是世界名校、学术名流的精神源头与价值堡垒。

现代医学依然不舍“蛇杖精神”，依然尊崇古希腊医圣阿斯克勒匹俄斯、希波克拉底。那些以为彻底抛弃传统才能步入现代化的想法与看法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幼稚与狂躁。

如今，中西文化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互鉴互学，对话交流，步入“古为今用，古慧今悟”的第三期，中西学术由融汇逐渐到贯通，通过部分融通过渡到深度融合。总的趋势是倡导对话，而不是对抗。新传统观秉持两点论，既尊重传统、发掘传统，又质疑传统、批判传统。当下的中国文化的使命是返本开新，既要返本，重振民族文化自信，又要开新，开启文化创新的航程，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

现实的境遇其实更加复杂，不可能简单化应对。当下的中医行进在历史的钢丝绳上，一方面，既要回应社会科学化的诉求与医疗技术进步的挑战，又要接受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苛责，同时也要摆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干扰、纠缠；另一方面，既要坚守民族文化自立、自强，也要防范民族主义，江湖异化，迷信歧化的滋扰，走出一条符合辩证法的中医复兴的新路来。我们有理由坚信，这条路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脚下开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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